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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这首诗歌通过简单的语言，展现了义和团成员团结一致、抗击外敌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迷信色彩，他们相信通过练功和请神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敌人。尽管如此，义和团运动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页，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
1898年，恭亲王临终前留下遗言，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应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13天后，戊戌变法开始，但不过百日就被慈禧强行终止，随后光绪皇帝被囚禁，清朝失去了最后一个自救的可能。此时的清朝已经内忧外患，与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列强通过经济渗透，使得百姓生活越来越贫苦。再加上官吏在明面上偏袒洋人，私底下却鼓动百姓对抗洋人，使得民间百姓对作威作福、拥有法外治权的洋人极为反感。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有意扶持民间势力冲击列强，以此增加与列强谈判的筹码。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义和团运动也应运而生。19世纪中期，山东地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和起义军，比如缅军、福军，他们致力于推翻清朝的统治，然而都在清军的镇压下宣告失败。传说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本来义和团是山东与直隶交界地区的秘密团体。相比于太平天国，义和团只是由松散的民间团体组成，他们习武练拳，每个团体都有一个小头目，彼此之间互不同属，就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随着德国、英国侵占山东胶州湾、青岛、威海等地，义和团将矛头指向了西方列强，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对各地教会发起冲击。西方列强将义和团视为暴民以及中国人盲目排外的体现。而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看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1898年10月，义和团在冠县起义，却被清军镇压，义和团第一次起义没有成功，但清军也没有赶尽杀绝，把一部分拳勇编入了当地民团，而义和团运动也开始向山东以外的华北地区扩散。一时间，各地纷纷出现名为义和团的团体，清军于是大力镇压。但是山东巡抚毓贤却有意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开始招纳全民，让他们练习兵勇，甚至还允许义和团领袖们设厂收徒，攻击教堂，打击教会。一百多年来，关于义和团的争议，关键就在于义和团的成员是三教九流，无所镇压。除此之外，由于义和团既没有严密组织，也没有先进武器，面对拥有洋枪洋炮的列强时往往不堪一击。而德国自侵占山东之后，面对义和团冲击，教会没有向当地官员施压解决，而是选择自己出兵镇压，给混乱的局势又浇了一把油。1899年，山东发生传教士被杀案件，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山东巡抚毓贤被撤职，随后，毓贤进京游说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说服他们相信义和团是一支可以用来对抗列强的力量。不久，慈禧太后又想立端郡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打算废掉光绪，让溥儁登基。然而各国公使都表示不满，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这件事不了了之。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已经愈演愈烈，遍布直隶各地，朝廷重臣为了自身利益争论不休。一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普通百姓对义和团打击洋人势力的举动非常赞许，经常提供饭食帮助，这也成为了义和团队伍越来越壮大的原因之一。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清政府已经难以强行镇压义和团运动了，再加上慈禧太后迫切需要一个对列强施压的筹码，于是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甚至连朝廷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列强见清政府纵容义和团的发展，索性自己下场镇压。1900年6月，当英法美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联军进攻京津地区，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八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并下令各地官军剿灭义和团，将战争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中外势力夹击之下，义和团运动宣告覆灭。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但在中共成立之初，就有帝国主义者以所谓的“文明”说为标准，强加给义和团“野蛮”的标签，这是错误的。因此，在反帝爱国话语体系中，党揭示了帝国主义“文明”观的虚伪本质，明确了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义和团运动固然存在盲目排外和落后一面。但其反帝运动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一定程度瓦解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义和团运动所展现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使列强认识到任何国家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死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事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矛盾，也告诉我们在面对困境时需要理性思考，寻找解决之道。只有如此，才能走出历史的误区，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它展现出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觉醒，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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