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冯彩玲 蒋丰 链接式嵌入治理：驻村第一书记何以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基于江苏省句容市M村的个案分析

冯彩玲，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丰，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是活化农村因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可见，赋予生态资源与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同等地位，推动生态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新动能。然而，在生态产业发展进程中，乡村容易遭遇造血功能不足、村民集体失语等问题。分散的农户不具备与其他利益主体平等谈判的能力，多充当冷眼旁观者与局外人，产业发展越深入，农民就越有被排斥和边缘化的风险，出现“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千万工程”经验为发展乡村生态产业提供了指引，即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坚持问需于民、服务于民，以高效的协调落实机制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那么，如何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中唤醒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促进国家资源输入与乡村生态禀赋的精准对接，从而找到“两山”转化的现实通道，就成为新时代加快乡村生态产业振兴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驻村帮扶制度与我国历史上各种农村工作队机制一脉相承。在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后，党和国家决定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时期，为了完成脱贫指标，部分驻村第一书记依托自身政治势能，调动大量资源打造乡村“亮点”产业，却因其忽视乡村实际且后续管理缺乏村民参与，导致项目运作呈现严重的“碎片化”问题，暴露出外源式发展的普遍问题，如依附性发展、扭曲性发展、破坏性发展以及支配性发展。后脱贫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愈发得到重视，许多生态村因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差、生态承载力低下、对经济发展的抗干扰能力弱等原因不适宜开展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产业发展只能立足乡村本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村民劳动力要素潜能。“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对乡村生态资源状况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综合研判后理性选择的产业发展路径。

鉴于此，驻村第一书记在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基于乡村社会的特定环境，驻村第一书记应采取哪些行动策略？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机制与逻辑？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江苏省句容市M村为例，以驻村第一书记下乡帮扶为主线，通过回溯M村生态产业发展历程，探究驻村第一书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试图总结出与乡土社会内在逻辑、生态产业发展规律相吻合的治理机制。

内源式发展理论是对外源式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外源式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资料更新换代等外在治理领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在内在治理领域遭受到诸多批评。这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农民生活质量、社会公平、农村生态保育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1989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等在《内发的发展论》一书中提出内源式发展理论，认为内源式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有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与贺雪峰所主张的“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是一致的。20世纪末，国外学者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提出了新内源式发展理论，认为“地方发展要与有益的外部力量相结合”。从本质上讲，新内源式发展理论并没有脱离内源式发展理论的关注重点，仍然将地方参与、地方认同和地方保护等条件作为前提，促进乡村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

学界对内源式发展与乡村生态产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生态产业的内源式发展路径。仝志辉等认为，社会组织的多重嵌入有利于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实现内源性发展。雷明等指出，生态资源、经济效益与脱贫成效共同组成了地方生态产业体系的内生循环机制。彭小兵等发现，培育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关注区域可持续服务和村民自主能力建设，有利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区域善治和生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关注生态产业与内源式发展的交互关系。丁智才等认为，在后脱贫时代，内源式发展是生态村的发展道路，生态产业是生态村的产业选择，以生态产业开启内源式发展的动力，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的“双赢”。罗胤晨等认为，现代生态产业链强化了乡村内生“造血”功能，构建绿色现代乡村生态产业空间，推动乡村成为生态田园综合体。因此，将内源式发展理论与乡村生态产业相结合进行研究，更能突显乡村生态产业发展规律，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二者的互动机理。

嵌入理论最早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用来解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伴随着嵌入理论的发展完善，学界普遍将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治理乡村的外来嵌入力量。既有文献主要从嵌入功能、嵌入路径、嵌入成效等3个方面对驻村第一书记的嵌入作用展开讨论。

从嵌入功能层面看，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既包含国家治理又包括基层治理。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在科层压力下，驻村第一书记要遵循目标管理责任制，其功能包括组织乡村、交流信息和传递资源。从基层治理角度看，驻村第一书记承载着密切干群关系、扩大社会资本和收入赋能等多重功能。

从嵌入路径层面看，主要分为硬性嵌入和柔性嵌入两种路径。硬性嵌入体现在机制、资源和行动等方面。林健发现：“以党政统合为核心，辅以资源联动机制和情感融通机制，共同构成了下派干部这一传统政治路径的运行机制，并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发展中进一步优化。”从机制来看，驻村工作队的治贫机制可以概括为“接点治理”，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连接点，搭建起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有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从资源来看，立场中立且脱嵌于分利秩序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引进治理资源盘活农村自有资源，使乡村能够以更好的资源条件发展；从行动来看，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反官僚制倾向，具有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非科层化特征，柔性嵌入体现在关系和价值方面；从关系来看，驻村第一书记关系广、质量高，通过挖掘和整合多方力量，使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乡村在情感沟通、社会生态和利益关系等方面发生了重构；从价值来看，驻村第一书记通过民主参与、民主恳谈和民意调查，将民主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融入村民认知。

从嵌入成效层面看，嵌入效果体现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4个方面。从建强村党组织看，驻村第一书记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工作着力点，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从推进强村富民看，驻村第一书记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对贫困户的增收作用尤其明显；从提升治理水平看，具备较高公共领导力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重建信任和再造权威促成了村庄集体行动，提升了农村公共治理的水平。从为民办事服务看，驻村第一书记遵循和贯彻群众路线，增进了与群众的信任关系，优化了政策执行的“体制—民情”互动模式。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从生态富民的角度切入分析，没有从治理体系以及体制内、外治理主体间的互动作用模式上进行解构；二是缺乏从微观层面对驻村第一书记所发挥的链接式嵌入作用的“角色深描”，尤其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场域后采取何种行动策略才能链接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驻村帮扶不仅是国家力量下沉与基层治理对接的行为，还应该嵌套于一个多层级的叙事框架中，框架的搭建需要基于真实而具象的行为选择。因此，本研究尝试立足对乡村场域、生态产业发展规律、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动态博弈的把握，结合驻村第一书记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独特优势，探究驻村第一书记何以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实现内源式发展。

基于嵌入理论阐释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路径，本研究总结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在驻村第一书记链接下的动态博弈，提出“增权—重构—认知”三维嵌入命题（见图1）。

维度一：增权嵌入，通过政策、技术、资本、管理、设备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提升乡村在生态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权能。

维度二：重构嵌入，对乡村生态资源的开发流程、组织结构、空间布局、利益分配和主体功能等进行重组，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动力，重塑乡村产业发展格局，打破利益固化藩篱。

维度三：认知嵌入，将守持公共认知的基本存量现实与未来增量愿景潜移默化地嵌入到村民的个体认知中，促使其内化为乡村共同体价值观。

在增权嵌入维度，驻村第一书记凭借国家赋予的职责权限，通过其身份获取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在乡村场域汇合、形塑与再分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交互的“结构场”。这一维度的嵌入以外部力量为主导，旨在对乡村增权赋能，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达到Y1。在重构嵌入维度，为了实现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质变，驻村第一书记积极动员村民参与乡村发展事务，激发内生动力，完成对生产组织、生产流程和分利秩序的再造，使村民逐渐成为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主体。这一维度的嵌入特点主要表现为颠覆与变革，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在互构中逐渐形成新的乡村秩序，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达到Y2。在认知嵌入维度，驻村第一书记将民主、参与、互惠、包容、环保等公共价值和理念，借助“在场治理”情景中干群近距离认知传递与内化机制，促使村民形成具有普遍遵从性质的内生性规范，实现了“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的协同建设。这一维度的嵌入以内生动力为主导，外部力量发挥协助作用，最终实现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达到Y3。

基层治理场域本身就是一个科层嵌入、内生形塑的二元特质场域，只有实现治理行为的共生性才能达到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样态。基于上述分析，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2），探索驻村第一书记在促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中起到的“全面增权赋能、结构—功能重组、公共认知构建”作用。

1.增权嵌入——全面增权赋能

中国乡村存在的禀赋不足、发展主体流失、公共服务配置低效等问题，造成乡村发展长期处于“洼地”。在乡村发展初期，需要加强外部力量的供给与支持，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链接内外资源的作用，由外促内，通过项目进村带动资金、人力、关系、知识等要素的输入，进而整合原本分散的乡村资源，对乡村全面增权赋能以弥补其先天不足的缺陷。

2.重构嵌入——结构—功能重组

乡村重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实现乡村内部的结构协调和功能互补。因此，驻村第一书记需要通过整体性重塑乡村发展格局，再造生产流程，动员乡村主体参与，降低生态产业发展对外部资源或力量的依赖，逐步扭转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的主客地位。

3.认知嵌入——公共认知构建

只有帮助农民克服小农意识，提高其公共认知水平，才能化解资本下乡风险，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随着国家与乡村关系从“汲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基层干群关系呈现生活化、人格化与扁平化等特征。良好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增进干群信任，也有助于驻村第一书记将落实协商民主、推动有效自治、公正利益分配等具体举措输入乡村并构建公共认知，从而强化村民主体意识，醇化乡风文明。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其适用于研究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案例。本研究选择M行政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有3点。一是链接式嵌入治理特征明显。不同于以往驻村第一书记作为“陌生人”嵌入乡村场域，M村与驻村第一书记存在血缘、地缘与乡缘联系，干群间基于“自己人”认知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共同担当的工作氛围，驻村第一书记链接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的成效显著，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高度契合。二是内源式发展脉络清晰。M村的生态产业发展历程依循“由外促内、内外互构、内生发展”的明确步骤，形成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内源式发展路径。三是M村作为省级生态村，自2021年发展生态产业以来，产业链条逐渐延伸，具备实践层面的稳定性和存续性，是生态村发展生态产业的成功样板。

2023年7月至8月，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先后3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江苏省句容市M村开展了全方位调研，并与M村驻村第一书记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收集的调研资料主要包括访谈记录、村史资料、乡镇政府文件档案、现场照片等。访谈对象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村支书以及村民代表等。

M村位于江苏省句容市东南部，距离市区37千米，面积11平方千米，全村辖23个村民小组2500余人，主要经济作物有“野鸡红”桃子、柿子、大枣和山芋等。M村虽然地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省中药材重点产区，但并没有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其所在镇的10个行政村中，其经济发展等各项指标均较为靠后，是全镇6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之一。近年来，M村在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下发展生态产业并取得显著成效，呈现以“中药材种植业”为主体，以“中医药文旅业”和“中医药研学业”为两翼的布局结构。

囿于资源禀赋构筑的空间壁垒，M村的发展障碍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要素与自然生态要素的结构性矛盾上。一是自然资源的挤出效应。虽然M村原始生态保存相对完整，但富集的自然资源压制了某些经济活动要素，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二是地理禀赋不利。交通运输、地形地貌、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不利于经济发展。M村位于丘陵地区，耕地面积窄小、形状不一、地势起伏，农机作业受限，在农业生产中，农民要投入较多劳动力，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开展兼业农业的困难。三是乡村社会发育不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M村的家庭生计模式以“半工半耕”为主，农业类型以老人农业和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非货币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大，家庭经济中自给自足成分较高，农民获取的市场剩余较少。

对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的步骤进行梳理后，按照时间顺序，本研究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即入场阶段（2021年）、动员阶段（2022年）和评价阶段（2023年至今）。

1.入场阶段（2021年）

驻村第一书记ZYJ是军队转业干部，2014年退伍后被分配至户籍地句容市的一家国有企业从事管理工作。2021年年中，ZYJ接受组织安排来到M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M村与ZYJ老家H村距离不到1公里，因此，ZYJ具有获得村民信任的先赋身份优势。ZYJ最初工作的重点是改善村民的生活用水条件，他依托派出单位的项目优势，“给宅基地地势较高的农户建设了若干套供水增压设备”，并将派出单位的绿化、环卫、安保等服务外包给M村村民，增加了村民的务工收入。

2021年年底，为了加快M村发展，句容市政府将一个总投资额1000万元、总规划面积2000亩的中药材种植项目交给M村实施，计划3年内将其打造成全省示范项目。此时的M村几乎没有种植中药材的基础，农产品营销环境也相对滞后。基于M村当时的基本情况，ZYJ决定“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村里开展项目”，他主动向派出单位申请，给村里援建了一套总价值20万元的喷淋灌溉系统，他还利用新媒体平台为M村制作公益广告，累计浏览量超过1万人次。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村民在建设用地的公共空间归属和维护方面争执不断。由于ZYJ与村支书是交情颇深的好友且ZYJ也有亲戚在M村居住，因此，村干部与部分村民坚决支持ZYJ的工作并自发行动，这些都为项目进村扫清了障碍。相较于村民对体制内基层干部的认同感较低，ZYJ作为“自己人”始终未曾脱离乡土社会，因此，在推进工作时耗费的成本更低且效果更好。

这一阶段，ZYJ之所以能顺利入场，化解项目推进中的冲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驻村帮扶作为一种超常规、非科层化的制度安排，被赋予了鲜明的行政包干色彩，驻村第一书记既有主动表达乡村利益的空间，也有积极融入乡土社会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仰仗M村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村民受到集体主义伦理道德与公众舆论的约束。此外，ZYJ还颇具个人魅力。ZYJ在驻村工作中既有退伍军人的坚决执行力与坚定意志力，也兼具管理者的领导才干与沟通技巧。

2.动员阶段（2022年）

由于距离市区较远，地方政府很难持续向M村投入资源，因此，驻村第一书记的社会关系资源就成为M村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43岁的ZYJ曾参军入伍14年，丰富的人生履历助力其编织出一张牢固可靠的人脉网络，使他得以依靠优质的人脉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在ZYJ的牵线、联络下，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外部主体纷至沓来，M村成为各方资源的汇聚点。首先，政府投资增加。市交通运输局投入15万元用于中药材种植基地内的道路硬化，市乡村振兴局投入10万元用于基地内照明设备安装。其次，医药企业专项收购。来自B州的一家中药材企业以每公斤3元的价格“包圆”收购一期90多亩共计150多吨的新鲜白芷，并且预定了下一期20吨的射干。中药材种植使M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近百万元。最后，高校技术援助。M村与当地的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达成合作，成立了占地60亩的“产学研”基地，学生有了田野学习空间，M村也得到了高校的技术支持。乡村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村民们在ZYJ和村支书的带领下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自主意识与合作精神逐渐显现。从单一精英驱动的单线动员到内外主体协调的多线动员，M村的治理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

这一阶段，驻村第一书记的社会关系发挥出生产性与整合性功能，一方面，带来市场、技术和权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在M村相互作用和转化；另一方面，缓解了科层治理与乡村自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有效降低了政社间的交易成本。

3.评价阶段（2023年至今）

经过3年的生态产业发展，M村彻底摘掉了“后进村”的帽子，2023年年终综合排名位列全镇前三，被评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其生态致富的故事被国家级权威媒体报道，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ZYJ也赢得了职业进步。干部驻村作为党培养和考察干部的重要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在任期内的工作表现是干部提拔的关键参考因素。在组织部门对ZYJ考核时，其工作成绩有目共睹，村委和村民也都很认可，最终被评为优秀。

这一阶段，M村的生态产业发展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说明只有“头雁”与“群雁”共促共进、双向“强联结”，才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在M村生态产业发展进程中，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增权嵌入，破除了M村的权力障碍，赋予了M村生态产业发展权能；通过重构嵌入，动态调整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结构布局，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重塑了M村的发展格局；通过认知嵌入，形塑村庄认同感、整体感的归属边界，增强乡村共同体凝聚力。综上，可以将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策略概括为“增权—重构—认知”链接式嵌入治理，即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后，为乡村生态产业发展增权赋能，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在其链接下广泛联系与深刻互构，实现了外引与内联的跨域整合，从而激发了村民自觉、自立与自强的意识，推动了乡村生态产业的内源式发展。

若外部力量直接嵌入乡村，一方面，无序投资，逐利性资本大量涌入矿产、林木、渔业等贴现率较高的产业，劫掠式开发会带来乡村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无序分利，乡村精英易形成阶层意识和一致行动力，排斥其他群体。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资源输入村域社会的代理人，能整体有序地推进资源下沉与利益分配，通过政策、渠道和技术等3个方面的增权，实现了乡村生态产业的有序发展。

1.政策增权：政策支持引导资源投放

M村生态产业的发展得到了江苏省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资源对M村改善中药材生产条件，延伸绿色产业链条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省级政策权能加持，M村吸引了更多地方政府注意力，进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增权。政策支持为多元化资源投放乡村提供了政府背书，投资者对M村生态产业发展的预期也大大提高。

2.渠道增权：渠道经营加速舆论发酵

渠道是连接乡村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要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需要融合地域特色进行必要的包装，从而破解乡村声量不足的困境，为地方发展指明方向。一方面，新闻媒体的宣传打响了M村的名声。“苦药材里挣出甜日子”“中药材种植开出发展千金方”“心系乡村振兴，始终务实求真”“推进旅游+扶贫，美了乡村富了民”等新闻报道逐渐增多，“绿色经济”“美丽产业”“零碳乡村”通过宣传迅速发酵，让M村获得了持续的关注流量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渠道被引入农产品销售。2020年，句容市融媒体中心开设了“第一书记直播间”，ZYJ在直播间内客串起了卖货主播，通过线上助农推销本村特色农副产品，带动了产品销量增长。

3.技术增权：技术援助带动生产进步

技术通过精准匹配乡村需求，将先进生产要素有效嵌入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技术的最优化利用。在种植环节，当地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将种苗快速繁育技术与M村共享，为M村提供了5000株高产量射干。在监管环节，ZYJ利用派出单位提供的驻村工作资金，为M村引进了两架搭载扩音器和视频录制设备的农用无人机，用于环境复杂区域的空中巡逻和图像采集，以预防森林火灾和跟踪监管中药材长势，从而有助于M村进行中药材种植的精细化管理。

为了引领乡村适应内外部生产要素的动态变化，驻村第一书记还需进一步调整组织形态、动员村民参与、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组织重构、管理重构和产业重构，为乡村搭建起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联结与作用机制。

1.组织重构：统分结合搭配双层经营

分田到户以来，集体与家庭的“统分关系”逐渐从“统”转变为“分”，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经营特色。但是，由于集体与家庭的辩证关系尚未协调到位，全国各地农村都出现了“反公地悲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认为：“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如何把占用者独立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占用者采用协调策略以获得较高收益或减少共同损失的情形。”可见，提高农业生产中的组织化水平对于发挥集体对家庭的指导、协调与服务功能至关重要。随着中药材种植规模的扩大，M村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ZYJ定期将派出单位从事法律、财务、规划工作的人员请到合作社指导日常业务，同时，为合作社开展订单式农业牵线搭桥，周边的S制药厂与合作社签订了30亩板蓝根种植协议，订单金额近10万元。在合作社的组织经营下，M村一期中药材种植规模达到300余亩，品种涉及白芷、板蓝根、射干、芍药等近10种中药材。农业生产中组织要素的提高整合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零散独立生产行为，吸纳村民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保障村民享有完整的家庭生活。

2.管理重构：村民参与实现自主管理

合作社要实现规范运营，内部的职责分工、分利秩序与规章制度必不可少。在职责分工方面，合作社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小组，由管理小组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代表社员与收购商谈判，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种植规模并统一购进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管理小组还负责与收购商、政府建立长期联络关系，帮助社员降低生产风险。社员与合作社签订种植协议，协议条款对生产区域、种植种类和责任人等均作出详细规定。在分利秩序方面，社员以货币、土地或农机等按数额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基于整体均衡原则将中药材种植区域划分为若干份，通过抽签方式以分块包干的形式承包给社员，获取的收益按入股比例分红。在规章制度方面，基于熟人社会的面子观，合作社成立初期主要靠人情关系形成的内生性规则约束社员行为，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ZYJ和村支书顺势制定了社员守则、日常纪律和生产要领等规章制度。

3.产业重构：内生发展促进三产融合

M村生态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抓住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业态，依托中药材种植业带动“接二连三”。M村地处国家原始森林旅游观光带，句容市政府将中药材与旅游景观相结合，突出康养特色，在当地打造了集药园观光、药膳品尝、药材采摘于一体的W山庄。W山庄被评为省三星级乡村旅游区，其运营方式为公建民营，由M村村民承包经营。W山庄的开业使有机蔬菜、家养畜禽和特色纪念品有了稳定销路，带动了M村种养殖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医药文旅业的兴旺拉动了周边停车场、凉亭、照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公共空间景观进一步美化，成为举行文艺汇演的合适场所。M村邀请省演艺集团来村里举办以浪漫爱情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吸引了周边上千人，促进了村里综合业态发展。

驻村第一书记长期受科层体制影响，具备公共认知输出能力，有助于找回被不断化约的乡村共同体价值。村民们基于经济利益反馈，对驻村第一书记的互助认知、环保认知与返哺认知嵌入也逐渐认可与接受，慢慢生发出对乡村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组织承诺。

1.互助认知：价值认同维系情感皈依

伴随着乡村社会原子化与村民横纵向分化，村庄内部激烈的竞争导致合作互助观念淡化。在“乡争”环境下193，村民更需要人格化的关爱，“软”“硬”兼施、时常“翻炒”有助于保持治理韧性。ZYJ每季度都会走访慰问村里的困难户，在走访慰问、嘘寒问暖、家长里短间加深了他与村民的情感。在定期的关爱活动中，村内逐渐形成了扶弱济困、互帮互爱的价值认知。驻村第一书记通过互助认知嵌入，平衡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理性逻辑与乡土社会治理的感性秩序，有利于消除乡村竞争社会下人际关系的冷漠、培植村民的公共精神。

2.环保认知：一致行动内化生态共识

当群体拥有环保意识并付诸行动时，会对个体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个体破坏环境的行为会遭到谴责甚至举报，对个体产生震慑力。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与中药材产量直接挂钩，合作社社员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对于村域内可能存在的污染源有强烈的控制意愿，有助于减少村民破坏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另一方面，合作社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和发展共促机制存在正外部性，农事组织的统一管理客观上强化了村民的一致行动。随着正面示范效应的不断累积，基于原始逐利动机生发的环保行为内化为村民的环保意识与行为习惯。“生态共识”为M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原本靠血缘、地缘和乡缘维系的关系纽带有了业缘捆绑更加牢固稳定，形成了内部高度凝结的价值意识与行为取向，促进了乡村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一体推进。

3.返哺认知：传承接力强化主体地位

家乡是中国人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村民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都指向了乡村。乡村的发展使“在场”村民成为直接受益者，之前“离场”的村民及时返回“入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近些年，一些具有故土情怀的M村进城务工青年“返哺”家乡，“洄游”就业，这些“药二代”“茶二代”“农二代”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人力资本、专业技术与新发展理念的催化下，M村的生态产业得以由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向多元化的绿色产业链转型升级。在乡村社会，M村二代继任者关系网络不仅能够降低资源识别成本，而且，由面子观生成的内生约束、声誉评价与容错纠错机制有利于规范行为，维护村庄共识。随着部分年轻人返乡就业，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被进一步激发，乡村主体地位日益得到强化，M村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基石、国家意志为后盾、乡村道义为规制的内源式发展格局。

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对江苏省句容市M村生态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梳理了驻村第一书记驱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的行动策略，试图打通“外部力量”“驻村第一书记”“内生动力”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归纳出链接式嵌入治理机制。首先，驻村第一书记携带权能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为乡村生态产业发展增权赋能，促进各类资源要素输入乡村，依托村干部与先进村民等乡村骨干群体率先在初级生态产业取得初步成效，以人的振兴带动产业振兴。其次，驻村第一书记以个人势能优势培育壮大初级生态产业，牵引内外主体互构搭接，重构发展样态。合作社的成立使社员群体成为生产组织变革、业务流程重组和分利秩序洗牌的主力军，这一群体进一步动员了普通村民参与，激发出村庄的内生动力。最后，较为成熟的绿色产业链条吸引了部分进城青年返乡“洄游”就业，新兴人力资源助推生态产业转型升级，加固了村民间业缘的捆绑，使血缘、地缘和乡缘关系更加紧密。内在关系的凝聚促使村民一致行动，内显为互助互爱、绿色环保、回馈家乡等认知的回归，最终形塑出拥有高度集体认同感和一致行动力的内聚型乡村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M村积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实物形态的生态资源抽象为以“产业价值”为内涵的虚拟价值形态表达，乡村生态资源的多维度价值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产生溢出效应。可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不仅需要自然生态的形塑，也需要人文生态的铸魂。生态村蕴含着宝贵的生态财富，发展生态产业是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理性选择，不宜过度依赖于输血式推进的外源式发展，而应立足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与生态产业的发展规律，重视地方性资源的调动与利用，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

第一，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当前，在乡村物理空间属性与精神文化属性双转型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赖于国家与村落社会的默契协作。传统的“双轨政治”治理结构既避免了国家过度嵌入的“行政内卷化”困境，也抑制了乡村脱嵌于国家范围进而在秩序之外自我空转，因此，国家的嵌入更需要乡村知心会意、主动配合，只有乡村主体积极参与，才能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第二，融入乡土社会。驻村第一书记如何整合行政村内生自治理性与科层制行政理性，关系到政策目标能否完成在地化。驻村第一书记应重视对乡土秩序规范的学习，通过拉家常、人际走动、定期慰问等方式融入当地人情关系网络，使正式治理主体与非正式治理主体能够共同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推动多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第三，培育本土精英。由外来精英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乡村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内生动力。政府可以通过培育返乡青年能力，以本土精英代替外来精英，使精英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再具有外来性，而是具备内生性。返乡青年一般具有故土情怀和较高的素质，可塑性较强且成长空间较大，经过政府在职业发展方面有意识地规划，再有驻村第一书记“传帮带”的指导，返乡青年终将成为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