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都是盛唐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有趣的是，这两位诗人都生活在大唐开、天时期，并有直接交往和密切关系。虽然杜甫与李白相处时间并不长，但此后无论处境怎么变化，杜甫“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将对李白的深情厚谊，抒发在其不断创作的诗歌之中。两位伟大诗人之友谊及其诗歌创作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对李、杜关系乃至李、杜其人其诗异同的讨论成为中国诗史、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甚至通过当代新的艺术创作（如电影《长安三万里》）演绎为大众话题。不少学者从友谊或人际关系角度展开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李白、杜甫对对方态度、感情存在差异，并且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年龄、身份、阅历的差异以及诗歌才华的差异与高低之外，还有学者提及性格因素，如清代学者仇兆鳌便认为“李疏旷而杜剀切”（《杜诗详注》卷一），陈尚君先生也说：“杜甫是恋旧的诗人，此后至少有十多首诗怀念李白。李白以自我为中心，是主观的诗人，诗中再也未说到杜甫。并非有矛盾，也非忘情，个性使然而已。”（《李白与高适、杜甫的交往》）李白、杜甫对对方的友情对等吗？李、杜对对方态度、感情表现的差异仅由年龄、身份、阅历、才华和性格的差异所造成？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态度是否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意义？这些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 李白、 杜甫画像
李白出生于商人家庭，出川之后游历天下，见多识广，才华过人，信仰道教，个性豪放洒脱，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且结交广泛，“李白一生交游极多，全集中提到姓名的就有四百多人”（郁贤皓《李白交游杂考》），在当时就成为追捧的对象，杜甫就是其中的“粉丝”之一。杜甫出生于官宦世家，在东都洛阳长大，其自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可见小小年纪交游也颇广。天宝三载，“乞归优诏许”（《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路过洛阳，杜甫以“文艺青年”的身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李白一见如故 —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认为李、杜二人的会面就如“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唐诗杂论》）。李白、杜甫后来又一起游览梁、宋和东鲁，杜甫说他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正是开元盛世“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描述最好的例证。
仔细分析，李、杜交往并非一般友谊。李白是一个时代的“偶像”，同时代人均对李白的浪漫气质和诗歌才华极为认可，如司马承祯感叹李白“有仙风道骨”（《大鹏遇希有鸟赋》），贺知章叹为“谪仙人 ”，任华《杂言寄李白》赞美曰：“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虽然李白交友广泛且朋友都对他极为推崇，然而李白却常常感叹：“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箜篌谣》）“谷风刺轻薄，交道方崄巇。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古风》其五十九）李白始终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他觉得他人很难理解自己，始终觉得异常孤独。李白对他人的态度确实与一般人的人际交往表现有些不同：见面时很热烈，分别后基本上都很平淡，对晚辈朋友尤其如此。李白对作为后辈的杜甫的态度更不例外，李白在与杜甫交游时留下两首诗，此后再也没有提到杜甫，杜甫却完全不同：从会面时的相赠，到分别后的牵挂、思念之作，这种创作及其真诚、热烈的感情贯穿杜甫在与李白分别后的馀生，至今留下十多首诗。杜甫的诗句便充分表现了对李白的感情和态度：“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准确揭示了李白的诗学渊源、创作规律及突出才华、飘逸风格；“号尔谪仙人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再现了李白的豪爽作风及崇道思想本质；“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则是对李白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政治悲剧的辩护。杜甫流落秦州时，创作了著名的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晚唐孟棨《本事诗》就评论此诗云：“（李白）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沈德潜也说：“太白一生，具见于此。”（《唐诗别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仅备叙李白生平，而且揭示并高度赞美李白无与伦比、超凡脱俗的诗歌才华，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云：“‘笔落惊风雨’，白实不愧斯言。”正因为十分了解李白、理解李白为人，杜甫还在此诗中明确为李白辩诬，如仇兆鳌引王嗣奭、卢世㴶语云，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如‘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及‘楚筵辞醴’‘梁狱上书’数句，皆刻意辩明，与赠王维诗‘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 ’相同，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乃“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均参《杜诗详注》卷八）。
杜甫赠李白的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杜甫对李白一般性的推崇和热烈的友情，而且显示出他对李白具有真诚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正因为理解，杜甫才对李白更加牵挂、同情，正所谓“了解之同情”。仇兆鳌说：“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杜诗详注》卷一）当代学者李长之先生说：“杜甫的关切于李白者多，李白关切杜甫者少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当代学者裴斐先生认为：“历史上高度评价并真正了解李白的，杜甫实为第一人。”（陶道恕主编《杜甫诗歌赏析集》）可见，李白和杜甫的友谊观确实存在鲜明差异，李白对杜甫与对其他朋友，并无明显不同，而杜甫对李白的态度在李白的朋友圈中颇为例外，杜甫的感情无疑最为真诚、热烈；在杜甫的朋友中，他对李白也最为关心，也最了解。
真诚而热烈地关心李白其人，从本质上看，反映了杜甫作为儒家思想信仰者的仁者情怀和宽厚、包容的气质。杜甫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杜甫自述其社会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前一句内涵很受人关注，但后一句“再使风俗淳”的内涵同样值得关注，如同陈弱水所言，“在杜甫的作品中，‘风俗淳朴 ’指的大约就是百姓生活安乐、心地素朴的境地”，“儒家移风易俗的理想，除了在除浇风、归淳厚，还讲求伦理教化，希望人民能够知礼仪、讲孝悌”（《思想史中的杜甫》）。因此，人们的互相尊重与互助，人际关系的和谐，正是杜甫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在杜甫眼中，开元盛世的重要标志除了皇帝圣明、大臣忠诚贤能，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社会太平有序，“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基于他虔诚而坚定的儒家情怀，对所有生命都热情关怀，因此他才能写出“三吏”“三别”，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感慨，杜甫这种爱心甚至惠及到他身边的动植物。这种深刻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人际交往上，便是践行以义相交，因此，才华过人而命运多舛的李白必然获得杜甫更多的关心和同情。正如晚唐祝元膺《书怀奉放诸从事》诗曰：“杜甫一身怜李白，应缘孔圣道才难。”明代学者唐元竑云：“公诗为李作者无一不佳……此公厚处，亦公高处，而李之不一一具答，亦可无讶矣。”（《杜诗捃》卷一）在李、杜关系中，杜甫对李白的关怀、同情、理解、推崇，是唐代伟大的友谊，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友谊，是以义相交的君子之风典范。
杜甫的立场还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李白不是一般的个体，而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李白被唐玄宗破格任用、李白被当代人崇拜以及杜甫向李白学习修道，都反映了唐玄宗从开元末期开始沉迷道教所催生的崇道社会风气，事实上，杜甫与李白初次相会就有“方期拾瑶草”（《赠李白》）的动机。后来杜甫放弃修道却依然关怀李白，反映了盛唐时期儒、释、道互相尊重、共存的思想格局，也反映了作为儒家信徒的杜甫对道教的尊重、宽容。杜甫虽然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却同时对道教以及佛教也很感兴趣，这种尊重、包容的结果必然是互相吸收、融合，宋代理学正是儒家吸收了佛、道思想才出现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所以，杜甫不仅代表“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而且也代表儒家思想对佛、道的宽容、吸收，反映儒学思想的新变。
崇拜李白其人其诗，还反映出杜甫对以李白为最高代表的盛唐激情、浪漫、自由时代精神的接受。盛唐时代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相对繁荣、思想的解放、对外交流的活跃，集中表现为特定时代崇尚自由的时代精神和“盛唐气象”的诗歌风格，也就是“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唐诗综论》）。“盛唐气象”的内涵，按照现代学者的描述就是“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盛唐气象”固然有歌颂盛世的一面，但这并非其表现的全部。尽管如同裴斐先生所强调的，从内容来看，李白诗歌有歌颂盛世的一面，他最好的诗歌却是批判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批判“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四）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抒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怀才不遇的幽愤（《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但具有“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白其人其诗是盛唐时代的产物，是“盛唐气象”的最佳代表，李白独特的个性和诗风浓缩了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核心品质。
在杜甫与李白相处的那个阶段，杜甫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都受到李白的影响。清初学者李因笃论《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是“雅调亦近太白”，论《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是“同李白便类太白诗”（杨伦《杜诗镜铨》引），这似乎是说，杜甫有意识地模仿对方风格写作赠诗，是杜甫向李白致敬的一种方式。王瑶先生说：“歌咏游侠和求仙，是李白诗中的两个重要题材，也是他的一种要求解脱社会羁绊的精神的寄托，在杜诗中就表现得很少；但在李、杜交往的这一时期，杜诗中也有了歌咏游侠和求仙的风格比较豪放的诗歌，这应该说多少是受了李白的影响的。 ”“在李、杜交往的这一段时间内，杜甫是为李白的风度气概所吸引了，于是他也痛饮高歌，求仙访道。 ”（《李白》）郭沫若认为，杜甫受到李白影响，不仅寻仙访道，并且创作歌行体诗（参《李白与杜甫》）。但是，与李白分别之后，他的诗歌也没有继续模仿李白，而从人生道路的选择来看，杜甫并未因此改变初心，他很快来到长安，始终不渝追求“奉儒守官”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实现，并且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极度重视诗歌的锻炼和技巧，并确立了“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创作出“三吏”“三别”等被后代誉为“诗史”的现实主义作品。
因此，有学者着眼于杜甫思想与创作的这些鲜明特点，着眼于与李白以及盛唐主流诗歌的不同，将杜甫定性为不属于盛唐诗人，视之为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特定“转折时期”乃至中唐时期诗人。（古代学者在唐诗分期研究中已涉及杜甫与诗歌关系问题，如明代高棅《唐诗品汇》以李白为“正宗”而杜甫为“大家”，着眼杜诗之变，但仍视杜甫属“盛唐”诗人。现代学者则不仅关注杜甫诗歌创作的变革，而且强调相对于盛唐诗歌所折射的时代转折意义，胡适《白话文学史》则认为唐代前期为唐诗“少年期”，后期为“成年期”，而“成年期”的开创者就是杜甫，“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这种观点很快被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苏雪林《唐诗概论》以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主流诗学著作所接受，杜甫被与“盛唐”切割，而当代学者罗宗强《唐诗小史》、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等沿用了这种文学史描述理念。）然而，杜甫持续多年推崇、关怀、理解、同情李白，惺惺相惜，即使自己身陷生活困境也不改，既显示出杜甫强烈的同情心，显示杜甫对诗歌创作的高度重视，更显示出其对李白人生实践和诗歌创作所浓缩的盛唐时代独有的浪漫气质、自由精神的推崇和向往。这种诗性气质和精神在杜甫后来的行动和诗歌创作中有着深刻的传承，这种气质其实也是构成杜甫生命和诗歌内容最深层的底色：杜甫的生活与创作的激情，政治上不气馁的理想主义，人格精神上坚守自我的追求等，换言之，杜甫生命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根本精神，都和李白一脉相承。
事实上，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即位之年，他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正是他学习、成长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确立了人生观、价值观和诗学理想，尽管他创作的高峰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出现的，但是盛唐时代给他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即精神动力、创作方法），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他从小受到“奉儒守官”的儒学教育、中原暨洛阳的政治文化传承与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剧烈碰撞，才导致其独具特色的人格思想和诗风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杜甫的思想感情乃至诗歌艺术经验是盛唐盛世孕育的结果，只不过他诗歌外在的内容和盛唐流行或主流诗歌如王、孟、李白不同，是盛唐精神另外一种表现而已 —一座悲壮沉雄的高峰，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说：“杜甫以盛唐人的眼光和气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疾苦。”（《中国文学概论》）
一位卓越诗人思想的成长、创作特色的生成离不开各种资源和条件，家庭传统、地域文化、阅读经验是基础，时代环境更不可少，而外在的社会条件往往直接通过人际交往才产生作用，社交圈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中介。在李白的朋友圈中，论地位、论对李白的影响，杜甫都算不上重要人物，而杜甫成长，离不开环境影响，离不开与李白的交往 —虽与李白相处时间甚短，但李白的精神气质始终是杜甫学习的榜样，影响经久不衰。简单地说，在李白奔放的生命历程中，杜甫的影响可有可无，但是，在杜甫艰难的生命历程中，李白的出场与影响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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