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苏毅清 张诗斐：驻村第一书记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社会资本逻辑——基于广西大水村的个案研究

苏毅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诗斐，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村庄原子化和村庄内生秩序丧失问题，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减弱。在传统的乡土中国，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主要通过情感契约或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形成村庄治理的内生秩序。乡村资源和要素的持续外流，使得血缘和地域维系的传统社会结构受到侵袭，村庄社会日趋多元化、原子化、去熟悉化。同时，乡村制度建设和青壮群体的双重缺失，导致乡村非正式规则的效力被大大削弱，传统的村庄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行为，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不断出现，加速了村庄内生秩序的丧失与社会资本的流失。因此，在仅凭内部力量已经无法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乡村地区若要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就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帮扶。在此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脱贫攻坚时期所推进的“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举措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启示。学术界对于驻村干部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驻村干部对于村庄发展存在积极影响。第一书记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和公共治理水平，以及第一书记的帮扶能够将资本、资源、制度和激励有效结合起来，通过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帮助乡村发展，并加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第一书记存在权责不匹配，工作受限较多等问题；同时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了第一书记的形式主义问题，以及第一书记可能损害了贫困村的自治能力等问题。总体来看，驻村干部对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具有一定成效，但在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方面仍有局限，导致农村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从韧性的角度看，驻村干部的嵌入使乡村的发展有了外部支持；而驻村干部的到期撤离则导致乡村的发展失去了外部支持，此时乡村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乡村是否还能维持原有发展水平、是否还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力，就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驻村干部能否在嵌入乡村治理期间做出一些努力来激活乡村韧性，进而使乡村在面临外部力量撤出等外部变化冲击时，仍然能够实现良好发展。现有关于如何增进乡村韧性的研究，多从韧性政策设计、行动网络构建、多元主体治理等方面开展讨论，缺乏对乡村韧性复杂形成机制的系统关注。鉴于此，本文基于乡村韧性的视角，将社会资本理论与嵌套制度体系作为识别驻村干部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机制的重要线索，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系统探讨：（1）第一书记如何塑造乡村中的社会资本？（2）被成功塑造的社会资本将通过何种路径激活乡村韧性以实现内生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广西大水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内生发展的案例，呈现出外部力量如何通过重塑结构型社会资本形成惠及全体村民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经由制度体系这一公共事物的供给实现乡村在外部条件变化下仍能持续发展的机制过程。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有三点：一是以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重塑为线索，提出了“外部力量嵌入—社会资本重塑—制度体系供给—韧性效能生成”的乡村韧性生成机制，论证了以制度体系为代表的公共事物在乡村内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指出了在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的村庄，外部力量可以通过构建具有完整性和互动性的制度体系来供给公共事物，由此实现内生发展。二是从韧性的视角为乡村在外部冲击下实现内生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解释，由此为关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内生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于开放条件下的新认识。三是将嵌套制度规则和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的乡村治理情境相结合，拓展了中国治理政策研究的理论边界。

1.嵌套制度体系

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涉及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规则。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不同的规则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复杂的乡村治理情境，以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对复杂现实的探索和治理实践的总结，Ostrom提出了嵌套制度规则，指出不同情境或层级的规则能够通过互动实现组合或嵌套，由此形成制度体系。嵌套制度体系包含了宪制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三个层级的制度规则。首先，宪制层级规则变化最为缓慢，宪制层级的规则会对集体选择层级的规则形成干预，并确定集体选择层级的参与者。其次，集体选择层级规则的变化速度适中，通过这一层级的规则可以确定谁有资格成为操作层级的参与者，同时，集体选择层级的规则能改变操作层级下的具体规则来影响具体的活动与结果。最后，操作层级规则的变化速度最快，能够直接影响参与者在具体的行动情境当中所做出的日常决策。高层级的规则能够制约和干预低层级规则的实施与制定，同时低层级规则又是高层级规则的具体表现与精细化延伸。高层级规则的制定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低层级的规则，同时低层级规则的变化也能够反过来促进高层级规则的变革。在乡村治理情境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等顶层设计属于宪制规则，提供了乡村治理的政策框架和总体方向。各地区探索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具体乡村振兴方案都属于集体选择规则，提供了乡村治理的具体政策和管理制度。各村庄制定的村规民约、乡贤治村、村民理事会等都属于操作规则，提供了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制度。这些不同层级的规则通过组合、调整形成惠及乡村全体村民的制度体系，能为理解和处理复杂的乡村治理问题提供良好的逻辑基础。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力量。现有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主要包括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两种视角。其中，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涵是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是纽带（bonding）社会资本、桥梁（bridging）社会资本和链接（linking）社会资本。由于乡村治理涉及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规则，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内涵更加契合，因此本文将结构型社会资本元概念引入驻村干部嵌入乡村治理的运行实践过程中，分析乡村治理效能生成的因果机制。

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纽带社会资本是指同一层次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组成的社会网络，网络内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特征或相似身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信任度，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纽带社会资本的网络相对封闭，成员凭借信任关系促进合作，实现获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抑制搭便车的目的，同时愿意为共同的发展目标做出努力。桥梁社会资本是指同一层次的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代表了那些跨越宗教、种族和性别等社会人口意义上不相似的人之间的横向网络。网络内成员异质性程度较高，能够获取纽带关系无法提供的信息和资源。同时，桥梁社会资本能够给不同利益群体中的成员提供相互交流分享、建立共识、增加合作机会、增加联系渠道的平台。链接社会资本是指不同等级的群体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代表了那些跨越等级社会阶层以及权力梯度、社会地位和财富差异的人之间的垂直网络。不同群体内的成员能够在网络内塑造规范化的互动准则和参与性的民主治理，低层次的群体成员可以利用链接关系从该层次以外的正式机构获得资源、想法和信息，以提高建设社区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基于前述，本文认为结构型社会资本本质上体现的是不同单位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如图1所示，纽带社会资本发生在同一组织的个体之间，表现为组织内部个体与个体的经济社会联系。桥梁社会资本发生在同一层级的组织之间，表现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链接社会资本更多地发生在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表现为上下级组织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无论哪种社会资本的建立，都离不开个体对其社会资本的运用。组织内的某一个体，通过与组织内部、其他组织的个体在建立经济社会联系的过程中形成信任、关系网、交往规则，由此实现不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在乡村治理情境中，乡村实现内生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供给，而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制度形成。本文将嵌套制度体系引入驻村干部嵌入乡村治理的运行实践中，从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构建出“外部力量嵌入—社会资本重塑—制度体系供给—韧性效能生成”的分析框架，以总结外部力量激活乡村韧性实现内生发展的现实路径。

1.外部力量嵌入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涉及5亿农民的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发展问题，承载着中央和地方就乡村治理进行深层次互动的功能。从中央层面看，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顶层设计提供制度性保障，制定乡村治理总体目标，即“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从地方层面看，地方对辖区治理事务的实际控制权由中央自上而下授权，地方党委和政府是乡村治理的责任主体，有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和乡村发展水平的诉求。由此，中央的治理目标与地方的发展诉求聚合，构建乡村振兴政策共识。

在央地治理目标聚合这一情境下，中央通过制度供给引导地方统筹协调多元主体治理行为，积极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然而，乡村治理涉及农民、农业、农村等多要素，需要投入大量的治理资源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压力大、资源匮乏、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因素，相关治理面临较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治理成效，中央进一步加强党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从乡村外部选派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建立乡村与国家的纵向联系，并赋予第一书记向上索取、本级调动、向下汲取的权力，确保其能够迅速动员、重组和整合各类资源，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地方治理资源与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2.社会资本重塑

社会资本是一种越用越多的公共事物，不会随着使用而枯竭，而是能够随着不断使用增进价值。当人们通过增加联系形成更大的信任、信心和创新能力时，社会资本就会成为一种生产性资产，为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制度动力。因此，驻村干部在嵌入乡村后可以通过重塑村民的社会资本，为乡村供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乡村韧性发展的治理目标。

在重塑村民的纽带社会资本方面。驻村干部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能够利用其与国家相互关联的个体社会资本与村民进行有效互动，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改变村庄内部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驻村干部能够因地制宜施策，帮助村民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深度缔结利益纽带、情感纽带和互助纽带，让农村家户联系紧起来、守望相助兴起来、干群关系亲起来。由此，村民们的关系网在交往中逐渐重叠，原本的弱联结关系得到维护和增强，形成新的纽带社会资本。

在重塑村民的桥梁社会资本方面，驻村干部因成长、教育、工作等方面与村民存在异质性，使得双方的社会资本也有较大差异。因此，驻村干部在嵌入乡村后，能够利用自己的个体社会资本广泛搭建合作桥梁、支持桥梁和援助桥梁，使村民与企业、非盈利组织等乡村外部力量建立联系，帮助村民拓展社会关系和学习社会技能，以提升他们的就业机率、经济水平和社会获得感。由此，村民在与村庄外界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进而形成稳固的桥梁社会资本。

在重塑村民的链接社会资本方面，驻村干部作为从中央、省、市、县四级机关、国企、事业单位中选派的优秀干部，能够突破乡村现有环境的局限，以申请政策、传递治村理念等方式帮助村庄干群与地方政府、国家建立畅通互动渠道，紧密互动关系，传递互动信息，获取互动资源，从而培育村民的链接社会资本。而农民受到来自国家，尤其是来自“具象化的国家”代表——驻村干部的真心帮扶，就会把国家当作“扩大的家”，树立家国一体的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自身与国家彼此呼应的链接关系。

3.制度体系供给

嵌套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互动性影响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若要达成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既需要宪制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三个层级的规则同时存在，又需要不同层级之间的规则和同一层级的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调适。驻村干部重塑村民社会资本的过程，完善了乡村制度体系的结构与互动，推动了乡村制度体系的形成和运行。

驻村干部通过对村民纽带社会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的重塑，有效补充与完善了制度体系中的操作规则。一方面，纽带社会资本的重塑提升了社会资本网络中个体的信任，将乡村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互惠承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信任基础使得个体之间的协调成本与监督成本得以降低，促进了治理信息的流动并减少了乡村治理中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桥梁社会资本的重塑将村庄内外群体组织联系在一起，为不同利益群体中的成员提供相互交流分享、建立共识、增加社会联系渠道的平台，推动村庄组织与外部组织就村庄发展、治理事务等方面进行自主协调。由此，当纽带社会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得以重塑时，村庄自治水平提升，村社内部个体之间信任增强，村庄组织能够更好地与外部群体开展社会经济活动，进一步拓展了村庄组织与外部群体之间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的加强与拓展能够促进个体与组织根据具体的乡村治理情境快速生成自治秩序，并对自治秩序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治理情境。这样的自治秩序有效补充与完善了操作规则，推动村社个体与组织因地制宜地开展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体行动。

驻村干部通过对村民链接社会资本的重塑，实现了制度体系中不同层级规则之间的互动。在央地目标聚合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以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宪制规则为依据，派遣驻村干部进入到乡村治理的操作情境当中。驻村干部不仅是代表集体选择规则的外部力量，还是纵向社会资本的体现。由此，链接社会资本的重塑使集体选择规则的行动者与资源能够帮助改善操作情境中参与者所面临的财政困难等难题。与此同时，操作规则又能向上反馈，使得帮扶措施更加因地制宜与精细化，呈现出了不同层级之间行动情境的互动，形成相邻行动情境网络。各项要素在相邻行动情境网络中流动，打破了不同层级之间行动者与资源要素之间的壁垒，提升了制度体系在外部冲击之下的适应性。

综上所述，纽带社会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的重塑完善了村庄在各种治理情境中的制度设计，链接社会资本推动了相邻行动情境网络的形成，为三种社会资本提供了互动空间。由此，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其他组织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社会资本联结形成了一个层级完整且层级规则互动良好的嵌套制度体系。

4.韧性效能生成

韧性是指当社会生态系统面对内部波动和外部冲击时，生活在其内部的人们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水平。根据这个概念，以乡村为代表的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视为由人和资源系统组成并嵌入到较大系统中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系统内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成分，以及一个自主的选择过程，系统通过这些相互作用和选择过程来适应变化。由此可见，乡村韧性不仅强调了人类个体的生存与活动，以及资源系统的完备程度，还尤其关注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关联。这其中人们为了使用资源而进行的互动体现为资源使用者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而这种围绕着资源使用而长期存续的集体行动使得稳定的互惠规则得以形成，进一步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认知的形成。综上所述，从韧性的概念出发，参考张文明等和苏毅清等的研究，本文提炼出资源、参与和认同三个衡量村庄韧性的维度。其中，资源是乡村能够获得韧性的物质基础，参与和认同体现人们围绕资源使用所开展的互动，三者共同确保了人们能够通过随时调整资源使用的规则来应对外部变化，最终实现对于生存情况和发展水平的维持。

嵌套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促进韧性形成。操作规则的补充促使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制度形成一个完整体系，通过制度激励的方式整合资源、增进参与、形成认同，以实现乡村韧性发展。其一，操作规则为村民之间、村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提供制度保障，使不同主体间的信任水平提升、交易成本降低、互惠渠道拓展，从而扩大村民可获取的资源量，增加其能够抵抗风险的资本积累。其二，操作规则塑造了乡村秩序基础，使村民更加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成本参与村内公共事务和村外交往合作，积极促进乡村资源重组及其与外部资源的再联合，以挖掘自身获取资源、调配资源的潜力，强化其应对乡村内外部复杂变化的适应能力。其三，村民和其他主体在使用制度、依靠制度得到互惠资源的过程中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开始主动维护制度稳定性。这种因制度红利而激活的维护行为，不仅构建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价值认同，也增强了乡村内外部的联结，形成了稳定的资源池结构，进而提高乡村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培育乡村韧性。

嵌套制度体系的互动性提升韧性强度。不同层级规则与规则、规则与相关行动者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互动激发制度体系的治理功能，从而提升乡村韧性，实现治理目标。其一，操作规则引导和约束着村民的行动，全体村民的行动结果共同形成了乡村的治理成效，进而自下而上影响地方层面集体选择规则的调整方向，最终增强了治理资源的投入效果与影响范围。例如村民通过主动投入资金和劳动力建设村庄的方式获得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由此促进了政府“以奖代补”政策的完善与相应治理资源扩散。其二，第一书记作为国家和基层的“中间人”角色，既可以利用宪制规则为乡村争取政策、资金等支持，通过制度激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又能够通过操作规则监督国家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等在乡村的落实情况，以制度约束和规范村民的参与行为。其三，村民对乡村治理和发展的认识，由宪制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层层传导，最终增强治理认同。国家通过宪制规则制定乡村振兴总体架构，并引导地方制定乡村治理方案作为集体选择目标，第一书记进一步将治理方案嵌入乡村基层细化为操作规则引导村民认知和行动，最终达成各级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一致性认识。由前所述，国家、地方、乡村作为不同层级的治理主体，其治理行动围绕宪制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的不断互动而发生重组，最终促进乡村韧性水平进一步提升，实现乡村振兴良治目标。

综合前述形成第一书记激活乡村韧性发展的“外部力量嵌入—社会资本重塑—制度体系供给—韧性效能生成”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在央地目标聚合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第一书记外部嵌入乡村治理，以重塑村民纽带、桥梁和链接社会资本的方式为乡村供给一个层级完整且层级规则互动良好的嵌套制度体系，进而促进村民整合资源、增进参与、形成认同以激活乡村韧性，最终实现乡村内生发展良治目标。

本文运用过程追踪方法（process-tracing methods）对典型个案开展纵向研究。过程追踪是一种研究者通过观察对产生结果的因果过程做出强有力的案例内推论。过程追踪法有三种变体，即理论检验、理论建构和解释结果。其中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致力于从现有的理论工作和案例中的经验材料中寻找灵感，挖掘和分析案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机制，建构一套更一般化且可推广的理论解释。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第一书记嵌入和乡村韧性发展的过程，发现社会资本和制度供给在该过程中得以调试和运作的机制。相应地，既然要以过程和机制为本体，就需要对第一书记驻村前的村庄情况，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的工作过程、第一书记撤离后乡村的发展情况进行全过程追踪，以案例中相关主体及其行动和相应的制度规则互动为研究对象，对案例进行经验追踪和历时性分析，纵向识别事件发展的动态过程和前后期不同状态，进而挖掘和分析从外部第一书记嵌入到实现乡村韧性发展治理效能的复杂过程并识别因果机制。

本文选择广西玉林市大水村开展案例研究。大水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成均镇，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截止2020年12月，村庄总人口1148人，共245户，其中低保户11户，五保户7户，贫困户33户（133人）。该村辖16个自然村，共13个农经社；可耕地560亩，山岭800亩，地广人稀，从村头至村尾横跨25公里。在大水村的33户贫困户中，2015年至2017年脱贫7户，2018年脱贫15户，2019年脱贫10户，2020年脱贫1户，目前已全部实现脱贫。历史上，该村的经济产业主要是林业和养殖业。2018年以后，该村引进风力发电产业。

选择大水村作为研究个案，原因有四。首先，大水村是一个典型的脱贫村，是我国目前在脱贫后要进一步实现内生发展的广大乡村的缩影。其次，大水村呈现了从衰败到内生发展萌芽的趋势，因此能够为证明理论提供完整的观察。再次，陶书记既是选派到大水村的第一位驻村工作队员，又是选派到大水村的第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他自2018年3月至2021年5月参与了帮扶的全过程，能够提供大水村在第一书记驻村期间的完整发展脉络。最后，陶书记已经于2021年5月撤离了大水村，此后当地政府没有再选派干部到大水村驻村。因此，大水村能够成为观察驻村干部撤离村庄后发展情况的良好样本。

本研究聚焦于驻村干部帮助大水村实现内生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驻村干部离开村庄后村庄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需纵向跟踪乡村发展中的动态进程。本研究作者团队在2021年6月、2022年1月和2022年8月多次前往大水村进行田野调查，采集大水村从衰落到实现内生发展的数据。首先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作为主要数据来源，用于对第一书记、村干部、入驻企业的员工和村民的采访。作者团队在调研前已提前与第一书记约定好访谈时间和访谈方式，并在实际的采访过程中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对具体访谈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其次参与式观察以及二手资料作为补充数据源，作者团队多次到大水村进行实地走访，实地观察大水村的发展过程，并从大水村村委会、书籍、报纸及互联网获取相关的非公开数据和公开数据，其中非公开数据包括大水村村委会的文字记录和相关纸质文件、电子文件等；公开数据包括报纸和互联网上公布的信息等，以帮助理解研究情境并作为交叉验证来源，以提升案例效度。

所有的访谈内容均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是驻村干部融入村庄内部的动态过程。二是驻村干部在驻村期间的工作内容。三是驻村干部在驻村期间给村庄带来的关于组织、文化和产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四是驻村干部离开村庄后村庄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针对每一次访谈，研究团队都会有不少于两人同时在场，对访谈对象进行交谈，将现场观察内容和访谈内容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并进行录音和拍照，对访谈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在采访关键人物后，出现了信息饱和的迹象。因此，文中仅列举最具代表性的10名受访人员，访谈对象信息见附录。

大水村是一个传统村落，地处六万山南部，周围山上的石缝泉有纯天然的山泉水，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当地林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林业通常种植八角和速生桉，养殖业以养鸡和养牛为主，养猪为辅。历史上，当地村民依靠林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哺育村庄发展。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村庄陷入发展困境，出现劳动力外流、产业停滞等问题。具体地，年轻村民因收入、生活便利等原因纷纷外出打工或搬到城市生活。除逢年过节外，村庄内常住人口仅有200人左右，且以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尽管大部分留守村民还经营着林业和养殖业，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限制，村庄传统产业不断下滑，村民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单一化，贫困户逐年增加。可以看到，人才、产业等资源的流失使得村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是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减少，原本由村民投入关系维持的社会资本网络断裂，村民的资源获取能力被动下降。二是传统熟人社会的村规民约等乡村秩序因缺乏村民参与而丧失运行条件，导致村庄没有一套良好的制度体系来应对外部冲击。

2015年，广西开始全面识别农村地区的贫困情况，区分出贫困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派合适的驻村干部帮扶乡村发展。当时大水村全村245户中有33户被认定为贫困户，村庄被认定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当地政府决定选派驻村干部到大水村进行帮扶，解决村里的贫困问题，为村庄发展提供助力。2018年3月，陶书记被选派到大水村担任驻村工作队员，2019年开始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21年5月撤离。嵌入乡村治理期间，陶书记通过重塑村民的纽带、桥梁和链接社会资本，为村庄供给一个层级完整且层级规则互动良好的制度体系，使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1.第一书记对社会资本的重塑

（1）第一书记对纽带社会资本的重塑

驻村干部基于其与政府之间的链接社会资本，通过缔结利益纽带、情感纽带和互助纽带的方式增加驻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对村民纽带社会资本的重塑。重塑村民纽带社会资本的第一步是增强驻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驻村干部凭借第一书记身份，通过定点走访村民、在村里随机走动、与村民高度互动等方式积极融入村内社会网络，建立干群情感纽带，将村内社会网络结构由“村干部+当地村民”转变为“外来干部+村干部+当地村民”，初步重塑了村民的纽带社会资本。

“驻村的干部平常都穿着一个背面写有姓名、职务和电话的橙色的马褂在村里随机走访。看到村民就发名片给他们，并介绍自己的驻村工作职责。村民得知我们是政府派来驻村的帮助他们的，也非常欢迎（访谈记录-A01）。”“因为我们和陶书记经常一起去农户家里摸底，村民们和陶书记逐渐熟悉起来，晚上他们还经常聚一起聊天（访谈记录-A04）。”

另一方面，驻村干部通过宣传惠民政策、指导补助申请、落实政府补贴等行为增加其与村民的互助纽带，村民通过申请政策合理增加利益收入维持了家庭生计，从而更加信任第一书记，村民与驻村干部之间的纽带社会资本得以增强。

“村民经常因自身非常关心的政府补助落实问题不断地跟我们互动和增加交流，大家就在这样的往来中形成了默契，彼此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访谈记录-A02）。”

重塑村民纽带社会资本的第二步是增加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第一，惠农政策的落实帮助村民重新拾起养殖、种植产业，经营同质产业的村民们基于质朴情感相互交流技术和经验，建立互助纽带和利益纽带，改善村民之间的整体关系，使得彼此的纽带社会资本得到增强。

“政府进行经济扶持的时候，有经验的非贫困户也会传授一些相关技巧、销路给贫困户，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产业（访谈记录-A01）。”

第二，驻村干部在驻村期间申请村庄经费、丰富社区活动、鼓励村民参与，极大改变了先前村庄公众活动单一、公众参与有限、社区经费不足的窘境，村民在高频互动中增进交流，紧密了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只有驻村干部和村民熟是没用的，关键村民之间得相互熟悉，增加交往。我和工作队员们每逢节日都通过组织一些文化体育、健康讲座和技能培训之类的活动把平时难凑在一起的村民们聚集起来，大家的联系变多了，感情更好了，气氛就更融合了（访谈记录-A01）。”

第三，驻村干部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查活动，接收与村内事务相关的匿名反馈，赋予村民监督权，使村民逐渐确立了自己与村庄的关系，树立起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成员意识，提升村庄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建立起一个情感与秩序并行的村社系统。

（2）驻村干部对桥梁社会资本的重塑

驻村干部利用其与政府之间的链接社会资本，通过广泛搭建合作增加村民与村庄外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重塑了村民的桥梁社会资本。第一，驻村干部基于村庄自然资源禀赋向政府申请支持，为大水村引进风力发电产业，建立了村民与外部企业（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合作桥梁，重塑村民与外部企业人员的桥梁社会资本。

“大水村三面环山，形状似田螺，风力资源特别好。于是我们就通过政府去跟华润牵头洽谈合作，华润公司派人来勘察了村里的相关条件后大家一拍即合（访谈记录-A01）。”

第二，风力发电项目引进后，外部企业因项目需要修建办公场地和连接村山的公共道路，不仅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还创造了一些非技术性就业岗位，解决部分村民就业问题，由此进一步深化村民与村外企业人群的合作关系，形成桥梁社会资本。

“华润有上百个员工要在当地进行日常工作与生活，他们与村民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有需要租房子的、买菜买肉做饭的、吃熟食的......这些不断进行的联系在大水村形成了一个小的循环市场，村民空出来的房子可以有一些租金收入，种的菜和养的家畜增加了稳定的客源，还有两户人家开起了农家乐（访谈记录-A02）。”

第三，交通条件的转变释放了地理条件不善带来的生产压力，使村民能够重新发展林业和种植业，上山种植八角和速生桉，增加与村庄外买方的贸易联系，由此在经济往来中重塑村民与村庄外组织的桥梁社会资本。第四，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使村域范围内自然人文景观可及性得到提升，吸引了周边人群来大水村观赏自然人文风光，使大水村村民与周边村社人们的联系得到加强，由此重塑了村民与外部村社人群的桥梁社会资本。

“风车建好了很多人来看，还有人过来露营的（访谈记录-B07）。”

（3）驻村干部对链接社会资本的重塑

驻村干部利用其与政府之间的链接社会资本，畅通村庄干群与地方政府、国家的互动渠道，紧密村庄与各级政府的联系，重塑了村民的链接社会资本。第一，驻村干部在宣传和落实惠农政策时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对于贫困户，陶书记和帮扶人逐一到贫困户家里讲解惠农政策，帮助他们分析最适合自己的产业。对于普通村民，陶书记召集每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开会，详细说明村民们可能会用到的政策补助，再由组长将会议内容和政策宣传单扩散到每一户村民。在帮助村民申请补贴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与村民间的支持和援助关系得以建立，村民得到实际利益，真正认识到链接关系的互惠价值，由此重塑村民与政府相连的链接社会资本。

“书记经常来我家问我养猪的情况，还告诉我们有政策补贴，详细说了多少头能补多少（访谈记录-B08）。”“贫困户养50只鸡以上就会有补贴，镇里面就有养鸡的企业，也不愁销路。种稻谷、养猪或养牛也有相应的补贴。村里印制了专门的栏目表，详细标注了可以获得补贴的产业类型和补贴标准（访谈记录-A02）。”“陶书记给我们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贫困户的生活来源和收入都增加了，我家里种水稻一年就能补贴4800元（访谈记录-B10）。”

第二，由于大水村村民缺乏法律知识，遇到纠纷时无法有效维护自己权益，驻村干部对症施策，向政府申请司法部门法律顾问定期下乡答疑解惑，解决群众难题，回应群众需求，从而促使村民与政府司法部门建立援助关系，进一步重塑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链接社会资本。同时，驻村干部还通过其与其后盾单位（人社局）的桥梁社会资本，为村民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和就业信息，并与外部企业协商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帮扶，增加村民的生产收入和生活质量，促使村民扩展与政府相关联的链接社会资本。

“我们会根据村民的自身条件提供一些就业帮扶，比如有的村民原来是在成衣厂缝裤子的，我们会先想办法联系相关企业，如果企业愿意招录，再去鼓励和劝说村民赶紧去工作（访谈记录-A01）。”“陶书记会介绍我们去做工，我的三儿子就是陶书记介绍去在村子周边的厂里做工的（访谈记录-B05）。”

综上所述，驻村干部利用自己的桥梁社会资本和链接社会资本，通过增进互动关系，重塑村民的纽带社会资本、桥梁社会资本和链接社会资本，促使村民获取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图2呈现了驻村前后村民的社会资本变化过程。

2.社会资本促进制度体系形成的过程

制度体系实现完整性需要制度体系中不同层级的规则既“一同在位、相互嵌套、内在统一”，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大水村治理情境中，中央层面的宪制规则和地方层面的集体选择规则已经完善，操作规则处于缺失状态，因此要想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乡村需要补充操作规则。驻村干部重塑村民的纽带社会资本和桥梁社会资本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利用社会资本的特性为村庄供给操作规则。一方面，村民纽带社会资本的重塑改变了村庄的关系网络结构，补充了村内的操作规则。村民们在申请政策补助、共同参与活动和发展种养殖产业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互惠承诺，村民在积极的交流互动中形成针对特定任务的行动规则。随着村民不断共同参与生产生活活动，这些行动中需要持续遵循的规则就形成一套成熟的村内操作规则，不断指导村民如何更多地参与活动、更好地处理成本和利益，让村民愿意通过理性的方式协调邻里间的摩擦，从而降低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交易成本与监督成本。

“村民如何申请项目有没有学会，一些资源、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形成好的规章制度（访谈记录-A01）。”

另一方面，村民桥梁社会资本的重塑补充了村民与村外组织的成员互动的操作规则。村民共同参与活动形成的村庄内部操作规则，创造了人们之间得以相互理解和交流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启动和完成其他不同的合作活动，并将这些原本处于乡村内的信任关系、合作网络和互惠规范不断扩大到更多的人群、更广泛的事物和更大的区域，形成村民与村外组织互动的操作规则。由此，村民能够更好地与外部群体开展各项促进乡村发展的社会经济活动。

制度体系实现互动性需要制度体系内不同层级之间的规则、同一层级的不同规则之间与行动者形成交互调适。链接社会资本的重塑使村庄操作规则能够与地方政府和国家等不同层级规则进行互动。第一，操作规则能够帮助村级干部突破现有环境的局限，促使村干部们能够学习到更富有效率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从而形成更规范的村庄治理规则，更顺利地与上级政府相对接，实现与地方集体选择规则的互动。

“我们村干部以前都不坐班的，有事才会来村委会，陶书记来村里后，一直告诉我们，村委会每天都要有人轮班，不能让村民找不到人，现在我们都是一天两个人轮流值班（访谈记录-A03）。”

第二，国家乡村振兴的目标与农民提高生产生活质量的目标是相符和相容的，这使得双方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操作规则能够为村民提供恰当的信息，使第一书记帮助村民获取国家振兴乡村的各种专项资源，从而提高村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实现与国家宪制规则的互动。

“陶书记来之后，感觉我们村子和政府的联系比较多了，这样一来，对我们村的发展也比原来好（访谈记录-B06）。”

第三，地方政府在集体选择层面对操作规则进行回应，加深互动程度。根据大水村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地方政府实施了更加因地制宜的帮扶措施，引进产业帮扶和司法帮扶，帮助村民获取资源。由此，村民的个体发展与村庄的整体发展在政府的帮扶下相互哺育，提升了村庄制度体系应对外部治理冲击的韧性。

1.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对乡村韧性的促进

制度体系的完整性较高可以增强乡村治理的韧性，促进多元主体的协调与合作，解决农村居民的发展问题。操作规则的形成通过帮助村民增进参与、形成认同、获取资源的方式促进乡村韧性的形成，从而实现村庄的内生发展。

从村民内部的治理与发展来看，村民在操作规则指导下认识到参与公共活动能够增进村庄的凝聚力，提升自己获取资源的能力，开始积极开展合作，主动参与振兴村庄的建设和发展活动。村民在共同参与活动中形成的操作规则，促使他们在参与乡村建设方面逐渐形成发展共识，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价值认同和联结关系。在共同的发展愿景下，村民逐渐改变原来“等靠要”的状态，真诚地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愿意主动配合乡村振兴政策，也愿意为了村庄共同的利益贡献自身资源，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以推进村庄的内生发展。

“我们都提高意识了，知道群众真的要脱贫致富，村干部只是一个带头人，关键还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准备在村里搞一个八角合作社，做一些初步加工，把村里的种植业搞起来（访谈记录-B09）。”“哪个村主动去参与，政府的资源就倾向于哪个村。所以我们通过开展文娱活动让村民提高对村子发展的认同感，这样村民才更愿意参与到村庄的发展中。村子组织得好了，政府才能有资源倾斜，村子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访谈记录-A01）。”

从村民与村外组织的互动来看，村民与外部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共同提升了乡村韧性。风力发电项目的引进，促进了大水村的资源重组，提高了村民的资源整合能力。村庄的自然资源与华润公司的外部资本相互联结，为各自的发展提供助力，实现了村民与华润的合作共赢。一方面，村民为华润员工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是循环市场中的供给者，便利了华润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村民也是村庄发展的需求者，华润的入驻为大水村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满足了村民对发展的需求。由此，随着华润公司与村民之间交往的增加，双方在实现各自利益需求的同时，共同促进了大水村的持续发展。此外，村民与外部组织的互动也改善了村庄的资源禀赋，增加了大水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机会，从而使村民享受到更多的制度红利，增强了乡村的发展韧性。

“大水村一直保留着自然风貌，有天然的山泉水、氧气充足的森林环境，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村庄，也是一个能够亲近自然、体验纯朴民风的好去处。现在山头上的风力发电大风车也成了吸引游客的重要景观（访谈记录-A01）。”“很多以前荒山野岭的山头已经建设得很好了。有村民就说以后在村里卖矿泉水都比种青菜好了。这样发展下去，到时候跑到外面工作的人可能都要回来的（访谈记录-A01）。”

2.制度体系的互动性对乡村韧性的促进

制度体系的互动性可以提升乡村韧性强度，有利于回应复杂治理情境中不同行动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增加行动者互惠合作的可能性。首先，操作规则内部的互动，使得村民感受到陶书记和其他村级干部的努力，也会更加信任和配合他们的工作，更加积极自主地发展村庄。其次，操作规则与集体选择规则的互动，一方面能够帮助村干部更精准地识别出村庄需要的和能争取到的项目，以及申请相关项目的注意事项，从而更有效率地为乡村争取更多优惠政策和项目，提升乡村韧性，更好地推动村庄内生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村民增加与上级政府的互动机会，打通大水村获取资源的通道，为村庄带来农业、医疗、教育和产业扶持，从而增强乡村韧性，促进村庄内生发展。

“申请哪些项目，申请的时间节点，要争取什么，以及其中的细节，我就跟村干部介绍我以前的单位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所了解的其他组织和单位是怎么操作的。在我驻村期间跟村干部们一起反反复复操作了无数遍不同项目的申请工作，最后村干部们自己都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这样以后申请项目就都有了很好的参照（访谈记录-A01）。”

最后，操作规则与宪制规则的互动，能够使大水村村民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驻村干部的帮扶下，更加深刻地理解提升自治理能力对发展乡村的必要性，从而积极拓展互动情境网络，在高度互动中激发制度体系的治理功能，提升乡村韧性强度。

本文得到的第一书记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社会资本逻辑，弥补了产业资本在乡村发展中缺乏可持续性的不足。产业资本下乡为乡村提供了新兴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商品流通方式，但也带来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一些资本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的“跑路”、“烂尾”、“毁约弃耕”等现象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究其原因，这些产业资本都是消耗性资本，在嵌入乡村后需要外部不断进行投资才能维持其生产水平，一旦外部的资源停止输送，村庄呈现出的发展效益就会快速减损。可以看出，在此过程中产业资本往往被认为是激活乡村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当这些主导性资源被消耗殆尽或撤出时，乡村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外部力量若想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自身定位，从主导性力量转为引导性力量，在乡村场域引导社会资本等生产性资源的产生，由此，社会资本就能够有效的克服资本下乡后与当地资源的不匹配性，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当外部力量消耗完或者撤出后，这些具有生产性的资源就能够继续主导乡村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论证了社会资本是影响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中介变量，呈现了社会资本如何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增值的过程，揭示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现有文献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增值的公共事物，如果能够有规律地促使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对乡村发展存在积极意义。但鲜有研究能够将这种随使用而增值的产生和积累过程具体呈现出来。本文分析了驻村干部如何通过使用自身的社会资本来实现对村民的社会资本的供给过程，以及村民如何通过不断地使用社会资本来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展现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增值过程及其在促进乡村内生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与社会资本类似，制度也是一种无形的公共事物，其与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代表的传统公共事物的不同在于，制度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来塑造的。因此，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而制度是使得这些经济社会联系得以长期稳定运行的规则。这样的理解使得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乡村内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两方面的理论启示。其一，社会资本的重塑和制度体系的供给实际上实现的都是公共事物的供给，因此本文提出的“外部力量嵌入—社会资本重塑—制度体系供给—韧性效能生成”的分析框架，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外部力量嵌入—公共事物供给—韧性效能生成”的机制，体现公共事物供给在实现乡村内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其二，社会资本和制度供给是由人们通过合作来创造的，因此在缺乏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资源的村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塑造和制度规则的设计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即通过供给公共事物的路径，提升乡村对于外部变化的适应力，最终实现乡村内生发展。

本文以广西玉林市大水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治村经历为例，总结了驻村干部激活乡村内生发展的实践过程，论证了一条由外部力量注入为起点，以培育社会资本为关键环节，以供给制度体系为核心，以激活乡村韧性为结果的乡村内生发展实现路径。具体而言，驻村干部通过重塑村民的纽带和桥梁社会资本，促进了乡村中的操作规则与集体选择规则的完善；同时驻村干部通过激活村民的链接社会资本，增进了乡村中的集体选择规则与操作规则的互动，最终使得一个结构完整且互动良好的乡村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与互动性，分别促进了乡村韧性的形成与乡村韧性强度的提升，最终从资源、参与和认同三个维度推动了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实现。

本文具有如下政策涵义。第一，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助力社会资本供给。社会资本对于乡村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一旦人们不再积极的调动和使用时，社会资本就会迅速流失。因此，政府不仅需要注重引导驻村干部在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的同时，有意识地帮助村庄构建各类社会资本，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公共政策去引导人们高效、合理地使用社会资本，由此发挥社会资本作为公共事物能够随着使用而不断增值的特性。第二，发挥社会资本优势，促进乡村制度体系的构建。驻村干部能否为乡村建立起结构完整且互动良好的乡村制度体系，是其能否帮助乡村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因此，驻村干部在驻村期间需要将增强村民之间的关系、增进村庄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增加村庄与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等内容纳入制度体系的设计之中，通过建立村庄与其他各级各类组织和团体之间相互合作的规则，为村庄建立起能够应对外部变化的制度体系。第三，增强制度体系供给，激活内生发展能力。乡村应该重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性优势，从社会参与、资源整合、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等多方面提升制度供给。同时建立自主治理和监督制度，更好的发挥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为村民能够持续的使用社会资本提供保护和保障。只有真正将培育社会资本和构建制度体系这种“渔”传播到全国的广大乡村，才能够加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乡村数量庞大、情况各异，可能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发展路径，由于经验资料有限，分析框架相对单一，难以窥其全貌。另一方面，本文仅研究了驻村干部培育社会资本对乡村带来的影响，未充分考虑其他外部力量的影响，未来还需更多数据资料，进一步论证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所提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