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杨琳 创制互动：县域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机制——基于差异空间生产的视角

杨琳，北京印刷学院讲师，博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增长到66.22%；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71元提高到39218元，创造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奇迹。然而，在这场奇迹的另一面，60多万个村庄以及4亿多农村人口已经在过去20年间消融，以乡村空心化､空巢化为代表的“空间衰败叙事”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战略协同推进，拉开了我国城乡发展的新帷幕。战略实施势必加速乡村现代化进程，复杂化､异质化和融合化城乡互动发展态势逐步生成，在这一变局下，处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国际化与本土化等诸多张力中的乡村文化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式微､冲突乃至断裂危机。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呈现一种现实倾向，即多地政治权威和知识精英对乡村文化的诊疗行动，往往在现代因子的“简单”嵌入和对传统城市中心主义治理技术的“照搬”学习中，将乡村文化空间引向一种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镜像”样态，导致多种文化振兴行动或者再度陷入“自己动，村民不动”的“梁漱溟之惑”，或是落入“千村一面”的“镜中”繁华境况。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杂糅的乡村空间中，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模式成为亟待探索的新命题。

乡村文化发展认知随着战略纵深步调同频共振且持续变迁。学界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乡村文化发展，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传统文化重构､产业激活､艺术介入､治理耦合､多元驱动､数字赋能等诸多观点，呈现纷繁复杂而分散零细的知识碎片化样态。总体而言，目前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存在区域开发式､社区参与式和城乡融合式三种。区域开发式振兴是基于某一区域一定的可开发资源，通过与外界多方专业性组织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所开发区域的全方位价值的创造过程，如自上而下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议题开展的文化创意区建设。然而此路径由于缺乏村民参与，乡村极易陷入保护性衰败和建设性破坏的两难境地，并产生同质化和文化区隔。社区参与式振兴秉持乡村社区及村民为参与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模式，通过各种自我参与和服务手段，满足社区文化需求。然而这一路径中参与主体的力量极易受到外界强有力主体的影响，陷入自主性危机。城乡融合式振兴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探索新内源发展道路，强调立足本土文化，基于乡村能人的社会关系网，识别并引入有助于乡村内生发展的外部资源，通过城乡互动治理过程，增进村民共识，推动乡村建设的集体行动，激活乡村内生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的利益联结机制。实践中常体现为“外发促内生”“内联促外引”“内外相融合”三种行动模式。这些研究充分表明多元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是在文化价值要素流动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空间互动过程。

由此可见，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推动包容多元性､差异性､公共性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生产的治理过程。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虽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现实需求，但缺少从中观机制层面对乡村文化再生产深层治理路径和逻辑的分析。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实现乡村存量文化资本再生产及增量文化资本的创新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地域空间与文化振兴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记录､承载､展示､生产文化资本的物理场域，空间不仅是塑造地方认同､展示文化价值､再现地方性知识的场景载体，也是基层文化治理､文化资本增值､公共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县域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机制是什么?

空间生产理论是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创生出来的，是揭示社会历史空间发展规律的系统性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回答乡村文化振兴在空间维度的展开机理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空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属性。作为该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列斐伏尔首次对“空间”概念进行了拓展，改变了以往对空间作为“物质容器”的认知，提出空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状态。在空间概念认知上，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是一个社会产品，是对社会秩序的空间化，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出特定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单元辩证整合的视角出发，其对空间进行了“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分类，探索差异空间的生产，以及社会主义空间的可能性等问题。他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审视了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空间生产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特性是持续性同质化､量化空间的生成，这种同质化空间将价值统一为交换价值，由此发展出批判资本主义资本､政治､生态的理论体系。

第二，差异空间的生成与导向。从批判资本主义同质化空间生产出发，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形态，这种差异化的空间生产从都市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拓展。日常生活导向的空间生产视角认为应当朝向一种多元的､丰裕的､休闲的､可自由选择的生活空间，体现社会､人的主体性，认为日常生活差异性建构应当从语言､习俗､习惯､邻里等基本细节出发，实现节日的回归。

第三，空间生产理论演进及其适用性。随着空间生产理论的应用愈加精细化，国内外学者不断将其引入城市发展和地理研究领域，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生产研究是从城市空间内的各种要素出发探索城市规划的相关重要议题，更为细致的研究围绕社区权力对土地开发､城市设计､业主抗争等城市问题展开。在列斐伏尔之后，戴维·哈维､福柯､布迪厄､哈法克利等也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使之从城市规划学､社会学等领域扩展至政治学和乡村领域。近年来国内乡村治理研究趋向“空间转向”，学界逐渐把“乡村空间”理解为一种结构生成机制，用以思考乡村文化意义的形成､社会关系的重构､社会权力的实现。空间分析提供了一种与传统“治理术”观念不一样的研究思路，然而，以往诸多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出看似符合规律､实则存在谬误的研究结论，如认为国家作为统治机器，最终会导致同质化的空间生产等，事实上，已偏离了空间生产本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前文所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旨在探索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基本形态——差异空间的生产。

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特色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战略。将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应用到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中，应当回到经典的空间生产理论中提炼出切实有效的理论构念。空间生产视角将社会生活实践看成一种空间下的重组创新过程，鼓励差异空间的生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存在两个理论核心:空间要素的重整与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参与媒介重构。在文化差异空间生产过程中，要素整合方式决定了文化表现形式，参与媒介决定了文化互动模式。二者形塑了差异化的文化外在显现，推动文化在空间维度的转换和创新。基于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情境，为建构符合理论和现实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提炼了“要素融合”和“媒介升级”两个基本概念，从空间生产的两个理论核心来说，既契合经典理论预设，从文化本身的特质来说，又是可操作构念。

乡村文化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助推乡村文明新气象生成的行动路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应当是差异空间的生成，所以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应当以差异空间的生产为前置条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并结合现实情境(乡村文化振兴的复杂性以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生产要素的一般性)，本文建构了一个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生产过程框架(图1)。

第一，政策创新。战略目标更新导致乡村文化发展政策创新，呈现多元治理主体围绕政策目标政社协同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政策参与主体基于目标体系形成行动框架和空间，经过政府部门集成，最终形成政策创新。在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中，从新旧政策转换环节来看，各方治理主体在新的政策框架下行动，基层政府则会通过政策支持吸纳文化治理力量。这些治理主体包括基层社会力量和乡村非正式组织等。

第二，要素融合。空间生产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中应运而生，因其资本､权力､阶级等要素分析单元过于宏大，在乡村文化振兴这一相对微观的社会发展场域中，相关要素并不相同。在乡村文化生产实践中，城乡两极文化要素将共同参与乡村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建构进程。这些要素在城市一极表现为乡村文化创新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等，乡村一极表现为具有地方意义的各种内生要素，如包括自然景观､居住､饮食､农业生产､民俗､制作技艺､土特产､文体活动等在内的显性要素，以及伦理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隐性要素。城乡要素在文化治理活动中相互融合为差异化多样状态，构成乡村空间生产的过程变量之一。

第三，媒介升级。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中的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是历史秩序形成的产物，更是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与媒介。因此，本文提出“媒介升级”概念，用以描述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组织互动方式及其传播媒介的创新，考察媒介创新助推乡村公共参与关系升级的机理。在空间推进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将乡村社会关系打破､整合､重组的系统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要素融合进行系统升级，还是对文化参与媒介即文化互动方式的系统重置，由此重新建构乡村公共性社会关系的联结模式。公共性社会关系体现了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和联结关系特征，是个体与公共事务之间发生联系的基本形式，其本质特征是公共规则/规范的性质规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如果说空间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那么在乡村文化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文化治理主体为达到相应的文化振兴效果，通过设定文化形式的互动传播载体，实现个体和组织互动方式的升级，探索更加适宜的生产和传播模式，助推文化表达形式在空间上的转换和创新。

崇州作为成都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原本同样面临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乡村文化衰败与人口外流等发展困境。近年来，崇州却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城市､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市､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调研发现，从2015年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以来，崇州通过竞争性服务外包，吸纳专业文旅管家提供乡村文化服务，逐渐引入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了以文化为突破口的“营乡策略”。为探索其所蕴含的县域乡村文化振兴规律，本研究采用嵌入式案例研究方法，以崇州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过程与情况为案例，同时选取三个次级分析单位进行分析和比较，重点讨论同一文旅管家(即X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A､B､C三镇在实践过程中文化政策创新､要素融合和媒介升级的共通与差异之处，从而寻求一种共通性的再生产机制。

文化空间生产视角下的过程不是某种“目的论时间性”，即预设文化振兴的结果规定性，而是一种过渡时间性，关注结构之间潜在的漫长过渡以及过程的在地化展开。制度改革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系形成适配性转型趋势。伴随政府职能改革步入深水区，新时代我国地方治理目标要求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系朝向一种更加精准且富有活力的发展方向。2015年，作为制度改革大势下的一个地方单元，崇州的文化组织体系也走上了变革道路，在文化发展制度执行下，崇州在15个乡镇街道建立了26个综合文化站。但由于“专干不专”､“专干不干”､群众参与率低，文化活动场地长期闲置，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始终困扰着历任文旅局干部和文化爱好者。顺应国家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趋势，文旅局将当地75名文化专干解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开招标“文化管家”，X社会组织成功夺标，并逐渐参与新的乡村文化建设过程。

从政府主导的文化服务下乡到社会组织参与的农村文化服务供给转型，制度改革初期乡村文化建设要求首先破解文化服务活动的“空心化”和“格式化”问题。A镇文化站长曾提到文化管家介入前的情况，“我们乡早先比较落后，外出务工人数很多，邻里关系紧张，管理很困难，在开展文化活动上，由于缺少专用资金，专业人手不够，群众参与不积极，最后效果并不理想”。(20210426，YAL)改革大势下，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转型的政策细化和再配套，使得X社会组织以“文化管家”身份成为A镇文化空间的一线营建者。

第一，要素定位与运用。X社会组织开始介入A镇新文化空间打造，对各村特色文化资源进行调查，挖掘当地内生要素与文化社会价值。扶贫“摘帽”时期，针对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相应的观念重塑､行为激励和社区再造行动相继铺开，从内生偏好与社会规范层面形成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干预路径。进入新时期，通过对乡村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流传经典的集体记忆､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习惯进行深入调研，X社会组织在镇政府支持下选择孝善文化作为A镇文化空间的核心主题，以此回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多重需求。具体做法有:首先，X社会组织设计营建村史馆､家风家训展示馆､文化礼堂､乡贤馆等文化展示空间，吸引村民在空间中休闲游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次，开展孝善文化综合实践活动，X社会组织以传统文化节日为契机，在打造以村民为主体的文艺会演的同时，联合镇政府举行德孝之星表彰典礼，对各村年度孝善典型进行公开褒奖，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村民行为激励，从而不断延伸孝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最后，X社会组织还在A镇下辖的5个村社区均培育了文化服务志愿队伍和乡贤组织，搭建起村域孝善文化传承的组织体系，使孝善文化要素实现从物质空间建设､精神激励浸润到组织化传承发展的一体化建设。

第二，创设主题活动，重构邻里关系。自下而上的综合文化活动在促进社区内部人际交往的同时，也推动社区外部对活动的观摩和参与，从而在提升社区韧性与社区社会资本中，增强社区的可持续性。X社会组织针对A镇定制化设计“邻里节”，组织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将当地孝善文化典故､党建故事､艺术特色等有机融入文艺作品，在驱动村民参与的过程中，促进参与者多重社区意识的强化，持续增强邻里凝聚力。X社会组织负责人说: “村里有很多少数民族，为了增进民族同胞的邻里关爱，第一届邻里节我们聚焦民族团结主题，设计了献哈达､篝火锅庄､喝咂酒､品羊汤､尝烤羊等文化环节，场面非常热闹，后来我们每年聚焦不同主题，扩展邻里节品牌的内涵，促进乡里乡亲的联系，成效十分显著。”(20210425，HLP)

概言之，经过政策创新和优化，X社会组织作为“文化管家”，在政府购买资金支持下，联合乡镇文化站开展乡村孝善文化要素的定位和运用，并以多样化的主题文化节为突破口，驱动A镇村民深度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社会邻里关系，促进了村域空间范围内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值，实现了村域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更新。然而这种文化振兴过程依托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文化活动参与，欠缺市场力量的参与，因此，社会的互动与融合多局限于村域区间内，文化空间生产呈现以村为边界的融合形态，这一村域内互动机制的创设，在文化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一种撬动村民参与的“介质”作用，其文化振兴进程深化依赖于地方参与程度提升。

国家文旅体制改革敦促基层治理行动的创新回应，崇州市政府继而“加码”乡村文化振兴方案设计和行动谋划，加大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2018年，崇州将“文化管家”升级为“文旅管家”，扩展了社会组织服务供给的制度空间。在此背景下，X社会组织在B镇展开了文化服务与旅游服务对接融合的初步试验。相较经济发展落后､空心化程度较高的A镇而言，B镇的初始社会聚合度更高，传统文化资源禀赋更加多元，“以文促旅”的基础较好。正如B镇文化站长说:“我们乡有两个典型的特色村，民俗文化资源是丰富的，但主要问题是怎么去传承它､振兴它，由于文化习俗､手艺存在传承断层问题，必须吸引年轻人参与乡村文化事业，文化创业才能破题。”(20210429，LCT)

第一，要素整合与活化。B镇紧扣文化特色，打造了两个村级文化品牌——“儒雅乡村”孔村和“竹编之乡”竹艺村。孔村由明末清初山东曲阜孔姓尚字辈后人移居而成。2017年起，孔村将传承儒家的“礼､义､仁､智､信”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将孔子“温､良､恭､俭､让”的惯习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本土文化要素运用深化，促进“儒雅”文化空间扩大再生产。具体做法有:首先，复兴传统文化仪式，重现乡土文化表征。在X社会组织撬动下，孔村将乡饮礼等当地中断百年的传统文明礼仪与现代文旅“艺术节”理念融合，恢复了传统文化符号的再表达。其次，打造以国学教育为特色的产业基础，推动文化生产向教育､经济､社会生产维度对接，提升乡村文化价值。2019年，X社会组织联合孔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一同创办“孔子学堂”，其以“家风训练营”的方式面向全国青少年招生，成为孔村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最后，做“火”传统“中国年”，创造节日仪式。从2020年春节开始，X社会组织策划主办了“中国年·孔村宴”，自下而上地举办传统文化展示､民俗游园､篝火晚会､乡亲团聚等活动。与之类似，B镇还推出了一个“竹艺村”品牌。竹编技艺文化传承已逾2000年，然而，由于传统竹编产业技艺低端､经济价值较低，如何对其进行升级迭代，适应现代经济市场变化，推动竹艺文化振兴成为B镇思考的主要问题。2017年，B镇政府联合各方开发了“竹里项目”，将竹艺文化表征与当地自然生态资源､新建造技术与当地手工艺､传统营造技艺与预制工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要素深度整合，调动村民发挥竹编非遗技艺广泛参与，仅用52天便再现了陆游笔下的竹里景象，打造了一个集别墅式民宿､高档餐厅､游乐园等城市性文化元素与乡村民俗､祠堂､祭祀礼仪等文化元素交汇共存的乡村文化空间。在培育竹编文化接班人方面，B镇积极对接国内外竹艺专家为当地匠人赋能，完善了竹编人才孵化和支持体系，使竹艺村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重增值中成为一个“竹艺+”的品牌式文化空间。

第二，推介文化品牌，强化乡民关系。乡民关系是指乡村与居住其中的村民之间关系，是乡村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环境关系的统称。村级文化品牌生产依赖于乡民间建立稳固的认同､信任和利益联结。B镇以村级文化品牌构建为主导，以公共文化服务和特色文化产业为介质，实现乡民关系的强化。具体做法有:首先，本土文化展览常态化。X社会组织举办主题文化展览，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其次，文化服务志愿组织网络化。X社会组织在每个村都培育了至少一支文化团队，提升文化志愿组织的网络能力，充实乡村文化振兴的人力资本。再次，乡规民约规范化。乡规民约具有协调村庄集体与个体关系的功能，打造乡村文化品牌重构了个体与村庄集体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关系结构。最后，文化品牌推介扩散。X社会组织将“离乡”和“在乡”的热心老乡组织起来，借助网络媒介，形成乡村文化品牌推介和文化活动宣引的“亚社会结构”，不仅成为增进共同情感的纽带，也成为推动乡村空间生产的“要素流入端口”。B镇逐渐实现从“地缘文化共同体”到“脱域文化共同体”的蜕变，其文化影响力也从两个中心村逐渐向其他村社区扩散。

总之，B镇围绕文化品牌生产空间，选取“儒家文化”和“竹艺文化”为核心特质，整合多重传统文化要素，形成了“核心文化+”的城乡要素汇聚形态，驱动村域标志性文化品牌的生产。一方面实现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文化要素的初步产业化加速了要素融合力度，增强了产业耦合协调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新业态的生成，从而大幅提升了乡村文化的复合性价值。这一过程通过整合与活化镇域文化元素，培育村级典型文化品牌，将乡村空间塑造成文化品牌的“容器”，并不断设法持续提升村民参与质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乡民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动了乡村文化与集体经济､乡村社会的同步发展。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提出，“把城乡文化建设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衔接起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崇州在没有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优势的情况下，从乡村历史文化禀赋出发，将城乡文旅资源进行串并联组合，探索全域文旅融合政策创新路径，从多范围､多层次､多水平推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增进全民社交互动和文化参与氛围营造。C镇实践表明，文化治理可以持续创新迭代。作为三镇初始社会聚合度最高的镇域空间，C镇的文旅资源是较为丰富的，在多元主体共治中已经演化为一个多元文化汇聚､互鉴､共生，高城乡融合属性的空间系统。

第一，要素集聚与升级。文化要素跨界､跨域的集聚和升级，有利于文化价值和功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发挥。C镇较早尝试打造“荷塘音乐节”镇级文化品牌，集聚多重､多元跨域跨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实现综合文化互动空间的营造。具体做法有:首先，通过“荷塘音乐节”制造乡村文旅新闻，吸引高密度高频次的城乡文化互动。2015年起，X社会组织每年借葡萄采摘和荷花盛开的6—10月在C镇公园举办各式主题的音乐节，以节日旅游为契机吸引流量，带动乡村居民经济收入增长的同时，鼓励村民志愿服务参与文化宣传和展示，推动本土文化再生产。节日旅游场景使游客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乡村文化的体验式认知，激发城乡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多元认同。C镇文化站长说:“2015年第一届荷塘音乐节，以我们自己的老年舞蹈队､歌唱队为主，活动非常成功。老年人的舞台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龄的人过来……文旅管家作为总干事用专业化手法做了一场大型的荷塘音乐节，一下子把群众的热情激发起来了，火得不得了。”(20210502，HMX)其次，以“骆学林讲堂”为媒介促进文化传播，实现“送文化”与“种文化”有机结合。C镇重点搭建以退休党员骆学林为核心的文化宣讲平台，在X社会组织的支持与赋能下，该平台以群众喜爱的“打快板､讲理论､拉家常”的形式，推动了党的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廉洁文化､家风家训的有效传播。在此过程中，宣讲队伍还不断吸纳村民参与，给予村民多种展示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最后，以“特色酒村”营建文化交流新场景，增强城乡社会交往与文化互动深度。酿酒是C镇重要的文化资本要素之一，为提升其区域复合效益，政府联合X社会组织与合作社､企业､当地居民协同，打造集酒文化展示､饮食体验､生态观光旅游和产业孵化为一体的综合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

第二，统筹发展场域，形成区域共创关系。镇域文化空间的生产离不开镇村紧密有效的合作协同，镇与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具有不同功能，镇对于村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文化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而村对于镇主要起到人口输出､文化要素提供､生态环境保障等资源补充及文化传承功能。首先，在镇村关系优化层面，C镇政府部门从部门联动角度加强镇域统筹，优化镇村文旅资源配置，推进镇村共治关系规范化。其次，C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采取“引导式参与”和“功能性激励”措施培育文化类组织，调动多元组织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激发乡村民众参与积极性，引导社会组织培育群众文化团队､文化志愿组织､村民自办文化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文化主体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能力。最后，C镇以促进利益共享，培育镇村伙伴关系，搭建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

总之，C镇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是以要素融合为基础，不断创设新的文化互动参与媒介，激活潜在的文化参与力量的过程。实际上，镇村作为城乡体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地域空间层次，具有天然的资源共享､要素互通关系。C镇在要素整合和活化过程中，通过统筹发展格局，推动参与媒介升级，实现了跨域乡村文化振兴的共建。进一步地，从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体制模式下镇村空间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疏离､弱化､解构，到新时代“镇村共治”模式下的镇村共建共治共享，在以镇级文化品牌创造与运营的文化振兴行动中，C镇凭借对镇政府与自治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民众的治理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重构，提升了镇村空间的集聚能力，形成了区域共创网络，推动了城乡文化互动空间的创新生产。

借助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生产过程框架，上述内容通过呈现城市性与乡村地方性诸种文化表征在具体时空场域下的交汇､共存与互动关系，勾勒出乡村时空在多重文化治理实践活动下的变迁图景。崇州A､B､C三镇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生产过程表明，在不同初始社会聚合度下，地方多元文化治理主体差异化行动路径形塑出三种空间生产类型(表1)。A镇以提升乡村文化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为目标，通过定位与运用乡村传统文化要素重构社区邻里关系，自下而上的村民文化治理活动运转起来，实现了孝善文化型乡村空间的再生产。B镇主要治理目标转向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引入文创产业，提升本土文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复合效益，重构乡村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推动品牌文化型乡村空间再生产。C镇进一步以镇级文化品牌的生成和管理为目标，统筹塑造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网络，加强政策创新力度，在多元主体耦合共治中集聚与升级城乡多种文化要素､重构城乡文化经济共同体关系，继而形成一种综合互动型乡村空间的再生产。

比较上述空间生产过程发现，A镇依托村域简单联结型的要素融合网络､社区文娱活动为主的参与媒介和乡村主体激活的文化场域，形成了村域融合的空间生产结果；B镇依托跨域品牌营建型要素融合网络､以文化志愿活动为形式的参与媒介和镇村复合联动式的文化场域，形成了镇域融合的空间生产结果；C镇依托全域价值共创型要素融合网络､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参与媒介与城乡多层互动的文化场域，形成了城乡融合空间生产样态(表2)。要素网络的互动融合水平越高，参与媒介的开放范围越广，文化场域的共治共享系统越完善，在社会异质性增强的同时带来社会互动融合范围和深度的延展。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差异融合空间的演替，这种层次性差异将在地方政策创新和多元共治升华的时空中走向弥合。

综上，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逻辑符合差异空间生产规律，形成了一种以“创制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内在机制，表现为多元文化治理主体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互动融合型要素网络､开放学习型参与媒介､共治共享型文化场域的形成(图2)。

文化要素网络是要素融合的客观形态，是差异空间生产的关键动能。互动融合型文化要素网络所建构的乡村空间不仅能够展示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而且能够彰显乡村独有的文化品位和特质。实践中，除物质文化要素外，民间表演艺术､传统戏剧､曲艺､民俗活动､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要素，也是具有深厚社会､经济潜力的文化价值内容，将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要素通过定位､整合､融合､升级，营造充分彰显文化特色的乡村空间，如博物馆､文化站､文化广场､展示亭､农业遗产带等，成为撬动乡村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融合密度逐渐提升的文化要素网络作为一种叠合态的“生产要素”，已经愈加超越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

文化参与媒介是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介质和空间，是差异空间生产的主要载体。多种文化参与媒介所生产的公共空间能够为城乡居民提供在地性或非在地性的互动交流机会，从而为乡村文化的推介､传播､再创造提供一种空间条件。开放学习型文化参与媒介推动城乡文化及其价值的互动和重构，表现在其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交往和推动城乡文化共生两个方面。营造开放学习型文化参与媒介能够提升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居民流向乡村开展文化体验或文化消费，增进公共性，推动城乡区域文化共同体生成。在本案例中，各镇文化表现形式不一，乡村文化参与媒介的开放程度不同，使得A镇仅在村域内部形成一定的文化认知和风尚，B镇则形成一定空间内的文化品牌，并吸纳整合更多元的发展要素，C镇则进一步在创造文化互动空间意涵上将文化参与扩大到城乡两极。

乡村文化差异空间的生成，经由村域主体激活和镇村联动，乡村文化振兴逐步推动共治共享型文化场域形成，这一场域呈现多样性与差异性､乡村自治与城乡共治的特征，以党建引领､政社协同､政民协同､村民深度参与为具体形式，以差异性文化观念､文化符码､文化形象､文化记忆等为精神纽带和情感基础的差异空间。乡村文化差异空间是在政策创新和治理主体良性互动中推动形成的具有资源整合､要素融合与利益共享机制的关系网络。

本文将文化振兴视为过程性概念，提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生产过程框架，通过对四川崇州的嵌入性案例研究发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经由文化要素的集聚融合和参与媒介的转型升级，助推社会关系重构，推进县域新型城乡关系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用“创制互动”来概括，强调城乡多层次､多范围､多领域的社会互动营造，该过程的意涵在于以治理创新驱动乡村文化的创新扩散。乡村文化振兴就是多元文化治理主体建构互动融合型要素网络､打造开放学习型参与媒介､共同推动共治共享型文化场域生成的过程。

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具有一定贡献。理论发展上，一是通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从中观层面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机制问题，提出乡村文化差异空间生产是文化治理政策创新､要素融合､参与媒介创新的迭代发展过程。一方面扩展了空间生产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丰富了乡村文化治理研究视域，跨越了微观经验材料与宏观理论叙事间的鸿沟。二是拓展了差异空间生产的理论解释力。在列斐伏尔笔下，差异空间概念是超越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基于一种总体性辩证法立场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想象。但就我国而言，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呈现双重逻辑引致的复杂性样貌，如何在城乡互动趋势增强､城市资本下乡､乡村文化生产失序､多元文化杂糅的时空情境下，推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空间生产?空间生产理论并未给予具体的路径选择，但其所提倡的“差异空间”理念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选项。本研究从创制互动过程中的要素融合和媒介升级角度拓展了现有理论解释力。实践意涵上，本研究指出文化振兴在推动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同时，也带来了复合型的区域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叠加治理效应，这能够启发地方政府重新审视文化在区域综合发展与城乡融合中的重要意义。在推动乡村振兴时，政府有必要突破业已形成思维定式，从文化要素中汲取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创新文化互动媒介，扩大乡村社会文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多元化程度，形成创制互动的总体格局；加强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力度，积极发挥乡村文化精英､文化社会组织的能动性，激活并串联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文化治理，从内源上推动县域文化空间再生产，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

需要说明的是，空间既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政策､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等塑造，也由市场､社会等主体自下而上的文化社会活动等塑造，社会､文化与空间存在相互建构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空间生产的现实形态由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等各种力量的现实作用关系形塑。某一时刻的空间生产形态既表现为当下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样态，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多重逻辑塑造的产物。最后，尽管本研究基于田野案例的细致分析总结出一种以“创制互动”为内涵的乡村文化振兴实现路径，但由于案例研究的固有缺陷以及研究者主观性偏差，研究结论在有效性层面可能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需在更多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