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我对哥哥是无限崇拜，哥哥成了大杂院里的“王”。
想称“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拳头硬，经起打，顶着挨，最后把所有人打趴下；二是手里永远有好吃好玩的，而且能和大家分享而膜拜你。哥哥具备后者，而且有“王”者潜质。
首先，哥哥是我家的“王”。我们家四个女孩，哥哥是几代单传的根，家人把他奉若至宝，特别是姥姥对他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
物质匮乏的时代，姥姥每天早上都给他炖鸡蛋羹或荷包蛋。家里改善伙食，姥姥先让哥哥吃饱喝足，才让我们吃。
不知从哪天起，每次放学回来，他的屁股后总会跟随十来个小伙伴。他的神奇魔法是：把鞋脱下来，随便一摸，就有一角、贰角，甚至更大的五元、拾元票来，然后带着小伙伴等待县城唯一的卖烧鸡老头。
县城小，小到在城东关叫卖，城西关都能听见。
记忆中，挑挑子串街头巷尾的就两个：一个是豆腐脑挑子，那悠长的：“豆腐脑，白糖豆腐脑…”的吆喝声，仿佛穿透清晨的薄雾，开启美好的一天；另一个则是卖烧鸡的老头，他总是挎着一个竹筐，上面严严实实的盖着一层白棉布，掀开布，卤香扑鼻，里面是码的整整齐齐的鸡头、鸡脖、鸡翅、鸡爪，还有鸡杂，一只鸡被他分割得如此精细，让人唾涎欲滴。
卖烧鸡老头来了，哥哥就像一个神秘的魔术师，脱下鞋子，从里面掏出钱来。有一次他买的是鸡腿，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腿顺着纹路撕成一缕一缕，然后分给围在他身边的那些望眼欲穿的小喽啰们。
我是最后一个被分到，是骨头带肉的，最厚实的那份。我感激哥哥，又是满心的羡慕，甚至每天对着鞋子反复研究，最终还是服气哥哥：我鞋子犄角旮旯里，根本没有钱的踪影。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哥哥不愿带我去。我委屈地跑回家生闷气，还向母亲诉苦：“俺哥的鞋子里每天都会长钱，天天带别人买好东西吃。今天却不让我去，妈，下次你也给我买一双能生钱的鞋。”
母亲听后，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原来哥哥是从父母房间抽屉里拿的钱，共计48元，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是父亲的发小梁伯，托父亲买一辆架子车的钱。
梁伯没有工作，有七个孩子，好不容易东借西挪拼凑了48元，想买辆车子养家糊口。
计划经济时代，买东西凭票，父亲刚弄到车子票却发现钱不见了。父母亲急的团团转，原来是被哥哥拿走，已经挥霍大半了。
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合起来也没有48元，况且又是梁伯一家人的救命钱。父亲知道后，整个人都愣着了，气得脸都变形，眼睛瞪的好大，他简直不相信，是自己宠溺的儿子干的这等“好事”，愤怒、震惊与失望交织在一起。
老人们常说从小看大。父亲绝不允许自己13岁的儿子任性发展下去。父亲的双手紧紧握拳，指关节因用力而作响，心中满是对儿子的恼火，更有着对儿子未来的深深担忧。
父亲怒不可遏地训斥哥哥，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从未见过父亲的雷霆之怒，我和姐妹们躲在屋角，静悄悄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而我内心极为复杂，不知道自己是做对还是做错。
哥哥倔强的拧着头，就是不服气。父亲见状抄起扫帚朝哥哥抡去。哥哥躲，父亲撵，姥姥急的团团转。父亲是下了决心，狠狠地揍了哥哥，硬是把扫帚弄的散了架。
如果不是邻居阿姨的劝解，哥哥不知会挨成什么样子。
哥哥自知理亏，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夜跑到姑姑家躲了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发的最大一次火，也是哥哥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暴揍。
父母最终是想方设法借到钱，为梁伯买回了架子车。
多年后，我们都长大成人，再次提起那段往事，哥哥深有感触：年少时不知道父母的辛苦，生活的艰辛。过了“大王”瘾，却给父母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往事并不如烟。那大杂院的喧嚣、街道上的叫卖声、哥哥弯腰从鞋子里摸出钱的画面，都成了我记忆中最独特的篇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虽带着一丝苦涩，却也有着童年独有的纯真与温暖。
往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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