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傅刚：《文选》的阅读与研究

《文选》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文总集。其编者是萧统，所选作品上从先秦（子夏、屈原、宋玉等），下至南朝梁，共八代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作品按类别编排，主要是赋、诗、骚、七、文，共三十九类。所收作品均为当时得到大家认可的名作。这个性质决定了《文选》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就文学价值说，中国先唐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按照部类区分汇聚于一书，选择之功不可没。就文献价值说，魏晋以来所编各集，仅此一部诗文总集传世，保存之功不可没。尤其是唐人李善注，所引经、史、子、集、佛、丛、杂书达一千馀种，其中大多亡佚，后人据其引书得以窥见旧籍面目，其文献价值不可轻视。又，李善注例及注解所保留的古音、古义材料，亦是古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故人谓《文选》与李善注（图1）是“文章之渊薮、训诂之资粮”。

文学价值从萧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即可见出，这些作品基本是汉魏六朝以来得到高度评价的，比如赋，《文心雕龙》所称十家赋，《文选》就选了八家。除了刘勰所举名篇之外，后代熟悉的名篇还有：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图2），

谢庄的《月赋》，江淹的《恨赋》《别赋》等等，皆为名篇。又如诗，《文选》所选诗人比重及分布与《诗品》《文心雕龙》所评也相合。如《诗品》所评上品十二家，以建安、太康、元嘉为中心，又各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代表，《文选》收录的这三家作品，也分别在数量、类别中居于首席。还有一些显示《文选》与时人不同的眼光，如对于陶渊明作品的收录，就高于时人的评价。《文选》收陶诗共八首，占四个类别，比被称为“中兴第一”的郭璞和西晋文坛领袖的张华都高。至于文类，是古代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文选》收录达三十五种，这个文体确定，成为后世一个基准，后代所编各文集，基本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增减的。《文选》赋、诗的文学价值广为后人所认识，而《文选》收文，艺术水平也都很高，对后人散文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选》中任何一种文体所收录的文章，在当时都是经典，汇合起来，就是一部文体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本身就是一部秦汉魏晋六朝文学史，我们研究这一段文学史，只能依靠《文选》（图3）。

如上所言，《文选》是历代诗文总集，故其性质与史之通史一样，与一代之专集如《全唐诗》等不同。通代则明世次，知传承。《文选》又按类区分，则文体各类之发展演变，一目了然。因此，《文选》具有了文学史、文体学史的性质，我们学习先唐文学史，离不开《文选》一书。

从此一点论，《文选》并不仅限于一部专书，我在《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中提出要建立《文选》文献学、《文选》批评学、《文选》文学史、《文选》接受学史。以《文选》文学史为例，《文选》一书，上从先秦，下至齐梁，作品涵盖了八代，著名作家作品均有入选，尤其是这八代作品，只有《文选》集中地选入一书，并且是以南朝人的文学批评眼光选集，因此，这是一部南朝人以总集形式编撰的文学史。在这部书中，作家的地位并不仅如后世的文学史那样简单，而是根据作家在不同文体写作中具有的地位进行选录和编排的。比如曹植，后人对他的评价其实是受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影响，事实上，根据《文选》，曹植在赋的写作上地位并不高。再比如《文选》对汉魏六朝文学的评价，也是根据不同文体而有不同的评价。在赋体上，《文选》收录先秦作家一人，作品四首；西汉作家四人，作品八首；东汉作家八人，作品十二首；魏作家四人，作品四首；西晋作家七人，作品十五首；东晋作家两人，作品两首；宋作家四人，作品五首；梁作家一人，作品两首。其中先秦和东晋、梁最少，而以两汉和西晋最多。诗作上，我们统计的结果显示，《文选》收录作品在数量、所占类别多寡、作家居各类之首三方面均居于前列的是陆机、谢灵运、曹植，这与《诗品》所评基本相合。文类，《文选》收录各种文体三十五种，居于首位的是三国和梁，这是和后代文学史描述不相符的。因此，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史的写作，应该作较大的修正。虽然当代人不必遵守萧统的评价，但萧统通过《文选》所编撰的文学史，却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也没有重视的。

《文选》是中国古代集部中形成专学的唯一一部专书，有人说《红楼梦》也是，但《红楼梦》一者列不进古代学术的集部，二者其成为学也是到了现代。所以论其影响只能从清中期以后谈起，这与《文选》是不能比拟的。

《文选》称学见于正史记载，《旧唐书·儒学传》说：“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曹宪不仅撰有《文选》研究专著，又带出一批研究《文选》的学生，因此造成了《文选》大大兴盛于当时的景况。据两《唐志》记载，曹宪的这些学生也都有《文选注》专书，如许淹有《文选音义》十卷，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这些专书除李善注本外，都已失传了。

《文选》成为学，是隋唐时人对典籍的学习要求，南北朝时除经学以外，史学及文学亦发达，但作为研究的学问，则以《汉书》为主，形成了《汉书》学。《文选》的研究，亦受《汉书》学的影响。如萧该，其先治《汉书》，著有《音义》一书，又治《文选》，亦著《文选音义》。萧该为萧统从子，史载其博学，尤精《汉书》，撰有《汉书音义》，其作《文选音义》，则有树立家学的目的。萧该此书，《隋志》著录为《文选音》三卷，两《唐志》则著录为《文选音义》十卷。萧该注《文选》，实开“选学”先河。但萧该的《文选》学似乎没有流传下来。据《隋书·儒林传》记，萧该在荆州陷落后，与何妥同至长安，后仕隋为国子博士。萧该精《汉书》，著有《汉书音义》和《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据此，可知萧该是在长安时作的《文选音义》，而且随他学习的人也还不少，可是现有的资料却未见他有什么传人。但这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五臣本《文选》，其正文与李善本颇多歧异，那么他们使用的底本有什么根据呢？有可能五臣的底本就出自萧该。黄季刚先生《文选平点》说：“顷阅余仲林《音义》，考其旧音，意非五臣所能作，必萧该、许淹、曹宪、公孙罗、僧道淹之遗。”又说：“余所称旧音，乃六臣本音、汲古阁本音不在善注中者，称为旧音，或旧注音。五臣既谫陋，亦必不能为音，今检核旧音，殊为乖谬，而直音、反切间用，又绝类《博雅音》之体，纵命出于五臣，亦必因仍前作。”（黄侃平点、黄倬编次《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页）

按，余仲林即余萧客，清初人，著有《文选音义》一书。又黄氏所说“僧道淹”，即许淹。据黄氏所说，五臣所注之音，大皆继承前人，而非如他们所说的自具字音。我们怀疑五臣依据的《文选》音，可能就是萧该的《文选音义》，他们所依据的三十卷底本，也同样出于萧该。

唐代《文选》学兴盛，除曹宪师徒外，至唐开元年间（713—741）吕延祚率五臣复注《文选》，受到玄宗的褒赏，而对李善注却批评为“只引事，不说意义”。五臣亦批评李善“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李善注重在典词出处，于文章之义往往不加梳理，这是李善注例所定，其注例从经史而来，辞章义理，不在其考虑之内。五臣虽自称“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然可观”，但其据李善注引申发挥，出于李善而骂李善，唐人李匡文《资暇录》便谓其窃据善注，巧为颠倒，无乃欺心，正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论刘炫语）。自北宋以后，世人即多重李善而轻五臣。然至今日，我们不必如前代学者，守门户之见，自应客观看待李善和五臣，毕竟是唐人，其注解皆值得今人重视。

李善注对后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征引典籍，详明语词出处，且能深入研析文章之义，征引最合作者旨趣的典籍作注（见下），这是一般的读书人未能理解的。故历代《文选》学是将《文选》与李善注视为一体，尤其是清代学者，更以恢复李善注原貌作为首要的学术目标，这也是《文选》学不仅是文学史，也是古汉语、古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的原因。

因此，《文选》学实际上具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文选》编纂研究。这包括《文选》的编者、编辑时间、编辑体例、编辑背景，《文选》与其他总集间的关系等。

（二）《文选》文本研究。主要研究《文选》的选文标准、萧统的文学史思想、《文选》的文体、《文选》选录作品的文学价值等。

（三）《文选》李善注研究。主要内容有李善注价值、李善注原貌、李善注引书情况、李善注与五臣注异同等。

（四）《文选》五臣注研究。主要有五臣注价值、五臣注与李善注异同等。

（五）《文选》版本。主要有写抄本研究、《文选》版本系统清理、李善注本系统、五臣注本系统、六家本、六臣本的合并及刊刻等。

（六）《文选》学史。可区分为古今两部分，古代有唐代《文选》学史，如《文选》学的产生与注释体例的建立、曹宪的《文选》学、李善的《文选》学、五臣注的产生、《文选集注》的产生等。宋代《文选》学，如宋人的《文选》校勘与刊刻、宋代科举制度与《文选》等。明代《文选》学，如明人的改编与评点等。清人的《文选》学，如清代《文选》学派的构成、清人恢复李善注原貌、乾嘉学风影响下的《文选》学、清代的校勘与刊刻等。今则为现、当代的《文选》学，如近现代以来理论化、体系化下的《文选》学的建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建立《文选》学会对新《文选》学的推进等。

《文选》的阅读方法，当是因读者的目的而不同。作为经典作品，当然是赏其华藻，品其骨节。古人评点，亦多阐发《文选》意蕴，使奇奥之文句，浩博之笺注，汾河委策，崇山坠简，豁然发明。《文选》收八代文章，汉魏风骨，六朝英采，奇字华章，气象氤氲。今之学者，远距千年，不细味深咏，自难知《文选》文章之妙。因此，读《文选》并无捷径，应据李善注，参考五臣注，识文体，通文字，晓训诂，深味古人作文之用心。如赋类，开篇即班固《两都赋》，其《两都赋序》，论赋之为义大，远胜后人有关赋体价值的长篇论述。文字简易，气象高古，赋为国家之遗美，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固其为雅颂之亚。于扬雄论赋乃壮夫不为之后，发此议论，不啻若振聋发聩！又语极中和，调极平淡，直是叙述事实，节奏浑妙，舒徐典润，气度娴雅，所谓庙堂冠冕，于此可见。再读《两都赋》正文，愈加撼动人心。全文典重宏雅，文字坚确，无论是西都的风物铺叙，还是东都的制度典章，都见出一派清正之风，所谓体兼雅颂，无以此为过。何焯评说：“文气谨严，不作一冗散之笔，真有冠裳佩玉，清庙明堂气象。”两汉文章，气象万千，体势浑厚，笔力雄健，简古高妙，不可殚言。

▲ 《文选》（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全六册）

文学史研究，根基于作品的阅读，文章艺术分析鉴赏，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的基本功，所以古代学者才下大力气点评文章，以为后学者度金钥。事实上，对研究者来说，除了文章之妙外，《文选》所选诗文包含的研究资料信息，不略于经、史，这也是古人以《文选》与经、史并重的原因。这里略举数例，以窥豹斑。

（一）《文选》多取自本集，格式上保留了汉魏文章原貌。

如卷三十八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与《宋书》所载差异甚夥。如“敷赞百揆，翼新大猷”，《宋书》作“翼新王化，敷赞百揆”，又“抚宁之勋，实洽朝野”句下，《宋书》脱“识量局致，栋干之器也”九字。又“宁”字，《宋书》作“寄”。“内难亦荐”句，《宋书》作“内难弥结”；“时屯世故，靡有宁岁”，《宋书》作“靡岁暂宁”；“忠规密谟，潜虑帷幕”，《宋书》作“忠规远画，潜虑密谟”；“事隔于皇朝，功隐于视听”，《宋书》作“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而茅土弗及”，《宋书》作“而未沾茅社”；“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宋书》作“俾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忠正之烈，不泯于身后”；表末“所启上合，请付外详议”九字，《宋书》无。其他异字又不在少。这显然不是因传写讹误造成的，而是一出于内廷所藏刘裕上表，一出于傅亮家集。史官选文，往往裁节，即如此文。又如曹植《求自试表》末“必知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句，《魏志》不载。

（二）李善引书可正传世本之误、可补其失。 

1.卷三十七曹植《求自试表》“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引《吕氏春秋》“昔者，秦缪公乘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今本《吕氏春秋》脱“缪公自往求之”句，《类聚》《御览》均有。毕沅本据以补入。 

2.张协《杂诗》、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等注引《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可校《新序·杂事》“晋平公欲伐齐”条此句之误（参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23页）。

（三）李善体察作者原意，引书甚有讲究。

如其引《诗》，或引毛，或引韩，皆有说也。卷三十八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密勿军国”句，“密勿”出自《韩诗》，《毛诗》作“黾勉”，故李善此引《韩诗》。卷三十七《求自试表》“诗之素餐所由作也”句，李善注引《韩诗》“何谓素餐？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毛传》则解“素”为“空”，不如《韩诗》所解合于曹植此意，故知曹植用《韩诗》也。

（四）《文选》文章为后之作者引用，正需细读始可明。前人于此多所发明，如李详有《杜诗证选》《韩文证选》。而李白自云三拟《文选》，如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句，向被后人称赞为“想落天外”，实则用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