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峤《陷虏记》（一作《陷北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笔者从辽太祖西征的目的、能力、时间、行程等方面一一分析，断其所谓“破回纥”是指天赞三年辽太祖占领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而非《辽史·太祖纪》所说拔取浮图城[7]。笔者已有论述比较充分，此次重新检读相关资料，在《陷虏记》《旧五代史》《辽史》中又有一些新的发现，能进一步证明笔者相关论述与判断。
（一）胡峤《陷虏记》所说“回纥”指漠北回鹘
《陷虏记》不只“食西瓜”一处提到“回纥”，另还有两处提到。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审察，此就辽上京东行“食西瓜”一事以下内容多加引录，三处“回纥”都在其中：
《陷虏记》所记为作者后周广顺三年即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前的几年在契丹的经历行踪，全文1480多字，“回纥”共出现三次（请见引文字下划线处），都属契丹人向胡峤所作介绍。第一处即说西瓜的来源，第二、三两处则是萧翰拘押地福州（治当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公河来苏木一线）的契丹人向胡峤介绍契丹周围不同国家和民族情况，以方便其逃归中原。此时契丹（辽朝）初起，统治范围还局限在以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北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契丹人提到的周边部族都分布在蒙古高原东部和我国东北地区，其中“回纥”所指显然是蒙古高原的回鹘部落势力。
具体而言，第二处所说“回纥”方位在契丹西近，与突厥连言，所指是中古以来先后长期统治蒙古高原的突厥、回纥两大民族。此时契丹初起，直接面对的则是中唐回鹘西迁后蒙古高原残余的回鹘与突厥部落势力，普通契丹人所知都在周边相邻族群，所说不可能是远在新疆腹地的高昌回鹘。第三处所说“回纥”关乎本民族成长史，所谓“黑车子”指黑车子室韦，主要分布在今黑龙江省以北的蒙古高原，黑车子室韦“以善制车帐得名。契丹之先尝遣人往学之”[9]。宋人也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引按：蒙古族）旧为回纥牧牛”[10]。《陷虏记》此处是说契丹最初为回鹘役使，后背弃北走，从黑车子族学得车帐之技，显然所说“回纥”指传统蒙古高原的回鹘势力，而不是远在西域的高昌回鹘。三处“回纥”完全同义，都指蒙古高原回鹘旧境的回鹘部落，而非西迁的甘州回鹘、高昌（西州、和州）回鹘，这可谓是胡峤《陷虏记》的文本内证。
（二）《旧五代史》《辽史》相关漠北回鹘信息可资佐证
笔者细加检索，在《旧五代史》《辽史》中也有类似发现，则是相关史载外证。《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记载：
《旧五代史》为宋初所修，此处所说为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之事，与《辽史》所载辽太祖天赞三年(924)西征正在同年，是此时从契丹归来的后唐官员汇报说，有回鹘与女真、黄头室韦联合侵犯契丹，所谓“回鹘”显然指蒙古高原东部的回鹘部落。由此可见，漠北回鹘主力西迁后，在传统漠北回鹘境内，仍残存不少回鹘部落势力，与女真、室韦等部一样对新兴的契丹构成一定的威胁，这应是辽太祖东讨渤海国前，大举出兵北征漠北回鹘旧地的一个原因。
《辽史·太祖纪》也有这方面的信息。天赞三年（924）九月，太祖大军占领漠北回鹘单于城（牙帐）后，该月的记载中就有“回鹘霸里遣使来贡”[12]。所说回鹘显然绝非远方的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而是散居回鹘旧境更有可能是回鹘单于城附近的回鹘部落，慑于辽军威力，前来纳贡投诚。
两处所说回鹘见于漠北回鹘东南、西北不同方位，说明在回鹘西迁后回鹘旧境散居的回鹘部落势力应不在少数，辽太祖北征虽然并没有强调针对回鹘的目的，但对这些分散的力量也有明显的震慑作用，后来辽朝更在回鹘旧境设置“回鹘国单于府”[13]进行辖治。
《辽史》对北方外族部落领地驻军与管理官员的记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回鹘”国名、地名所指在漠北回鹘旧地。《辽史》兵卫志所记“属国军”中，“回鹘”与“辖戛斯”连举，辖戛斯是漠北回鹘更北的民族，当年攻陷漠北回鹘牙帐，导致漠北回鹘大举南下和西迁，两者连举所指都是原蒙古高原回鹘统治区的部落势力。同在“属国军”的另有“甘州回鹘”“阿萨兰回鹘”“沙州回鹘”“和州回鹘”等名称[14]，所指则是西迁的回鹘部族与政权。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百官志·北面部族官·北面属国官”名目中，与回鹘有关的依次有“阿萨兰回鹘大王府”“回鹘国单于府”“沙州回鹘炖煌郡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15]，其中“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而所谓“回鹘国单于府”显然是负责漠北回鹘旧地。凡西迁回鹘部落政权都一一冠以所在甘州、沙州等地名或首领名，唯单称“回鹘”专指蒙古高原回鹘旧境。
上述胡峤《陷虏记》与宋初《旧五代史》、元人《辽史》的地名使用信息内外参证，能充分表明胡峤《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之“回纥”指漠北回鹘旧境及散居其中的回鹘部族势力，而非今甘肃境内的甘州回鹘，更非新疆境内的高昌回鹘。
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湖红草（陈前摄）。
辽太祖西征所至“流沙”，
为汉居延流沙，即今额济纳旗居延湖一带。
对辽太祖西征绝不可能到达北疆浮图城，笔者有关论证已较充分，剩下的问题是《辽史·太祖纪》“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所说“流沙”“浮图城”具体何指。笔者前番论述对“流沙”所指也已有分析，认为辽太祖确实到过流沙。《辽史》多处提到太祖征至流沙，太祖纪概括其战绩即称“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16]，是说太祖西征止于“流沙”。此“流沙”非指新疆东部的安西流沙或新疆境内某处名曰流沙之处，而是指今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流沙”[17]。剩下的问题是所拔“浮图城”何在？在已有论述中笔者猜测，有可能是地处今甘肃北部的甘州回鹘某座边城，因读音相近而被《辽史》编者误书作“浮图城”。
此次复检资料，发现古人于北疆庭州浮图城多称“可汗浮图城”，唐人杜佑《通典》中最早出现：
庭州（今理金满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后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大唐贞观中征高昌，于时西突厥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既平，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后置北庭都护府，领县三：金满、蒲类（蒲类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轮台。其三县并贞观中平高昌后同置。[18]
以“浮图城”三字在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7.0、8.0两种版本)中检索，发现各类文献称庭州浮图城多与《通典》一致，作“可汗浮图城”，原为古突厥可汗屯兵之地。如非指明在庭州、高昌乃至新疆境内，很少单称“浮图城”。分别检索唐、五代、宋、辽、金著作，除一处与地名“高昌”相联系，余均为“可汗浮图城”。而检元代著作，除与唐、五代、宋、辽、金相同情况外，另得《辽史·太祖纪》《辽史·属国表》所载“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及《宋史·沈括传》所见“浮图城”共三处，所说“浮图城”均未见与高昌、北庭之类属地明确联系，应与“可汗浮图城”非一地，具体所指下文一并分析。
笔者重读民国陈汉章《辽史索隐》“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句下按语，也有相关发现：
细味其所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浮图城即《宋史》西夏传记载的浮图堡。检《宋史·外国传·夏国·秉常传》：
受此启发，进而检得唐人《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也有一“浮图堡”地名：“盐州（五原中府）：……八到：南至上都一千五十里。东至东都一千七百三十里。东北至经略军四百里。南至庆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灵州三百里。西北取乌池、黑浮图堡私路至灵州四百里。”[30]黑浮图堡在盐州、灵州之间。唐代盐州治今陕西榆林市定边县，与宁夏吴忠市盐池县相邻；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盐池、定边两县自古都为著名盐产地。从叙述诸地方位看，黑浮图堡在今宁夏盐池县与吴忠市之间。
根据这些地名信息可见，在中唐至北宋间，今宁夏银川、吴忠以东，陕西榆林、绥德以西有名为浮图城、浮图堡、浮图寨、黑浮图堡的地名或军事堡寨。而考虑《辽史》《宋史》为元末同时编修，编修人员又多有交叉，两书所说“浮图城”应指同一地。再结合上述同期唐宋金元间著作中“浮图城”地名的习惯用例可见，《辽史·太祖纪》所说“浮图城”应非北疆唐庭州“可汗浮图城”，而是宋人沈括所说、《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人《宋史》记载的宋夏战事所涉“浮图城”（也作细浮图、浮图堡）。所谓“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是说辽太祖由回鹘牙帐一带南下抵达居延流沙后，派兵向南穿越居延流沙以及今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所在大片蒙古高原沙地，攻下今陕西子洲县境的浮图城。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五代十国时期全图（部分）。图中红四角星标示处，自上（北）而下（南）分别为漠北回鹘牙帐、居延流沙、夏州浮图城所在地。辽太祖西征攻占漠北回鹘牙帐后，南下至居延流沙，派兵拔取夏州党项势力所据之浮图城（在今陕西子洲县）。
二是所谓《耶律都沁传》说辽太祖西征主要目的在西夏。笔者已经反复论明辽太祖时契丹初起，没有远攻高昌回鹘的必要，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辽史索隐》所说都沁传这一信息正足以说明辽太祖“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的征战方向与目的。《辽史索隐》所说都沁传，即《辽史·耶律铎臻传》，铎臻也作铎轸，《辽史·铎臻传》记载：
就《辽史·太祖纪》相关记载可见，神册元年（916）七月，“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33]；神册五年（920）秋八月，“党项诸部叛”，“上亲征”[34]；天赞三年（924）六月，“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35]。在辽太祖一系列南下东征西讨中，对付党项是一重要任务。天赞三年十月抵达居延流沙一线，据《辽史》与《辽史纪事本末》，直至天赞四年九月才东返还宫，这近一年时间里《辽史·太祖纪》的记载严重缺失，不难想象应有不少在阴山南北、河套地区的征伐活动。《辽史·太祖纪》：“（天赞四年）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辛卯，尧骨献党项俘。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36]《辽史·太宗纪》述太宗（尧骨）登基前功绩，有“定河壖党项”[37]一项，也应指作为西征大元帅在这一带的战绩。我们在《辽史·耶律突吕不传》也看到：“车驾西征，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伐党项有功，太祖犒师水精山。大元帅东归，突吕不留屯西南部，复讨党项，多获而还。”[38]耶律突吕不，字铎衮，耶律铎臻弟。他随太祖出征，为副元帅，功绩主要在伐党项。辽太宗与突吕不在阴山南与河套地区的辉煌战绩正是完成了耶律铎臻提议的战略目标。
而《辽史·太祖纪》所说“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显然是辽军南下攻击党项势力的重要环节与收获，所谓“尽取西鄙诸部”不会是甘州回鹘，更不会是高昌回鹘所属北疆庭州可汗浮图城以西地区，而是此时辽朝“西南面招讨司”负责的阴山南北、河套地区党项、吐谷浑、阻卜等部落势力。而所拔“浮图城”正在五代时夏州（治今陕西榆林靖边县）境，是耶律铎臻所说“西夏”党项势力范围。接着天赞三年十一月，辽军又进一步向西对甘州回鹘采取行动，俘获一位边城都督毕离遏（《辽史纪事本末》作必里克）。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辽史·太祖纪》记载的辽太祖“遣兵逾流沙”之后，南下“拔浮图城”，再向西俘得甘州边将，相关叙述无论时间先后还是地理方位都十分自然，符合事理逻辑，远不像将流沙、浮图城说作新疆境内安西流沙、北庭浮图城那么扞格不通。史书关于辽太祖东归的描述也可佐证，《旧五代史·唐书》称：
总之，通过上述两节的论证，可见五代胡峤所说“契丹破回纥”获西瓜必定是在漠北回鹘而非高昌回鹘，再结合笔者前几篇拙作相关考述，我国西瓜最初来自漠北回鹘应是了无疑义。
西瓜是世界最重要的瓜类作物，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种植生产。关于西瓜在我国的起源与最初传播是我国西瓜作物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至为关心的生活知识，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备加严肃认真。我们的看法容有不同，认识也必有一个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但事实只有一个，这就需要所有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心同德，相互切磋，不断提高认识，带领公众一起走进历史的真实。
自2017年7月拙作《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质疑传统说法以来[40]，刘启振先生治我国西瓜史着力最专，著述最丰，201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5月后“知网”始见）即有60万字左右，此后陆续析出多种单篇发表，包括最新发表的《西瓜初传中国新考》（实由其博士论文析出略作剪贴而成，以下简称《新考》）也是。遗憾的是自始即对笔者关于我国西瓜最初来自漠北回鹘的考说一味排斥，错过了将不同观点会通考量，去伪存真，增信释疑，及时改进认识的机会。所见论述虽然细致有加，观点却固守旧说，因而整体上无法直面笔者有关考证论说，只能王顾左右、竭力回避，但细节上又不禁不指名或简单生硬地批评反对，或旁敲侧击、零打碎敲地表示否定。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学风文风问题，至少在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上经不起推敲，笔者曾就其中一些表现提出过严肃批评[41]，显然并未引起注意[42]。几年来笔者一再发表论撰，相关考证论述已是十分充分、系统，基本观点无需再作重复，希望看到的是科学面对。这里主要就其博士学位论文与《新考》一文对笔者或隐或显的具体批评与否定意见作些分析与回应，以进一步加强相关认识，防止可能带来的误导。
（一）关于“破回纥”所指
刘启振先生反对笔者关于我国西瓜来自漠北回纥的观点，其博士学位论文与《新考》都有不指名的明确批评：“太祖天赞三年( 924) ‘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丙午，遣骑攻阻卜’ ，或有以此为‘契丹破回纥’之战者，其言谬甚。”迄今学术界唯笔者明确提出“契丹破回纥”指契丹抵达漠北回鹘牙帐一线，这里所谓“或有”显然是指笔者。其批评的理由是：“古回鹘城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拉和林遗址之北，辽初已被阻卜控制，并且‘次古回鹘城’为在古回鹘城临时驻扎和住宿之意，根本没有‘破回纥’的举动，真正目的是为了攻伐阻卜。”[43]对于辽太祖西征不可能远至西域浮图城，笔者已有讨论十分充分，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解读胡峤所说“破回纥”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对“破回纥”何以指辽军征讨至漠北回鹘牙帐一线，笔者与杨富学先生商榷文中也有具体分析[44]。
中唐回鹘西迁后，黠戛斯胜而不居，整个回鹘旧境一直处于传统突厥、回鹘、阻卜（鞑靼）等游牧部族势力游处散居、互不统属、分合角逐、融会演化之中，阻卜是其中一支新兴力量，但在辽太祖出征漠北时远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与君长首领，更未形成明确、稳定的势力中心和国家政权。辽太祖此番远征，太祖八世孙耶律大石对高昌回鹘可汗即称作“北征”[45]，大部分行程都在漠北回鹘境内。胡峤所说“破回纥”肯定不是说任何局部地区的攻夺，而是全局的征服、占领。辽太祖大军进入漠北回鹘旧境后，一路长驱无碍，直抵单于牙账所在地，一番宣示纪念后，四下出兵清扫。同月十多天后，太祖纪才记载“丙午（引按：9月11日、公历10月11号），遣骑攻阻卜”，所指应为杭爱山北阻卜部众，是派兵前往，扩大战果。此时的整个蒙古高原，唯有地处今蒙古哈拉和林一带的突厥、回鹘可汗旧城具有广为人知的政权象征意义，至少在普通契丹人看来，辽太祖抵达、占领回鹘牙帐一线是彻底碾压这一民族宿敌，是全占其境大破其国。太祖纪记载显示，辽太祖遣使甘州回鹘可汗乌母主，明确宣布朕已“有之”，享有其国，其意义显然绝非刘启振先生所说只是在回鹘可汗城住宿而已。而对于此时的甘州、高昌回鹘来说，假设太祖本纪所载内容全部属实，通行理解无误，充其量也只是破半壁拔一城而已，更不能称作破其国。我们的判断须综其事辨其理，不能只言一点不及其余。显然，刘启振先生不愿全面体察笔者相关论述与分析，仅就一语自以为是的解读而简单、生硬地否定而已。
（二）关于“契丹西瓜栽培方法”的来源
刘启振先生就胡峤《陷虏记》文本细致解读，对辽上京一带的西瓜相关细节与胡峤前后经历的认识都远远细化了，值得肯定。但其关于“契丹西瓜栽培方法”的论述[46]明显回避对技术措施、目的、作用的正面讨论，而转为重点就栽培方法的农学渊源进行挖掘，多少有些异常。
关于西瓜的种法，胡峤《陷虏记》只“以牛粪覆棚而种”简单一句，所说在我国传统瓜作种植中未见。笔者曾特别提请注意：“这一技术非同寻常，如属我国北方地区西瓜种植的常见方法，相应的瓜田风景会十分普遍和醒目，后世四部文献中势必会多少言及，而笔者以‘西瓜’分别与‘棚’‘帘’‘幕’作为组合条件在‘中国基本古籍库’‘爱如生方志库’（一集、二集）检索，除一两处明显辑录胡峤这一内容外，未见任何其他类似的信息；这套技术如属北方地区各类作物种植的通用技术，则又不必在记载西瓜最初引种时专门提起。显然，这一特殊的种植技术属于此时新来不久的西瓜，非中土所有，应来自西瓜的最初来源地。”[47]
细加分析，“牛粪覆棚”四字分为两个元素：一是“牛粪”，非指一般施肥，牛粪“体松而性热”[48]，所说应是以牛粪为土种植，以提高地温；二是“覆棚”，所说不是元以来常见的家前屋后支杆搭棚引蔓挂瓜[49]，应是搭制棚架，覆盖帐、帘之类，用以早晩和寒流来袭时防寒保温。西瓜不耐寒冷，生长期需要充足的阳光和较高的气温，这套技术的核心应是上下配合，保证西瓜生长期的温度，而“覆棚”是其中关键措施。不难想象，这套技术措施应属于气候寒冷，不太适宜种植西瓜的地区。而漠北回鹘牙帐一带地处蒙古高原腹地，纬度较高，夏秋昼夜温差大，也不免时有寒流侵袭，在西瓜生长季节有防冻保温的需要，这套技术应属于这里。而辽上京与新疆浮图城以及西域乌兹别克斯坦西瓜盛产地纬度大致相同，实际都没有这个必要。胡峤所见应是契丹引种西瓜之初，仍保留漠北回鹘原有种植方法，后来人们发现实际没有这个必要，便逐步放弃，所以在我国后世四部文献中几乎销声匿迹。这是笔者确认我国西瓜来自漠北回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已发表的拙作中反复阐说过[50]。
刘启振先生显然不同意笔者这一推想与判断，因而故意回避这套技术措施性质与目的方面的正面分析，转为主要挖掘传统农书中类似的方法信息，以证明这套技术在汉地“早已有之”，“是典型的汉地种瓜、蔬法”[51]，应有针对笔者上述推论的用心。
然而观其所引古代农书中相关技术信息，都与夏秋间西瓜生长状况全然无关，与西瓜种植之事性质截然不同，甚至方枘圆凿。所引北魏《齐民要术》、唐人《四时纂要》两书称：“冬天以瓜子数枚，内热牛粪中，冻即拾聚，置之阴地。”说的是北方地区将瓜子置于牛粪中越冬防冻，而非春夏田间种植。这段引文的后几句“正月地释即耕，逐场布之。率方一步，下一斗粪，耕土覆之”，这才是说春天田间施肥下种之事。[52]又引《齐民要术》种菘、芦菔法：“取子者（引按：指留种至明年的菜苗）以草覆之，不覆则冻死。”种胡荽法：“取子者仍留根间，拔令稀（穊即不生），以草覆上，覆者得供生食，又不冻死。”引元人王祯《农书》种韭之法：“冬月以马粪覆阴处，随处以薥黍篱障之，用遮北风。”[53]所说都是两年生、多年生蔬菜作物越冬盖草、覆粪、障风防冻之法，与一年生的西瓜生长季节完全相反。
其博士论文与《新考》引《齐民要术》种姜之法以说“覆棚”之事：“六月作苇屋覆之(不耐寒热故也）。”[54]此处括号注文是引文原有小字说明，说的是夏季北方地区种姜注意事项及原因。姜是阴生植物，不耐寒热，夏日要覆盖苇棚遮阳以利生长。博士论文又引元人《农桑辑要》“种松柏法”：“畦上搭矮棚蔽日，早则频浇，常须湿润，至秋后去棚，长高四五寸。十月中夹薥秸篱，以御北风。”[55]所说则是新生松柏小苗娇嫩，春夏为其搭棚遮阳，隆冬设障防风。而西瓜生长期在夏秋，需要充足的阳光和较高的气温，至少在北方地区不需要遮挡阳光，更没有冬季田间防风之说。
所引农书的这些文字都十分简单，语意一目了然。所说以粪拌种越冬、设障防风、搭棚遮阳确属中土传载已久的方法，却与西瓜种植、夏秋间田间西瓜生长状态了无对应，甚至截然相反，作为农史专业学者不可能意识不到。应是论说的出发点不够客观，仅就农书字面相似而刻意拼凑附会，意在否定笔者相关看法而已。
笔者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覆棚”保温是这套技术的核心，而在我国南北各地实际都不需要，人们没有这方面的种植经验与生活印象，因而宋以来相关的引用和转述多自觉不自觉地省去这一点。宋末元初陈元靓《事林广记》：
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蒙古包前收获的西瓜，图片由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蒙古国留学生贝琳格（Bilegjargal）女士提供。
（三）关于“西北地区西瓜的早期引种”
关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早期西瓜信息，除所谓契丹人从北疆浮图城获得西瓜外，经常为人们提及的有中唐杜环《经行记》所说西域“寻支”瓜、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喇和卓）发现的唐代摩尼寺彩绘祭供图所绘西瓜、西夏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土文献《蒙学字书》和西夏文献《杂字》中的“大食瓜”“大石瓜”等。黄盛璋、杨富学先生即引以论证和勾勒西瓜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等地的时间与路径，这就是学界已有的通行认识。
而笔者认为，我国西瓜的确切历史从五代胡峤《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开始，上述这些所谓西北地区的西瓜信息名称不一，是否都为西瓜尚有待进一步证明，相互间也无任何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辽上京作为我国西瓜的源头，无论当地传种还是后续外传都有着丰富、确凿的证据，而同时无论新疆高昌（吐鲁番）、北庭可汗浮图城还是西夏黑水城都无任何明确对应的后续传种信息。南宋以来西瓜在我国南北各地盛传，而整个西北地区的信息却十分匮乏。西北地区明确的西瓜种植信息远晚于内地，至迟在清乾隆以前，整个西北地区未见任何西瓜著名产地，更未见西瓜由新疆东传内地的任何信息，却有不少西瓜由内地西传甘肃、新疆的记载，对此笔者已反复举证阐说过[59]。出土文物信息同样如此，新疆通常被认作我国西瓜的首传地，但吐鲁番一带的唐代古墓有出土甜瓜子（哈密瓜）[60]、甜瓜皮[61]的报道，而截止2005年，整个新疆并无西瓜种子出土的任何迹象[62]。这至少表明，我国新疆虽与中亚西瓜发祥地近水楼台，西瓜由此传入我国应是最为合理的情景，也肯定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西瓜在新疆一带一直未能深入扎根，未获持续发展。包括新疆与西夏黑水城所在的内蒙古西部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在我国西瓜早期传播中作用极其有限。
对于笔者的这些看法，刘启振先生显然不愿接受，其《新考》特设“西北地区西瓜的早期引种”一节，试图对西北地区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或者文物证据”的现象进行解释，这多少应有回应笔者相关论说之意，笔者当然十分期待。
然观其所论，主要仍是考述黑水城西夏文书的“大石瓜”为西瓜，由中亚一线经葱岭西喀剌汗王朝传入，征引论述十分细致，有一些语言学的信息较为可贵，却远非新见。此外并未提出任何其他具体证据，所引仅清末《（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一条记载：“《群芳谱》：西瓜一名‘寒瓜’， 旧传种自西域来，故名；杨慎《丹铅总录》：五代郃阳令胡峤于回纥得瓜种，以牛粪种之，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即今所传同州种也。”借此表明西瓜的传入路径是复杂的、多样的：“西瓜最初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直接由西域传入，二是从回纥( 回鹘) 间接引入。”[63]如果笔者理解无误，是说“回纥（回鹘）”与“西域”不是一路，“回纥（回鹘）”一路是间接的，而所说“回纥（回鹘）”又似重在指葱岭西喀剌汗王朝，这似是以往论者未及之见。但胡峤《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之“回纥”显然不可能远至葱岭西的喀剌汗王朝，笔者不禁要问，所说间接所经“回纥（回鹘）”究竟是指高昌回鹘夏都浮图城，还是葱岭西的喀剌汗王朝回鹘？而这两者同属西域范围，那么从西域“直接”传入与从回纥（回鹘）“间接”传入又如何分别，难道高昌回鹘夏都浮图城、西夏黑水城所谓西瓜，就不是从西域直接传入？
其实皋兰县志引用两条材料是说我国西瓜来源有两种基本说法，笔者已有论述也进一步强调，来自“回鹘”说出于五代，来自“西域”说始见于元人，所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古人都严格分别，从未混淆[64]。如果真想就西瓜由西域传入我国辨出“直接”“间接”两路，也势必如笔者反复论证的，我国西瓜肯定来自西域，我们也无法否认西瓜直接传入新疆地区，但西瓜在我国有据可查的源头在辽上京，来源是漠北回鹘，西瓜由西域经漠北回鹘辗转传入辽上京一线，再由此南下中原、江南，这正是典型的由西域经漠北“间接”传入之路。
再看刘启振先生所说皋兰县西瓜，应是认其由“间接”来源传入。而皋兰在今甘肃兰州北，已近河西走廊，方志记载这里的西瓜来自“同州”。“同州”治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在关中平原东端，与山西、河南两省隔黄河相望。皋兰的西瓜来自关中平原东部的同州，同州西瓜的来源显然不会再是皋兰以西的新疆，而应是隔河相望的河南、山西等地。这一记载也正可用来证明笔者所说，我国西瓜可考的源头在今内蒙古东部的辽上京，由这里南下发散传播，在西北地区的传种主体过程是自东向西，而不是自西向东[65]。
总结本文的论述，五代胡峤《陷虏记》共有三处使用“回纥”一词，都出于契丹人对本民族事迹的介绍，所指都是传统漠北回鹘，而非远在西域的高昌回鹘。辽太祖西征所拔“浮图城”是一座军事堡寨，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而非北疆庭州“可汗浮图城”。这些信息都进一步表明《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是指从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获得西瓜，我国西瓜最初来自漠北蒙古高原腹地。西瓜史研究者刘启振先生一味沿袭传统看法，故意回避笔者论述，其批评与否定意见无法动摇笔者所说，笔者上述发现使有关结论更为坚实。
[1] 笔者《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一文写作中，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王善军教授批评指正，提供相关史料和今人研究信息，获益良多，借此谨表敬谢之忱。
[2] 杨富学、程嘉静、郎娜尔丹：《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1年第2辑，第257-268页。
[3] 袁翔：《西瓜碑作者姓名释疑及“北游引种回回瓜”之辩论》，《新丝路(中旬)》2021第12期，第144-145页。
[4] 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8辑（2022年），第1-20页。
[5] 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6] 刘启振：《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3 年第1期，第43—53页。
[7]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4-87页；《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页。
[8]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 册，第906-908页。
[9] 〔元〕脱脱等：《辽史》卷一一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 册，第 1534 页。
[10]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四部丛刊》影宋抄本。
[1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 册，第441页。
[12] 〔元〕脱脱等：《辽史》卷二，第1册，第19-20页。
[13] 〔元〕脱脱等：《辽史》卷四十六，第2 册，第757页。
[14]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六，第1册，第430-432页。
[15] 〔元〕脱脱等：《辽史》卷四十六，第2 册，第757-758页。
[16] 〔元〕脱脱等：《辽史》卷二，第1册，第24页。
[17]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6-87页；《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5页。
[18]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四，清武英殿刻本。
[19] 〔民国〕陈汉章：《辽史索隐》卷一，民国《缀学堂丛稿初集》本。
[20]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6页。
[2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册，第14012页。
[22]〔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五，第7册，第2095页。
[23]〔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七，第7册，第2148-2149、2150页。
[2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一，第30册，第10656页。
[2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中华书局1979-1995年版，第22册，第7717页。
[2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二，第22册，第7758-7759页。
[27]〔宋〕沈括《长兴集》卷十五，《四部丛刊三编》影明翻宋刻本。
[28]〔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七，第7册，第2149页。
[29]〔清〕孙繁朴修、高维岳纂：《（光绪 ）绥德州志》卷一，清光绪 三十一年刻本。
[3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98页。
[31]〔元〕脱脱等：《辽史》卷七十五，第3册，第1239页。
[32]〔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六，第40册，第14030页。
[33]〔元〕脱脱等：《辽史》卷一，第1册，第11页。
[34]〔元〕脱脱等：《辽史》卷一，第1册，第16页。
[35]〔元〕脱脱等：《辽史》卷一，第1册，第19-20页。
[36]〔元〕脱脱等：《辽史》卷一，第1册，第20-21页。
[37]〔元〕脱脱等：《辽史》卷一，第1册，第27页。
[38]〔元〕脱脱等：《辽史》卷七十五，第3 册，第1240页。
[39]〔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十二，第2 册，第448页。
[40]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79-93页。
[41]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8辑（2022年），第5、12-17页。
[42]笔者近年涉足我国西瓜、南瓜、辣椒、玉米传入与早期传播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同期学界相关成果略有了解，深感一些年轻学者对他人不同意见佯装不知，化用他人成果不标出处，为了证成己说随意解读乃至故意歪曲引用文献资料，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想其当然恣意穿凿证据，推演史实。这些都明显违背实事求事、客观公正、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及其论文写作原则，存在严重的学风文风问题，容笔者另文集中讨论。
[43]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23 年第1期，第46页。
[44]程杰：《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2页。
[45]〔元〕脱脱等：《辽史》卷三○，第1册，第356页。
[46]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8-39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23 年第1期，第46-47页。
[47]程杰：《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7页。
[48]〔清〕陈开沚《裨农最要》卷二，清光绪潼川文明堂刻本。
[49]程杰：《论我国瓜的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41-42页。
[50]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91页；程杰：《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第33页。
[51]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8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3 年第1期，第46页。
[52]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8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3 年第1期，第46页。
[53]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9页。
[54]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8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3 年第1期，第46页。
[55]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39页。
[56]〔宋〕陈元靓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十三，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
[57]〔元〕吴瑞《家传日用本草》卷六，明嘉靖四年刻本。
[58]〔元〕王祯著、王毓瑚校：《王祯农书》百谷谱·蓏属，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59]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8-89页；程杰：《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第32-33页；程杰：《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9页。
[60]张玉忠《新疆出土的古代农作物简介》，《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21页。
[61]伊斯拉菲尔·王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从考古发现看新疆园艺业》，伊斯拉菲尔·王苏甫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2005》，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62]伊斯拉菲尔·王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从考古发现看新疆园艺业》，伊斯拉菲尔·王苏甫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2005》，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63]刘启振：《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研究》，第44 页；《西瓜初传中国新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3 年第1期，第48页。
[64]程杰：《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页。
[65]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9页。
程杰，1959年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文学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