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工人运动，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安源工人罢工、开滦工人罢工、京沪铁路工人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北洋政府血腥镇压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力量的必要性。这就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两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在国民大革命初期，国民革命军重创北洋军阀，中国共产党除开展军事工作外，还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推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重要的革命成果。而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未能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最终失败。31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使党认识到，必须寻找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此时的武装革命，仍是按照苏俄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暴动”的路线进行。此时的中国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却未能走上和俄国相同的道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未能完成夺取大城市的计划，秋收起义计划夺取长沙未果，毛泽东旋即率领部队转移至湘赣边界，至1928年2月，初步建立起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会合，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坚持革命斗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十年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

为何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道路会如此不同呢？根本原因在于国情的不同。先来看俄国。彼时的俄国存在一个统一且较强有力的全国性政权，该政权的更迭意味着全国性的变化，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全俄一变而为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倒台，全俄一变而为苏维埃政权。俄国工业、金融等高度集中于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少数大城市，反动力量之集中同时意味着工人革命力量之集中。反动政权的统一性，中心城市内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集中对抗，这二者决定了俄国的革命道路是中心城市暴动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决战的、迅速的革命。再来看中国。近代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1]。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乱局中，不具有统一的全国性政权，打倒了江西的军阀并不会使湖南军阀一并倒下，因此中国革命并不能如十月革命一般迅速胜利。反动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是分散的、割据的，而在一块分散的割据势力内部，其反动力量又集中于大城市内。中国无大工业区，多中小工厂企业，且分散于若干城市中。在城市内，无产阶级分散于各行各业，其中产业工人又分散于各中小工厂。中国城市的分散，城市内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反动力量的集中，决定了中国无法走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

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尤其是数省交界处的农村，反动力量相对较弱。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民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意义。“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2]农民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广大的农村中，这支主力军是可以集中起来的，而农村革命力量的集中则必须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处于数省交界的革命根据地，面对的是多方面的敌人，同时也是分散的敌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3]敌人来自不同势力的地方军阀，皆以保存自身力量、守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标。不同军阀间存在利益之争，反动集团内部长期混战，如1929年两次蒋桂战争，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这都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即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4]并且由于不同军阀力量不等，革命根据地能以不同的策略应对，如井冈山根据地“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5]另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同土地革命密切相关。在根据地内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分配土地给农民，使广大农民得以解放，由此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巩固和发展了工农联盟。这是一项进步的事业，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的事业。值得一提的是，从南昌起义后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前，“农村割据”一词已在党内被频繁提及，但是，此时的“农村割据”仅是从属于“城市中心暴动”总战略的一个环节，党内许多人并不赞成农村割据，党的六大以后，“农村割据”的提法被迅速否定。[6]党在早期武装斗争中曾经历认识上的反复，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坚定举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旗帜，使正确的革命路线得以发展，这与他们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因此，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以己之集中力量对敌之分散力量、以己之团结一致对敌之内斗对立、存己之锐气避敌之锋芒、以己之进步对敌之退步的路线，也是在艰苦探索中曲折确立的路线。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7]所谓“武装夺取政权”，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人民政权，这就需要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建设一支新型的农民军队。“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8]农民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9]因此新的农民军队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战斗，必须成为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队伍。在三湾改编中确立起“支部建在连上”的框架，由党领导军队的政治、纪律和思想。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将红军建设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0]就这样，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军队，成为了担负起建立新型人民政权重任的坚强革命力量，是为着解放人民、服务人民的武装力量。这一切，没有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是不会实现的。党对农民阶级的领导，首要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的领导使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得到了根本改变，避免其失败的命运。[11]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农村革命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在不断的斗争、受挫与再斗争、再受挫中凝聚出的宝贵经验，是从近代中国特殊国情中生长出来的道路，是中国实际与国际形势相结合的道路，是无数的流血牺牲是换来的道路，是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的正确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眼光并未停留于农村，1944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3]在这段论述中，彰显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社会革命的真知灼见。中国革命的历程，正是这段论述的具象和实践。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城市，革命道路在变化，不变的是南湖红船上“英特纳雄耐尔”的誓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和党内路线斗争的洗礼下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并一步步走向独立和成熟。

注释：

[1]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8页。

[3]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4]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决议》，（1935年2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464 页。

[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6] 参见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世界眼光[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34(06):1-7.

[7]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8]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0页。

[10]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参见刘景泉,顾友谷.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20-30.

[12] 陈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及其战略意义[J].中国出入境观察,2021,(07):92-97.

[13]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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