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池，就是埋盆于地，灌水为池。可为瓦盆，亦可为石盆。可清澈无物，亦可种莲养鱼。一方面，它只是个“盆”，包含了琐细卑微但趣味盎然的新诗料；另一方面，它毕竟是“池”，以最简朴的方式浓缩着文人的湖山情结，折射出精神深处的感悟与思考。
韩愈的确是唐宋文学史和思想史中奋起转捩的宗师，即便在盆池这样一个生僻的诗歌题材中，他也占了先机；其《盆池五首》，第一次把盆池把玩得如此精致：
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
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
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
一听暗来将伴侣，不烦鸣唤斗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
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青蛙，莲叶，小虫，鱼儿，月光，星影，都陪伴在“真个似童儿”的“老翁”身边。历来对韩愈人格与风格的评价，有赞其刚大的，有讥其猥琐的，有慕其雄豪的，有厌其丑怪的，只是很少人发现，韩愈的天真、消闲以及由此生发的颖悟，距离白居易并不遥远。在上面五首诗里，前四首只是天真，最后一首乃是颖悟：方寸之间的水域，却可以涵泳星空。苏轼《宝山昼睡》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这也许正是韩愈想说的。
“涵泳”是种优美而深刻的状态，后世的理学家很青睐它：无论是小范围的格物致知，还是终极的道德精神，都需要如切如磋的培养过程。然而，在韩愈诗中，“涵泳”的深义似乎被大材小用了：我们只看到盆池“以小容大”的镜像作用，却看不到作者“涵泳其中”的心性培养；只看到客观之“涵容”，却看不到主观之“涵泳”。我们当然不能苛责韩愈，就像不能苛求他对“道”“性”的提倡与论证达到二程的高度；急先锋式的韩愈，总爱抛出一些极有张力的理念，自己却又“只取一瓢饮”，于是狭隘的追随者们往往越走越窄，而大魄力的人物则夺其胎换其骨，创造新境界。
晚唐的盆池诗作者们，显然局限于“涵容”之义，而且越走越窄。比如：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杜牧(《盆池》)
圆内陶化功，外绝众流通。
选处离松影，穿时减药丛。
别疑天在地，长对月当空。
每使登门客，烟波入梦中。(张蠙《盆池》 )
盆沼陷花边，孤明似玉泉。
涵虚心不浅，待月底长圆。
平稳承天泽，依微泛曙烟。
何须照菱镜，即此鉴媸妍。(齐己《盆池》)
向外疑无地，其中别有天。(李尧夫《大内盆池》残句 )
在这些诗中，盆池的镜像作用被赋予涵容天地的抽象意义，于是盆池本身的形象也被带累得模糊、空洞；韩愈诗中的天真趣味消失殆尽，而其颖悟，也堕落为千篇一律的“理障”。
到了宋代，“涵容”之义固然时时闪现，比如惠崇《书方居士壁》“圭宝先知晓，盆池别见天”、郑獬《盆池》“谁将宝镜遗在地，照见浮云浸破天”，然而新的觉悟和风气已然不可阻遏：主观之“涵泳”，开始主导宋人的盆池观。
“涵泳”首先意味着入戏，陶醉，不能自拔，甚至想入非非。晚唐的作者们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盆是盆。宋代的作者们至少要先做到见盆不是盆。最常见的是把盆池想象成江湖，比如：
能供水石三秋兴，不负江湖万里心。（曾巩《盆池》）
户庭虽云窄，江海趣已深。（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新置盆池种莲花菖蒲养小鱼数十头之什》）
虽非大薮泽，亦有小风波。
粗起江湖趣，殊无鸳鹭过。（邵雍《盆池》）
雨声转入浙江去，云影还从震泽来。（陈与义《盆池》）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
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王安石《壬子偶题》）
“江湖心”“江湖趣”“江湖梦”，无非是隐逸之怀，放达之意。于是，小小盆池边闪现出范蠡、吕尚之类的“江湖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谁刻仙材作钓翁，尺池终日钓微风。
令人却忆鸱夷子，散发五湖狂醉中。（秦观《盆池钓翁》）
圆沼泓澄璧彩浮，萍新殊未覆游鯈。
纤鳞不用时惊没，香饵虽投是直钩。（韩琦《中书东厅十咏·盆池》）
这首诗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通篇都在夸饰盆池之水的生命力，和陈与义的“雨声转入浙江去，云影还从震泽来”并无二致，但结尾却偏笔锋一转，讽刺起了盆池的狭小局促，表示自己要超脱、要飞腾。然而，正如汉大赋的曲终奏雅并不能抹杀铺张艳羡之意，此诗的“翻脸不认人”也不能掩盖宋人面对盆池时的想入非非；夸饰本身，正说明欧阳修从盆池中想象到了广阔的水世界，见盆不是盆了。
见盆不是盆，只是初级阶段。进一步，宋人还要从情感层面的陶醉走向理智层面的观想。比如：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首诗历来被看做大程哲学气象的表征。然而，它绝非玄想之作，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涵泳”、培育之功。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活处观理”条云：“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又《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下》载：“张横浦曰：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可见，“涵泳”最终意味着顺其自然、物我和谐的观想状态。因此我们不妨揣测：程颢清晨醒来，踱入小院，看见盆池中的万物涵泳之态，不自觉地也涵泳其中，于是大笔一挥，名作诞生。又程颐《养鱼记》记其盆池养鱼之事，论曰：“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可见小程也同样“涵泳”于盆池之中。
综上所述，唐代盆池诗更强调客观之“涵容”，而宋代盆池诗更强调主观之“涵泳”，并由情感而入理智，最终接通理学。盆池诗的这个发展历程，就好比一套“格物致知”的程序，也好比理学自身由懵懂而清晰、由清浅而深刻的崛起史。
最后，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巧合。与韩愈几乎同时代的姚合，也有一首《咏盆池》：
浮萍重叠水团圆，客绕千遭屐齿痕。
莫惊池里寻常满，一井清泉是上源。
这首诗有点与众不同，没说“涵容”，转说“泉源”之义。敏感的读者或许会发现，韩愈《盆池五首》其五“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的前两句，接上姚合诗的后两句，几乎便凑成了朱熹名作《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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