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周庆许：何谓“木铎之教”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仪封人请见”，出来时，跟众弟子说的一句话，我姑且将之称为“仪封人预言”。仪，卫国属邑；封人，据《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也就是说，这是一位卫国“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的典守封疆的官员。至于两人在屋里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句话却预示了一个新的教化时代的到来。

铎，起源于夏商，盛行于春秋至汉代，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木铎，金舌为金铎。《尚书正义》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周礼·天官·小宰》载：“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释曰：小宰徇以木铎以警众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欲使之用命，不犯刑也。”《周礼·地官·小司徒》载：“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礼·秋官·小司寇》载：“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礼·地官·乡师》载：“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以市、朝。”《论语注疏》载：“正义曰：云‘木铎，施政教时所振也’者，礼有金铎、木铎，……武事振金铎，文事振木铎。”

▲ 养子伯铎（河南博物院藏）

由上可知，木铎之用，通常在每年之初，有新的政令颁布，或者考察地方治绩时，由专人沿途，或于朝堂摇之，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也有其他用途，例如宣布禁令，以引起人们的警觉，《周礼·天官·宫正》载：“掌王宫之戒令、纠禁。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周礼·秋官·士师》载：“掌国之五禁之法，……皆以木铎徇之于朝。”再如西汉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卷二四·上）

“正义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者，木铎，金铃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也。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如木铎以振文教也”（《论语注疏》卷三）。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教化传统，甚至可以说，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道德教化，用马克斯·韦伯的话则“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范的大法典”（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4，203页）。所以，我认为所谓“振文教”，在绝对意义上就是兴教化，这个“预言”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运动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历史进程。不过，孔子生前未能见到这种情形，儒学在经过几百年的颠簸后，直到西汉武帝一朝，终见天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其主流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3页）并在《贤良对策》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其教化理论。在《策一》中，武帝问如何长治久安，“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时，董仲舒说：

董仲舒在《策二》中说：

在《策三》中进一步提出了“（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的论断。

汉唐以降，这种教化思想与行为的主体，仅限于社会上层，尤其士人群体，在内容上也局限于礼乐，相关论述也仅散见于奏议与文论之中。有些甚至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付诸实施；另外，采风、巡行也担负相关职能，但有逐步减弱之势，从而使得这种教化未能普及于一般社会民众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情形在宋季之后渐有改善，是“预言”走向深入的开端。“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种在地方上整顿伦理秩序的活动，‘表示士大夫已明确地认识到，治天下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度开始’。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对‘人无异论’的‘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相当上心，朱熹也特意重新编纂《家礼》、修订《吕氏乡约》、编辑《童蒙须知》，陆九渊一系更对家族伦理秩序的重建和维护相当用心。在这一脉络下，还可以看到相当多这类历史现象，……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推进，导致了‘宋代文明同一性’的逐渐确立和扩张”（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书城》2004年第1期）。

到明清两朝，“教化”两字则大量出现在谕敕、奏折等国家文件之中，而且各种社会力量也响应配合，风起云涌。此一风气则以朱元璋为肇始，成为其治国理政之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明太祖宝训》卷1，转引自顾明远主编《历代教育制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057页）。洪武二年（1369），诏增筑国子学舍，“大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明太祖实录》卷40，转引同上，1057页）。洪武四年，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明太祖宝训》卷2，转引同上，1067页）洪武三十年，发布《教民榜文》，确立了里老人制，其第十九条规定：

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勿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影印《皇明制书》万历七年张卤刻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1—102页）

这就是著名的“洪武六谕”，木铎被正式直接赋予教化的喻义。不难发现，朱元璋开始也是跟董仲舒的逻辑一样，仿古圣王，入手太学、礼义，后来显然又将视点下移，与《小宰》“观治象之法”、《小司徒》“观教法之象”、《小司寇》“观刑象”时，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有异曲同工之妙，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至此，也结束了巡行教化，全面转向本土，就地教化，直接而有效，实是清季宣讲圣谕之滥觞。

洪武三十五年（1402），朱棣命户部申明“木铎教民之令”：“太祖高皇帝开创洪业，仿古为治，三十馀年，……尚虑教化未洽，游食者众，自京师至于天下郡县，皆尝置木铎及见丁着业牌，……可传万世。”（《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下，转引自顾明远主编《历代教育制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069页）

正统八年（1443），直隶扬州府通州知州魏复奏：“近岁以来，木铎之教不行，民俗之偷日甚。乞令天下乡里仍置木铎，循行告诫，庶人心有所警省，风俗日归于厚。（从之。）”（《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一）

万历间礼部尚书沈鲤也极力推行此法，他说：“圣训六言劝化民俗而设木铎，徇于道路，则所以提撕警觉之也。近年以来，此举久废”，申请重设云云（《礼部志稿》卷四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56页）。

明末，浙江会稽一位乡间儒者范鋐著有《六谕衍义》，以通俗文字，配以诗歌、故事和有关法令，对这六条逐一解释，并在自序中强调其宗旨，“惟以去薄从厚，型仁讲义为本，可以代木铎老人，庶颓风可挽，以补其不及，务使家喻户晓，人人长厚，以去其浇漓”（转引自赖正维《琉球古国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在这里，他提出了“可以代木铎老人”的做法，深获清初诸帝赏识，一再刊行，更引发雍正前后《圣谕广训》等类书籍的产生。

这种“木铎之教”的单体行为虽然在明季时断时续，但到了清朝，却各方面积极响应，各地方贯彻有力，君臣互动，朝野共行，秉承木铎遗韵，终于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教化运动，力图将国家（朝廷）意志内化为民众日常的自觉行为准则，也是不断发展而成的儒家道德借助国家权力，制度化之一端，进而世俗化或者社会化，并延续后世，在国民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另外，此“预言”与孔子相关，“木铎”也成为教育和教师的代称，如宋人王十朋：“吾夫子以天纵将圣，生于晚周之鲁。木铎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梅溪集》卷二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591页）再如，明人陈士元说，“宋王伯厚应麟曰：‘圣人作经载道，学者因经明道。’粤自木铎声寝，经与道榛塞。”（《孟子杂记》卷四，《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355页）

以至于今，木铎之声，不绝于耳。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以及启功先生手书“木铎金声一百年”，台湾木铎学社均与此有关，诚可谓之：先民良愿，万世薪传。

▲ 位于北师大校园里的“木铎金声”广场雕塑，铸有启功先生手书的“木铎金声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