文史知识丨张晶：读书是治学的舟楫

读书是每个人都要从事的日常活动，我这里所说的乃是作为学者的读书。我们将读书放在治学的范围里，即是：怎样读书才能成为治学的最佳途径与最强动力。

无论是在高等院校任教，还是在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工作，我们都是以“学者”来自命的。“学者”赋予我们的一种身份感、荣誉感，也是我们毕其一生的志业所在。那些仅以“教授”或“研究员”之类的高级职称为终极目标，获得之后便“躺平”者，其实很难说是真正的“学者”。我们倘以学者自命，就是以治学为终生的志业。所以当旁观者说某位学者是“坚持不懈”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了解学者的精神世界的。如我这样教授、博导当了几十年的人，没有任何的外在压力，仍然是每天都在读书治学，这是一种前行的惯性，或者说是生活方式的需要。

治学是以学术创新为动机的，以科学发现为乐趣的。治学的要义在于创新，也就是为世人、为学界提供新的观念、新的认知方式。治学不同于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如果仅是模仿前人，也就失去了治学的意义。创新使学者获得了外在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创造性的高峰体验。

如何能够时常产出创造性的成果？如何能让学界眼前一亮，惊叹其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勤奋当然是不可少的，这是前提所在。但是仅有勤奋肯定是不够的。那种只是在研究对象上拾遗补阙，小有发现便到处嚷嚷“填补了空白”云云之人，也是很难成大器的。学术创新最需要的是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系统的多学科知识体系，当然还要有与众不同的观照角度。

积我数十年的治学体会，我以为，相关学科的知识谱系，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学者而言，是非常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开始，迄今已经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六百多篇论文，其中很多都是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现代传播》《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文史知识》等颇为“亮眼”的刊物上。在这种 C刊难发的当下，可算是颇为可观了。这些文章分布在中国古代文论、古代美学、文学史以及文艺美学等领域。而我所依傍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中国哲学、美学和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经典。

硕士阶段我的专业是唐宋文学，按理说是很“传统”的。但我们的导师却不乏以理论见长的学者。当时我们六位同学，五位导师，到最后写学位论文时才具体分导师。张松如教授（公木）以诗人和歌词作家闻名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英雄赞歌》出自公木先生之手，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公木师又是著名的理论家，在诗歌史、中国哲学等方面都是大家。公木师送给我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的哲学著作《第三自然界概说》（吉林教育出版社版），公木师在老子研究方面也有卓越成就。陈鼓应先生的名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版），就多处引公木师的观点。公木师的《老子说解》一书，是他辞世前六个月才出版的。我硕士期间就深受导师的濡染，注重从理论角度来思考问题。真正步入中国古代文论领域，是参加 1985年第一届严羽学术研讨会。关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就已经是颇受学者关注的领域，那么，我又能以怎样的研究视角切入？熟读《沧浪诗话》后感受到严羽“以禅喻诗”的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对其诗论中的“妙悟”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解。我就从研究中国佛教史和禅宗史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写出了《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的论文在会上宣读，并且收入会议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严羽学术论文选》（鹭江出版社，1987）。由此前行，我又花了很多精力阅读印度佛教史、文化史，是为了回溯佛教哲学的源头。印象最深的是英国人渥德尔《印度哲学史》，使我了解了后来大乘佛学的基本义理。又反复研读了《五灯会元》《坛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禅宗典籍。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系统掌握，使我更深一层地寻绎出在中国文学尤其是唐宋文学中的佛禅意味。我的着眼点其实不在于佛学，而是在于中国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底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先后写出了专著《禅与唐宋诗学》，又撰写了许多论文。通过禅宗哲学，我又进一步深入了解大乘佛学的哲学方法论，石峻等先生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全十册，中华书局）成为我的案头常备书。这方面我又撰写和发表了《论皎然的“作用”说》（《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皎然诗论与佛教的中道观》（《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中道与诗法——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之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等论文。

▲ 作者和导师公木先生合影

中国思想史博大渊深，自成体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玄学思想、理学思想等思想史背景，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研读了很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如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学术论文集》、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方立天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等思想史研究著作。还研读了《王弼集》、郭象《庄子注》等原典。对于理学，则花很大精力去读《朱子语类》（八册），后又购得全套的《朱子全书》，放在案头时常览读。《张载集》《二程集》等都下了不少功夫。记得1996年因颈椎病在鞍山市的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只带了一本《陆九渊集》，除了治疗时间，主要都是在读这本《陆九渊集》，悟出了关于心学的上下源流，回头又去读《孟子译注》，觉得找到了心学的源头。后来又花了不少时间去读《陈献章集》，读破了一套，又买了一套。那些年又系统地研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这样对于宋明理学的谱系，有了具体的认识。我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全面理解，加深了对文学史的一些特征的认识，撰写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如《陶诗与魏晋玄学》（《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佛性论之于南北朝的美学观念》（《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形神论的现象学之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等。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辽宁师范大学任教，先是在古代文学教研室，1990年到文艺学教研室，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用了很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记得当时图书馆处理旧书，1元钱一本，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从旧书中凑全的。当时阅读德国古典哲学，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还有黑格尔的《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等。因为感到难懂，就找来国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的书来读，以为学习西方哲学之津梁。记得当时读到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有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哲学》等书，如获至宝，反复通读，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哲学美学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使自己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直至现在，我在很多西方的哲学美学经典中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不同的思想派别，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开启了研究的思路。符号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等经典，都使我“脑洞大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主持了“美学译文丛书”，翻译出版了数十种在当时使人大开眼界的西方美学著作，如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卡西尔的《人论》、罗曼茵加登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阿瑞提的《创造的秘密》等一系列西方美学翻译著作，都使我在打破方法论僵局的过程中，受益颇大。现象学哲学的方法，对我从事诗学与美学研究，影响至为深远。我前后阅读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逻辑研究》《第一哲学》《笛卡尔的沉思》、杜夫海纳的《哲学与美学》《审美经验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行为的结构》、盖格尔的《艺术的意味》等，都在思想上给我打开了以往不曾打开的门窗。记得我去美国，在航班上要十几个小时，觉得时间非常难熬，于是上飞机就打开胡塞尔的《第一哲学》来读，以此消磨时间。到下飞机时，上下两册就都看了一遍。我阅读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著作，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鲍桑葵的《美学三讲》《美学史》、奥尔德里奇的《艺术哲学》、希尔德勃兰特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李格尔的《罗马时期的工艺美术》等等，在心理学方面，我阅读了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导引》等，使我对西方的心理学历史与发展有了系统的了解。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如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艺术心理学新论》等，这些书对我的研究方法大有裨益。这些西方哲学美学著作，并非是线性地体现在我的研究课题中，而是深层次地融化在思考问题的路径中。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我一直是以中国文论和美学为研究范围的，而在论文的选题上也具有创新性的色彩。如《审美惊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审美回忆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论审美构形能力》（《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 4期）、《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3期）、《论审美抽象》（《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再论审美构形》（《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审美情感 ·自然情感 ·道德情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艺术媒介论》（《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媒介内在化与情感审美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等。

1995年到1998年，我在复旦大学著名学者顾易生教授门下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在复旦的几年间，我的读书和治学都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先生的博学、幽默，使我在导师门下如沐春风。在先生家里听课，简直是最大的幸福和享受。先生海阔天空纵谈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状，使我对以往只是在书本里听闻过的前辈如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等有了生动的印象。每到中午，师母做好热腾腾的面条，还加上荷包蛋，使人感到在家里一样的温暖。先生还打趣说：“你在我这里吃上一百五十顿饭，博士就毕业了。 ”先生还带我去拜访章培恒先生、蒋孔阳先生。使我对复旦这些学术名家有了更亲切的感觉，深受他们学术思想的浸润。如和蒋先生谈过之后，就再读他的《德国古典哲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还有译著《近代美学史评述》《美在创造中》《美学新论》等书，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复旦三年期间，读了很多复旦名教授们的著作。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章培恒、骆玉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汪涌豪先生的《风骨论》，陈允吉先生的《唐音佛教辨思录》等等。我还组织复旦中文系的博士生，连同我十个人，为章培恒、骆玉明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复旦学报》写了一组大型笔谈。这三年的读博生活，使我的学术眼界大有拓展，也写了很多文章，三年共发表了五十五篇论文，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时任复旦校长的杨福家教授，还专门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追求卓越》，并让我给全校文科博士生做了一次如何治学的讲座。

与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的交往，对我的读书和治学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张世英先生1921年出生，2020年逝世，是一位百岁哲学家。以前我在辽宁工作的时候，读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等著作，并以此为津梁，摸索着理解黑格尔的世界；到北京之后，有幸认识先生，成为他的“私淑弟子”。先生后期的一些影响广大的哲学著作，对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1999年我还在辽宁师大工作时，来北京出差，“公事”结束后，我到琉璃厂逛书店，在商务印书馆的读者服务部里，忽然发现了张世英先生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一书，如获至宝，马上买下来，迫不及待地开始读。先生关于哲学研究的新观念，给我的中国美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2000年我调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在《中国教育报》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树立思想的新桅》，谈了学习张世英先生的哲学思想的体会。记得我的北京新家的电话刚装上不久，一个晚上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电话里自报家门：“我是北大张世英。”我听了以后惊得连嘴巴都合不上了。这位大哲学家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晚上和世英先生在电话里畅谈了一个小时。后来在北大哲学系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又见到先生。此后先生的每部新著，都题好名字后送给我。我每年也都不止一次地到他在昌平的寓所去看望先生。先生有兴致时，我还开着车拉着先生到外面兜一会儿风。2016年先生九十五岁时，北京大学为先生举办了隆重的九十五寿诞祝寿会暨十卷本《张世英文集》发布会，我作为受邀嘉宾在会上发言，我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为先生贺寿：“华夏哲思有巨人，沧桑世纪铸国魂。万有相通乃襟抱，民胞物与见精神。如椽健笔开境界，真我童心映乾坤。一代宗师胜嵩岳，吾侪追随愧望尘。”在张世英先生的影响下，我的美学研究又更多了一些哲学底蕴。

▲ 作者和张世英先生合影

回首来时路，数十年的读书与治学使自己感慨良多。治学的方法与路径，与自己的读书生活密切相关。读什么书，当然无法执一而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而作为学者，学术生命越长，治学领域也可能更为丰富，更为宽广。很多学者的研究经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治学道路越走越宽的标志。我不太看好那种在某个材料上略有发现便自炫为“填补空白”，也不认为在一个平面上无限复制，除了对象略有不同，模式上都一样的作法是什么“创举”。一个学者，随着阅历和年资的增长，应该是思想上不断有所升华，有所跨越。使人看到你的新的境界！当然，不同的学科领域，会有不同的治学方法和理念，但是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你的学术品味。我自己曾用了很多年研究辽金文学，通过大量的资料钩沉和整理，先后写了近百篇个案研究的文章，在《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后来又做断代性和整体特性的研究，使辽金元文学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下呈现了不同的文学史面。我撰写和发表了《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等文学史著作，在《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若干关于辽金文学的宏观研究的成果。但我在此后的研究中则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了中国美学、文艺美学的研究之中。这只是我自己的研究兴趣的转移，不能认为它有什么普遍价值，但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质量，则是值得追求的取向。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从年轻学子到所谓“文科资深教授”，走过了四十馀年的历程，说起读书与治学，真是“如人饮水，甘苦自知”。在这几十年中，我发表了六百几十篇论文，而且有许多是发表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复旦学报》《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社会科学战线》这类现在“门坎”很高的刊物上，勤奋少不了的；文章的选题、质量呢？如果不是能给学术界增添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说起发表C刊论文来，是现在学术界的敏感话题。尤其是年轻学者，更是大有英雄气短之慨！对很多“青椒”而言，甚至感到“C刊难，难于上青天”！当然，高校的人才标准，以C刊为主要杠杆，C刊本身的质量要求、发稿程序等，令人“望C兴叹”。这些对年轻学者而言都是沉重的话题。我从主观上借此文的主旨给各位年轻学者一点建议：

文章真的好，刊物是非常欢迎的。很多学术会议，刊物的编辑们（主编、编辑部主任、责编等）都去参会。目的何在？其实是去找好的选题、好的稿源、好的作者。无论如何“内卷”，刊物是特别需要好文章的。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有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好的文字功力，具备了这些，自然会入刊物“法眼”。如何能使自己在写论文方面有质的飞跃？“欲济无舟楫”，读书就是到彼岸的船或桥。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读一些在思想方法给人启迪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相关学科的一些学术史上的经典。读上若干年，必然会在学术眼光和思维角度上大有提升。论文选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还有一点，我不主张言必称C刊。尽管现在单位在职称晋升等方面都以C刊为标准，但能否更多地在C刊上发论文，需要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文章一共没写过几篇，就一定和C刊“死尅”，往往事倍而功半。我时常和年轻教师或博士生们开玩笑说：“你非C刊不嫁，C刊可不是非你不娶！”话似笑谈，表达我的想法是真。你只有多写多投，C与非C并举，在某个领域有了影响力，C刊也就会开始眷顾你了。

以上借此小文，道出读书与治学甘苦，未必都是“中听”的，却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