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的出走与出走意识的思考

“乡愁是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是刻进女性身体里的史诗。”

之所以谓之史诗，是因为女性在从萌发出走意识到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经历了极久远极艰难的斗争，这一斗争横亘历史的长河，亦满含血泪。

其一，何谓出走

出走是个体在精神上对于原有文化的反叛与逃离，也意味着对所处环境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建构——出走的根本目的是追寻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的幸福。但对于当今女性而言，出走逐渐成为了不同代际女性在各自命运里夺回主体性的方式，她们通过出走这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生家庭和伴随婚姻产生的核心家庭的脱离——也意味着脱离父权与父权的压制，进而夺回主体性。

其二，女性出走与出走意识的发展历史

中国最早的女性出走案例可以追溯到“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的一个版本来源于西汉《淮南子》，原文为“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因偷吃长生不老药而飞升。但根据屈原《天问》记载，“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 ，而妻彼雒嫔?”我们不难得知，嫦娥怒而出走是因为后羿的不忠。究竟哪个版本是正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嫦娥作为中国最早的出走的女性，并不仅是依附于后羿英雄主义的存在，围绕她展开的故事展现出了女性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存在一定的进步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十日谈》第二日第十个故事中记载了一个女性出走的案例，巴托罗米霞原本是法官理查·第·钦齐卡的妻子，老法官对于性事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巴托罗米霞的需求，便设立诸多圣徒的赦免、斋戒来约束妻子。某日出游，巴托罗米霞被强盗帕加尼奴劫走，她在性事中获得了真正的欢愉，便不再愿意回去做老法官的妻子，面对名誉、贞洁的道德绑架，她爆发出了“我的名誉，除了我自个儿，我并不希望谁来顾惜”的怒吼。她的出走是为了追求青春的幸福，即便是追求肉体的欢愉，也是她积极关注自身幸福感的表现，这一反教会、反道德的叛逆精神在当时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对教会的禁欲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近代以来，易卜生创作的《玩偶之家》刻画了一个经典的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在娜拉的生活中，丈夫海默并未将她当做独立的个体看待，她的付出被忽视，她的思想被一口否认，她的自我被抹杀……在他看来，她因无助而迷人，她是“小百灵鸟”“小松鼠”，是孩子，唯独不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想的独立的人!故而娜拉怒而出走。她的出走给了全世界女性一记重锤，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其传入中国以后，引起了五四运动时期一代新青年的觉醒，推进了我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秋瑾女士也是一位从封建礼教压迫下出走的杰出女性。她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影响下既能赋诗作词亦能骑马击剑，她1896年走入婚姻，1904年走出家庭，不顾丈夫反对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加入光复会，积极投身革命、提倡女权，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的“先驱者”，于1907年安庆起义失败后从容就义。她终其一生为伸张女权而奋斗，为革命建国而努力，便有了“鉴湖女侠”之称。

苏敏阿姨原本是一名极普通的家庭妇女，某日，带外孙的苏敏无意点进了一位博主分享的自驾游经历，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于2020年9月24日正式踏上了自驾游的旅途，成为了一名“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今年年中，苏敏阿姨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并签订了离婚协议，正式向盘剥了她半生的不健康婚姻告别，勇往直前地去追求属于她的自由。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出走的决心》，并获得了一众好评。

其三，女性为何要出走

古代女性的出走大多受时代的束缚无法成功，如探春一样，觉醒了出走的意识，爆发出“但凡我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的一番道理!”的怒吼，她意识到自己巨大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被相较之下显得荒谬的性别理由而束缚，但冷静下来最终意识到女子的处境之艰难，也意识到女子要想彻底挣脱当下身处的在儒家文化语境下形成的庞大权力体系有多么不易，故而在高度理性下她并没有贸然出走，而是继续依附父权与夫权，坦然接受她注定“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命运。或是如同巴托罗米霞一样，换一个依附者——这两种都无法真正地摆脱父权与夫权的压制，都不是彻底的出走。

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家庭与市场相分离，只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男性所付出的劳动价值才能够得到市场价值的衡量——但女性(特指家庭主妇）付出的劳动因从未得到市场价值的衡量长期以来难以得到重视，因此家庭主妇处境可谓无比艰难。但是，真的正如杰克·韦斯特所说，“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吗?家庭真的是游离于市场之外，游离于资本主义统治之外的吗?实际上，市场与家庭的关系恰如同市场与自然的关系，市场从自然中索取资源，也将工业废品排泄到自然中——家庭亦然。因此家庭女性要承担的任务，不仅有做男性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还有照顾病人、老人、残疾人等市场淘汰劳动力等，可谓任务繁重，故而又如何能得出家庭与市场分离的结论呢?此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并提出家庭主妇在进行的这一“无收入的工作”，在被不正当剥削“无偿劳动力”的同时，获益者是市场，而女性在经济上傍人篱壁，亦是从市场角度来看的隐形的资本统治。因此，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走出家庭，回归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出走是女性挣脱千年以来牢牢束缚着她们的阶级统治和性统治的绳索的第一步。

现代的部分东亚国家，虽然已经摆脱了阶级统治的压迫，但封建社会以来的父权夫权统治思想仍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这一统治结构在电影《出走的决心》中可见一斑:李红的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服从性测试——在原生家庭中，她服从着父权，也理所应当地在父亲的逼迫下为弟弟的人生让步；婚姻这一建立属于自己核心家庭的过程可以视为她的第一次出走——针对原生家庭的出走，也是在这一强烈的与原生家庭割席的渴望下，她没有认识到伴侣的问题，也因此陷入了夫权的统治；在这段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在父亲构建起的剥削母亲的结构下，仿佛母亲理应是一切事关女儿和孙子孙女的牺牲者，也因为这一结构的惯性，男性(包括父亲和女婿)都被家务劳动排除在外，而女性(母亲和女儿)都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更多——而这些都只是为了找寻到在这个家庭中的归属感，因此，在这一不断让步不断被剥削的环境下，离开才是保全自我夺回主体性的唯一方法——这才有了李红的出走。

其四，女性出走之后怎样?

女性出走之后，即远离了家庭叙事，处境自然会被社会环境左右。近代的中西方国家，女性出走之后面临的是更直观的阶级统治和显性的性别歧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到“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基础对于争取自由的重要作用，也点明了唯有经济制度改革了，才能让人不再是傀儡，但此文究竟没能完全地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在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伤逝》中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子君便是当时女性出走的鲜明案例:子君的出走是为了追求进步的思想与所谓的“爱”，她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两人因为思想的共鸣走到一起，但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中，子君在涓生的心中变得怯弱而失去了原本的坚决，耗尽了爱情，走到了婚姻的尽头，最终重回父权制的压迫下——我认为，子君的出走也不能称之为彻底的出走，她始终在经济上依靠着涓生，她虽有出走的勇气，但没有在那个社会条件下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恰恰印证了鲁迅在《娜拉》一文中提到的经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更多青年女性选择了“晚婚”或“不婚”，这种行为恰是从家庭叙事中出走的鲜明体现，其实婚姻并不一定与事业、独立相冲突，但是由于传统家庭的惯性，也因为以爱为名的捆绑，女性总是为了家庭牺牲更多，因此将独立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女性常常选择走出家庭叙事，走入社会语境。当今社会，随着女性的觉醒与女权斗争，男女权利逐渐向平等发展，但性别歧视变得越来越隐性，女性也将在社会中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争取完全的性别平等道路上愈行愈远。与此同时，部分中年女性也受到了女性觉醒思潮的影响，认识到存在于自己婚姻、家庭中蛰伏已久但习以为常的问题——譬如丧偶式婚姻、冷暴力、PUA乃至性生活等诸多问题，更多女性不再受传统观念中“父权”“夫权”“安分守己”等思想束缚，开始注重自身幸福感与情绪价值，亦有少数女性有勇气去选择离婚。

由此，我们应当承认，更多女性从家庭叙事中出走，这一现象带来的，必定是女性思想的进一步觉醒，也为更多女性在职场上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打破性别偏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出走，是女性夺回自身主体性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