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共合作第一次大让步”始末

在对大革命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之说。所谓第一次大让步，是指陈独秀在与国民党二大有关问题上的让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降，众多机密档案逐步公开问世，学界对于该事件也有了新的看法。本文试图以新解密的史料和有关学者观点为基本依据，对“第一次大让步”尽可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仅有7名。据周恩来回忆，“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中央来电不同意，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一般认为，正是由于陈独秀反对多选共产党员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且事先在上海与孙科达成妥协，才导致了最终执委会中共产党员人数上的劣势。事件的真相并非如此。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部更加暗流涌动，严重阻碍国共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表现为新右派的分化和左派受挫。在新右派方面，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形成戴季陶主义。1925年年底，张继、谢持、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史称西山会议派。会上通过了七个重要议案，具有明显的反共色彩。议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

（2）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3）开除汪精卫党籍。

（4）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

（5）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

（6）取消政治会议。

（7）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国民党左派方面，廖仲恺坚决维护三大政策，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支持省港大罢工，引起右派不满。后廖仲恺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杀身亡。这一事件霎时引起轩然大波，表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愈发激化。

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的复杂局面表示严重忧虑，他们长期认为国民党在革命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共仅作为辅助的角色。国民党一旦分裂，势必阻挡革命进程，因而主张对国民党实施让步，以换取暂时的稳定。

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草案，提出“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维经斯基同样认为，国共之间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党人犯了一些错误，“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在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央委员名额上，鲍罗廷和陈独秀一度发生争执。起初，陈独秀提出7人，鲍罗廷明确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3人，理由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双方同意最低限度为4人。

1925年3月20日，陈独秀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准备迎接国民党二大，以“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同年4月，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九号》，指示要“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公开的征求党员……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同年8月30日，陈独秀针对戴季陶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致函戴季陶，批评他及他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

如前所述，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视广州政府于不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试图避免“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决定分化西山会议分子中所谓“中派”。12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与孙科、邵元冲、叶楚伧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了会谈，维经斯基亦在场。陈独秀是否事先有心理准备？我们可以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中一探究竟,“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在他回国上船之前忽召集我们和孙科……一次谈话。说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员等等”。显然，这次会谈是由维经斯基突然安排的。

会议中，为了安抚孙科等人，陈独秀一方表明中共绝无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但同时也严正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开广州回国等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则声明只要情况许可，都愿去广东（而非上海）参加大会。双方达成协议，号召团结，遵循三民主义和支持广州国民政府。

这次会议从目的、经过、结果来看，都不能视为单纯妥协。首先，维经斯基安排会议，目的是打消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进攻，分化其内部成员，进而保障国民党二大在广州顺利召开，有利于稳定大局；其次，会谈过程中中共代表确曾作出让步，如执委会人员不超过三分之一等，但不卑不亢地拒绝了对方无理要求。更应该看到，陈独秀的发言，是明显受共产国际9月28日的指示草案影响的；最后，从实际效果出发，孙科会后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未与西山会议派沆瀣一气，多次声明团结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说明这次会谈对右派队伍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以往研究在提及此次会议时，往往只强调共产党人方面的退让，而未考虑到会议背景及其积极影响，具有一定片面性。

评价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中的势力，不能单单从人数众寡上来判断。人们一般认为，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未占到三分之一，这是权力缩小的表现。事实上，与国民党一大相比，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的中央党部（1处8部）中，秘书处由原来的谭平山一人增至四人。组织、宣传、青年等8部中秘书一职，绝大部分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兼有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分别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不难看出，共产党员遍布国民党中央各个部门，由此势力其实大有扩张。

此外，会议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书面警告等处分。在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中，西山会议派成员除戴季陶外被全部剔除，对戴季陶也给予“恩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的斥责。这一决议应视为对右派的打击和左派的胜利。

综上所述，最早不赞成在国民党二大多选共产党员进执委会的是鲍罗廷，主张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已的党员占国民党领导位置的是共产国际，要求与孙科等人进行谈判的是维经斯基，将这些所谓退让全部归到陈独秀身上是不公正的。

如何对国民党二大前后、乃至整个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让步表现做出合理解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内容说明：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从组织架构上来讲，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两者间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常常表现出强制干预的一面，要求中共方面无条件服从而不顾客观事实——事实上，受多重因素制约，莫斯科方面对日新月异形势的评估，似乎总是慢半拍。

（二）莫斯科的驻华代表们长期意见不一。在国共合作时期，莫斯科方面不同层级的机构派出过不同的驻华代表、使团。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鲍罗廷的话来精辟概括：中国人“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但恰恰是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这些在中共和莫斯科方面起关键联系的代表，在涉及到具体事例上往往存在极大分歧和争执。陈独秀常常在同一时期就同一事例接到不同指示，令其左右为难。

（三）共产国际对两党的实力对比分析。共产国际自始至终未将中共作为能够承担革命中坚力量的对象来看待，对其持蔑视态度，反而将国民党作为革命主力军看待，认为“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这一点在1926年4月联共（布）确立的苏联对华政策文件中暴露无遗。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出的决策势必会导致中共的层层退让。

（四）陈独秀确表现出不足和弱点。他缺少作为一名党的领袖应具有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按本人的话说，“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在关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上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在离开党的领导职务后迅速转向托派，也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上的不成熟。

陈独秀一生极其复杂，其经历反映出中共早期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探索历程，片面地因言废人或因事废人，想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做出正确中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