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杰出的文学家、美学家李渔，是一位被社会视作另类的人物。他鄙弃了举业，却不肯安分地隐居；他既不追求显达，却要过达官显贵们那样享乐的生活；他否定了“君子固穷”这被先儒们倡导了千百年的生活模式，不仅主张“诗意”地栖居，还要进行总结，并形诸文字，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组织了戏班，集编、导于一身，不独自己快乐，更巡游各地，游荡江湖，出入权贵之门，行其秋风之实。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非工非商，不宦不农，家无恒产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样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费用皆取之于人。”（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序》，《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他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渔的具体生活。
首先说他的园林之好。顺治二年（1645），明朝降将方安国、阮大铖引清兵攻金华，破城，许檄彩出逃。李渔在无处寄身的情况下，回到家乡兰溪。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建成自己的第一处私家园林——伊山别业。山不高，园不大，李渔因地制宜，创建了一批很有些诗情画意的景观：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等等。他在这里种花养草、饮酒赋诗，过着与山水自然为邻的田园生活，写下了大批诗词作品。在《闲情偶寄》中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依然表现出强烈的眷恋，所谓“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
顺治末年，李渔移家南京。康熙八年（1669）夏天，他的芥子园营建也大体告竣，请龚鼎孳题写了匾额。在《芥子园杂联》里，李渔还具体介绍了芥子园的情况，包括芥子园的特色、取名缘起、所在位置、周边的人文环境等。杂联有“署门”“书室”“栖云谷”“月榭”“歌台”五题，由此可觇知芥子园的基本布局构架。
晚年的李渔动了乡关之思，康熙十五年，在“浙中当道协力维持”下，他“获遂买山之愿。乃自夏至冬，不及一载，卜居之后，继以土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一家言全集》卷3），于杭州吴山之麓又修造了层园，次年七月，举家也由金陵迁回了杭州。层园占尽景观之美，所谓“或俯或仰，倏忽烟云吐纳于其际。小而视之，特市城中一抔土耳。凡江涛之汹涌，巑峰之崱屴，西湖之襟带，与夫奇禽嘉树之所颉颃，寒暑惨舒，星辰摇荡，风霆雨瀑之所磅礴，举骇于目而动于心者，靡不环拱而收之几案之间”（丁澎《一家言序》，《一家言全集》卷5）。
其次，说他组建的家庭戏班。康熙五年（1666），李渔往游京师，旋应陕西巡抚贾汉复、甘肃巡抚刘斗、提督张勇的邀约，远游陕甘。西行途中，在山西平阳，知府程质夫购一十三妙龄少女相赠，此即后来的乔姬。之后到甘肃兰州，谒见巡抚刘斗，得地方官员赠一女，即王姬，亦十三龄少女。其《乔王二姬合传》中述乔姬对王姬言：“请以若为生，而我充旦，其馀角色，则有诸姊妹在。此后主人撰曲，勿使诸优浪传，密之门内可见。”以乔、王为中心，李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戏班。方文《嵞山集续集》卷2《三月三日邀孙鲁山侍郎饮李笠翁园即事作歌》云：“城南李生富词藻，其家小园有幽趣，磊石为山种香草。两三秦女善吴音，又善吹箫与弄琴。曼声细曲肠堪断，急管繁弦亦赏心。”余怀《满江红》（同邵村省斋集笠鸿浮白轩听曲）、杜漺《李笠翁浮白轩》均记于芥子园观剧听曲事。吴冠五评李渔《后断肠诗十首》中更具体说道：“忆壬子春，偕周栎园宪副、方楼岗学士、方绍村侍御、何省斋太史集芥子园观剧。”李渔自道：“岁时伏腊、月夕花辰，与予夫妇及儿女诞日……亦必奏乐于前。宾之嘉者，友之韵者，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亦未尝秘不使观。”显然，芥子园中的演剧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其三，说他的出游。李渔在《复柯岸初掌科》中曾提到他“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一家言全集》卷3）。他出行，多带了他的戏班，直接的目的是干谒达官显贵、豪绅富门，打其秋风，如他在《次韵和娄镜湖使君顾曲》中所云：“莫作人间韵事夸，立锥无地始浮家。制成八曲惭巴里，折得微红异舜华。檀板接来随按谱，艳妆洗去即沤麻。当筵枉拜缠头赐，难使飞蓬缀六珈。”（《一家言全集》卷6）同时，少不了游览山川胜迹，如他的康熙十一年初春游楚，第一站是九江，得到九江知府江念鞠的接待。稍作盘桓，直奔汉阳，受到熊元献的款待。三月抵达荆州，谒见知府李雨商、同治张秀升。夏日再回到汉阳。李渔说到这趟西行，有云：“客楚江半载，得金甚少，得句颇多。”看来并没有打到多少秋风，经济上的收益不大，而一路登临游览，写下为数不少的诗篇，成了这次出行最大的收获。
入清以后，李渔即放弃了举业，不复走读书——科举——做官这千百年来被视为读书人正道的“仕途学问”，却选择了在世人皆视作“不务正业”的“丧志玩物”中，进行着他的另类文化建构。其筑伊山别业、芥子园、层园，是在“玩”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实践；他的小说、戏曲创作，“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风筝误》尾声），自娱娱人，是在“玩”中进行着文化建树；他的《闲情偶寄》，则诚如林语堂的《中国人·人生的艺术·人生的乐趣》里所评：“在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如此，这竟是一部“玩”的文化大全，是一部“生活美学”的艺术专著。
这里，我们就重点谈一下这作为“玩的文化”的经典著作：《闲情偶寄》。该书八卷，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其中的“词曲”、“演习”二卷，向来多获奖誉。然而，我们要说，李渔的谈戏曲，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建构自己的什么理论体系，他只是将戏剧作为艺术生活、生活情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其美学建构，也只是其全书“生活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属于娱乐文化的范畴。其所谓的体系，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客观显示。李渔著《闲情偶寄》，正是从诗意人生，或者说是从“诗意地栖居”这个角度，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他有关戏剧的论述，也只是他教授世人观剧赏曲的门径，使人能够更充分地享受娱乐而已。
在观剧赏曲之外，生活还有很多方面，所以李渔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又逐次展开，进一步论说了“诗意生活”所需要的其他方方面面。
“声容部”论选姿、修容、治服、习技，是选美文化的范畴。所谓“选姿”，讲究肌肤、眉眼、手足、媚态，说的是先天自然具足之美；而修容、治服、习技，所说的美容化妆、服饰打扮、艺术修养等，则是外在后天之美。其中“修容第二”，“盥栉”谈洗脸及梳制发型；“熏陶”谈香浴、香茶净口；“点染”谈涂脂抹粉，均属美容文化的范围。“治服第三”谈首饰、衣衫、鞋袜，均为服饰文化的内涵。当然，这里纯粹是男性的角度，是男人要求女人的眼光，反映出男子的话语霸权意识。然而，在李渔生活的时代，这也恰恰是最合乎“时代要求”的，最为男人——尤其是成功男人所歆动的事情，是他们为了提高生活格调与生活品位，而要求于女性所必修必备的内容，是最“时尚”的文化。
“居室部”论说了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是关于房屋建筑、园林文化的内容。如其中所云：“人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但仅此，也只属于“求暖”的层次，“以构造园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而要住得惬意，住出新意，则须“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其论颇饶别致。在这一部分中，李渔还谈到了“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最忌奢靡”、“当崇简朴”的原则，并有一段非常生动精彩的阐释：“凡人只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两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充分强调了出“新”的重要。
“器玩部”谈及室内摆设种种，如几案、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箧笥、骨董、炉瓶、屏轴、茶具、酒具、碗碟、灯烛、笺筒等等，所谓“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砺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知精粗一理，即知富贵贫贱同一致也”。室内用品的合理摆设，可以见出匠心，可以体现出艺术经营，而最直接的效用，就是可以为人营造出一个具体而美观怡悦的生活环境。
“饮馔部”谈饮食，分“蔬食”、“谷食”、“肉食”，并分别就蔬菜、荤菜、饭食的烹制艺术做了阐述，这是所谓的饮食美学的内容范畴。李渔认为：“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吾撰《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
“种植部”谈养花莳草，分“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讲各种花木的习性、栽种，更讲其种养位置及文化蕴含，是为园艺美学的内容。如其中《牡丹》条有云：
在这一条里，首先是从牡丹被称为花王的来历谈起，便与一般的养殖谱有了根本的区别，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再如《梅》条有云：
这里还对赏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分山游之赏、园中之赏、家居之赏，将天下赏梅的类别涵括无遗了。
“颐养部”分说“行乐”、“止忧”、“调饮啜”、“节色欲”、“却病”、“疗病”种种，总括为养生文化的范围。其“行乐第一”，认为养生之法“行乐先之”；而人分九等，人各有别，处境不同，时地亦异。故李渔又分别探讨了贵人行乐之法、富人行乐之法、贫贱行乐之法、家庭行乐之法、道途行乐之法、春季行乐之法、夏季行乐之法、秋季行乐之法、冬季行乐之法、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忧之未忘，其何能乐”？于是，李渔有“止忧第二”，分列“止眼前可备之忧”、“止身外不测之忧”，总结出止忧之法五点：“一曰谦以省过，二曰勤以砺身，三曰俭以储费，四曰恕以自争，五曰宽以弥谤。”行乐、止游，讲的是调适心态，心情愉悦。“调饮啜第三”，从饮食的角度讲养生的道理。在这里，李渔总结出“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虽与传统的膳食搭配理论有异，却也不无其道理在。而“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时哀时勿食”、“倦时闷时勿食”，自然都是饮食规律的总结。“节色欲第四”认为：“阴阳之不可相无，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天苟去地，非只无地，亦并无天。江河湖海之不存，则日月奚自而藏？雨露凭何而泄？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但“溺之过度，因以伤身”，为此李渔提出了节快乐过情之欲、节忧患伤情之欲、节饥饱方殷之欲、节劳苦初停之欲、节新婚乍御之欲、节隆冬盛暑之欲等。董含《三冈识略》卷4曾不遗馀力攻击“李生渔者……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应该指的就是李渔书中及其与人讲说颐养的这些内容。“却病第五”提出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其中有云：
养生需要防病，而防病以“心和”固本为法，确能言中款窍，是行家语。病至则需治之，李渔有“疗病第六”，专谈疾病的“治疗”。但他却认为：“药不执方，医无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药也，尽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因此他具体开出了数法奇招：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其人急需之物可以当药；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一生未见之物可以当药；平时契慕之人可以当药；素常乐为之事可以当药；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忽而去之，亦可当药。这也多是他所说的“常见有人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药饵攻之不效，刀圭试之不灵，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猛见一物，其物并非药饵，其事绝异刀圭，或为喜乐而病消，或为惊慌而疾退”之列。
于光远先生在他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曾提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三百多年前，李渔放弃了中国士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政治使命，追求一种“玩”的人生，在“玩”中构建着他那另类的“玩”的文化，不仅自己“诗意”地生活，还以他的理论指导世人去诗意地生活，这在当时或被人诟病，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却要服膺他的先知先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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