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与希腊文明

二、荷马史诗中体现的希腊文明

（一）、荷马史诗中的政治文明

1、军事民主制与军事首领在《荷马史诗》中的体现

荷马时代是希腊军事民主制发展的时代，其两篇诗歌《伊利亚特》和《奥格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荷马时代的诸多政治领袖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我们追溯历史，这些英雄们实际上就可以称为是当时希腊各个地区或城邦的“军事首领”。在《伊利亚特》的第二章，就列举了希腊联军的各个首领及其所率舰队，我在此也做一些引用：“雷托斯和裴奈琉斯乃波伊俄提亚人的首领，与阿耳开西劳斯、普罗梭诺耳和克洛尼俄斯一起统管”、“家住阿斯普勒冬和米努埃人的俄耳科墨诺斯的兵勇们，由阿斯卡拉福斯和亚尔墨诺斯统管，阿瑞斯的儿男”、“斯凯底俄斯和厄不斯特罗福斯统领福基斯军勇，心胸豪壮的拿波洛斯之子伊菲托斯的儿郎”、“俄伊琉斯之子、快捷的埃阿斯乃洛克里斯人的统管”、“统领他们是厄勒菲诺耳，阿瑞斯的后代，卡尔科冬之子，心胸豪壮的阿邦忒斯人的镇管”、“来自雅典的兵勇们，居守构筑坚固的城堡，心志豪莽的厄瑞克修斯王统的地方。雅典娜，宙斯的女儿，看护过丰产谷物的大地生养的儿男，使他在雅典安家，在她丰足的庙堂。随着年轮的移转，雅典人的儿子们，用雄牛和公羊献祭，祈盼着他的佑帮，裴忒俄斯之子墨奈修斯乃他们的镇管”。【2】

在这里，雷托斯、裴奈琉斯、阿耳开西劳斯、普罗梭诺耳、克洛尼俄斯等名字都应是当时的军队的统领者，而根据军事民主制社会的政治结构，这些人也就应该是其所在地区或城邦的军事首领。据统计，“按诗歌的分段排列，‘船表’中希腊联军分成29队，共计有大小船只1206艘,每船按50人计算则为60300人，共出现有名有姓的将领43人。”【3】在《奥德赛》中，主人公俄底修斯是伊达卡的“巴赛勒斯”，还出现了涅斯托尔，墨涅拉俄斯，阿吉诺等人。这些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应是当时的军事首领。【4】

而在荷马史诗的发展中，“人间王”阿伽门农在故事的开始还极具权威，甚至可以抢夺部下的战利品。后来，其威望却在联军不断的失败之中消耗殆尽，最终被阿喀琉斯“取而代之”。这体现出来在军事民主制社会中，战功对军事首领地位的巩固作用。如果首领战败，使氏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就将会被罢免。在《荷马史诗》中，这个事件的起因是阿伽门农对阿波罗祭司的羞辱，使阿波罗对此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向希腊联军降下瘟疫，使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发生争吵。由此，阿喀琉斯拒绝为希腊联军出战，导致希腊联军在赫克托尔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由此阿伽门农威望大减。最后，阿喀琉斯因好友之死而出战,很快化解了联军的危机，杀死了赫克托耳，成为阿卡亚人的拯救者，从此开始领导希腊联军。此后，阿喀琉斯可以主持赛会，自己当赛会的裁判，他的判定具有法律效力；他同意特洛伊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带走赫克托耳的尸体，并且休战三天。此时，阿喀琉斯已经取代了阿伽门农成为联军的实际统帅，阿伽门农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联军的最高统帅，但已经微不足道，阿伽门农的领导权弱化了。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首领更替的特点。

那阿伽门农领导权被弱化的原因何在呢？从“荷马时代军事民主制的运行研究”一文中，我看到如下几点：

一是当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阿伽门农代表的是希腊联军的公共利益，这使得在冲突的开始，大多数将领还是站在阿伽门农的这一边。但阿波罗降下瘟疫，损害了联军的公共利益，而阿伽门农为了维护联军公共利益，却又不愿损害自己的私人利益，于是从阿喀琉斯那里抢来了一个女奴，损害了阿喀琉斯的私人利益。这使阿喀琉斯不满，拒绝为希腊联军出战，使希腊联军损失惨重，这又损害了联军的公共利益。“人民是如此脆弱，无论是谁要得到利益和荣誉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这就是私有制产生之初，个人获得私利的最好方式。但另一方面，贵族会打着为了公共利益的旗号来相互攻击，这说明公共利益最高，当公共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强迫个人做出让步，维护公共利益。”【3】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于此的争夺，使希腊联军的公共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于是间接的使阿伽门农地位受到动摇。而阿喀琉斯后来在联军公共利益由于战败不断被侵害、阿伽门农地位不断被质疑的时候为联军带来了胜利，维护了联军的公共利益，于是被推举成为实际上的掌权人，阿伽门农的权力也就被弱化了。

二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军事首领的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由选举产生的。正如前文提到的，作为联军首领，阿伽门农并未为联军带来胜利，而是使联军损失惨重，其地位的动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荷马史诗》中，军事首领的地位和权力普遍地受到了威胁，被阿喀琉斯架空的阿伽门农并不是个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赫克托耳身死城下，俄底修斯（即“奥德修斯”）漂泊海外（尽管在史诗中是受到了波塞冬的诅咒），最高军事首领很难保住自身利益”。我认为，当时希腊正处于由军事民主制向早期城邦国家转型的阶段，而军事首领在此时的权力并未加强走向专制却反而被削弱，我在这里阐述两个观点。

其一是军事首领此时有内忧外患，矛盾重重。有内部将领（如阿喀琉斯）与其争权夺利，将领间的私人利益的冲突与军事首领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首领自身的私人利益的冲突，加上外部战争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使军事首领很难维持自己的地位。

其二是首领的权力来源受到影响。阿伽门农兵多将广，人数众多，因而被推举成为“人间王”，等到其屡屡战败，损失惨重，权力来源被动摇，自然其地位也不再稳固。赫克托尔凭借其勇猛的战斗与军事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危，一旦特洛伊战败，城邦不再，一切便如泡影般幻灭，就只能落得“身死族灭，为天下笑”的下场了。至于俄底修斯，则是被信服于他无双的智谋与丰硕的家产。可等到他的家产因络绎不绝的求婚者而败光，他的智谋策划出的谋杀反而成为他得罪大多数人的原因时，军事首领的权威就动摇瓦解了。

由此看来，虽然原因种种，但荷马时代的旧军事首领的败落与新首领、新政治的变迁，可称得上“风起云涌”了。

我们从《荷马史诗》中窥到的荷马时代的以军事民主制为特点的政治文明成果，我就叙述到这里。其实，史诗中还有不少关于人民大会、议事会的场景描述，我这里就不再过多的阐述了。

2、荷马时代的君主政治在史诗中的体现

尽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荷马时代正处于氏族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结论已经是毋庸置疑的观点，【5】我们在上文的论述也都是基于这一史观，然而，关于荷马时代的王政，抑或所谓“君主政治”的有无，马、恩两人的观点却并非是学界共识。“有关荷马时代政治制度的性质仍存在争议:或者认为它是完善的君主制，或者认为它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军事首长，或者把巴赛列斯作为拥有某种权力的首领。”有学者认为荷马时代的希腊已经有国家的出现，【6】因此，古希腊荷马时代王政或君主制的存在并非毫无依据或空穴来风，国家的出现说明君主制有了出现的“先决条件”。

关于此，亚里士多德把荷马时代的王政作为一种特别的政治形态：“它根据成法，其统治符合于臣民的公意，王位则由父祖遗传于子孙。王室的始祖都由军事技术起家，或团结人民而创立了城市，或开疆拓土，为公众树立了不朽的勋业。于是大家共戴为君王，而且议定了传统的世袭制度。”【7】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此时都形成了君主世袭制，甚至在史诗中也少有明确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荷马史诗》中许多国家都记载有多位国王：如特洛伊城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德伊福波斯、海伦诺斯都有王号“瓦那克斯”，而赫克托尔作为老国王的直接继承人，却从未在史诗中被冠以此等名号出现。在《奥德赛》中，法埃西亚人算“阿尔西诺”在内共有13个王（即“巴塞列斯”）。一些学者就以此否认“巴塞列斯”是“国王”而认为是贵族共同掌权。【6】也有学者认为伊大卡在奥德修斯离开后依旧有合法的统治者而并未发生大混乱（这看起来符合一些文明的军事民主制的特点），他们由此肯定当时的国家或城邦并非是由国王或其代表统治，反而可有可无。

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在特洛伊，虽然德伊福波斯、海伦诺斯等有瓦那克斯的称号，但他们在战斗中必须服从统帅赫克托尔的指挥，他们的权威也远在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尔之下。就比如当帕理斯因受伤回到家中休息时，从战场上下来的赫克托尔严厉地批评了他。帕理斯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立刻返回了战场。”【2】另外，他们还认为：“在特洛伊，实际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普里阿摩斯和他将来的继承者赫克托尔手中，帕理斯和海伦诺斯等人并没有真正的统治权力，其地位远在普里阿摩斯之下，根本不能被视为共治者。”【8】

对于法埃西亚人，这13个王中，只有阿尔西诺真正掌权，真正具有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公主瑙西卡第一次向奥德修斯介绍西里亚岛的情况时，她便告诉他，阿尔西诺是法埃西亚人‘强盛和威力的体现’”。另外，当瑙西卡到家准备晚饭时，再一次提醒我们：阿尔西诺“统治法埃西亚人,国人敬他如神明”。这都充分的说明了法埃西亚人的王权其实掌握在阿尔西诺的手中，而非是共治的另外12个王。

学者们进一步说明，伊大卡似乎在奥德修斯离开后，确实没有出现混乱，但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是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功劳。至于王权在伊大卡的存在的证明，“在奥德修斯杀了求婚者以后，尽管他们是伊大卡精英，但除了他们的亲属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出面干涉。”【8】如果真的在王权之外还有其他机构存在，这种情况应不大可能出现。因此，在伊大卡存在王权，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不过，学者们又提出了否定希腊荷马时代王权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王权世袭制的缺失。“根据他们的看法，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地位，或者是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影响和声望，逐渐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个人化的地位，直到整个公社承认他为事实上的头领;或者因为他的正直、智慧，他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尊敬，从而为自己逐步争取到巴赛列斯的地位;或者依靠个人的财富、能力，在公社内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成为众多头领中的大头领。这样一种职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与资源，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让，因此，在同一个公社中，有时会有许多巴赛列斯在行使统治权。”【8】还有一些学者承认国王的存在，但不认为有制度性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荷马时代的王权确实是不完整的。

所以，学者们想要证明王权的存在，必须证明国王有很大的权力，有家族内继承的传统，且有相关的制度。“应当承认，荷马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极不完整，直接提及继承制度的更少。但在叙述过程中，他仍然为我们描绘了一些王室的情况。他们分别是迈锡尼的阿特瑞乌斯家族、吕凯亚的柏勒罗芬家族、特洛伊的达尔达诺斯家族和伊大卡的阿克西阿德斯家族”。【8】

我在这里不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荷马时代的君主制研究在今天尚有较大的争论。

（二）荷马史诗中的伦理道德观

荷马史诗中不仅仅只有政治文明成果，它同样体现了古希腊人，或是荷马时代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在《史诗》中，对英雄的描写也体现出了一种与后世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也体现出了一种德性、幸福、荣誉价值等观念。这些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古典时代的希腊人。

1、 以自我荣誉为中心的英雄主义

在故事的最开始，《荷马史诗》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词——愤怒。英雄们为何而愤怒？——因为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侵犯。

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祭司，这被阿波罗视为对他的羞辱，认为阿伽门农折损了神的荣誉，于是阿波罗挟愤怒而来，让联军受火烤和瘟疫的袭扰，这件事导致了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决裂，阿喀琉斯因名誉受辱、战利品被夺的愤怒而拒绝为联军出战——尽管这损害了联军的公共利益。后来，又是因为友人被害的愤怒，阿喀琉斯不顾母亲和命运之神的警告，毅然出战并杀死了赫克托尔为友人报仇。——这一系列看似由“愤怒”主导的故事，其实都体现出了古希腊人对荣誉的重视。而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带走一事，被视作是对英雄的羞辱，看作为“一个英雄的名誉受到侵犯 ”。“在荷马史诗中,爱并不占什么位置,荷马的英雄如果有爱的话,那么他们都爱自己,他们是自爱的英雄。”【9】

那么如何获得荣誉和保持荣誉呢?学者们认为，在荷马时代，这与个体是否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息息相关。“无论是具有高贵血统和社会地位的贵族和英雄，还是普通士兵，都有着自己不可推卸的与自己职位相称的职责。作为军队指挥官的英雄应当有智谋，能统帅三军，夺取战役的胜利。作为参与战斗的英雄，应当有过人的武力和勇气，勇往直前，冲锋陷阵，鼓舞士气，威慑敌人。作为士兵，应当奋勇杀敌，不可贪生怕死。”由于荷马史诗时代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此“善”的获得几乎都要通过战争来实现。在战场上，一个人的表现和能力可以直接被别人看到，因此，英雄通过战争赢得荣耀。这样一来，勇敢与力量就成了希腊德性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了古希腊英雄主义伦理中的“非道德部分”，即“英雄行为不具有为他人负责的意味，为了自身的荣誉和利益，英雄时常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在《荷马史诗》中多有体现。在这里，“英雄具有德性，但不一定是道德的，英雄的德性主要是勇敢，他不必是慷慨的，也不必是节制的。英雄的德性只表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勇士，一个善于战斗、战功赫赫的人”。【9】他们进一步举例道：阿伽门农为了私欲抢夺了阿喀琉斯的女俘，即使如此他也是善的，因为他生来高贵，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具有赫赫战功，拥有力量和权力，是了不起的英雄。阿伽门农想要把阿喀琉斯的女奴占为己有时，内斯特对他说:“虽然你是善的，但不要夺走他的姑娘。”【10】

“荷马的英雄瞄准的是明显值得向往的目标,并且瞄准这些目标十分现实。成功、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荣誉都是很容易理解的目标,并且英雄毫无愧疚地瞄准这些目标。他热情地追逐他的利益,并不把他对他人的职责看得太重,因为这样这些职责就会妨碍他追逐自己的利益。”【11】徐慧敏：“对于一个英雄而言，人们在乎的是他的战斗才能，是他的辉煌战功，只要他履行了一个英雄应尽的责任，他就是有德性的，就是善的。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尔以后，为了泄愤虐待尸体，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是残暴而不人道的。然而这丝毫不影响阿喀琉斯成为最杰出的人。他杀死赫克托尔之后，就是伟大的，就是卓越的。”【9】

2、 以英雄主义为中心的德性——卓越、勇敢与友爱

“荷马时代的伦理价值是以英雄为中心的，因而荷马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都以英雄为准则，那个时代所崇尚的德性主要与英雄相关。英雄的德性与社会的根本价值之间是一致的。英雄因其德性和卓越而享有善，要获得善必须具备英雄的德性和功绩。”【9】

在《荷马史诗》中，英雄具有超出于凡人的能力，并被冠以“神的头衔”，比如“神一样的阿喀琉斯”、“神所宠爱的”、“某某某之子”。以沃格林的话说:“荷马意义上的英雄可定义为，在其行为中一种超越人的存在秩序得以显现的人。”【12】“无论英雄是昔日的特别种族，还是神明在人间的翻版，荷马史诗的这种“血统论”无非是想说明：做英雄是做人的一种超越，是对凡人有限生命的界限的冲击”，即“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2】英雄的“善”要求他们是卓越的，要求他们具有德性。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潜在能力是他们德性的根基，实现德性是他们对族群的责任，也是英雄们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是他们对自身高贵血统的证明。因此，“超凡脱俗”、“卓越”无疑是荷马时代英雄的追求。

至于勇敢一词，在古希腊语中，与战神“阿瑞斯”同音，它象征着男子在战斗中的英勇。“在英雄时代，勇敢是英雄的标志，是英雄成就自己的伟业和功绩的首要德性。勇敢作为第一德性，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自身的善。”【9】徐慧敏认为：“勇敢能够使得荷马时代的英雄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成就功绩，从而获得名声和荣耀。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向我们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阿喀琉斯在战斗和激情方面的突出表现，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和复仇中的表现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在为荣誉而战时，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英雄要勇猛果敢。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是‘最英勇的人’，英雄不会消极避世，他们要为自己的族人拼搏，力求在短暂的人世留下美好的名声和世人的认可，这在他们眼中，就是人像神一样活着的证据。”

尽管荷马时代的英雄多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会为了自己的荣誉而侵犯他人的名誉和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作为“独夫”而完全自我的活在这世界上。阿喀琉斯因挚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战死而痛不欲生：“我的最亲爱的同伴帕特罗克洛斯被杀死，我最钦敬的朋友，敬重如自己的头颅……除非赫克托尔首先放走灵魂，倒在我的枪下，为杀死墨诺提奥斯之子把血债偿还。”【2】此时，史诗用一系列的动作来描述阿克琉斯的悲伤：“他双手抓泥土撒在自己头上，躺在地上抓扯头发，失声痛哭”。阿克琉斯纵使知道自己出战必死的命运，也义无反顾地为朋友报仇。“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是阿喀琉斯与他的盟友之间的纽带，只有通过这件事，才能最终让这位‘神一样的人’重归集体”。在此之外，史诗甚至“通过描述对敌人的款待、劝慰与帮助（如赫克托尔与埃阿斯英雄相惜，赫克托耳把宝剑连同剑鞘和腰绑相送给对方，埃阿斯则解下他的腰带回赠赫克托耳），共同探讨超越世俗共同体界限的无私友爱的可能性”。【13】

3、 荷马史诗中的个体意识与人本精神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肯定自我，追求卓越，珍视个人荣誉，从不贪生怕死。这种豪迈的英雄气概意味着不受权威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是英雄精神的核心所在。荷马的英雄世界里，没有必须绝对服从的权威和道德规则，若是所谓的神间的权威或人间的权威会压抑到英雄的个性，与他们的信念相违背的话，他们都会有反抗的勇气。”【9】这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激发出来的，对于“人”的精神的探索和对于“自由”与“个体意识”的激发。

而另一方面的人性精神，体现在英雄们向死而生的悲壮，体现在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和对命运（或宿命）的抗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经常面临命运的选择，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宿命的认同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这种观念在后来的西方哲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学者认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具有“有死性”。有死是人区别于神最重要的特征，死亡是凶险的、可怕的,命运也一样。战场是屠人的地方，任何勇士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荷马史诗充斥着一种宿命论的悲剧色调，是满载痛苦的苦难史诗，命运与死亡决定着人生的悲苦，突出人的死亡命运以及人生无法摆脱的胁迫。【9】

在荷马时代，希腊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必死命运面前毫不畏惧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深层次的对于人生快乐以及永生的梦境追寻。然而，正因为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它是暂住者(人)可以梦想而不可企及的，荷马式英雄的那种勇武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显得格外悲壮”。【14】

正如俞登辉所说：“人死亡的最终命运虽早已确定且无法避免,但人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展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荷马史诗中有三场详细描述的葬礼引人注意,分别是帕特罗克洛斯、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的葬礼。我们可以看到，显贵人物的葬仪会进行盛大的宴会和竞技会。人们关心、尊重死者,在葬仪中会尽量让死者舒适,并且缅怀死者的光辉和荣耀。”【15】“相较于迈锡尼时代对死者缺乏尊重的死亡观念，荷马时代的死亡观念更加重视死者，关注死者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同时兼有乐生恶死的特点。死亡观念的影响帮助古希腊人建立了关于死亡和生命的价值观念，促进了英雄崇拜的形成，成为古希腊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人文主义精神的源泉。”【15】

在讨论“德性”的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柔性美德”的分析。他们认为，尽管学界在传统上以战争中的英雄伦理来解释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史诗中也体现了和平与柔情的一面。他们认为：“学术界对《荷马史诗》主流的伦理解读是英雄伦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荷马史诗》的战争主题；二是英雄对荣誉和卓越的追逐；三是把《荷马史诗》中的德性视为获得成功的品质。虽然对《荷马史诗》的英雄伦理解读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但这一理解并不是对《荷马史诗》的全面理解。第一，《荷马史诗》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和平生活的描写和暗示；第二，英雄具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对其提出了多方面的伦理要求；第三，即便是在战争中，史诗也向我们呈现了柔情的一面。因此，我们要全面地理解《荷马史诗》就必须跳出战争主题，更加全面与合理地理解史诗中的冲突。史诗中的英雄一方面追逐着荣誉，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基于人性的柔和。”他们推测其根本原因是“人类生活本身存在的矛盾。”【16】

他们继续阐述道：“荷马史诗中英雄的柔性美德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与解决矛盾的简单和粗暴的方式相对的智慧；二是基于智慧的避免暴力的正义；三是基于人性之中柔和与温暖情感的怜悯、友善和慈爱。这些柔性美德表现了人类作为智慧存在物的三种精神，即理性、爱与和谐。”

至此，我对伦理与德性的相关叙述就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古希腊的英雄主义带有一定的极端个人主义色彩，但其对勇敢、卓越的渴望，对和平的向往、友情的珍爱与其文化的璀璨及其精神在死而不屈中的升华都值得我们为其赞叹。“荷马史诗作为荷马年代文明高度集中的文化产物，在吟唱过程中与后世文字记载里保留了原初意义上的‘德性’二字，并在自然属性、道德品质与动机纯粹性中彰显出作为西方德性思想源头的普遍性内涵”。并且，“寻求‘善’（或‘好’）一直是它们追求的最高目的和最终走向”。实际上，荷马史诗中还有许多古希腊价值观念，如“忠诚”、“爱国”、“复仇”、“正义”等，都有很深刻的内涵，但我在这里就不再多做阐述了。【17】

（三）、荷马史诗中的女性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的形象，不论是凡间女子还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都各有其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荷马时代的女性生活状况。

我们纵观整部史诗，大约能把凡间女性形象分为三类：

其一，是以海伦为代表的美少女形象。海伦作为《荷马史诗》中希腊世界公认的第一美女，本应是斯巴达的王后，却因“金苹果”事件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走，成为了希腊联军与特洛伊宣战的借口。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把战争的罪责毫无顾忌的施加到一位女子的身上，认定其为“祸国殃民”，而并未看清希腊联军对特洛伊进行侵略的战争本质。悲哀的是，就连海伦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罪人。“然而，她的美本是一种自然赋予的权利，本身并无对错而言。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美却成为她最大的过错，成为人们争相掠夺的对象。”【18】在这里，她经历了与中国商代末期的妲己相似的情况。在当时社会，历史把亡国族灭的罪责不客观的施加到女人身上，使其承受了本不属于她的罪过。两件事情其实都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即使是荷马时代，是英雄并出的璀璨时代，也不能免俗。

另一作为忠贞女子形象代表的斐奈洛佩，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奥德赛》中，忠贞贤良的裴奈罗佩在丈夫杳无音讯的20年中尽心尽力地抚养儿子，操持家务，并以自己的智慧拒绝了所有爱慕而来的人，只为等待丈夫的归来。可奥德修斯父子仍然猜疑她，为了试探她的真心，奥德修斯化身为乞丐，在她面前说一些恭维的话。虽然这种做法让人有点无法理解，但却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妇女的态度，她们唯有服从别人的看法，而没有自我表白的机会。”【18】这体现了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对于女性的束缚与要求,以及女性的屈从地位。

第三类女性通常以战俘的形式出现。她们作为战俘，依靠其“主人”而生活，甚至能够被当作战利品被人分配、夺走或交换（如“人间王”阿伽门农夺走阿喀琉斯的女战俘），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但，她们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英雄的青睐，也具有了一些权力（如赫克托尔之妻安德洛玛刻）。

但是，《荷马史诗》中并不全是充斥着对女性的压迫。尽管坎特瑞拉把《荷马史诗》看作是西方厌恶女性思想的根源【19】，有些学者则坚持说：“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轻视女性的言论，史诗集中谈论的几乎都是女性的积极作用。”【20】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史诗》还相当的体现出来一部分女性崇拜的思想。尽管这种“女性崇拜”比较浅显的体现在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的女神崇拜那里，但在史诗对凡间女子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对女性的尊重。在这里，我们仍要提及海伦。在史诗中，“海伦蕴涵了一种生育力和财富的象征意义。加上海伦的出场与爱神阿弗罗狄忒有密切关系,所以她又内蕴了一层‘爱’的含义”。【21】

实际上，《荷马史诗》中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角色的参与，我们可以看到狩猎之神的崇拜、赫拉的形象等相关的诸多研究，我在这里也不再过多赘述。

（四）、荷马史诗中希腊的社会生活——饮食文化

我们关注荷马史诗，不仅仅是沉醉于其波澜壮阔的战争描写，也不仅仅局限于对荷马时代历史状况的窥探，我们还能在其中发现荷马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而饮食文化作为社会生活、衣食住行中的重要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荷马史诗》中关于英雄宴饮，神明享乐等主题的描写资料并不少，为我们研究荷马时代的社会历史做出了重要助益。实际上，“史诗中对英雄饮食的描述，为希腊人建立起主食搭配副食与酒的饮食结构，划分出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饮食特征，同时也强调出了饮食与神的密切关系。饭桌上史诗营造出的饮食群体还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在其中各司其职，而这些都是构成希腊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荷马史诗中就吃的问题，反映出来的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更是希腊社会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发展的需求。”【22】

据学者研究：“希腊人的饮食分为三部分，以大麦面包为代表的主食;任何可搭配主食食用的蔬菜、肉、鱼等副食;最后还有水、酒等饮品。希腊将领地米斯托克利投奔了波斯后，薛西斯王命他统治三个地区，原因是这三个地方能够分别供给面包、肉食和酒，【23】可见希腊人主食搭配副食与酒的饮食规范或习惯。其实这样的饮食结构是对荷马时代饮食的继承，同时继承的还有荷马时代的饮食文化。”【22】那么，从这里出发，我们从《荷马史诗》中搜寻其传统饮食结构，不难发现大麦小麦与农夫田间劳作的生活场景（如在史诗的描述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上铸有农夫驱赶牲畜种田和收割的劳作场景）。在英雄宴饮中，我们看到“涅斯托尔营帐中的餐桌上摆着装有麦饼、葱和蜂蜜的铜盘，还有一只盛满酒的金杯，餐桌上还时常摆放着肉食。”【2】这是史诗中希腊英雄的饮食常态。

在农业之外，由于希腊半岛多山且地形崎岖、平原狭小，并不适宜农业的发展，畜牧业成为了古希腊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德赛》中时常提及牧猪奴、山羊饲养者等。牛羊等牲畜的数量还成了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少的标准之一，它们不仅为农业劳作提供畜力，还可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羊毛、奶酪、牛奶和蛋类等制品，还有肉食。”【22】

《荷马史诗》中另外一种常见的宴饮就是“祭祀宴会”。据研究，这是当时时代较为流行的宴饮方式。在学者看来：“祭祀宴会上，牛、羊、猪是最常见的动物牺牲，而这种宴会既是人神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又是人与人之间维系关系的有效途径。”【22】《奥德赛》第三卷中有对祭祀宴会从开始到结束过程的详细描述：涅斯托尔因忒勒玛科斯的到来而准备了祭祀宴会。他命人到牧场挑选来一头一岁小牛，让金匠在牛角上包上金片，宰杀牺牲之前，所有人洗净双手，向神祈祷，抛酒大麦，小牛被割喉放血后，宰牛者剔出腿骨用油脂包住再放上切好的生牛肉进行烧烤，宴会上的所有人包括涅斯托尔的女儿们都可以享用烤肉仆人们负责不停地斟满人们的酒杯。在宴会结束后，皮洛斯人还热情地为忒勒玛科斯准备了路上的食物，包括面包、酒和肉。【4】

有研究总结了荷马时代祭祀宴会的几个特点，我在此加以引用：

首先，宴会离不开神的参与。为了向神还愿或是向神祈祷，在大吃大喝之前，人们会呼唤神灵。

其次，离不开动物牺牲，除了献祭给神的一部分，剩下包括内脏都被参加宴会的人食用——关于这一传统，还与另一本希腊传说有关（即—赫西俄德《神谱》）。“起初人和神是和谐共处的，一次争执后普罗米修斯宰杀了一头大牛并对其进行分配，他将牛皮包裹着牛肉和肥厚内脏的这部分放在凡人面前，将隐藏于牛脂下的白骨摆在宙斯面前，得知被欺骗后的宙斯勃然大怒，从此便有了凡人要在圣坛上焚烧白骨以献祭给神灵的行为习惯。”【24】

第三，祭祀宴会是人类社会集体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动物献祭的开始，就意味着人与神的分离，人、神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而动物献祭将双方再次联系到一起，凡人靠献祭动物来向神祈祷或还愿。

此外，祭祀宴会还将人组织到一起，在这场饮食集体中，有不停忙碌的仆人，有宰杀牺牲的祭司，有像涅斯托尔和阿伽门农这样的掌权者，有分得肉食的普通大众，还有受欢迎的外来宾客，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遵循着一定的层秩序，人们所享用的肉食也有分别——这也体现了荷马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此影响下，古典时期的雅典依然存在这种分肉的现象：V Tsoukala通过对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陶瓶画的祭祀场景和阿提卡神圣法律有关祭祀的研究，分析指出在动物祭祀中，被挑选出来的带有荣誉象征的那部分肉会优先分配给祭司、体育等赛事的胜利者和城邦的统治者，剩下的部分则分成等份由参与者一起食用。【25】总而言之，这样的宴会就如同一个社会，参与者在其中各司其职。

荷马对人们饮食的描述，还反映出了一种与野蛮相对的希腊文明，懂得稼穑、不吃生食、不饮纯酒就是这种文明的体现。这与史诗中提到的基克洛普斯人（或独眼巨人）的“野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文明与野蛮饮食的形成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希腊人意识的体现。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构成了荷马笔下英雄们战争之外的重要生活部分【26】。史诗通过对饮食的描述，从而为希腊人树立了自己的饮食规范与饮食文化。

等到古典时代，人们大多还是传承了荷马时代的饮食风格，不过随着城邦的发展与对外贸易交流的扩大，饮食种类、烹饪方法还有人们对饮食的一些观念等也处在变化中——但这已经是荷马时代之后的事情，我在这里也就不再叙述了。

三、荷马史诗对古希腊史学发展的影响

在前文，我已经尽可能地阐释了《荷马史诗》中所体现的希腊文明的种种成果，希望能够尽量清楚明白的说明荷马史诗作为一种特殊史料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价值体现。在最后的论述中，我将简明地阐述《荷马史诗》一文对古希腊史学发展的影响。

“希腊史学是西方古典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神话与史诗,它们肇始于邈远的年代,是反映每一个民族在步入文明之前的一面镜子,并孕育了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27】

希腊人的朦胧的历史意识从希腊神话流传的最初就已经出现了。“它产生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知识十分贫乏的阶段,是人们借助想象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一种朦胧的认识。英雄传说则是远古历史阶段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反响,带有原始时期和氏族社会的烙印，也体现了对远古历史的追忆。”【27】总而言之,希腊神话是“希腊人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并成为史诗内容的重要来源。

尽管，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希腊人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有着很高明的历史意识，并把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心。其更注重于对世界的认识——即哲学的发展而只认为历史有“第二等的价值”。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意识。实际上，希腊人的历史意识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在《荷马史诗》中就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了史诗中的历史探究精神，而这正是历史学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并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益。《荷马史诗》语言简练,内容丰富,情节生动,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同时亦颇具重要的史学价值——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章所论述的。一些学者还认为：“史诗大量涉及了迈锡尼文明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另外，史诗的材料说明了当时希腊已经出现了铁器,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离,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在历史研究中,把公元前12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的希腊社会称为“荷马时代”。【27】

最后，荷马史诗还深刻地影响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并成为了其著作的重要史料来源。

四、结语

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荷马时代的重要文化遗留，不仅是世界文学诗歌的巨著，也是世界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面镜子，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体现的文明特点和价值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文学、哲学、教育还是文化领域，荷马史诗的影响力都是不可估量的。通过对荷马史诗的研究，我们能够在更好地理解古希腊文明，更好的探索古希腊文明，更好的研究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同时，也能够洞察到它在现代世界中的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