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百草园杂志社”关注山大最会玩儿的历史文化期刊公众号
![]()
阎步克教授在课堂上这样讲过：“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形成的性格气质会影响其终身。”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公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1】这一时期，中国、古印度和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各文明中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轴心时代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只影响着这支文明此后的形态、面貌和道路，直至今天。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它基本决定了中华文明之后两千年文明史的走向。其中，春秋战国迎来了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一次巨变，士阶层与士文化从此开始兴起并发展。士阶层是该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他们的文化尊严、政治主张和人格精神等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塑造了后世两千年中国士人的基本精神风貌。本文将借助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围绕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尤其是诸子百家的进步的政治主张、学术修养和人格精神等展开论述，并以同时期的古希腊、古印度作为对照，说明士文化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深远意义和中西文化异质的部分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士阶层与士文化需要辩证地认识对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诸子的学说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瑕疵和局限。作者认为，诸子的学说各有所长且精彩卓著，故进步的一方面最为主要和重要，不能机械地、静止地去苛求它。所以本文对这些局限性按下不表。但如果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不能抛弃其中错误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就是大错特错、别有用心了。
研究中国士文化，余英时先生从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对照入手，这样一来就将中国士文化的特点在对比中显得尤为鲜明了。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荡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2】如此看来，西方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确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诸多相似，但若深入研究西方从古代、中古直至近代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于其自身而言，古希腊哲学家与中古基督教、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并无深刻的代际传承关系；于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相较而言，实则有本质上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再到柏拉图等早期哲学家都崇尚理性，但是他们所崇尚的理性只是“理论的理性”。简单地说，就是学以致“知”，而非学以致“用”。他们只对真理世界感兴趣，并不在意现实世界，参与政治事务就更无从谈起了；到了中古时期，基督教又垄断了欧洲的精神世界。与古希腊时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古西欧的教士具有强烈的文化和社会使命感，广泛地参与现实事务。但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对理性的重视程度大大下降：“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前。”【3】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后，西方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才真正出现了。他们的精神可以用康德给启蒙运动精神所下的界说来形容：“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将理性思维运用到实践中，由此能看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古代先哲和教士们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没有代际传承的关系了。
而中国的士阶层无论是从其思想本质还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都与西方有本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国之间纷争不断，一场政治、经济、思想的大变革已经势不可挡地到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就在这滚滚的历史潮流中，却出现了一个异类——儒家。他们拥护周礼，提出“王道”，强烈主张君主实行仁政。虽然他们是政治中的“保守派”，但其思想阐发、崇高的道德精神却有着跨时代的意义。回望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他主张“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只有竞争、剥夺和利用关系，人们还可以用友好的关系相互结合，并用系统的理论表达出来，影响极其深远。再看孔子提出的君子观。孔子主张君子治国，一个理想的社会便是人人都成为君子，而统治者的责任就在于教化百姓，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孔子所主张的政治社会）非以治人，非以治事……乃在化人……其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4】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自我完善，在保暖衣食之上，有更可追求之境界；在财富权势占有之外，有更具价值之人生。“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又如孟子的仁政思想，他强烈反对“霸道”，甚至赞同人臣杀死不行仁政的“独夫”，强烈反对“食人肉”的战争和“庖有肥肉而野有饿殍”的贫富不均现象……孟子站在被侮辱被剥削的人民一方，不被各国所容。但他却高呼“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孔孟坚守的大道，他们因此而不朽。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这种精神也传承给了后世的每一位士人。与西方的基督教或印度的佛教“外在的超越”相比，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与儒家截然不同，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人物认为“人性本恶”，他们的性恶论相较于荀子更为彻底而至于阴暗冷酷。他们根本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爱关系，认为上至君臣、下到亲子自始至终都只有利害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这简直与周礼所倡“亲亲”观念大相径庭。
以这样的性恶论作为理论基础，法家提出了君主以法律驾驭臣民的主张。法家强烈批判儒家用仁义道德来治理社会的观念，认为其大谈的尧舜禹、“仁政”社会不过是“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这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家“王政”理论的简陋粗糙之处。他们要用一种可计算、可预测的可靠手段达到行政目的，建立一个强大高效的国家机器。因此除了刑法之外，他们其实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行政法的制定。抛开其“有见于国，无见于人”和残酷的阶级剥削来看（虽然根本无法避而不谈），他们的主张确实不失极高的政治理性和行政管理能力。儒墨道法名兵农杂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表达了对政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但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无不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要投入实践当中、去改造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这时还不是一种僵化退步的官本位思想，这恰恰体现了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苦心钻研的学说不仅仅是为了“求知”，也是为了“修身齐家”，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将其投入伟大的改造社会的实践中。
士阶层的实用精神还体现在荀子的唯物天道论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有力地打击了天命论，说明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同时说明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造社会的必要性。此外，与古希腊哲学家对“本原”的不停追问相比，荀子指出“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才”
这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家“学以致知”的目的以及对“外在超越”的信仰，有实质性的不同和进步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也如教员在《实践论》中的观点：“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5】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塑造了有崇高道德修养、兼具政治理性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在后世的士大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务必要带着实践的发展的观点，辨证批判地继承发展这些精神品质，不要脱离实践、脱离劳动、脱离人民，这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世界永远年轻的动力源泉。
【1】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8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69页
![]()
亲们~
百草园长期对外征稿哦~
在公众号回复
‘我要投稿’
即可得到相关说明
亲爱的同学们
请拿起你的妙笔
撰写华章！
图文|荆草(李嘉璇)
网编|羽衣草(李抒语)
美编|墙头草(王振鑫)
一审|小蓬草(王亦冉)
二审|百泽草(马旭伟)
三审|蒲苇草(李思奇)
责编|劲草(韩金朔)
微信号：baicaoyuan-sxu
微博：山西大学百草园杂志社
长按二维码后识别即可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