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何晓龙：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新型供给机制研究——基于“自主文化社会”的视角

何晓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乡村文化发展研究院主任。

2023年10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中指出，“从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新时代要奋力实现这一重大文化使命，供给高质量农村公共文化可为其提供有利条件。农村公共文化是对一定时期内国家文化建设､农村状态､农村习俗､农民心态的抽象化表达。所以，农村公共文化必须植根于一定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映国家大政方针，体现农民精神面貌，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发挥“乐民”“育民”“富民”功能，以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然而，伴随新型城镇化推进，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呈现弱化和丧失，冲击了农村既有价值体系。农民私文化也有了较快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严重式微。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但供给侧和需求侧等方面引发的供需矛盾仍然较为突出，既不利于农民过上美好公共文化生活，也不利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而，需要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展实际，建设一个既能切实解决农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又能促进乡风文明的新型供给机制。

近年来，学界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及其供需问题展开了多种视角的深入研究，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现将学界代表性成果综述如下。

其一，国家视角的行政性。2005年以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取得突出成绩，文化体制､文化机制､文化服务体系等建设不断完善，较好保障了农民文化权益。但遵从行政逻辑“送文化”时，政府自上而下的硬性摊派和强令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导致城市文化输入难以实现乡村本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还导致公共文化供给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需求端与供给端失衡严重，供给内容高度同质化。政府供给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而真正进入村庄内部､与农民日常生活相联系，能够被农民直接享受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数量极为有限。同时，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存在“逆均等化”现象，使得大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闲置，浪费了公共资源。此外，农村亦出现制度内供给空间悬浮化､不平衡､碎片化等新壁垒样态，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供需空间不协调。

其二，农民视角的主体性。为化解行政化供给农村公共文化的难题，学界致力于激发农民主体性，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内涵式发展。而内涵式发展离不开乡村记忆建构和乡村文化组织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文化组织有助于和谐的村庄氛围和家庭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农民身心健康，进而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让“农民自办文化”①，有益于增强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认同。对于农村民间剧团而言，需要建构一种广大农民能够积极参与的内源式发展模式，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同时并存的双赢局面，是民间社团组织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相对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社会化四种模式，农民自主供给模式更具优势。

其三，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的融合性。激发农民主体性与促进内源式发展，仍然存在资源缺乏､“搭便车”､动力不足等各种问题，进而学者们致力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行政化供给与自主性供给的融合发展。从现实和长远来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单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内生与外供相统一的路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均等化，乡村文化自组织则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文化活动，二者在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间达成互补，通过整合国家行政力量与乡村民间力量，推进公共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互嵌。因而，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更加注重如何通过国家力量这一外力来激活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上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学界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及其供需问题经历了一个“分—合”的认识过程。但是既有研究仍有拓展之处:一是虽然注重供给方式融合发展，但是缺乏对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多中心衍生出的“形散”和“神散”问题的回应;二是虽然注重自主供给，但是缺乏对农村多元主体构成的“自主文化社会”的讨论。事实上，随着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农村社会急剧变迁，市场经济理念不断渗透，国家行政权力日益向下延伸，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不再只有乡土性特点，还集合了国家性､自主性､市场性､现代性等各种特性，进而形成了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这一新型机制既满足了农民复杂化的公共文化需求，也有力促进了乡风文明及和美农村建设。

鉴于此，本文拟以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为研究视角，深入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新型供给机制。以此为基础，说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如何有效实现“高福利”供给，从而推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丰富农民公共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为使研究更有说服力，本文选取中部地区W村作为分析个案，深度剖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有效供给的新型机制及其实践逻辑。

立足乡村振兴新阶段，提出农村“自主文化社会”，是理解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机制的新视角。为深度剖析该理论分析视角，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方法。

当前阶段农村公共文化领域主要存在三重困境:一是农村行政化供给出现过剩､错配､使用率不高等问题;二是农村文化市场还未完全发育起来，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民家庭向城市文化市场购买服务存在供需成本过高的难题;三是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关系解体，行政化供给错位，市场化供给缺位，农民“私性文化活动”盛行。虽然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难以适配需求侧新结构，但是由于城乡流动性增大､行政化供给嵌入､市场化供给理念渗入，打破了农村公共文化需求侧的单一性，使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呈现现代性､乡土性､国家性､时代性等混合形态。农村传统互助文化延续，村民小组认同强化，城乡农民家庭代际连接，则强化了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混合形态。面对农民混合公共文化需求，农村社会并未丧失能动性，而是自主形成了“高福利”的新型供给机制，本文将之概括为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自主”是指其供给行为是自主的。

总体来看，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益于矫治农村公共文化供需失衡，能够自主为农民提供健康向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激发农民热情，推动乡村振兴。区别于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社会化供给､自主性供给，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由乡村多元主体集合构成，具有复合性特征，依靠村庄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采用复合供给模式。具体来看，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具备简约治理能力，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依赖其自主性和组织性能力与在地化和就近化优势，通过复合供给模式，治理行政化供给错位，弥补市场化供给缺乏，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扩大供给辐射范围。二是乡村社会关系良性互动是“软保障”，润滑着农村“自发文化社会”构成主体的互动协作关系，调节着供需适配关系。三是复合性特征是“硬支撑”，复合性特征作为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内在能力特质，主要用以生产和提供农民需要的混合性公共文化服务，并实现供给“形神”相融。四是保持相对独立的供给空间，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并非被行政力量完全吸纳，也未被市场完全侵蚀，更非被社会化供给完全替代，而是既保持着自主性和自治性，也具备了灵活性和创新性。

以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为研究视角，有如下好处:一是益于廓清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多重功能，调节农村公共文化供需，促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行;二是益于真正从内源式发展和融合式发展的视角透视在行政化供给错位､市场化供给缺位和社会化供给不足等情况下，解释农村社会是如何超越公共文化建设乏力，进而提振农民精神和净化农村社会风气的。三是对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实践逻辑进行分析，益于为走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之路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中国农村范围辽阔，区域差异巨大，村庄社会基础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面对的供给标准化建设､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全与村庄社会人口流动等情况，是大体一致的。因而，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使用深度访谈法和现场观察法，以中部地区W村的典型经验作为分析基础，深入探讨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生发原因､供给模式和实践逻辑。W村属于镇郊村，为一般性农业村庄，下辖5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农户655户，总人口2711人，农村劳动力约1500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约1200人，全村耕地面积3860亩(2/3流转)。选择W村作为个案的理由:一是具备较好的公共文化氛围。W村虽然属于半熟人社会，但是村民小组仍是熟人社会，其延续着公共文化基础和集体行动记忆，因而能够自主供给公共文化。二是嵌入各类自主性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如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舞蹈队等。2023年7月5—24日，笔者随团队成员前往W村开展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对W村公共文化建设及其供需问题的整体经验有了深入把握。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是在行政化供给错位､市场化供给缺乏､互助文化延续､家庭代际连接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为了更好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自主形成的新型供给机制。

农村行政化供给有着保障农民文化权益与发挥均等化和普惠性的功能，但是农村行政化供给“重供不重用”､供给动力不足､供给不均衡，导致供给错位。从W村来看，一是村庄文化协管员供给动力不足和精力有限。W村从2018年起聘请了1名文化协管员，由于连年补助发放不及时和没有完全兑现，加之协管员还要负责村委工作，90%精力耗在行政工作上，文化协管员积极性并不高。二是基本公共文化设施设备配套主要满足考核要求，造成供给使用效率较低。W村图书室收藏有3000册书籍，但每年只有7~8人借书，共计借书不到10本。当地县文化旅游局要求每年每个行政村举办不低于20次公共文化活动，文化协管员只有拿老百姓跳广场舞的照片凑数。三是基本公共文化供给不均衡，造成供给不公平。W村公益电影下乡集中在7月份，共12场电影，3台机器播放，每晚6场，分2个夜晚播放，每晚公益电影放映分布在3组､4组和6组，而1组因居住偏远，难以惠及。另外，当地县文化旅游局购买的县剧团和市剧团的戏曲下乡活动，都是大型历史剧，费用高，也难以全面覆盖。

农村行政化供给错位，使其产生融入农民日常生活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难以真正满足农民多样化公共文化需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满足农民多样化公共文化需求，需要依赖农村其他公共性力量的填补和介入。W村村民不仅有当地传统豫剧的文化需求，也有城市现代的文化需求，还有党和国家政策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需求，更有反映农民日常生活现状的文化需求。因而，只有寻求当地乡村文艺宣传合作社､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农民家庭等力量的共同供给，才能满足W村农民的混合性公共文化需求。

农村市场化供给属于营利性供给，农民可根据公共文化需求偏好选择性购买。在农村文化市场尚未发育起来的背景下，农民想要满足多元公共文化需求，只有支付较高的购买成本，才能在城镇中获取。但是农民由于整体文化素养不高､技能不多､就业机会较少､收入不高等，基本不愿意将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文化消费，只会在各种传统节日时购买低廉的文化产品，以及在婚丧嫁娶时购买如婚庆､丧葬一条龙服务等，其余时候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下乡。W村虽然属于镇郊农业社区，但是当地文化市场发育并不好，大多文化服务是婚庆服务和丧葬一条龙服务，且通常只注重仪式本身，而忽视这种仪式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生命意义。另外，W村“转企改制”的国有文化企业主要经营戏曲等，虽深受老百姓喜爱，但其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且价格昂贵。W村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城镇化成本较高､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一般购买不起。

农村缺乏市场化文化供给，虽然不利于满足农民更高要求的商品性公共文化需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公共文化供给逐渐渗透市场经济的关系和理念，而这种关系和理念则日益改变着农村公共文化需求侧结构和农民日常文化生活样态，从而生产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商品属性。农民家庭､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农民家庭等主体支付较低成本，即可购买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的服务，进而在地化获得农村公共文化福利。

农村互助文化是村庄集体主义记忆和农民团结互助精神的基本联结。W村白事文化规则是，一旦村民小组有人去世，村民会迅速到场，主动帮忙，老人干轻活，年轻人干重活。而村民小组长作为“懂规矩”(熟悉农村百事仪式的整套流程)的人，则发挥协调和分配组内人员的服务职责。在准备白事第一天，村民小组所有家庭劳动力都要参与;到了白事第二天，每家要各出1人“添香”(到做白事活动的家庭帮忙)和送人情。当前即便W村村民小组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和进入体制内工作，一旦村民小组有白事活动，只要在附近工作的村民都要回村民小组帮忙和参加仪式。仍然是熟人社会的W村村民小组认同，强化了农民互助文化规则。同时，W村村民小组由于是地缘与祖先文化重合的居住空间，农民也奉行白事不交叉参与原则。W村丁庄､辣子庄和苗庄现已变成杂姓村民小组，但他们历史上是以大户姓氏命名。即便大户姓氏日渐消失，但由于农民长期居住在同一空间，还是产生了村民小组的地缘认同。

W村村民小组因为延续了互助文化规则，强化了村民小组认同，村庄社会才能保持团结互助的集体参与氛围。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会自主组织公共文化活动､修建公共文化广场，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与做生意的､体制内工作的人均会自觉捐款，购买物美价廉的公共文化服务，大学生､老人也会自觉参与帮忙，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更会无偿和低偿供给公共文化，从而促进了村民小组公共文化建设和供给。

农民家庭代际连接是指“撑开”在城､乡的父代和子代相连接，通过不在村年轻人自愿捐款，为在村老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W村属于农业型社区，留守老人捐钱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可能性相对较小。W村70岁以上老人每人经营不到2亩土地，60~70岁之间老人每人经营2~10亩土地，他们经营农业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或稍有结余。W村10组每年20万~30万元收入的家庭有3户左右，是有体制内身份的家庭;每年5万~10万元收入的家庭有10户左右，多为有外出务工的家庭;每年1万~5万元收入的家庭占绝大部分，是在村务农或者在附近打零工的家庭。在整个村庄，5万元以下年收入的家庭占40%，5万~10万元年收入的家庭占40%，10万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占20%。可见W村农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要动员农村自发供给公共文化服务，还得依靠外出务工､经商和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子代或年轻人。年轻人能够自觉捐款，一是由于留守老人占多数，其公共文化空间愈益“私化”和“虚化”，年轻人希望老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村庄公共文化生活。二是村庄是年轻人“面子”生产的地方。年轻人自愿出钱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为自己挣得“面子”和荣誉。三是年轻人是从村民小组中长大的，利益在村､有村庄认同和受互助文化影响较深，村庄是年轻人的退路。四是年轻人年富力强，挣钱相对容易，出手比较大方。正因如此，外出的年轻人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中才能被及时拉回村庄。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主要采用复合供给公共文化模式(图1)。复合供给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运用购买､组织动员､筹资､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等多种方式，形成村庄公共文化供给互补网络。由于农民家庭是被组织动员的对象和农民家庭的自主供给行为掺杂于各种供给过程，故下文主要围绕三大供给主体进行“化繁为简”的呈现。

2018年，W村戏曲爱好者宋某某组织分布在不同村庄的戏曲爱好者(13人)组成文化宣传队，年龄在60~70岁，他们擅长拉和弦､吹笙､演戏､打锣､唱将､编词､编曲等。随着文化宣传队的影响力增长以及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宋某某主动与镇文化站站长建立联系。2022年，在镇文化站站长的支持下，文化宣传队改变城乡广场的自娱自乐模式，挂牌成立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此后，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扩大服务圈，在春节､元宵节､建军节､国庆节､闲时等，深入农村表演快板､民家唱对､小品､折子戏和豫剧等。同时，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接受农民､基层政府､村委会､学校､乡贤等邀请，进入村庄､村民小组､校园､农民家庭，大多提供无偿服务，如农民家庭只需提供烟､水､饭就好。

之后，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的服务范围扩至全镇，并进行低偿服务。2023年春节，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在焦庄表演300元/场，在席庄表演400元/场，在苗庄表演500元/场，在大刘庄表演1100元/场。2023年上半年参与镇各村饺子宴表演，如W村1100元/场､H村1300元/场､Z村1300元/场，L村､C村､X村､Y村､T村､S村､D村各获600元/场，进镇小学､镇中学和镇实验小学分别为500元/场､600元/场和600/场。通过低偿服务，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不仅扩大了服务范围，也获得了经营合作社经费，合作社社员有了小额分红，极大激发了社员动力。2023年，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还组建了三支迎亲队:一支由宋某某牵头，共13人;一支由田某牵头，共14人;一支由陈某牵头，共14人。服务价格60~70元/场，主要是唱曲､打鼓､跳舞､唱歌等。

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能够引起关注和获得支持，与其创新作品密切相关。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为了更好立足当地和吸引农民，其社员分工协作，编剧､唱､演､吹､打､拉､跳等，各自承担自己擅长的角色。如单某某，高中学历，不仅擅长唱和演，而且能根据党和国家政策变化､农村大事､农民家庭问题等自编自导。2018—2023年，单某某编导了包含戏曲小品､快板等在内的18部剧本和作品，广受农民欢迎。这些剧本基本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榜样人物､农民家庭生活问题等，具有较好的教育意义和宣传价值。

村两委组织自主供给的公共文化活动，有饺子宴和广场舞。W村乡镇政府要求每个行政村每年在3月和10月举办2场饺子宴。虽然饺子宴是乡镇政府要求举办的，但是乡镇政府不出一分钱就能将事情办成功的十分少见，而这离不开村两委干部的自主作为。饺子宴又名孝善敬老饺子宴中，邀请80岁以上老人一起吃饺子，并评选出村里的好婆婆､好儿媳，并进行现场表扬。2023年3月，W村举办的孝善敬老饺子宴中，首先，由村党支部书记联系村里的成功人士吴某某，并由吴某某赞助3000元活动经费;其次，评选出村里的好婆婆9人､好儿媳10人､好村贤4人､好党员6人，并在村庄大舞台上进行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奖励好婆婆､好儿媳一床被子和一朵红花，奖励好村贤和好党员一把锄头;再次，在H村邀请1支舞蹈队负责打鼓和跳舞，还邀请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唱戏曲和俏娇阳文化合作社跳广场舞，并给每个社员发放1床被子;最后，现场包饺子和煮饺子的工作由妇女主任､好婆婆､好儿媳､村舞蹈队一起干。最终这一活动参与人数达到300多人，为全体农民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村两委组织除举办饺子宴外，还自主组织广场舞队伍。2017年，W村原村党支部书记联系县城广场舞队伍，连续10天把城里广场舞队伍邀请到村委广场，进行现场教学，并组织村里的老中青妇女到村委会广场学习。之后，学会的妇女负责教没有学会的村民跳广场舞。村两委自主组织的广场舞教学，很快实现了村庄广场舞普及。W村成立的俏骄阳文化合作社已由最初的10人发展到29人，主要活动是组织农民跳广场舞和代表村集体参赛。迄今为止，W村1组､4组､5组､8组､9组和10组仍然盛行跳广场舞，热闹非凡。

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由村民小组长､党员､退休的教师和工人等组成。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除管理村民小组的经济和治理等事务外，还要负责组织普通农民､党员､务工人员和成功人士等捐款和义务开展公共文化活动。W村6组､11组､12组每年元宵节，都会发动党员､务工年轻人员捐款400~500元，并由组里大学生做主持，围绕吹､跳､扭､唱､敲大鼓､打锣等，开展整晚的文艺活动。2021—2023年春节，W村9组的成功人士､外出务工年轻人､党员等分别捐款500元､100元和100元。2021年，W村4组有2位年轻人各捐款200元。2022年春节，W村2组筹集了捐款500元。虽然各村民小组每年捐款数目有差异，但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每次只收取低偿报酬，其余时候均是无偿演出，如2020年W村11组邀请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免费演出1场，2023年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免费提供1场给W村9组。通过公益供给和低偿服务，大大丰富了村民小组公共文化活动。

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除组织年轻人､成功人士､党员等筹资请人唱戏曲之外，还自主组织广场舞队伍和提供广场舞场地。如W村10组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通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规划､年轻人集资和在村老人筹劳，修建了村民小组公共文化活动广场。修好公共文化活动广场之后，村民小组长利用微信群，让年轻人自愿捐款，共筹资2400元，购买了跳广场舞的音响设备，并邀请一名当地的老师，每天晚上在文化广场现场教10组村民跳广场舞。一个星期之后，10组喜欢跳广场舞的农民基本学会了，并持续扩散开来。每天晚上8点，10组40~70岁的农民定时在公共文化广场跳广场舞。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能够释放“高福利”的治理成效，关键是有乡村社会关系的“软保障”与自身复合性特征的“硬支撑”相结合，进而形塑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简约治理逻辑。简约治理让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保持着较好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能够低成本和高效率地供给内容丰富､福利较多､意义重大的公共文化服务。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通过多元自主供给主体的复合供给，释放出“高福利”的供给效益，主要体现在成本低廉､内容丰富､受益面广等方面。

其一，供给成本低廉。相较于市县级戏曲下乡动辄上万元的开支，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每场只需200~500元，或者只提供水､烟､吃食就行，1场2个小时，10多个节目。这种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自主性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成本更低，可及性更高，受益率更大。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组织动员的公共文化活动或修建的公共文化广场，成本就更低，只需要党员､成功人士､村贤､年轻人捐款几百元即可。这种捐款模式是由村民小组的年轻人､党员､村贤等每年轮流捐款，老人积极参与，从而不间断为村民小组供给公共文化活动。这不仅节约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供给成本，又适应了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和农民整体收入不高的经济状况，还极大地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文化需求。

其二，供给混合性公共文化。农村“自主文化社会”是从村庄社会成长起来的，具备“土”的特色，带有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气息，贴近农民日常生活。但这并非意味着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供给的公共文化纯粹就是乡土性的，他们也能结合时代要求､国家大政方针､社会正面事件､现代因素､农民日常生活等，按照农村公共文化需求侧结构变化，因地制宜地创新供给形式和供给方式，也只有结合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化､就近化地实现“形神”相融，才能满足农民变化的公共文化需要，而不是一味注重“高大上”的公共文化活动和设施，以及供给农民家庭消费不起和村集体购买不起的公共文化服务。

其三，供给辐射面广。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在服务时间上涉及闲时､重大节日等，在服务范围上涉及学校､村民小组､周边村庄､家户等。W村不仅有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参与，也有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的自主组织，还有农民家庭自主参与和自主捐款，更涉及广场舞队伍､舞蹈队伍､戏曲队伍､腰鼓队伍､舞狮队伍､迎亲队伍等多元组织。因而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可以不断扩大供给辐射范围和供给覆盖率，满足村庄不同年龄结构和不同偏好的公共文化需求，提高供给满意度。而随着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供给辐射面扩大和供给辐射深度增强，其也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形塑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个体价值观，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生产了村庄公共性，促进了农民国家化和社会化。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高福利”简约治理成效，离不开其复合性特征的“硬支撑”。这种“硬支撑”既是农村“自主文化社会”持续发展和有效供给的内在特质，也是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获得农村各群体认同､提高农民满意度､增强社会效益的前提条件。

其一，公益性与市场性。公益性和市场性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虽有市场性特点，但其并非为了营利，而是为了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和高质量供给的动力。如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是由一群业余的戏曲爱好者组织起来的，他们并非为了“挣大钱”，但是获得少许的经济激励可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农村“自主文化社会”拥有市场性，并不排斥它具有公益性，如自组织进行无偿供给，农民自愿捐款购买，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党员､村贤等自愿组织。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有机结合，更广泛地满足了农民美好文化需求。

其二，乡土性与现代性。乡土性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但其供给内容或供给形态并非只有乡土性，而是吸纳了乡土文化､地方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民日常生活､现代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积极内容，因而也具有现代性。其中，乡土性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尊老爱幼､崇德扬善､睦邻友好､孝老爱亲､婆媳融洽等;现代性内含城市文化､国家政策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榜样人物等。各种各样的公共文化精神相融合，避免了“形神”不融合导致的供给成本过高和供给效果不好等问题。

其三，创新性与融合性。创新性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不是固守农村传统供给模式，而是能够依据农村公共文化需求侧变化，创新性转化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结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民生政策与社会大事､榜样力量､重大节日､民心期盼等进行创作和表演，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供给组织形式､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从而融合公益性､市场性､乡土性､传统性､时代性等多重特性，有效供给混合公共文化服务。而拥有创新性和融合性，是使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

其四，自主性与组织性。自主性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不是被动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而是自主组织､主动创新､自主编排､自愿捐款等。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虽然接受基层政府､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和农民家庭等购买服务，但其并未成为基层政府的“腿脚”，也并未被市场理性侵蚀，反而能根据农民公共文化需求偏好自主供给。组织性是指农村“自主文化社会”重在为群众组织一支自主性供给队伍，创造公共文化供给平台。从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村两委组织､村民小组村贤理事会等来看，只有自主组织起来，才能更好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获得群众认可和找回村庄公共性。

农村“自主文化社会”要释放“高福利”的简约治理成效，只依赖其复合性内在特质自然不够，还需要有效协调好其运行过程中多元构成主体的复杂关系，才能畅通“由供到需”和“由需到供”的流通环节。而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挥调节作用，不仅决定着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而且反过来也会激发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多元构成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并保障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供给和突出需求侧管理。

W村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能够扩大辐射范围､获得认同和产生权威，除其自身能够生产和供给混合公共文化服务之外，关键还在于该合作社中单某某担任了W村20多年的村干部，积累了良好的村庄社会关系。另外，该合作社社长宋某某与镇文化站站长建立了密切联系，如此一来该合作社才能抓住时机成立，并被邀请和主动寻求机会，进村社､校园､村民小组､农民家庭等，从而获得大量发展支持和发展空间。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可以组织广场舞､邀请乡村振兴文艺宣传合作社､举办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也在于其能够有效利用其自身人际关系和村庄社会圈子，如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关系等，而低成本邀请授课老师､寻求村庄成功人士捐款等。村民小组长还能利用村民小组这个熟人社会的文化圈和行动单元，组织动员不在村农民捐款等。不论是外出务工人员､成功人士､富人自愿筹资，还是普通农民自主参与，他们却处在村庄社会的熟人关系圈之中。正是乡村社会的各种交往关系和熟人关系的存在，才保障了农村“自主文化社会”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既能求取可持续发展机会，还能在自主服务过程中生长出责任感､荣誉感和权威性，从而自主提高供给能力和扩大村庄社会服务效益。

农村公共文化属于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既是农民意义世界的“强心针”，也是净化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文明乡风的“净化器”，还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整合的“承载者”。然而，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提质增效，单靠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社会化供给和个体式自主性供给，都可能存在“形散”乃至“神散”的“多中心”问题。但也不能消极看待行政化供给错位､市场化供给缺位､社会化供给不足等问题，正是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嵌入农村社会，才能在村庄互助文化延续和城乡农民家庭成员代际连接的社会基础上，生发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新型供给机制的“自主文化社会”，一方面依靠乡村社会关系良性互动这个强大的文化网络机制进行“软保障”，另一方面还得依靠复合性内生能力特质的“硬支撑”。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不仅具有行政性供给价值､市场化供给特性､自主性供给优势，而且弥补了行政化供给的强行政命令缺陷，填补了市场化供给缺位，还超越了传统农村公共文化单一化供给模式。同时，植根于农村的“自主文化社会”，既能融于农民日常生活，自主而有组织地生产和供给混合公共文化服务，也能产生一种“高福利”供给效益，还能推动供给“形神”相融，真正塑造农民的价值和行为。

对于缺乏“自主文化社会”的农村而言，其公共文化时常处于一种供需失衡状态，难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村庄整体偏好的公共文化需求。在乡村社会关系重组的当前阶段，在偏远村庄，一旦缺乏行政化供给，农民只能回归到“私”的领域，如看电视､刷抖音，导致其公共文化生活式微;而行政化供给全覆盖又容易挤压农村自主性供给，农民公共文化需求满足方式容易单调和不可及;在有市场化供给的村庄，易受现代文化的冲击，农村“自主文化社会”供给反而会失去生存空间，容易引发农村传统文化衰微。总之，缺乏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村庄显现出来的均是一种失衡的公共文化供需格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农村的开放性和融合性越来越深，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越来越制度化､市场化､社会化和数字化，但由于当前阶段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传统文化基础等还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农村“自主文化社会”的构成主体､基本样态､供给内容､供给方式等也可能各不相同，其所传递的公共文化价值和提供的公共文化功能亦有所不同。新时代新征程，要促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农民文化热情，自然不能局限于分散化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方式，必须根据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具体实际，挖掘和保护农村内外公共文化供给的有生力量，尊重乡村社会各种良性关系，支持和鼓励农村自主而有组织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建设，保持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简约性､混合性､融合性，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奠定文化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