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一生游心文与史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公众号，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19日第A07版，作者为齐涛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早年师事章太炎先生，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教授、重庆中央大学副教授；1947年起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等，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西昆酬唱集注》《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宋书校勘记长编》等著作，中华书局2023年版的《王仲荦著作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其学术成果。王仲荦先生承章太炎先生之学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继往开来，做到了学统与新知的相融、作史与考史的兼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史分期、敦煌文书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等研究领域都不乏传世之作，是淹通文史的一代学者。他所留下的高贵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更是让学界景仰。

王仲荦先生学术的起点是《西昆酬唱集注》和联绵字辞书编纂，这是传统国学中最为基础的“小学”。《西昆酬唱集》用典颇多，对它作注虽极困难，但可充分提高“小学”素养。当时《辞通》和《联绵字典》尚未面世，以一人之力编联绵字辞书，实属浩大工程。先生晚年曾回忆道：“在朱起凤《辞通》未出之前，我也想仿明朱谋《骈雅》例，编一部书，单收联绵字……大概写满了十七八厚本。”遗憾的是，此稿在动荡播迁中散失无存。尽管如此，这项工作对其扎实的小学功底奠定，功莫大焉。　

20世纪30年代初，王仲荦先生入于章太炎先生门下，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潜心攻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文始》等；初步完成了《北周职官志》与《北周地理志》两部书稿。章太炎先生去世后，王仲荦先生秉承学统，弦歌不辍。虽恩师不在，但在学问与阅历的砥砺中，愈加领会恩师学问之精髓。他曾这样总结道：“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就也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供国家民族可以借鉴的像《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这种体认，既是对自己学统的总结，又成为前往新的历史时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有学者固守学统，仍旧在原有天地中默默耕耘；有学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风云变幻中得心应手；还有的学者在继承与求新中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仲荦先生属于后者。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吴大琨先生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一文中写道：“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从他那里才认识到应当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的。……我认为，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众所周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作为唯物史观基本框架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必然运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又使得中国历史之足一时难以适应五种社会形态之履。因而，古史分期以及与其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问题等，也就必然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范文澜先生的西周封建说、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的提出，知名史学家们各抒己见，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分期等问题大讨论的高潮。在这场大讨论中，王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评论道：“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作者成为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数十年前风起云涌的这场大论战已尘埃落定，不论史学史如何评价，这场大论战所带来的学术思考与学术进步不容忽视。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的史学家们除了与年鉴学派不谋而合外，还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责任驱动，在新中国的召唤下，要写出“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在王仲荦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突出。除在大量讨论中蕴含这一责任外，他还专门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文，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欧古代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国道路的由来与走向，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史学的代表作，可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章太炎先生曾将清代史学分为“考史”与“作史”，后人又将清之后的史学延伸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其划分大同小异。就清代史学而言，考史派占绝对优势；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乾嘉范式和西方实证主义结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占据优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作史派成为主流流派，考据之学似乎也难以再登大雅之堂。在这样一种学术变迁中，王仲荦先生未随波逐流，而是独辟蹊径，作史中不乏考据实证，考史中仍见理性思辨。

王仲荦先生作史的代表作当为《魏晋南北朝史》，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在断代史研究范式、基本架构以及史论模式上进行了全新探索，成为断代史的经典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以作史闻名的史家多专注于通史性著作的撰写，追求《史记》以来通古今之变的成就，虽也有两三种以“史纲”“史略”名之的断代性著作，但篇幅太小，结构与内容尚无法承《汉书》余绪，《魏晋南北朝史》则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综论，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融为一体，以时代为序，分别论述；第二部分将这一时期周边民族状况、中外关系、思想文化、科学发展等内容进行专题论述，史论结合，构建了全新的断代史研究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部断代史是一部实证性史作，注释与考证的分量是此后许多断代史著作所不及的。这部著作所引史料多是随文而注，除此之外的专项注释部分仍占全书总文字的20%以上。这些注释或补充史料，或考订史实，许多注释的文字已大大超出相关正文。若将这些注释单独成册，就是一部颇具分量的《魏晋南北朝史实考证》，是十足的考史之作。

王仲荦先生考史之作既有对敦煌谱牒残卷文书的考释，又有对地志残卷的考释，也有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他的敦煌文书考释以雄厚的文献与史学功底为基础，广征博引，补白祛疑，为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意在条理鲜卑在先改单姓又转复姓的大变动中，各姓氏及相关集团的沿革、变化状况，包括《鲜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两篇文章，合计10余万字，无论是对史料的网罗，还是考辨中的抉疑探隐，都属考证文字的上乘。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的校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宏大的学术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参加者之一。他主持南朝五史点校工作，具体承担《宋书》和《南齐书》点校，与卢振华教授合作点校《南史》。对这一工作的学术与文化意义，学界早有定论，兹不赘述。

除作史与考史外，王先生还有两部重要代表作《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北周六典》凡60余万言，既是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汇编与考订；《北周地理志》凡70余万言，既是“北周郡县志”，又是北周地志史料汇编与考订。这两部著作实现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结合，开创了新型志书体例。张金龙先生曾就《北周六典》言之，称该书“体例设计精妙，兼取正史官志和会要体政书之长，既可以作为北周王朝的‘职官志’来读，又可以作为‘北周会要’来使用，实现了一书两读，是对传统史书体例的一次成功改造，开创了一种新型志书体例”。

王仲荦先生真正做到了视学术为生命。多年来，除研究、教学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终日在小小书房内孜孜研读，极少下楼，常常日成三千言。而且，他的所有工作都不找人代劳，从翻检史料、摘录卡片，到以繁体竖排誊录文稿，全部亲历亲为。最让人景仰的是王仲荦先生终日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寄诗云：“闻道年来懒下楼，书城高筑又埋头。古城艇子浑忘却，不及卢家有莫愁。”王先生答诗曰：“神仙自是爱楼居，惭愧捧心未著书。风雪连天冰百丈，木兰双桨正愁予。”正是有如此纯粹的学术品格，王先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不伐名，不自矜，淡然游心文与史。

在《宋书》与《南齐书》校勘中，他并不拘泥于当时所定校点工作的基本要求，而是以学术为第一标准，对每一个出校问题都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王先生所留下的《宋书校勘记长编》是《宋书》校勘工作的原始记录，出校达9100余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前人，为《宋书》整理史上集大成之作。点校本《宋书》仅使用其中 2600余条校记，不及《长编》的三分之一 。杜泽逊与孙齐先生曾全面分析王先生对《宋书》校勘工作的原始记录《长编》，认为“校勘之学从来都与目录版本、文字训诂、史事考证密不可分。王仲荦先生的这部《长编》，同样具有这一特色，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长编》在融汇了历代学者相关考订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书》作了全面的校勘和整理，创获空前，体例完善，已经形成了一部独立的专著。与其说它是一部记录文字异同的‘校勘长编’，不如说是一部《宋书校注》的雏形。《长编》作为《宋书》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其将传世而不朽，就是势所必然了”。但是，校点工作结束后，王仲荦先生一直未向外界言及此事，只是将《长编》手稿存于书房而已。

王仲荦先生生前从未申报任何奖项，也未申报什么项目，更不彰扬自己的学术与学问；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宁肯学术成果不能出版，也不逾学术底线。他的《曹操》一书1956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部有关曹操的著作，在关于曹操评价大讨论中，出版社又拟再版此书，王仲荦先生并未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进行修订，而且在再版后记中特别强调：“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使历史真面目还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拥护这一新说法，而把曹操那种残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属的那个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当时未能再版。

王仲荦先生去世后，周一良先生作挽联云：“章门高第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准确概括了王仲荦先生的学问与情操。王仲荦先生是从传统中走来的历史学家，是跨越时代的硕学大儒，他以自己的毕生绍述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传承，其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