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维，字摩诘，盛唐画家，会写诗，爱弹琴，超级宅男。
用一句话形容我的一生：一入红尘误终身。
公元701年，我出生在河东蒲州，“河东王氏”属“太原王氏”分支，祖上世代为官。自东汉以来，位列三公者6人、宰相10余人，还有3位皇后和3位驸马，是真正的豪门。
包括我弟弟王缙，亦是代宗时期的宰相。
当然，这些都是身后事了，煊赫的家族背景能带来便利，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家父王处廉官至汾州司马，如果再升一阶，我就可以凭借“门荫”入仕，免于科考。然而这一阶却是山水之隔，所以家父希望我将来能光耀门楣，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高门士族的压力，许多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家母出“博陵崔氏”，为天下人公推的“士族之冠”，但母亲虔诚礼佛，在大照禅师座下禅修30余年，因此我的名字和字号，皆来源于大乘佛教居士“维摩诘”。
受母亲影响，我自幼开始清修，曾拜入道光禅师座下十年整，所以我的青少年时光是很纠结的，一边要为入仕求官苦读苦练，一边还要告诉自己，不要入世太深，这浮世万千，终究是大梦一场。
当时崔家有个大才子，叫崔兴宗，是我儿时的伙伴，后来近水楼台，我就娶了他的姐姐。
15岁时，父亲带我往两京宦游，结交名士，凭借书画和音乐才能，我在洛阳和长安小有名气。这自然得益于我的家世背景。
两年后重阳节，因思乡，我写下了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9岁时，我通过府试，取“贡生”资格，次年赴长安参加科举，不幸落第。不过，我并没有沮丧，反而因结识了岐王李范而声名大显。同游扬雄故宅时，岐王邀我题诗，我作：
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岐王府的常客，并结识了崔颢、李龟年等人。身为王爷，不得干政，所以岐王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件事，那就是玩，只不过岐王的玩法比较高大上，除了办诗会外，琴棋书画都有涉猎。
某一段时期，八方学子来京都会先拜访岐王，若是得岐王赏识，离出名就不远了。比如小兄弟杜甫就有诗赠过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这一年初夏，江南来了一位学子，为岐王献上了一盒精选的红豆，珠圆玉润，色泽鲜艳，深得岐王欢喜。并且，关于红豆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古代有一位女子，丈夫出征，她在红豆树下相送，依依不舍。此后，女子便每天都在树下张望，等待夫君归来，可是几年后，女子等来的却是夫君战死的消息，因此女子泣泪成血，染红了豆子。
所以红豆又名“相思豆”。
见红豆可爱，岐王邀我作诗，我随口便吟出了那首让我红遍长安的《相思》：
诗成以后，满堂喝彩，岐王更是抓了一把红豆送给了我，不久，李龟年又为这首诗谱了曲，长安城108坊，坊坊有其音。
许多年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曾再唱此曲，因此这首诗有别名《江上赠李龟年》。
诗红了，岐王赠送的红豆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回到家后，我就用锦丝将这些红豆串了起来，送给了崔兴宗的姐姐。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公元721年，我21岁，岐王将我引荐给玉真公主，并得玉真公主推崇，因此那一年的春闱，我以状元登科，成为了长安城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因我精晓舞乐，故授官太乐丞。
但人红是非多，不久后我的厄运就来了。岐王李范喜欢收藏字画，前朝张易之被诛后，许多藏品被薛稷所得，薛稷被赐死后，藏品又流转到岐王手中。
时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交好，就劝岐王勿要多生事端，尽管后来岐王将那些字画全部焚毁，但此事外传后，玄宗皇帝还是将裴虚己贬去了岭南，理由是贵戚结朋党之交。
状元及第后，我就娶了爱妻崔氏，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自是风光得意。
某一天，宫里来人传话，说皇帝要宴饮群臣，想看“五方狮子舞”。“五方狮子舞”中有一曲“黄狮子舞”，是天子专用，属下伶人备演时，我恰巧坐在台下，于是有人将此事上呈，弹劾我僭越，藐视皇权，因此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从“天之骄子”到一个军需武备管理员，仅仅是几个月时间。
所以后来我想，大概是我和岐王走得太近了，遭人妒恨，不然不会事事都那么赶巧。从此以后，我对官场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在济州，我与吾妻度过了整整5年时光，身为谪官，既没有俸禄，也没有官舍可住，日子异常艰苦。幸得吾妻贤淑，不离不弃。
也就是在济州，我坚定了礼佛修禅的信念。
公元726年，因玄宗皇帝封禅泰山，大赦天下，我才得以辞官，当时我是无权主动请辞的。
公元728年，我和妻子处理好家务以后，开始隐居淇上，打算就此终老，不问世事。正如我在赠孟浩然的诗中所写：
遗憾的是，三年后吾妻不幸染病，未能得治，丢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独自去了，10年的夫妻缘分，到这里就走向了终点。
这一年，我31岁，虽未老去，但已不再年轻。
亡妻走了以后，我开始绝彩衣，餐素食，终日诵经，并为妻守墓两年，余生亦未再娶。多年后，忆起亡妻，我写下那首《秋夜曲》：
空山寂寞，守墓两年后，好友张九龄升相，表荐我为右拾遗，被召入朝，于是不得不再入官场。
正所谓：我本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留风尘。
公元736年，张九龄遭奸臣李林甫构陷，贬为荆州长史，当时满朝文武皆默，离开长安时竟无人相送，因此我以诗赠别《寄荆州张丞相》：
官场的混乱与勾心斗角，让我再次萌生了归隐的念头，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与张九龄较好，我被排除出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任河西节度使判官，明升实降。
这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出塞，并在赴任途中写下了那首《使至塞上》：
两年后，我从凉州归来，迁殿中侍御史，外放巡查，遍游襄阳、郢州、夏口和岭南一带。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在“刺史亭”为孟浩然画了一张像，遗憾的是，这次分别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
公元740年，孟浩然在与王昌龄醉饮后，旧疾复发，不幸离世。闻噩耗后，我亲赴襄阳为孟夫子吊唁，并作悼亡诗《哭孟浩然》：
故人已去，我心怅然，再回长安后，我便买下了宋之问在终南山的旧宅，开始建设辋川别业。
三年后别业落成，我将母亲接来与我同住，并有诗《终南别业》：
此后五年，我半官半隐，历侍御史、库部郎中，所得俸禄，皆布施粥饭、周济穷苦。公元750年，家母病逝，我去职丁忧，打算就此不出，闲度余生。
奈何守孝期满后，朝廷召我为吏部郎中，请辞不允，后改官文部郎中、给事中，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很快攻陷洛阳。次年，哥舒翰失潼关，玄宗皇帝仓皇避蜀，许多大臣都来不及跟随。
因未有旨意，尤其长安还未失守，留下的臣子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既不能离京，亦不能随驾。
所以我回到了家中，提前准备好痢药，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后，长安被攻破，我同诸臣一同被俘至洛阳，囚禁在菩提寺内。安禄山软硬兼施，逼我作群臣表率，俯首领官。我服下痢药，拒不签书。
某日，已经称帝的安禄山于凝碧池宴饮部将，席间命掳来的梨园弟子献艺，乐工雷海清摔碎了乐器，西向恸哭，高呼逆贼，被安禄山处以极刑。
好友裴迪来探望我时，与我讲了此事，因此我作《凝碧池》一诗：
同一年7月，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为肃宗，任用广平王李豫为帅、郭子仪为中军，很快就收复了长安。
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趁我生病，安庆绪命人逼我签下伪官文书，所以等洛阳光复后，我被押解回京，按律当斩。
幸好，裴迪以《凝碧池》一诗为我正名，再加上弟弟王缙平叛有功，且自愿去官为我赎罪，最终仅作降职处理，责授太子中允。
次年，我得肃宗皇帝信任，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加集贤殿学士。
对于弟弟王缙，我心里十分愧疚，原本他可以凭功加官进阶，如今受我牵连，反而被削去官籍。
因此，我并没有急于致仕，尽管这一年我已经58岁了。
公元759年秋，我独自居辋川，回想起大半生走过的路，心里五味杂陈，便写下了那首《秋夜独坐》：
从少年意气，到两鬓斑白，弹指一挥间。回望过去，夜不能寐，山间野果在秋雨中纷纷落下，草虫飞到灯下低鸣，或许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时光不可逆转，白发不能变黑，长生不老之术，只是世间传闻，如何才能消除心病，活得洒脱呢？佛谓世本虚幻，万物无生无灭，也许只有真的放下了，方能得解脱。
与其高官显赫，不如漫看云起，做一个超脱世俗的“诗佛”。
公元760年，我入耳顺，朝廷擢升我为“尚书右丞”，我提出致仕，并自愿捐出辋川别业，请为寺庙，并恳求以我所有的官职，换弟弟王缙回京复职。
肃宗允，我得以回归林泉，这红尘再与我无关：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某一日，道友裴迪提着酒来找我，我打趣到，“何来的雅兴？”
裴迪不语，只是默默把酒杯斟满，然后与我对饮，并聊了很多往事。虽然我很宅，但盛唐诗人中，我朋友不少，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张九龄、杜甫、綦毋潜、储光羲、贾至等。
可在这些朋友中，裴迪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自吾妻过世以后，裴迪一直伴我左右，清风明月共饮，漫步山川论道。他笔下的20多首诗，几乎都是与我赠答同咏之作。
酒至酣处，裴迪站起身，望着终南山秀丽的风景，故作潇洒地说，“朝廷的旨意下来了，不日后我就会前往蜀中，出任刺史一职，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
我又默默地给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后，抱起身边的琴，一边吟着，一边往山中走去：
人生聚散离别，总免不了说再见，或者再也不见。
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公元761年7月，我给所有的亲友都写了信，认认真真告别后，安然离世，终年61岁。
这就是我全部的故事，不算精彩，但曲折有余。自28岁开始，我便欲结庐草野，与发妻乐享山水，奈何世事白云苍狗，爱妻早亡后，不得不再入世俗。
风风雨雨30年，垂垂老矣时，才算实现归隐的梦想，何以解忧？唯山水与神佛间。
正如我在《叹白发》中所写：
我知道，1200多年后，你们叫我“诗佛”王摩诘，还推我为“南宗山水画之祖”，甚至还为我的“雪中芭蕉”图争论不休。
这些都是值得欣慰的事，人生山一程水一程，若有缘，总会相见，哪怕仅仅是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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