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考古研史”，原载《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学术批评家往往把学术创新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生命，没有创新，学术也就无从发展，实则失去了生命。”[1]所谓学术创新，也即“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各大高校或科研机构印发的诸如项目申请书、结项书、出版补贴申报表之类，都会明确要求填写该课题的“理论创新程度”“理论和方法创新”“新贡献”等等，许多高校的博士硕士论文评阅书甚至明确要求学生填写至少3项论文“创新点”。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创新的提倡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传统学术史是基于进化论的学术发展史，多以今天的学术现状来反推昨天的学术发展历程，是典型的“马后炮”。也就是说，学术史家首先把今天的“现状”设定成了学术发展的“结果”，然后再从过去的学术成果中挖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如此因果相继，构成一部学术发展史。在这样的学术史框架中，学术史家一般都是以“现状”为标准定向地挑拣前人“有效创新”的学术成果，无视那些阻碍发展或者形成混乱的“无效创新”。
可是，站在历史的每一个具体时间点上，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现状”是什么，不知道哪一项成果将会成为未来学术发展史上的“有效创新”。因此，如果脱离我们目前所处的学术生态，一味地借用“未来”指导“现在”，过度提倡学术创新就等于提倡了学术研究的混沌、无序与死亡。
“截止2000年年底，仅全国高校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就达到24.3万人，科研机构1640所，专职科研人员1.67万人”[3]，如果平均每人每年产出3篇论文，全国每年的社科类学术论文就是近百万篇。如果每一个学者都在尝试学术创新，每一篇论文都要独出心裁，那么，我们面对的学术格局将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一定是一幅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混沌一团的群魔乱舞图，没有公认的知识体系，没有稳定的研究范式，所有的论文都在自说自话，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却只能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一位中科院院士曾经很无奈地说到：“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想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了。”[4]事实上，当所有成果都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或者具有创新价值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一项成果需要被认真对待了。当鱼目被鉴定为珍珠的时候，珍珠死了。
我们再来设想每篇论文都在生产新知识、新观点，如此生产的后果是什么？任何人提供的任何知识、观点都没法得到别人的认同，一切都将成为虚幻的语言游戏。如果语言也在求新求变，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独创的词汇、独创的语法，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别人所说的话，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人作为使用文字和语言思考的动物消失了。如果每一位学者的每一项研究都在不断突破、不断更新，那么，不仅是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自己与自己的交流、现实与历史的交流也被切断了。
虽然如此极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但即便只有部分学者“为了创新而创新”，也已经把原本宁静有序的学术空气搅得乌烟瘴气。1999－2008年间，全国各类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的民间文学论文每年超过600篇，泛民俗学论文每年超过2000篇。正是那些所谓的“学术创新”之作，让学术研究变得如同儿戏。学术创新，成了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
当今学术体制下，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一座即所谓的“量化管理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必须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另一座即所谓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非得把论文发表于所谓的一二类核心期刊。这两座大山已经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还有隐性的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谓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些大跃进式的学术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如果说前两座大山损害的只是学者的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
以民间文学界为例，每年撰写论文的学者多达200余人，而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充其量也不过了了数十人。大多数学者并不具备学术创新的能力，可是，当下的学术体制硬是诱逼着所有人都得围绕学术创新做文章。为了掩饰学术成果的非创新实质，学者们必须掌握一套投机取巧的创新手法，比如虚构数据、伪造引文、隐瞒观点来源、屏蔽不利于论文观点的学术信息等等，以求平安地生存于当前的学术体制下。大家都是被赶着上架的鸭子，鸭子上不了架，只好齐心合力把架子给放倒了，这样才能站上去。
学术创新本应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学术倡导，可是，“创新”的提倡一旦与“量化”的体制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由一种进步思想蜕变为学术灾难。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式的学术创新行为甚至比抄袭和剽窃更恶劣。抄袭和剽窃虽然有悖于道德伦理，但并不以提供假冒伪劣信息为目的，而那些建立在学术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式的创新学术，则无疑将成为一堆需要后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加以清理的学术烂尾楼。即使在研究范式相对稳定的古代文学领域，“论文标以‘新解’、‘新说’、‘新论’者不乏其数，你说作品主题是‘正统说’， 我便来个‘忠义说’，随后又冒出‘统一说’，但此说也‘新’不多时，因为更有‘新’者在后头。你们公认嘉靖本是最早版本，我偏弄个天启本论证还有更早者，这自然也是‘新’”[5]。
学术批评往往把锋利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本已被三座大山压得颤颤巍巍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把种种学术弊端归结为研究者疏于积累、急功近利、不甘寂寞、妄发虚言的结果。可是，学者也是凡夫俗子，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养家糊口，他也是不得不来点学术创新，“以新奇求发表”。普通学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目前的学术体制，是以要求天才学者的学术标准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事实上，在学术创新的问题上，那些真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根本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当他发现新问题萌生新思想的时候，创新的冲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发不快，那时，别人就是想压恐怕还压他不住。
“学术史的本质就是淘汰，通过淘汰肤浅、无用或重复的劳作，留下最有价值的知识。”[6]学术史家之所以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大浪淘沙地识别出那些最有价值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许多平庸的成果在不断地复述、评议、应用甚至贩卖着这些被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自然的学术构成犹如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是靠一层层水平不等的基石支撑起来的。平庸的学者以及平庸的成果就是铺在金字塔底层的那些基石，他们才是金字塔的主体，是真正的绝大多数。可是，现行学术体制却不容忍平庸，不允许失败。拒绝了平庸和失败，也就等于把所有的学术工作者视同于必须成功的天才，也就等于把金字塔的所有砖石铺在了同一个水平面上，于是，金字塔不存在了，天才被抛在地上。
事实上，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学者都不可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甚至没有能力在有限的几本核心期刊每年发表几篇“有生命力”的创新性论文，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那些杰出的思想展开局部对话，质疑、修正、补充或者验证、传播这些思想。学术期刊本该是学者们展开学术对话的知识平台，而不是学术体制用以压制弱势群体的学术桎梏。
科学哲学早就指出，学术创新是常规科学遭遇了范式危机时必然触发的学术程序，是常规科学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学术强人的霸王硬上弓。过度强调学术创新无疑是违反学术发展自然规律的。
把三座大山挪开，给普通学术工作者一条生路，也是给学术一条生路。没有了普通学术工作者平庸成果的拥护、支持、传播与模仿，所有最有价值的知识以及最杰出的科研成果，都只能葬之名山、束之高阁，成为一堆死知识。
[1] 李世愉：《学术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02期。
[2] 陈光中：《只有创新才能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光明日报》2006年1月16日。
[3] 余三定：《高校：我国当代学术事业的重要方面军》，《云梦学刊》2007年04期。
[4] 陈治光：《汪品先：所有的科研都成功是不正常的》，《科技潮》2007年02期。
[5] 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2004年01期。
[6] 蒋寅：《学术史：对学科发展的反思和总结》，《云梦学刊》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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