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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是一部混乱史，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在既得利益面前，信念变得不再重要。
中唐诗坛更是一场大乱斗，表面一团和气，实则暗潮汹涌，那些耳熟能详的诗人之间，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柳宗元，他这个人很轴，换句话说，只有他在坚守自己的道义。因此他写下了那首藏头诗“千万孤独”，《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而这一切，都要从公元805年那场宫廷政变说起。当时唐德宗李适（kuò）已经气若游丝，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一见太子李诵，然而李诵病得不比自己老爹轻，别说侍疾，已经快两个月没有入宫请安。
因此在德宗快要驾崩时，太子伴读王叔文慌了，他怕太子无法顺利即位，就暗中联系了身在御史台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希望他们能助太子登基。自然也会画下一张大饼。
德宗崩后，在王叔文的极力斡旋下，李诵遵遗诏称帝，为顺宗。
当时的李诵已经病到无法开口说话，所以诰命都是由宠妃牛美人和新晋权贵王叔文代拟，而王叔文素有治世之心，因此便推动了“永贞革新”，刘禹锡和柳宗元为首脑人物。
革新的初衷是好的，意在抵制宦官专权，解决藩镇割据等问题，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王叔文担心大权旁落，便开始拉拢朝臣，这其中就包括御史中丞武元衡。
武元衡是太子李纯的伴读老师，他深知顺宗的身子骨扛不了多久，将来李纯登基，自己就是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人，没必要再蹚这个浑水，静观其变就好。因此，武元衡婉拒了王叔文的主动示好。
王叔文这个人着实没什么器量，从那以后便对武元衡怀恨在心，在安葬德宗的问题上，刘禹锡与武元衡起了分歧，所以王叔文就罢了武元衡的职位，迁为太子右庶子。
然而不久后，王叔文丧母，按制必须回乡守孝三年，宦官俱文珍趁机发动了宫廷政变，逼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
李纯即位后，武元衡得重用，所以不难想象，内禅过程中必然有武元衡的推波助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是，顺宗禅位后，宪宗李纯拒绝大臣们拜见先皇，以静养之名将顺宗置于深宫。次年春，李纯在宣布顺宗病危后第二日，顺宗就崩逝了。
因此这件事就成了宫廷禁忌，每个人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言。
李纯登基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了革新，王叔文被赐死，并将参与革新的八位首脑人物全部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
王叔文集团被瓦解后，武元衡升相，裴度得到了提擢，甚至被贬官在外的韩愈也被召回朝，权知国子博士。
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唐风云再起。
公元806年，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是个能干的人，刚一上任就开始反腐，弹劾了很多权贵，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监察御史裴度。
不过半年后，元稹就因锋芒太露而被贬为河南县尉。
此时的白居易官盩厔县尉，次年回朝任翰林学士，他和元稹是知交好友，但政治理念却大不相同。白居易不喜欢冒尖，此间从事最多的活动就是与武元衡、裴度等人进行诗歌酬唱，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这里就能看出，白居易是极精明的人，几乎很少参与朝中的争斗。
公元815年，刘禹锡和柳宗元在贬谪10年后，被召回京，途经蓝桥驿时，偶遇了同样遭遇贬官而被召回朝的元稹。元稹出于好心，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刘、柳，适当表达了对这二位10年贬谪的同情。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刘禹锡回京后游玄都观，看见观内新栽了许多桃树，就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来讽刺当权的新贵：
于是，刘禹锡再度遭贬，柳宗元因替刘禹锡求情，贬为柳州刺史，元稹因有诗相赠，贬为通州司马。元稹着实是冤枉，刘禹锡和柳宗元属王叔文集团，武元衡一直打压他们，可元稹独门独派，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而已。
就在刘、柳、元稹出京后不久，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请求留后。宪宗不允，吴元济反，因此派宰相武元衡前去平叛，同时擢裴度为安抚使。
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与淮西交好，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派刺客入京暗杀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当场死亡，裴度重伤，此事震惊朝野。
但是奈何两镇节度使手握兵权，许多朝臣都谏言平息事端，白居易身为武元衡、裴度的好友，越级议事，被贬为江州司马。
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不丢人，所以白居易到江州后，日子过得还不错，并在刘十九的资助下，于庐山香炉峰盖了一座草堂，吟风弄月。
刘十九就是刘禹锡的堂兄，虽然此时刘禹锡和白居易还素未谋面，但许多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白居易赴任江州后不久，裴度升相，出兵讨伐淮西，韩愈随军献策，立有军功。之所以裴度极力提擢韩愈，一是因为韩愈的能力，二是因为他们曾是同窗。
韩愈之前和柳宗元、刘禹锡同在御史台为官，当时柳宗元和韩愈之间不和，因文章立场不同，政治立场也不同，总是吵架，而刘禹锡就负责从中调和，充老好人。
实际上，若从中唐诗人找一个最懂柳宗元的人，那一定是韩愈，他们俩相爱相杀，互相欣赏。因此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韩愈亲手为他写了碑文，又撰写了墓志铭。
许多年后，苏东坡见到了韩愈为柳宗元写的祭文，又手书了一份，刻于碑上，因此“柳侯祠”的那块“荔子碑”还有一个别名，叫“三绝碑”。柳宗元的事迹，韩愈的文章，加上苏东坡书法，“唐宋八大家”中三位，共同铸造了一碑美谈。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在刘、柳外放期间，刘禹锡并没有闲着，常有诗文干谒朝中公卿，尤其有白居易的暗中相助，刘禹锡更是得裴度欣赏。
柳宗元则不同，虽然他和刘禹锡是过命之交，但他自从出任柳州刺史后，就把心思全都放在了柳州的建设上，对朝堂失望至极。因为他始终觉得，唐顺宗的死是谋权篡位。
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曾临终托孤刘禹锡，刘禹锡将他的孩子视为己出，一直抚养到长大成人，后刘禹锡又替柳宗元整理了诗集。刘柳之情，千古美誉。
就在柳宗元去世后不久，元稹被召回京，令狐楚主动示好，称其诗文“以为今代之鲍、谢也”，因此两个人成为了好友。
次年，宪宗崩，穆宗即位，元稹得重用，擢为翰林承旨学士，与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闻名，时称“三俊”。此时宰相裴度正在讨伐平卢，元稹趁机勾结穆宗身边的近侍魏宏简，企图充任相位，被裴度三疏连弹，成为政敌。
可是穆宗很信任元稹，各打五十大板后，平息事端，白居易身为两个人共同的好友，左右为难，故自请出朝，任杭州刺史，从此开始了风花雪月的人生。原本此时他已经转上柱国，进中书舍人，著绯色朝服。
聪明人看问题总是更深远一些。
就在白居易出朝的同时，元稹升相，不过他这个宰相一点也不得消停，“李党”首脑人物李宗闵不喜欢他，李逢吉因觊觎相位，也极力排挤元稹，但实际上李逢吉和裴度也是政敌，关系乱得很。
别看元稹和裴度之间有矛盾，但是当令狐楚与皇甫镈勾结，企图推翻裴度时，元稹又大骂令狐楚阿附奸邪，实妨贤路，为令狐楚痛恨不已。
所以元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复杂的人，但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官，肯干实事，不畏权贵。
元稹升相后不久，镇州发生兵变，朝廷无人可用，因此穆宗擢韩愈为兵部侍郎，以宣慰使身份出镇州。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此一去凶多吉少，元稹还对穆宗说，韩愈着实可惜！
所以穆宗后悔，派人将韩愈追回，可韩愈大义凛然，言：臣之责，无悔！
于是，韩愈只身一人入叛军大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全身而退，并救出了被围困的将领牛元翼。因此回朝后，韩愈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并邀张籍郊游，张籍因公务忙拒绝，韩愈就写下了那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寄给了张籍：
张籍、孟郊、贾岛、王建、李贺等，都是韩愈的好友，且有师生之谊。而张籍、王建与白居易也都是好友，可韩愈却不怎么待见白居易，固有交集，却不深。
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喜欢爽快人，比如柳宗元那样的。
公元826年，刘禹锡在裴度的帮助下被召回朝，结束了长达22年的贬谪生涯，次年过扬州时偶遇白居易，因此白居易为刘禹锡接风洗尘，席间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刘禹锡回酬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次年，刘禹锡与白居易同隐洛阳为官，常出入裴度府邸，一起把酒言欢，成为了莫逆之交。
刘禹锡比柳宗元性格开朗，也更豁达，他明白“良禽择木而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所以他能善终。
归洛后，白居易有诗《杏园花下赠刘郎中》为刘禹锡抱不平：
这首诗作于公元828年，当时元稹因遭李宗闵排挤，外放出朝。读到白居易的诗后，一念感慨，就回了一首《酬白乐天杏花园》：
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此时，元稹已经进入人生末年，宦海沉浮后，看透了人心和人性，故有所感。这些年一路走下来，许多朋友变成了敌人，知交所剩寥寥。
当然，这和他自己的性格有关，但无论如何，元稹为官始终正直，就算失交裴度，也未曾真的想加害于他。元稹只是想往上爬，位极人臣。
可纵观中唐，外有藩镇，内有“牛李党争”，大家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没有长久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
公元831年，元稹突发暴病，于武昌镇署去世，终年53岁。白居易亲手为元稹撰写了墓志铭，还曾赴他居住过的老宅追思，在元稹过世九年后，白居易更是写下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元白情谊，实属难得。
相比于元稹，白居易看得则更加通透，他要好的朋友有武元衡、裴度、李绛、元稹、韦处厚、李绅、牛僧孺、令狐楚、刘禹锡等，这些人大多数都曾位居宰相，而且相互之间多为政敌。
但是，你只能佩服白居易的精明，却无法恭维他的行事作风，人总得有自己所坚持的道义。
相形之下，柳宗元、韩愈这样的人更值得去敬佩。他们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亦能坚守内心的信念，尽管有时候很吃亏，但无愧于世，无愧于人，更无愧于心。
生命不止有长度，人需要活得有棱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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