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若稽古”，我们如何看待传说与文献中的古史

“曰若稽古”为《尚书》中《尧典》《皋陶（yáo）谟》等篇目的开头，意为考察古代之事，由此可知《尚书》中的一些篇目是后人依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传闻整理而成。《尚书》等古史文献典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后人润色乃至伪造的成分，而描述三皇五帝事迹的古史传说更是充斥着神秘色彩。本文所说的“古史”，乃是有信史可考之前的历史，即三皇五帝至于夏，如何看待这段没有充分可信史料的“古史”，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从“崇古”到“疑古”——近代以来对古史态度之变

如何看待古史的问题，在古人——尤其是儒家那里——是持“崇古”态度的。儒家将古史时代视作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儒家又将三皇五帝视作完满的圣王，如《论语·泰伯》中对尧的赞美：“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儒家的“崇古”，实际上是借古时社会与传说帝王，以阐发自身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后世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思想，儒者书写的《尚书》《大戴礼记》等“崇古”史料也为后世史家所用（如《史记·五帝本纪》以《大戴礼记》中《五帝德》与《帝系》为骨干），其“崇古”观念几乎在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占了统治地位。

近代社会的巨变动摇了“崇古”观的统治，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原始社会”“社会阶段论”等科学的历史概念的引入，成为摧毁古代“黄金世界”的利器，促使人们的史观从“崇古”逐渐转向“疑古”。谈到近代的疑古思想，“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是绝对绕不开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观：“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2]这样就将中国的古史传说视作后人附会、逐渐发展的结果，传说中的圣王并非天纵的神明。他“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自从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而反淆乱前人的想象祭祀之实，这是不容掩饰的。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3]为古史研究开辟出一条科学的道路。

（顾颉刚与《古史辨》）

还有一位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古史的历史学家是李大钊同志。李大钊曾这样批判崇古思想：“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必去怀古。”[4]又在此基础上明确今人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作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要知道历史是循环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5]李大钊侧重从史观的角度批判“崇古”，并分析了“今”与“古”的关系，提供了正确对待古代历史遗产的方法和面向未来的新史观。

近代的疑古思想可以说是对古史的一次祛魅，它将人们从数千年来神人圣王的庇佑下解放出来，使人们能够揭开古史的神秘面纱，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过去。

二、“六经皆史”——古史传说与文献的二重性质

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古史，就必须要以科学的眼光审视承载古史的传说与文献。清代中期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理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6]如果说近代疑古思想是对古史的祛魅，那么章学诚则先于近代学者百余年将古史的载体从传统经学的圣坛上拉下。将神圣的“六经”视作史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六经”作为儒家经典，则有后世儒者为阐发自身观念学说而润色美化乃至附会伪造，这在前文中已有说明。因此笔者认为，“六经”等典籍是经学化的史料，具有经学与史学的二重性质，即文化性与历史性。在其经学化过程中，史学性质减弱而经学性质增强。对于“六经”等典籍中的古史，仍需要从宏观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识。下面就传说和文献中对古史的记载试举几例，分别说明这二重性质。

第一，历史性。上古神话虽荒诞离奇，但“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 [7]上古神话是群体意识的凝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状况和群众思想。如女娲的传说：“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淮南子·览冥训》），“造人”与“补天”的两大事迹，“创生”和“再生”的两大命题，均出现在“女娲”这一女性神身上，是母系氏族时代对女性崇拜的体现。再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这些古代传说的帝王,虽经后代层累出诸多神异，却可以看作是人类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象征。有巢氏代表筑屋而居，燧人氏代表火的使用，神农氏代表农业生产，这些都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成就，是原始人群在漫长艰辛的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后人在回溯历史的进程时，将这些成就归于某些个人身上，并为他们赋予神化的力量和圣王的名号，“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8] 试想当时，必然有筑屋者、用火者、农耕者的出现，但这是漫长的过程和群体的努力，绝非某些个圣王式的人物天才般的创造。人的力量被神化了，但透过神话的幕布，我们仍能窥见那时的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还有一些古史文献虽神话色彩淡化，但年代久远难以稽考，而我们仍能从中触摸历史的痕迹。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9]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其事迹都难以实证，但这些史料反映了当时的部族冲突。又如《五帝本纪》载黄帝“迎日推筴”，[10]即推算节气历法，《尚书·尧典》中言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11]亦为考察天文以制历法。中华文明作为古老的农耕文明，对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的历法发展很早，这些史料可作为早期历法成就的见证。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其与传说中的尧年代地域大致相当，是研究早期历法发展的宝贵物证，可与古史文献相互印证。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对于古史的历史性，不应局限于文本之内具体字句的考据，应当以宏观历史的视角，分析其反映出的社会状况。

（在原址基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第二，文化性。一方面，《尚书》等历史文献被抬升至经学地位后，便在后人的润色处理下承担起思想政治教化的作用。如《尚书·尧典》中舜对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12]这体现以仁德伦理教化百姓的思想。又如《皋陶谟》中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3]彰显民本政治理念。又云“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14]意在提醒为政者要以身作则，恭敬法度，注重自省，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政治要求。

另一方面，古史传说与文献中的人物故事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如三皇五帝已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象征，《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15]拓跋鲜卑自称黄帝后裔当然是附会之词，但其借黄帝之名以求得汉民族对自己的认同，侧面反映了黄帝在中华民族中重要的文化地位。《尚书·禹贡》篇载禹的影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6]如今四川南充有禹迹山，湖南长沙有禹王碑，湖北武汉有禹稷行宫，浙江绍兴有大禹陵……种种遗迹虽为后世伪托，却体现民间对禹的信仰。禹治水的实际足迹有限，但民间对禹的信仰广布四海，流传至今。这样，古史的流传则超出了历史真实的范畴，上升到了文化文明的高度。

（左图：长沙禹王碑；右图：绍兴大禹陵）

三、“存而论之”——我们对待古史的态度

顾颉刚面对古史，认为“我们此时所有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17]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科学的，因为古史史料的缺乏和不可信。但笔者认为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存而论之”,正因其确凿史料的缺乏，我们要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角度“论之”；正因其史料多后人的润色附会，我们要从文化意义的角度“论之”。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存而论之”是在没有充分可信史料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不可忽视“将来史料的发现”，尤其是考古发现对古史的有力补充。如此“存而论之”，我们可以得到两种果实：第一是打破了古史偶像，能够平视历史，寻得公例，“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18]第二可以明白“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9]这便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来，于是在属于我们的历史道路上，创造出我们的“黄金世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典藏版）》，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4页。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页。

［3］同上，第14页。

［4］李大钊：《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6页。

［5］同上，第56-57页。

［6］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 722 页。

［7］黑格尔：《美学》第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页。

［8］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页。

［9］《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4页。

［10］同上，第7页。

［11］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页。

［12］同上，第25页。

［13］同上，第39页。

［14］同上，第51页。

［15］《魏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页。

［16］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第91页。

［17］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第11页。

［1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二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19］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