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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做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半世风流半世僧。上面这段话，是我留在这个世间最后的偈语，也是我这一世的修行。闻释迦牟尼佛未参悟之前，曾以净饭王太子的身份巡游四方，那个时候的妙德女，只有15岁，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忽然有一天，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太子要来此地，我将成为她的妻。”母亲认为这很荒谬，便训斥她不要异想天开，而妙德女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太子到来时，人们俯首跪地，不敢抬头，只有妙德女从容地走了过去，站到他面前，平静地说，“我要成为你的妻！”侍卫欲上前阻拦，太子却摇头说，“无妨”，随后弯下腰，看着妙德女清澈的眼眸说，“我不能娶你。”“不”，太子抬起手，指向远处的荷塘说，“你看那池中的荷花，它是哪般你就是哪般。”太子摇摇头，微笑着说，“桃儿是三月里的花事，五月是菖蒲的天下，荷花是非在六月开不可，永不嫌迟也不早。”于是，妙德女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那就一定是因为我出身低微了。”太子蹲了下来，拉起她的手说，“你看那行云飞鸟的影子终将要落于地上，凡天下众生也莫不是要从这土里生长出来的呀！”听闻此话，妙德女更加不解，倒是太子站起身，望着遥远的天际，叹道，“我心中有不解之事，将来必定是要去寻道的，到时候我离开，你会很伤心。”妙德女再次望向太子的眼睛，坚定地说，“若真有那一天，我也绝不哭泣！”多年后的某一天，释迦牟尼见众生苦，欲寻世间之法，某一个月华如水之夜，他隔着帘幕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妙德女后，便悄然离去，最终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而妙德女望着他在月色中消失的背影，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公元1916年，我37岁，在辟谷17日后入定慧寺，皈依佛门，取法号“弘一”，后于灵隐寺受比丘戒。泛舟西湖时，有所悟：“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吾妻闻之，寻迹而至，十分困惑地看着我问，“你欲渡这众生，为何却不渡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摇舟而去，数日后，在给吾妻的信中写：人生须臾，转瞬而逝，既然终要别离，又何必在乎是哪一日。我们之间，尘缘已尽，希望你能早日放下，勿要伤怀。从那开始，我便一心修禅，不问这红尘风纷扰，她不是我的妙德女，我却终成了她的释迦佛。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我出生在津门，家世显赫，富甲一方。祖父从商，经营盐业和钱庄，家父李世珍为朝廷命官，曾任吏部主事，所以我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母亲生我之时，喜鹊衔枝，落于产房，家里人都觉得是大祥瑞，所以那截树枝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终生未离。我5岁时，家父病逝，因母亲是偏房，所以我们母子在家中的处境逐渐变得尴尬，嫡庶之分，是自古以来的门庭桎梏。我大娘和长嫂都信佛，经常让我陪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这也是我与佛结缘的伊始。6岁时，家兄李文熙开始教我读书，习百家经典，待我8岁时，又替我请了名师云庄先生，所以到我13岁时，已经在津门小有名气，这多半也是因为我的家世背景。身为津门首富，李家备受瞩目，我这个小公子自然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包括到梨园看戏，也能传出绯闻。当时津门最有名的坤伶叫杨翠喜，因家里人爱看戏，我也常往，久而久之便与杨翠喜结识，许多个夜晚，都是我送她回家。知己这个词弥足珍贵，遗憾的是，世人的目光总是带有偏见，以为15岁的我游戏风尘，视为纨绔。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不久杨翠喜就被卖入官家，成为了风月场上的交际花。这场风波过去以后，我便考入了辅仁书院，以优异的成绩折服所有人。一晃就到了18岁，我娶茶商之女俞氏，谈不上爱情，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值得一说的是，我成家之时，兄长李文熙送给我30万元作为贺礼，而我则用这笔钱买了一架钢琴。时康有为、梁启超先生已经在推动维新变法，我不是个守旧的人，喜欢新鲜事物，也能接受新潮流和新思想，因此便私刻了一枚“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遥相支持。“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外界皆传我是同党，为了避免牵连李家，我迁居上海，住进了许幻园的宅子，即“城南草堂”。不久后，我又与许幻园、张小楼、蔡小香和袁希濂义结金兰，并创办了“城南文社”，时人称我们为“天涯五友”。21岁时，我得子，开始出版自己的作品，并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这段时期，新旧两派思想斗争激烈，常爆发冲突，在蔡元培退校后，我也罢课赴河南参加乡试，但并未考中。五年后，家母病逝，我再次回到天津，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便东渡去了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创办了“春柳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并首演《茶花女》，一时轰动。受新文化冲击，我对人生也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或者说，眼界更为开阔了。就是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异国知己诚子小姐，她是我的画模，亦是我的恋人。因为她，我开始专心绘画和音乐。1910年，受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校之邀，我回国任教员，随后往上海，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致力于创作。1914年，我加入西泠印社，结识了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次年某个冬日，旧上海大雪纷飞，一片凄凉，许幻园来到我的住处，隔着门高喊，“叔同兄，我破产了，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们这五个人，许幻园最富有，蔡小香精通医术，张小楼、袁希濂才华横溢，均是上海新学界的领军人物。等我和诚子追出去时，许幻园仅仅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那一天，我在漫天风雪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忽然觉得人生很无趣，总是要经受这样那样的别离，于是回到房间后，我便写下了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这首词是我留在凡尘的最后一念，因为第二年，我便入了空门，期间还去了一趟日本，送回诚子小姐。100多年以后，有一位叫朴树的歌者，在录制这首《送别》时，突然哽咽，泪流不止，他抱着话筒说，“如果这首歌词是我写的，我当场死这儿都可以……”实际上，人生除了生死，还有许多事可以做，并且，生命不止有长度，还有温度和厚度。无论如何，许幻园的离去，都是我决定遁入空门的诱因，既然世事无常，何不放下一切。人之所以痛苦，无非是执念太深。出家后，我将所有的钱财寄给家人，所藏字画均赠予好友：人天长夜，宇宙黮黯，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7年后，发妻俞氏病故，兄长来信嘱我回津，但我并未返还，期间一直致力于佛事研究，并收丰子恺为弟子。1929年，我50岁，此时蔡小香已经离世，袁希濂和许幻园亦看透世俗，以居士清修。丰子恺为我主持皈依仪式时，我曾和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在上海重聚。“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此后10年，我辗转各寺讲法，出版了《清凉歌集》，61岁时入永春蓬山闭关，谢绝一切往来。1942年10月13日，我在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后，与世长辞，终年63岁。人这一生，仿若一场大梦，醒来一切成空，正如我在《题梦仙花卉横幅》中所写：人生如梦耳，哀乐到心头。洒剩两行泪，吟成一夕秋。
慈云渺天末，明月下南楼。寿世无长物，丹青片羽留。
但是我也很欣慰，我曾为南京大学写了第一首校歌，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音乐人。我的油画，被你们称为“鼻祖”，尤其是那首《送别》，更是成为了百年经典。所以你看，人生纵有遗憾，但也总有所得，悲喜交集，起落无常，这才命运最真实的样子。关键在于，你怎样看待这个过程，当垂垂老矣时，回望曾经走过的路，是否觉得自己有愧于心。如果没有，那这个过程就是圆满的，只要懂得取舍，必定能波澜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