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周思成：道士、酋长与金朝皇帝的鸩酒——从蒙古传说和全真教史看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元之际在中国北方地区兴起的全真道教，标榜道德性命之学，贬抑丹药奇技、符箓小数，试图以此划清与旧道教的界限；其实，他们也常常宣扬出神入梦、度人逐鬼、招雨摇峰、起死嘘枯这类神异，博取统治者的青睐和下层民众的信奉（参杨讷《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 2010年第4期）。在教祖王重阳和“七真”的碑传中，玉阳子王处一的神异之迹最多，正如清人陈铭珪所言：“重阳及诸真俱传幻化之迹，而姚牧庵（元人姚燧）所撰玉阳碑尤多。”（《长春道教源流》卷一）王处一拜入重阳门下较晚，最初颇受排挤，长年独立在山东活动，或不得不更多诉诸方技来传教度人。王处一在世时已有“铁脚仙”的名号，还有专门宣扬他神异的《显异录》，可惜已经失传。

王处一最著名的神异是饮鸩不死。《金莲正宗记》记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召王处一赴阙问道，心怀嫉妒的僧侣控告他冒充“真仙”，招摇撞骗，而“鸩酒可以验之”。于是，御前摆下毒酒三杯，道人“饮讫，殊不烦躁，终莫能害”，皇帝惊起致歉。姚燧写的《王宗师道行碑》还叙述了更离奇的情节：

或以为善幻诬民，因召饮可鸩。真人出门，戒其徒先凿池灌水，挠而浊之。往则持杯尽饮，曰：“吾贫人也，无尝从人丐取，今幸见招，愿丐馀杯，以尽君欢。 ”与之，又尽饮。归，解衣浴池中。有顷，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犹须发髡鬝，不缨不能受冠。（《甘水仙源录》卷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略同）

据此，置酒下毒者或另有其人，并非当朝皇帝。王处一预先准备好了一种奇异的偏方，解了毒，但造成了他容貌的极大改变，须发尽落。不过，姚燧紧接着以“或曰”引出了传说的另一版本：“或谓异人，或谗善幻。世宗试而鸩之，见不可杀，悔怒而逐谗者。”看来，不论是否出自后来附会，王处一中毒，金朝君主终究脱不开干系（参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齐鲁书社，2010，137页）。金庸先生写《射雕英雄传》，讲到王处一在赵王府上中了密宗高手灵智上人的毒，就移用了这一传说，只是把浊水坑换成了装满清水的大缸。

除了全真一脉的传说，几乎同时代的波斯文蒙古史书也提供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史集》（Jāmi’al-Tawārīkh）中的《成吉思汗列祖记》，搜罗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Qabul）汗的各种轶事，首先就讲他得到金朝皇帝（Altan khan）召见，获赐佳肴美酒。故事开头强调，女真人生性狡猾，不讲信义，以“下药”（波斯文：dārū dādan）害人闻名。合不勒汗就怀疑，金朝皇帝在酒食中给他下了毒（波斯文：zahr dar āsh bi vī dahand），于是：

他借着出外松快的名义，不时出去来回走动。由于天气炎热，他浸身水中（dar āb mī raft），仿佛是要解暑。他能够在水底潜伏，直至食尽一羊之久。于是，他按习惯在水中立定，将（酒食）全部吐出（istifrāgh tamām mī kard），然后回到金朝皇帝面前，依旧吃了许多酒食。乞台人惊曰：“至高之神竟造就如斯有福、强大之人！多食而不饱，强饮而不醉，亦不呕吐。”（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42页。参《史集》1953年德黑兰版251—252页作了改译）

玉阳子的神异，契合道教传统。道家的“至人 ”便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庄子·齐物论》），“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历代道传中不乏“聚合毒药，服之自若”（《唐叶真人传》）、“毒药不能加，虎狼无所损”（《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二）的“真仙”。此外，收入《道藏》的《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抄录了许多解毒的偏方，如卷二四的《治食百物中毒方》竟要求“掘厕旁地，深一尺，以水满坑中，……饮四五升即愈”，《治菌毒方》提示“掘地作坑，以水沃中，搅之令浊，澄清饮之，名‘地浆’”。我们还记得，《王宗师道行碑》描述王处一的解毒法，正是先命弟子“凿池灌水”并“挠而浊之”。这样看来，道教传说虽然编造情节，多少依据了传统方技中“地浆”这一类“以毒攻毒”的思路。

相比之下，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常见有一种和水有关的清洁禁忌。法国内亚史家鲁保罗（Jean-Paul Roux）说：“在多数中亚族群中，在乌古斯人和蒙古人中，在如今的西伯利亚、阿尔泰诸族以及部分信仰异教的土耳其家族中，皆禁止以排泄物玷污水（法文：souiller l’eau par ses déjections），尤其禁止在水中沐浴、浣衣和洗刷杯盘。”（《突厥与蒙古的宗教》， 1984巴黎版137—138页）古代蒙古人深信，玷污水源要遭受天罚（雷劈）。在草原游牧的节奏中，春、夏两季是牧民出冬场、就溪泉的时节。志费尼、拉施特都提到，当时“蒙古之扎撒与约速（法律与习俗）规定，春夏间，人不得白天坐于水中，不得于溪中洗手，不得以金银器皿舀水，不得于平原晾晒洗涤之衣物。彼等认为此等行为皆可以致雷电”。成吉思汗诸子中，以察合台最严守扎撒。某日，他陪窝阔台汗打猎归来，看到一个西域人公然坐在水中洗浴，欲杀之而后快。窝阔台于心不忍，教此人辩解说，自己一贫如洗，仅剩的一枚钱掉水里了，正在捞取，又派人往水里悄悄扔了一枚钱，才让他逃过一劫（参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6页）。丘处机在草原上听说蒙古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南宋使节赵珙也说蒙古人“其俗多不洗手”“其衣至损不解浣濯”（《蒙鞑备录》）。这类民俗记载在蒙元时期东西方旅行家的纪闻中还有不少。从古至今的蒙古习俗中，水之纯洁性具有神圣禁忌，而具有涤除功能的是火。由此看来，古代蒙古人只怕不易想象什么长时间泡在水里的“习惯”，遑论“食尽一羊之久 ”；合不勒汗为解毒而将污物呕吐在水底，也多半不是蒙古民族的原生传说，而是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或许，其中一些素材，也有源自玉阳子与金世宗的传说的可能。

其实，早期全真道事迹改头换面进入蒙古史书，更确凿的例证也是有的。1880年，圣彼得堡大学的蒙古学家戈勒斯东斯基（Голстунский）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1640年蒙古 —卫拉特法典》。戈氏提到，自己在蒙古史料中发现一则显示汉地法律对蒙古法律之影响的传说：

成吉思汗驱逐了汉地的金朝皇帝（Altan khan），并使汉人、吐蕃人和蒙古人皆臣服于己。此后，这位大国君主认为汉人的律令严谨精妙，于是自汉地召请了一位博学的大师及其十八位聪慧的弟子，命令他们为溥天之下臣民的福祉康宁而编修法律（约孙），特别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而制定一部法典（Khuli-Yessonu-bichik）。这些法律制定出来并经过成吉思汗的审定，他发现很符合自己的心意，赐修纂者以官爵，大为嘉奖。

俄国学者梁赞诺夫斯基（Riasanovsky）在名著《蒙古法的基本原理》中转引了这一传说（1965年海牙版26页），笔者所引的是梁书。戈勒斯东斯基的原始史料是一部题为Cindamani-yin-erike的蒙古史籍，或可译为《如意念珠》。十三世纪以降，蒙古的历史编纂深受藏传佛教影响，反映在书名中，便是多采用此类佛教词语，如著名的《内齐托音一世传》又名《详述圣内齐托音达赖满珠习礼传说之如意念珠》。戈勒斯东斯基使用的《如意念珠》，时代较晚，据说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史书。这段关于汉地大师的记载，或许源自草原蒙古人世世相承的传闻或史诗。遗憾的是目前还无法找到这种《如意念珠》的原文抄本。

来自汉地的大师及其十八弟子，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个传说似乎只能有一个原型，那就是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长春真人丘处机携随侍弟子赵志坚等十八人，应成吉思汗召请北上觐见的事迹。这群弟子后来为全真道在北方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掌教、提点辈出，已是道教史的常谈（参侯照民《随侍丘处机西行十八士考》，《中国道教》2011年第 4期）。不过，早在元初，这一史事就已定型化并予以特别宣传。徒单公履为十八弟子之一的潘德冲撰写神道碑，开篇就说：“惟丘公起东海之滨，玄教真风，弥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称‘十八大士’者，师其一也。”（《甘水仙源录》卷五《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就连元武宗颁赐全真道的褒封制词，也要这样写上一笔：“逮芝纶之叠降（指成吉思汗召请），蹑云舄以来从。率英贤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在早期全真道史的书写中，长春宗师携“十八大士”或“十八大师”西行传道的事迹，大概一度同“金莲七朵”“五祖七真”等说法一样流行。

还有一点十分有趣：全真道士夸耀说，丘处机在大雪山为成吉思汗讲道，蒙古大汗大加赞许，“敕左右纪以回纥字”，就是用回鹘体蒙古文写成书面记录。接着，成吉思汗不仅听从丘处机的请求，“遍谕国人 ”，还召集太子、诸王训话：“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如意念珠》正是强调，汉人大师及其弟子是应成吉思汗召请，为其臣民制订法律、编纂成文法典而来，事成之后大受嘉奖。这种奇特的说法，兴许是传说流传过程中，丘处机雪山论道和成吉思汗的“必里克”（圣训）或“扎撒”被有意无意混淆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漠北全真道士的刻意宣传，后来在元朝制词中被说成“言宗社非一二事”。

其实，金、元之际蒙古高原的各族群，对全真道并不陌生。长春师徒北上，途经阿不罕山，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科布多省东南的宗海尔汗山，遇到汉人数千家。丘处机“留门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建立了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全真道观“栖霞观”（《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留守九弟子包括后来的掌教李志常，他们还在漠北创立了长春会和玉华会，扩大影响（《甘水仙源录》卷三《真常真人道行碑》）。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也建有为皇室服务的全真道观，从李志常开始，历任全真掌教每年都要“北觐天庭”。王志坦曾居和林六年，返回燕京后又屡次前往蒙古传教，“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驰驱寒暑，略无艰苦状，盖以辅翼玄教为己任，虽九死不悔也”（《甘水仙源录》卷七《淳和真人道行之碑》）。全真道在漠北的传播，史料阙如，治宗教史者往往略过不讲。不过，一些全真道的传说片断，似乎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在草原上流传，这与全真道士的传教活动及影响大概是很有关系的。

▲ 全真道第一丛林——白云观之邱祖殿

在元宪宗八年（1258）的佛道大辩论中，全真道的神异，遭遇了或许是自金朝皇帝赐鸩酒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官方”挑战。道教在这场辩论中一败涂地。据说，末了，负责主持的蒙古藩王，也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以一句“你每常说，道士之中多有通达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今日尽显出来”的质问，令掌教张志敬哑口无言（《至元辨伪录》卷四）。据说，自佛道辩论后，全真道上层就逐渐不再高调宣扬神通幻化，转而塑造自身“不尚符箓烧炼”“洗百家之流弊”的历史形象。让人意想不到的或许是，早期全真道的某些传说竟渗入了游牧民族的想象世界。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蒙古高原上各族文化的激荡交融，特别是中原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回馈，远比已知的深刻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