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吕鹏 任雅兰：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以某小程序扩散的社会过程为关键个案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雅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化已成为推动基层“智治”的重要技术力量。在数字化浪潮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治理应用程序，它们有的由头部运营商开发，有的由中小企业运营。无论如何，大多数的数字治理小程序的推广和使用，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强力动员。虽然国家动员大大提升了基层数字治理的水平，但在一些地方，过度的国家动员也导致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空转”、技术增负、数字技术理性与乡土社会现实情境剥离等问题，成为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

本文所要分析的案例则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2021年5月，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实施“耕耘者”振兴计划（以下简称“耕耘者”）。“耕耘者”内容很多，重点之一是推广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简单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为开展乡村治理开发了一系列的数字化工具。在推广的过程中，腾讯与农业农村部、各级地方政府合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并在四川、广东等地取得了较大的突破。2022年10月，该小程序推出“村民说事”版块，目的是让村民在平台内使用这个版块向村支书发起提问，同时邀请村民参与议事。为鼓励更多的村庄进驻并使用该平台，腾讯面向平台内所有用户发起“来说事，赢大奖”的活动，做得最出彩的村庄可以获得一块智慧触控大屏。在平台内已有相对成熟村庄挑大梁、做示范的局面下，最终大奖却被位于山西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获得。数据显示，活动期间，这个村庄“村民说事”板块的满意度达到5颗星，板块参与活跃量居全国榜首。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犹如一声惊雷”引起了腾讯的关注，因为腾讯从未在晋南地区进行过试点推广以及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工作。是什么原因让其能够超过那些有着强力组织动员的村庄摘得桂冠？

这一经验迷思关联到一个理论问题：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耕耘者团队在内部非正式地使用“自来水”这一昵称，指代那些由乡村治理骨干通过社交圈、个人宣传等非组织动员的方式了解到“村事务管理平台”，自行按公开流程申请入驻并积极使用该平台的村庄。“自来水”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最早出现于电影《战狼》上映后，指的是那些因自发自愿喜爱而不是强制推动去义务宣传某项活动的粉丝群体，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扩散到其他场景。然而，“自来水型村庄”对外来数字治理平台的接纳和高效使用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有着自身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以“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扩散的社会过程为典型案例，深入探究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所需的基础要件和关键机制。

随着数字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在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手段被运用于乡村治理领域，构成政府推进“数字下乡”的三种主要路径取向之一，成为基层“智治”的重要内容。关于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景中扩散的解释，形成了三类理论：第一类强调国家在数字技术扩散中的主导作用，第二类强调社会互动对技术扩散成效的影响，第三类则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解释技术扩散的过程和效果。

从国家视角出发，不少学者认为数字下乡成功推进的关键，是保持国家在场的主导地位，遵循自上而下的实践逻辑，从而实现下乡成果的切实落地。有研究者指出，数字技术一经产生就被国家赋予了特殊意义，具备数字技术使用的规则、制度、次序等数字结构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各地方政府所开展的“以点带面”的创新扩散，成为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环境挑战的关键环节。在数字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担负着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的职责，为数字下乡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还有人以国家在场的乡村数字化实践为例，强调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国家持续运用信息化技术与科层化技术，以达成对乡村社会的变革目标。但很多研究也指出，单纯依靠国家的组织动员推行的“数字下乡”往往不能成功地调动村庄群众的主体性，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同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基础不匹配，是数字治理工具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部分学者从社会互动视角强调了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以及社会与国家互动共建的重要性。卢卡斯指出，创新扩散是创新从起源地传递到最终用户或采纳者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人际互动与沟通。罗杰斯则将创新传播视为扩散过程，认为其是社会系统成员间通过沟通实现的社会过程，也是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瑞安和格罗斯强调，扩散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涉及人际关系网络内的信息交换以及创新采用者与其影响者之间的社会模式。在经典技术扩散研究中，诸如对美国中西部医生采用四环素药剂以及避孕行为的研究均表明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是推动或阻碍技术扩散的主导机制。格拉克塔等在分析一项技术创新在农村地区的扩散时，重点关注创新技术是如何从“外部”进入社会结构，又如何通过“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扩散。还有学者认为，技术应用既存在于组织内部，也存在于社会互动关系之中。相关利益群体具备技术建构能力，并能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在技术设计中产生影响，使技术活动符合各自利益的技术秩序。另有学者强调，技术扩散过程须与既定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结合，如他们在关于艾奥瓦州两个社区农民使用杂交玉米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技术创新这一过程的延迟和滞后，以及潜在采用者群体中出现的滞后者只能用制度约束以及影响扩散过程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来解释。在基层数字治理场景中，研究者普遍关注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治理的重要性，多主体参与、沟通协调，以及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因构建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交互式群治理”格局。通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数字技术得以有效融入农村治理。然而，很多研究在强调村庄主体性的时候，都是基于对村庄缺乏主体性的批评而提出的“应然”建议。除了少数讲述成功案例的研究，详细描述乡村数字治理的经验性研究并不多。通过对山西省豆村如何从无到有地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小程序的描述和解释，本文将为这一类型的研究增添新的案例。

考察数字技术扩散还需将“社会过程”这一视角带进来。社会过程视角不仅强调在技术扩散和应用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展示这一基础被激活的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要素如何与国家、文化、技术等要素相结合。孙立平开创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主张对事物发展的社会过程的连贯描述和解释，不同于社会互动和一般的历史分析。这一分析法将相关影响因素融入事件性的社会过程中，展示事件和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强调这一动态过程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国内社会学界对于该分析策略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特别是在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方面，学者们运用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从零用户到高活跃的变迁，只有放到社会过程中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示和解释。与国家视角的主导路径不同，本文将从村庄视角出发，分析外来数字技术与本地乡土社会耦合的机制。

在探讨技术扩散时，亦不能忽视技术自身属性的影响。早期社会学家对于技术的关注融入在对科学的关注过程中，后出现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分野。尽管两种理论在推进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某种程度上也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即忽略了技术本身的物质与结构层面的特性及对结构的影响。在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类互构论，认为技术和社会互为因变量，技术有其逻辑和“机器精神”（apparatgeist）。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刚性的，亦有自在性和自为性，技术自身既渗透着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因素，又留存着自身的自然属性。当技术刚性与社会刚性无法协调时，技术可能被弃置。相反，若两者无冲突，技术的应用则能导致地方性社会秩序的变化，即技术无偏和社会重组。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自身属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系统性变化改变了原有社会的平衡状态，已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变量，强大的技术逻辑正悄无声息地融入现代社会的总体架构，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空间，甚至开始介入人类自身的形成和改造。本文对技术特性的探讨将在更细微的层面上，探寻在豆村的数字治理过程中技术的特性是如何与社会基础融合的。

本文的案例村庄豆村是山西省某地级市的一个行政村。豆村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人口2711人，年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年人均收入2万元，在“山河四省”不算富有。正是这样一个在全国来看“中不溜秋”、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特别资源倾斜的村庄，在“耕耘者”举办的“来说事，赢大奖”活动中，从全国众多村庄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关注。

然而，豆村的故事不是孤例。仅仅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上，就存在着很多这样的“自来水型村庄”：陕西丁村自发将村务“搬”进小程序，从“靠跑腿”到“线上忙”，服务群众零距离；重庆南街的陈书记不仅自发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全域推广，还为各个村庄社区建立了基层“数治”高标准；广东金村罗书记通过抖音视频自学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并引导村民参与；等等。事实上，这种现象也不限于“耕耘者”。翻看乡村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典型案例集，我们常常能发现类似的、由村庄自发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基层治理的成功案例。可以说，豆村是自下而上利用外来数字技术开展乡村治理的典型，完美契合了案例研究对典型性的要求；同时这一典型案例又具有“代表性”，代表着一类而非一次或者单个社会现象，为我们的案例研究产生知识提供了绝佳的基础。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对豆村的调查，采用了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耕耘者”的重要学术顾问，本文的作者之一一直深度参与该计划的设计和执行。2022年10月，豆村在“来说事，赢大奖”活动中一举夺魁后，作者即开始关注该村，并利用其间在山西挂职的便利与豆村建立了联系，开始持续搜集相关素材。2023年4月至9月，本文另一作者到豆村驻村从事田野调查，前期主要是通过深度访谈、阅读档案、回顾数字平台历史数据和文本的方式，了解豆村的“村庄治理史”。后来作为村里的“知识青年”，被村支书指派为豆村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村庄管理员，深度参与并观察豆村村民在该数字平台上的发帖、点赞、评论等操作，参与事项达120件。在半年多的日常接触中，深度访谈了村两委成员和网格员23人、村民70户，形成近5万字的访谈记录。此外，为收集耕耘者平台数据和媒体报告素材，作者多次参与腾讯举办的相关活动，包括2023年4月1日腾讯方至豆村的专访、2023年5月耕耘者乡村治理骨干培训大会、2023年6月28日全国耕耘者大会等。通过这些田野调查工作，作者搜集到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应用的全过程资料，本文只描绘和解释扩散阶段发生的故事。

1.不利的开端

豆村使用数字治理平台有着内在的历史原因。过去，作为主要运煤通道的国道从村中穿过，污染严重。2019年起豆村新任村两委班子发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从前村民“各扫门前雪”，经过三年的努力，形成了“每天早起十分钟，保持全村常干净”的民风。与此同时，村两委希望通过网格化来打破治理困局。他们将村庄土地整合后划分为四个网格片区，又将4个网格片区细分为24个“微网格”，村支书担任总网格长，由4名全科网格员担任居民小组长和片长，并在各片区分别成立党小组，由两委骨干和优秀党员担任党小组组长，其余的24名“微网格长”（又称巷长）从长期留守村庄的妇女中遴选。

环境卫生的改善、治理方式的精细让豆村村支书大民产生了新的需求。如何让豆村被外界所知？如何在巩固现有网格化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提高处理村庄事务的效率？2022年年底，大民想定制个性化的数字治理工具，但高昂的成本使其望而却步，他想到宣传委员小军或许了解相关的资源，可以解决此难题。

意识到自己开办一个数字治理工具的难度很大后我就找到小军，看有没有什么数字小程序，可以解决我不在村还能为村民处理相关事宜的，这个小程序最好还能起到宣传村庄的作用。（230507-村支书大民）

接到任务的小军想到2021年曾动员巷长参与过腾讯的相关培训活动，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咨询腾讯有无帮助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小程序，“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了大民的视野。“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具有开放性、便捷性和连通性等特征，加之是免费平台，恰好满足大民对村庄治理的需求，于是大民随即采纳并要求小军将其在全村内进行推广。

小军所采取的推广策略并非在村域内向所有村民宣传，而是选择在片长和巷长的微信群里进行小范围宣传和推广，结果大家响应并不积极。为完成任务，小军召集四个片长线下开会商讨此事，四个片长对于使用该平台配合意愿同样都很低。

当时我给这些片长说（平台）的时候，大家就不配合，他们说自己的年龄都快60岁了，学习用这数字工具本身就很困难，还要把这个平台推广给巷长，这些巷长倒是年轻，但是村民年龄大了，一样推不下去的，不要弄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230519-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

这既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考虑到四位片长的性别、年龄和处事风格，小军将唯一一位女片长小芳作为突破口。小军认为，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三位片长，小芳执行力更强；另一方面，她在使用数字工具方面更有耐心。

刚开始做工作时，小芳的态度同之前开会时一样，表示并不愿意使用此平台。为了让小芳转变观念，小军足足“磨”了三个月，直到在如下对话情境中小芳才勉强同意试试。

小军：“你看我们现在村民参与村庄打扫卫生的照片只能传到微信群内，在微信群之外的人就看不到谁参与了谁没参与。要是用这个平台，把这些发布在微信群内的照片上传到平台里的‘党群服务看得见’板块，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会让大家有参与感，还能侧面宣传我们村庄。这样，你也不需要编辑，我现场给你操作一次，流程很简单，你看看就能学会（把照片发到平台上）。到时候我把上传流程截图给你发过去，你转发到巷长群就行，不懂的再来问我。”

小芳：“行，那我就当帮你完成一项宣传工作，弄完这次你也就别来找我搞（这）平台了。”（230519-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转述当天情境的访谈记录）

显然，此时小芳的妥协是基于乡土社会的人情、面子，是一种“帮忙”式的妥协，主观态度并未转变。

2.意外的转机

接下推广任务的小芳在该片区的巷长微信群内发布了平台使用的相关流程，要求巷长将村民打扫卫生的照片都发布在平台的“党群服务看得见”版块。本想着走个流程作罢，结果村民的反应让小芳大吃一惊。村民看到微信群里弹出一个新的小程序窗口，映入眼帘的是自己打扫卫生的身影，还有村内外平台用户对照片的关注和浏览量，既欣喜又好奇。欣喜的是平台将其打扫卫生的行为对外宣传展示且吸引了其他村庄的人关注，好奇的是这个平台到底还有什么用处，由此“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便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

我虽然不太会用（平台），但我会看，外面的人也会看，大家看到我们为了保持村内卫生干净而自愿服务着，会让我们更加有守护豆村的动力。（230523-村民小雪）

以前就是（微信）网格群里能看到谁参加了打扫卫生，现在全国各地在平台内的村民都能看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被留痕，大家都开心。（230523-村民小飞）

啊呀我当时看到平台上有照片还不清楚这是什么，结果一问巷长才知道这是个全国性的村务平台，再一问才知道村外人也可以看到，还有人给我照片点赞，感觉好着呢！我当时还问了我住在其他片区的朋友有没有看到，结果他们的照片还没传上去，还说也想上平台呢。（20230524-村民小梅）

在小芳将该片区村民照片上传至平台后，村民意料之外的反馈以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高度关联的社会关系使得原本只是“试水”的片区成了其他片区热议的对象，其他三个片区的村民也纷纷要求所属片区的片长和巷长将他们打扫卫生的照片上传至平台上展示。

三片区的村民小魏找到巷长林飞，表示听闻小芳片区村民打扫卫生的照片上平台了，自己也想和他们一样（上平台）。巷长林飞回应小芳片区就是试运行，看村民反馈的具体情况，既然现在大家呼声都挺高，可以和片长商议一下是否也启用此平台。许下承诺的巷长林飞将这一情况上报给片长史四，说明当前村民对平台还挺感兴趣的，都希望自己的照片上平台。片长史四对于村民能有如此强烈的使用意愿表示诧异，随即告诉林飞回头问一下小芳是怎么传照片的，既然村民那么支持用它（平台），那咱们片区就搞吧。只要村民觉得好，那这个平台咱就用。（20230527-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

来自基层群众的使用意愿形成一股逆向的合力，倒逼片长、巷长转变对平台的看法。此时的观念转变仍可以理解为一种“妥协”，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妥协”的前提条件不是人情、面子，亦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是根植于豆村的社会关系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正式的推广

村民的正向反馈固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推广前提，但困难的是如何保证平台在村民端的应用。将村民打扫卫生的照片上传至平台，操作端是片长和巷长，并非村民本人。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并不只服务于村级事务管理者，而是服务于乡村治理的全部主体；也就是说，村民才是这个数字治理平台最重要的目标用户。如何动员村民进驻平台成为最关键的破题之道。在此方面，村支书大民屡次强调，要把平台推广工作与网格化治理体系相结合，不能通过强制指令让村民使用，而是要通过引导村民转变观念，让村民真正了解到平台的益处，自觉自愿进驻。

为引导村民进驻平台，小军将村民端的进驻流程截图发送至巷长微信群内，巷长再转发至所属网格微信群内。由于进驻平台“成为村民”的步骤很简单，外加微信生态的加持，小程序内嵌在微信里无需额外下载APP，60岁以内的群体按照图示操作基本可以完成进驻。对于60岁以上的群体，巷长采取了三种策略：其一，逐级入户，手把手教。其二，家中有子女的，交代子女协助，如老人实在不会或者不愿意操作，确保家中有一人进驻平台并及时向老人分享。其三，留守老人或者无智能手机的群体，由巷长代为输入相关信息进驻平台，并告知其有任何问题可以帮忙上传至平台。之前的积极反响加上片长和巷长的配合，使得平台进驻工作推进较为顺利，初步进驻率达到60%。至此，豆村完成了“上人儿”环节。

解决完村民进驻这一难题后，更重要的是动员村民参与和使用此平台。大民首先建立了权力清单，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巷长。在他看来，要实现平台的持续使用不仅要打通村民端，还要让出力最多的巷长保持使用动力。巷长本为无薪酬的工作者，没有激励和实权难免会懈怠，而在平台的推广过程中，巷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大民借助平台的OA系统，将公章使用、便民餐厅使用、入党推优建议等7项权力下放给巷长，授予巷长部分事务管理权、资源配置权、评议建议权，让巷长能管事、想管事、管得了事。

以前公章和便民餐厅的使用，村民需要对接巷长、片长和书记三方，若片长和书记不在村内，则需要等其回村后再盖章，效率比较低。现在通过“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村民只需要线下对接巷长，巷长审核通过后在系统里提交至片长，片长再报备给书记，书记同意后，村民即可去便民大厅加盖公章。整体而言，利用这个平台，极大程度上缩短了办事时长，提高了处事效率。（20230529-村民阿珍）

自从用了平台，巷长掌握实权后干劲儿更足了。因为按照平台OA流程，村民想加盖公章或使用便民餐厅时必须经过巷长的批准和同意，而巷长会对村民有一个是否同意使用公章的初步判断。比如说将公章使用和打扫卫生挂钩，村民A找到巷长A，申请公章，但村民A并未在本周进行过大扫除，巷长A就有权不给盖章，或者让村民A等下一次打扫。（20230602-村支书大民）

大民利用数字技术将权力下沉后对巷长进行赋权，使权力实现从“虚”到“实”的转化，一方面拓展了巷长的管理权限，强化其使用平台的动力；另一方面让渡的权力也无形中规范着村民的意识与行为，治理成效也在技术赋权中进一步得以强化。

触发巷长的使用动力后，该如何激发村民持续使用呢？平台内置版块的升级为豆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应用契机。2022年9月，“村民说事”版块上线，旨在通过四个环节——说、议、办、评，实现全体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和讨论，促进村务的公开透明和村民的共同决策。首先，村民可以向村支书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或建议，村支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接下来，由议事负责人组织和推动议事活动，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投票表决，形成一项决议。然后，村支书将该决议转交给负责执行的人员具体实施。最后，村民对执行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从而形成闭环。

大民认为“村民说事”的设置很好，相当于村民帮他去找问题。但是乡土社会中解决问题的逻辑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不向上说就不说”，而在平台发言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与乡土社会人情、面子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张力。于是大民使用了一个巧妙的动员策略，他不在村民端寻找突破口，而是让片长和巷长把问题发布到平台上，给村民“打样儿”，同时在微信群内告诉村民“以后有问题不要发在微信群里，发到平台上，要帮助村里找问题”。

我当时看到这个“村民说事”的版块就觉得很好，在我们村一贯就是只要你提，村两委就给你解决。但是有些村民就不想麻烦村两委，好多事就被“吞”在肚子里。这些自然沉没的事件堆积起来总有要迸发出来的一天，那时治村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这个平台于我而言是个帮手，私心是想通过平台打破村民有事不“敢”或者不“想”说的困局。但是乡土社会，大家都好面子，特别平台发言还不是匿名的，想让村民参与更难了。我就想了个办法，我每天绕着村子走，看看都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找到问题所属片区的片长和巷长，我让他们替我发到平台上，然后我按照流程处理解决。我觉得用这种方式鼓励村民参与是最快也最直接的。（20230607-村支书大民）

经过一个半月（2022.9.3—2022.10.23）的“打样儿”，第一个线上发言的村民忠保出现了。

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看“村民说事”这个版块启用一个月了，每件事都解决，我正好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巷口少了个大垃圾桶，反馈到平台上看看能不能给解决。没想到我8：24发布，8：26就安排人给我落实了，当天巷口就放置上垃圾桶，好得很。（20230623-村民忠保）

忠保在数字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快速得到了解决，给其他村民很大触动，于是大家逐渐转变先前不“敢”说的观念，纷纷参与进来。截至“来说事，赢大奖”活动结束时，豆村“村民说事”版块共实时办结26件事项，回应率100%，一跃活动榜首。平台改变了行政办事的逻辑，原本没有线上端口时，问题解决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且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观念引导。数字平台的加入使得整个办事逻辑和角色结构倒转，互动秩序转为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

以前，村民家门口路灯坏掉了，按照流程他们会自己先看看能不能处理，或者找邻居帮忙。如果大家都不能处理，才会反馈到大队，但大队也要联系维修的人员，这些负责维修的人员好几个村子来回跑，不会24小时都在，所以村民会先跑来看维修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就等过两天来。这样一来一回一个路灯可能要维修个三五天，时效会长一点。但现在完全变了，村民只需要把路灯坏掉这句话发在“村民说事”版块里，书记看到就会实时办结，村民也不用往大队跑，我们负责对接相应的维修人员就行。（20230612-村民阿珍）

平台提供了一个及时发现问题、规范解决问题和增质提效的端口，村民从“不敢说”到“敢说”，让乡村治理中的问题不再停滞不前或被忽视。

“村民说事”版块的激活让豆村平台推广的工作愈发顺利，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民都看到了平台带来的好处，实现了“能不向上说就不说”到“有事就上平台说”的观念转向。一开始反对平台使用的片长和巷长也在平台使用中不断地转换观念，逐步接纳了平台是村庄治理好帮手的客观事实。在豆村试用“村民说事”版块四个月后，村民效军利用此版块发起了一场红白喜事操办问题的大讨论，吸引了众多村民的关注和参与。

2023年2月13日，效军在“村民说事”上建议精简村内红白喜事流程，减轻村民负担。两小时后，村支书于当日在集体议版块将其转呈党支部委员监督委员会主任博文处理。博文在2月13日至18日发起线上议事，其间共有131人参与并发表意见，占全村村民的4.8%。2月21日，村支书根据前段时间所搜集的意见发起线上投票，共有209人参投，占全村村民的7.7%。其中209人赞同简化红白喜事流程，建议将其纳入乡规民约的移风易俗板块。与此同时，博文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便民餐厅使用相关规定。22日，便民餐厅使用规定制定完毕，内容上传到数字平台。当日，效军就在村民评板块给予了反馈。

提这个建议是因为刚参加完我大哥家孩子的婚礼，结束后大哥给我吐苦水，说当天宴请村民这些都还好，但是在宴请前两天要请来帮忙的朋友吃饭，随便一吃就是5000，有时候帮忙的人多了能高达10000。这对条件好点的家庭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讲是一笔沉重的开支。平时村民赶上谁家红白喜事都喜欢扎堆儿说这些，没人把这种压力传达到村支书那边，因为乡土社会嘛，面子很重要，如果谁家因为请不起饭告诉村支书想精简红白喜事，那会被笑话的。我倒是不介意，就是碰巧赶上了能说一下，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那也至少传达到村支书那边了。就是挺意外的，村支书对这个提议很上心，村民们也很支持都来评论，根本没想到真的就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这在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20230626-村民效军）

整个流程历时10天，责任主体明晰，减轻了绝大部分村民操办红白喜事的负担，乡规民约及餐厅使用规定也借此得以修订。按照新的规定，村民家过红事前议事不摆宴席，不大操大办，事主只邀请总管、礼房、服务队负责人、祠堂负责人（不超过5人），议事不设宴摆席，只上茶点水果。

至此，“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完成了“扩散”。由村民在数字治理平台上提议，并通过线上议事、投票的方式由村民修改村规民约，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一件大事。村规民约是乡村自发形成的乡土规范，既包括村庄权威制定的规则，也包括村民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不成文规范，是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准则。这场实践证明，“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不仅可以是乡村公共话题生产的场域，也可以是重建乡村治理规则的场所。减轻红白喜事操办负担的诉求唤起了村民的共识，激发了村民有效参与，而数字技术加速了整个事件的推进和完成：“村民说事”版块和线上投票的功能打破了传统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实现了上下两级的双向互联，内生话语的表达促发了村民主体性的生长，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自己的行动规则。

豆村在使用数字平台之前就已经有了较好的线下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网络，一个是社会观念。

网格化治理形态下，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且相互协同的，议题发掘基于内部需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渐走向融合。与此同时，政府的形态、职能以及技术手段都在发生适应性变化。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引入让豆村的治理面貌为之一新，不仅在空间结构上对治理边界进行重组，更是利用熟人社会的地方网络激活治理主体。豆村在推广小程序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网格化治理基础，网格化治理搭建起的网格单元也是信息单元，通过24位网格员的信息采集、整合和共享建立起的网格化信息系统打破了“信息孤岛”，使得“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顺利扩散。

推广小程序的过程中，大民并未盲目展开工作，而是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策略。首先是寻找合适的宣传人选，此任务最终落在了负责宣传工作的小军身上。小军在接到任务后，并未直接向24位网格员推广，而是先与四位片长沟通。他深知，若能实现片长的联动，就意味着打通了推广工作的第一层网络，这也是推广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步。在“上人儿”阶段，小军多次动员观念保守的小芳。尽管小芳预见到数字技术在村民中普及困难，对推广任务心存疑虑，但在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的作用下，做出了“人情式”的妥协。这一妥协虽源于人情、面子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基于豆村社会网络形成的积极成果，成为推动后续故事展开的关键。可见，在豆村的案例中，熟人社会的地方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社会规范，一个能凸显个人村庄公共服务参与度的表征窗口总是能快速地被熟人社会范围内的其他人捕捉到，乡村社会关系网为村民快速响应“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推广工作提供了社会基础。

除社会网络外，从“上人儿”到“打样儿”再到“促活”的整个过程始终有着社会观念基础。豆村案例的观念基础有二：一是作为首推官的村支书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推动村民使用小程序，而非强制使用。这种“软”的观念引导式动员在乡土社会中尤为有效。观念引导式动员与组织化动员有本质区别，尽管前者可能具有某些组织化动员的外在特征。组织化动员的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动员者往往掌握了对被动员者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是以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方式。相较之下，观念引导式动员旨在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弱化了乡村治理中的“准行政性”和权利支配关系，可以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意愿。这一动员方式通过一系列策略和价值导向，影响村民对数字接纳和应用的社会过程。

二是村民的观念基础。《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首次提出“情境定义”这一概念，旨在强调这个概念事实上具有赋予人们社会行动能动性的巨大潜力。“上人儿”阶段以及“打样儿”和“促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情境，这个情境之中不仅有大民观念引导式动员的村庄实践，更有村民观念基础的再现与放大。豆村的故事中，村民的观念基础呈现为荣誉、情感和信任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访谈可以看出，村民高度重视豆村在平台内的“口碑”，关注外部人群对豆村的评价。得益于平台本身的开放性和连通性，不同时空境况下的村民通过网络化的方式连接起来，利用社交裂变的属性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结网”，强化了跨时空关联能力，当评价总体倾向于正面时，村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相应提升。其次，理解农民行为背后的逻辑是理解其观念世界的重要环节。在豆村案例中，平台强化了农民的情感纽带，数字技术的跨时空性、可视性及可塑性使得作为治理主体的村民行为在数字平台上得到集中展示和记录。当小军动员小芳在其片区推广平台时，小芳虽然答应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动作。让小芳产生触动的是片区村民的反应。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念基础，才出现了逆动员的现象。最后，信任能够增强采用者了解新技术的意愿。作者曾在豆村做过一次大规模访谈，当询问“您认为豆村能有今日之貌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时，90%的村民选择的答案是：“我们有一位优秀的领头羊”。毋庸置疑，大民已然与豆村村民形成了深厚的互惠信任关系，村民信任村支书，因此有了“上人儿”；大民信任村民，因此有了“打样儿”；双方的信任共同推动了“促活”。通过“促活”，村干部成功地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从私人领域引导到公共领域，实现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解决。这一过程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形成了双向信任。村民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源于对村干部的信任；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的需求，则是出于对村民的信任。这种双向信任构建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支撑着村庄的良性治理和持续发展。

豆村的村支书大民如今是“耕耘者”的忠实粉丝。但在一开始，他的动力其实很简单：最低成本地实现宣传、提效的目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恰恰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通过实现数据可视化，为政府提供价值可见的治理手段；为村庄和村民提供服务窗口，推动共建共治可视化。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1.08万个村庄在平台中处于高度活跃状态，而豆村的活跃度又居于前列。而豆村如此活跃，离不开大民对平台的“力捧”。

在得知我村上电视后，很多头部运营开发商都来找过我，想给我村专门开发一个数字平台，上面也来问询过我的建议，我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我干农村工作十八年了，很清楚什么样的技术工具是对百姓有用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为什么我村爱用，就是因为它操作简单、方便实用，最需要的是免费不说，后台始终有人做维护和升级。（20230807-村支书大民）

被“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小程序“圈粉”的，不止村支书，还有村两委干部、片长以及村民。

平台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另外下载APP，它是内嵌在微信里的一个小程序。在农村你让村民下载一个APP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微信大家都用，小程序相当于一个内部的延伸了，你推广起来也是很方便的。（20230802-村支书阿珍）

我们现在离不开这个平台，为了规范村务办理流程，全部搬到这个平台上面了，久而久之就发现平台极大减轻了我们片长的工作压力，成为工作中的好帮手。（20230803-村民小芳）

平台里有一个提供给我们老百姓发声的窗口，就那个“村民说事”，我还没用过，但是我每天都看上面大家说了点啥，村两委多久办结的，以前你光知道谁家有什么事需要村委协办，但后续咋回事也不清楚。现在都按照流程走，而且实时办结，特别好。（20230812-村民小君）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数字治理平台的技术路径的重要性。数字技术的连通性、计算性和交互性特征可以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的有效工具。然而，一项技术能否被村民接受，首先取决于此技术能否满足村民的适切性期待，而不是技术理性和科学性；一旦适切性难以满足，一项本可以提升效率的新技术很可能闲置。当有合适的外来力量干预时，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就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要激发集体行动的内生动力，关键还是外来力量与村庄的内生需求匹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数字治理平台，有的地方不爱用，有的地方用了但没用好，而在有的地方则成为华丽的“摆件”。数字化工具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可以让一些事情的办理、问题的解决更有效率，豆村恰恰运用好了工具最根本的特质。

豆村的社会基础和“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技术基础，只是为这个数字治理平台在豆村的扩散提供了潜在的基础。在将这种基础变成实践的过程中，“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两大关键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务平台化”通过整合治理功能，简化流程、提升效率和服务的透明度，为村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平台敏捷化”则确保了平台的灵活性与创新性，使技术解决方案能够及时适应村庄治理需求。这两个关键机制的相互作用，有效将潜在基础转化为实际效能，推动了豆村治理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秩序的适应性发展。

（1）“政务平台化”。在豆村的具体情境中，村支书引入并运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初衷是利用数字化工具，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村庄中的各类事务。这种以村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的策略，有别于国家层面由上至下的数字技术推广路径，呈现出由内而外、由下至上的创新动力。这种内生的需求驱动并非被动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实践。它源自村干部和村民对改善治理、提升生活质量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转化为了推动“政务平台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这种源自基层、紧贴实际需求的动力，催化了政务平台化的诞生和成长，使其成为豆村数字治理成功的重要基石。这一过程凸显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确保了数字治理工具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为村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革和发展。

在乡村社会，把线下的村庄治理事务搬到线上来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要破除管理的惰性。对此，村支书大民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

线上只是用来发现、反映和规范问题，具体的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线下，也就是说任何在基层工作中能够起作用的数字工具一定是能够实现“数字化+”。举个例子，在我村平台用来发现和反映问题、规范审批、细化管理和工作留痕，线下通过便民服务大厅和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管理制度来解决问题。（20230601-村支书大民）

把可以在线下说和做的事情搬到平台上，表面上看是“多了一套动作”，实质上是用来发现、反映和解决问题，这对于引导村民关注平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支书还采取了“合谋”的策略。表面上看，“打样儿”是村支书和村委、片长在“演戏”，实际上，正是这种基层的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对数字治理平台的看法。这种基层的创造性实践，激发了村民忠保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实上，随着“政务平台化”的发展，“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确实也演化成了乡村版的OA系统（office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平台）。更重要的是，点进平台，村民不仅可以看到本村的数据，还可以看到邻村、其他省份的村庄的数据。有了学习、共建的氛围，乡村治理探索者不再孤独。

（2）“平台敏捷化”。当村民在平台上聚集之后，如果治理平台不能提高治理绩效，解决村民关心的问题，那么即使“上人儿”完成了，“促活”也不可能实现。在豆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两起关键的事件。一是第一个在线上发言的村民忠保所反映的缺垃圾桶问题得到了“光速”解决。该问题快速有效的解决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便利，也成为其他村民积极参与使用数字平台的催化剂。随着村民对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决策参与度和服务质量要求的增长，这种内生的需求和满意度又反过来推动“平台敏捷化”的进一步发展。

“村民说事”一开始是村两委和巷长（网格员）他们发布，忠保那件事解决了，我们也慢慢学着用“村民说事”，不太会操作就让巷长帮忙发，年初村口下象棋的几个村民还发布了个事儿，希望书记给添两副象棋，我当时还觉得这是自家的事村里估计不会给解决，谁知道第二天就落实了，平台好着，书记好着。（20230717-村民小丽）

另外一件事是村民效军在“村民说事”版块建议简化村内红白喜事操办，通过村两委发动村民投票，制定了新的乡规民约。这一线上议事过程不仅相比线下效率更高，而且更加透明。

这个提议太好了，说到了老百姓的心里，支持！不管红事白事，吃两天就好，现在有的过事提前几天就吃，事主负担重，判事的耗不起事件，不去还得罪人，好无奈啊！（20230213-村民冬梅在平台上的评论）

红白喜事请人，对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还费时费力。希望能省去这一环节，减少老百姓的负担。（20230213-村民阳阳在平台上的评论）

自从精简了红白喜事，我们负担轻了好多。以前就怕请不到位，别人说闲话，现在大家都是统一的，也不存在面子不面子的。平台给解决了件大事儿，好着！（20230603-村民阿文）

豆村的数字治理实践仍在继续。目前，通过“村民说事”，豆村已累计办理各项事务225件。正如村支书大民所介绍的，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引入赋予了每一位村民发现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这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时间，而且通过线上投票表决，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村民对快速响应和有效服务的期待，使得数字治理平台必须具备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不仅是技术服务更新迭代的内在需求，更是技术能否满足村庄发展、满足村民适切性期待的关键。帮助村干部更广泛地发现问题，更深入地了解民意，让更多村民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有效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正是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的核心价值所在。

豆村的村民们仅用5天的时间，利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通过了新的村规民约——举办婚礼前不摆宴席。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媒体称赞数字化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了“超级能力”，但“超级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有不少像豆村这样的“自来水型村庄”，通过使用数字化治理平台，凝聚了人心、提高了治理效率，甚至成为平台忠实粉丝和推广大使；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的村庄在使用数字治理工具的过程中，主观上不情不愿、满腔抱怨，客观上效果不佳、负担沉重。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首先，数字治理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不能脱离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之所以在豆村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腾讯生态的优势，小程序的生态让村民的参与非常便捷；同时它是免费的，契合了村支书的需求。事实上，出色的数字治理平台还有很多。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符合村民的使用习惯和心理预期，符合基层干部的治理需求。社会科学关于技术扩散的研究较少关注技术本身的特性，一些技术社会学研究甚至走入了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决定性作用，用“社会实在”完全取代“自然实在”的误区。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样，技术互构论视域下，技术既是社会塑造的结果，也具有固有的“刚性”特质；其与社会结构契合与否，决定了技术是被采纳还是被弃置，进而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固或演变。豆村这一鲜活的案例就呈现了技术“刚性”是如何在乡村与原本的社会基础相融合的。

同样的技术和平台，在社会基础较好的村庄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应用。使用数字技术来改善村庄治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村庄本身就有着善治的社会基础。对这样的村庄来说，数字技术的使用是锦上添花，做的是1到100的工作。另一种是村庄本身治理不善、社会基础薄弱，这种情况想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改造乡村治理，做的是0到1的工作，难度陡然增加。豆村的案例显示，由于在技术入场前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平台推广过程中的障碍会被乡土性的社会资源所消解。

至关重要的是，豆村用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村庄内生的治理需求，而非国家驱动或技术驱动，这一内生性动力为豆村实现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为村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适合使用数字技术提供了启示：已有的线下成功实践往往是线上成功数字化的起点。因此，我们对开展数字乡村治理的建议是，第一步是把既有的较好实践数据化、数字化。例如，2009年年初，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杰上村有村民质疑白溪水库引水工程的补偿款去向，一时流言四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村领导班子决定召开一场“推进说事会”，以打开群众心结，化解矛盾，象山县的“村民说事”由此发端。“村民说事”这一基层治理机制，通过“说、议、办、评”四个步骤，实现了村务决策的民主化。在和象山县的合作中，耕耘者团队运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优化了“村民说事”的流程，由于这项工作是对线下治理的优化，所以在本地推广时效果不错，也为其在其他地区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基础。

诚然，数字技术本身的连通性、计算性和交互性是其独有的技术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治理平台将这些特性纳入就等于实现了技术落地。在豆村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数字治理平台的技术基础是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而一项具备扩散潜能的技术首先需要满足村民的适切性期待。这项技术应当能够解决村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技术的易用性和普适性，让村民们能够轻松上手并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其次是技术特性要与乡土社会的内生需求实现耦合。农民具备集体行动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不易察觉，甚至会被忽视，当有适配的外来力量介入时，这种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便会被有效激发。事实上，农民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动力，只要能够找到触发这种动力的关键因素，就能够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因此，唯有具备如上技术基础时，数字治理平台才能攻克地方数字化实践存在的“平台空转”和“形式主义”难题。

此外，再好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都需要激活的过程。绝不是说，选对了平台，或者有了线下的社会基础，线上的数字治理就能一帆风顺。前者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后者则把数字技术的扩散理解为线下现实世界的挪移，陷入了“社会决定论”。本研究发现，从时间轴上看，数字技术在豆村扩散的社会过程中，经历了“上人儿”“打样儿”和“促活”三个阶段。“上人儿”是为平台拉新，即引导村民接纳“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是第一步；“打样儿”是为平台动员，即如何引导村民加入“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促活”是为平台增量，即如何引导村民持续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从每一个阶段内部看，两个重要的机制——“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使开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政务平台化”，简而言之就是将村务从传统的线下模式升级到线上平台进行。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行政工作的方式，更深层次地重塑了其内在逻辑。在以往缺乏线上平台的时期，大部分村务的推进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而且常常需要做长期深入的观念引导工作。然而，随着线上平台的出现，这种推动逻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新态势，即村民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发起和推动村务的办理。线上平台不仅使村务办理流程更为高效、规范，还通过提供实时的互动端口，使村民的声音能够被及时接收并得到回应。但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将村务移至线上平台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平台具备足够的敏捷性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即“平台敏捷化”。因此，数字治理平台的成功扩散不仅在于将村务移至线上，更在于通过线上平台实现村务办理的高效化、规范化和敏捷化。这些便是化解悬而未决的村务问题，确保村民声音得到有效传达和回应的关键。

豆村的故事也启迪了平台企业。在豆村一炮走红之后，平台开发方不仅与豆村开始了新的互动，而且加强了对全国各地的“自来水型村庄”的关注和服务。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平台的服务和产品更有针对性，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创造性使用数字技术以开展乡村治理的村庄在不断涌现。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直接介入，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介入，改变了过去豆村作为单个村庄摸索使用数字平台的局面，平台和村庄开始互相影响，共同形塑着村庄治理的面貌和数字平台本身的产品。数字治理技术在豆村的扩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共同生产”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也将成为我们下一篇文章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