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内容摘要：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来看，先秦时代，“文学”指文化典籍；魏晋时期，“文学”指文章著述，既包含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品，也包含应用性和非文学性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来看，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首创《文苑传》的刘宋范晔《后汉书》、继之为文学家立传的梁萧子显《南齐书》，也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在他们的观念里，应用性文体也是注重美感的，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来源不同而已。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来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和宋人的《文苑英华》、明清的各种文章总集以及唐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家别集，都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非常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性；“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旨在强调文学理论既包含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文学，也涵盖非文学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以拓展“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张力空间”，使长期以来被审美性的纯文学理论排除在文学之外的实用性、非审美性的文学重新回归文学视域。窃以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很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实际，是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生态土壤之上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既包括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文学，也从不排斥实用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本文拟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一直包含实用性和非审美性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一直是明确而具体的。
“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文化典籍。《论语集解义疏》引范宁疏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意思是说孔子门人子游、子夏精文化典籍、学问渊博。可知“文学”一词，原本就包含文学和非文学的典籍在内。
《墨子》也曾提及“文学”：“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子的意思是，凡发表谈话，跟写文章的道理一样，不可以不先树立原则标准。他所说的“文学”，义同文章著述，含义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到汉代，“文学”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义，近似于孔门四科的文学，指《诗经》《尚书》等经典。如《淮南子》卷七《精神训》：“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这里将“藏诗书，修文学”对举，修文学与修习所藏《诗》《书》的意思相同。班固《汉书》也有同样的用法，如卷二五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皇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这里也是用“文学”指代《诗》《书》等经典。
魏晋时期，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意指文章著述，含义与当今的文学创作相同。如《三国志》卷二所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说魏文帝曹丕喜好文学创作，曾将所写文学作品自编成集，有上百篇。同书卷二一《王粲传》也说：“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两处“文学”，均指文学创作。葛洪《抱朴子》也用“文学”来指著名作家祢衡的诗文创作：“汉末有祢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举齿过知命，身居九列，文学冠群，少长称誉，名位殊绝，而友衡于布衣，又表荐之于汉朝，以为宜起家作台郎。”
当时与“文学”含义相同的概念，还有“文章”“文辞”“文”等。“文章”一词，也是始见于《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处“文章”，与同期的“文学”含义相近，指诗书经典类的知识。《汉书》卷七十五《赞》引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颜师古注说：“谓《易辞文言》及《春秋》之属是。”意思是说孔子的“文章”，指《易》《春秋》之类的经典。
汉代的“文章”，既沿用原来的含义，指《诗》《书》等经典典籍，如《汉书·艺文志》：“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与前引《汉书》所言“秦皇焚《诗》《书》，诛灭文学”含义相同。王充《论衡》所说“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的“文章”，含义也相同。
不过，汉代的“文章”已衍生出新的含义，指文学创作。如《汉书·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扬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此处“文章”，即指文学作品《长扬赋》。《汉书·地理志》所言“文章”，意思也相同：“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文辞”与“文章”互用，意思也相同。王充《论衡》和刘歆《西京杂记》里也有同样的用法，如：“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这里的“文章”，都指文学创作。
魏晋沿汉代的用法，以“文章”指文学创作，与“文学”同义。《后汉书·王隆传》说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所谓“文章”，即指王隆所著诗、赋、铭、书等作品。又如《晋书·袁宏传》：“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绝美的“文章”，就是指咏史诗等文学作品。《全后汉文》卷九《举隐逸大儒诏》中的“文章”用法也相同：“易称‘天垂象，圣人则之’。又云‘圣人之情见于辞’。然则文章之作，将以幽赞神明，变畅万物。秦燔诗书，礼毁乐崩。大汉之兴，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凤之间，英豪四集，文章焕炳，六经之学，于斯为盛。”
“文辞”和“文章”并用，均指文学，《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即有此用法：“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文辞和文章，均指诗颂、碑文、论议等文学创作。
有时也单用“文”来指文学创作，如《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诗、赋、论、议诸文体，都包含在“文”即文学之内。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总结说：“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学，学不离。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至为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实是文学观念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关键。迨至魏晋南北朝，于是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
总之，在先秦汉魏六朝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都是将审美性和应用性、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作品算在文学之内的。正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序例所言：“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什么民族特点，它首先是以诗文评为主，其中的文这一大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应用文字的。”
“文学”的概念内涵，本来就包含纯文学与杂文学、审美的文学与应用的文学。而从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又是怎样界定文学的呢？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否包含审美性与应用性文学、纯文学与杂文学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从不排斥和轻视。下面来看已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中的文体论，看当时的文体论究竟包含了哪些文体。
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较早的文学理论。文中说文章有各种体裁，一位作家很难各体皆善，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并评论建安七子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孔融于文体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元猿》《漏卮》《员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很显然，曹丕是将辞赋等审美性文体和章、表、书、记、论等实用性文体都视为文学大家庭中的成员。他又概括几大文体的审美标准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奏议、书论、铭耒都是实用性文体，只有诗赋才是我们今人心目中的审美性文体。而在当时人心目中，奏议、书论、铭耒都是更重要的文体，也更有益有用于世，更能成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用性文体，也是讲审美的，只是美的标准，不单纯是“丽”，也包含“雅”“理”“实”，即典雅、尚理、真实。古人的审美标准，比今人更多元、更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止曹丕注重文体的审美规范，其他并非专谈文学理论的著作，也会讨论文体问题。如葛洪《抱朴子》多次谈论文体，外篇卷三十二《尚博》说：“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文之体略，可得闻乎？”外篇卷四十专设《辞义》，谈论人的才情有长短，写作的文体也各有专长，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漾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文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文章广博者，未必深刻，言事真切者难免语言生涩，有些文章违背事物常理却文辞工丽。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到具体的文体，揣其文意，也是将审美的文体和实用的文体兼收并蓄的。“得事情”“违物理”，应该是就纪实说理的文体而言。而且葛洪主张文体的审美趣味应该多元化，既要欣赏耳目所接之声色美、形式美，也要能体味说理深邃之智慧美、哲理美。所谓“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盐梅之咸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飖之细巧，蔽于沉深之弘邃也”；“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这“申诫广喻”“证援不给”，显然也是就论议说理之文而言。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也曾专节讨论《文章》，说：“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颜氏讨论的文章，包括诏命策檄、序述论议、歌咏赋颂、祭祀哀诔、书奏箴铭等。这些文体，除了陶冶性灵的歌咏赋颂属纯文学之外，其他都是实用性文体，这些文体或“敷显仁义”，或“发明功德”，都能“牧民建国，施用多途”，与曹丕所言“文章经国之大业”是同一观念。
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创立《文苑传》，首次为文学家立传，反映出范氏自觉的文学意识，而传中所述，更能体现他的文体意识。卷八十上《杜笃传》说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王隆传》称王隆“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夏恭传》载“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傅毅传》谓“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黄香传》言“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李尤传》说“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葛恭传》著其“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王逸传》录“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崔琦传》称其“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边韶传》谓“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卷八十下《张超传》载“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上述作家传记，共列举诗、赋、颂、碑、诔、吊、笺、令、论、策、奏、箴、书、记、荐、檄、嘲、谒文、连珠、杂文、祝文等二十一种文体，都属于文学、文章的范畴。这些文体，有审美性的文体，如诗、赋等，更多的是实用性文体。
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也是专为文学家立传。其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襃僮约，束晳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也是将章、制、颂、表、碑、诔等视为蕴思含毫、气韵天成的文章。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是中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典范。其文体论，代表着当时对文学的认识和界定。《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论文体的有二十一篇：《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总篇幅的四成多，可见文体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除骚、诗、乐府、赋四篇仅论一种文体之外，其他各篇均论述两种或多种文体，共论及三十五种文体。毫无疑问，在刘勰看来，这三十五种文体都属于文学、文章的范畴。
与刘勰同时而略早的任昉，著有《文章缘起》，探讨秦汉以来各种文体的起始之作，其所涉文体，不仅包括了《文心雕龙》所论及的三十五种文体，还包含了五十种刘勰未讨论的文体，共计八十五种之多。毫无疑问，任昉的文章观念，也是肯定和认同各种文学性和非文学性文体的。
以今人的眼光看，骚、赋、诗、乐府属于审美性的纯文学，其余各体均属应用性的非审美性文学。其实，在古人看来，上述文体，无论抒情、纪事、说理，都具有应用性和审美性。不然，孔子不会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曹丕也不会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了。
诗骚赋之外的其他被认为非审美性文体，也无不注重美感和审美性，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的来源不同罢了。晋人李充《翰林论》就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赋颂歌诗等文学性文体，固然追求“清丽”，其他应用性文体，如章表论奏等，同样讲究“远大”“典雅”“弘深”“巧艳”之美。正因为中国古代众多应用性文体都注重文学性和审美性，所以一视同仁，都被接纳为文学家族的成员。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所以看重文体，执着于区分文体和文体边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学创作先要辨体、定体，根据文体的体制特质来确定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规范。所以，刘勰强调：“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创作之前，要根据所要表达的情事理来选择适当的文体，创作出符合文体特点的作品。创作先要“位体”，批评则需先“观位体”，即考察体式是否合乎规范。《文心雕龙·知音篇》就说：“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卷十解释说：“‘观位体’就是观察‘设情以位体’做得怎样，看是不是根据思想情感来安排文章的体制，是不是根据体裁明确了规格要求。刘勰以封禅文为例，提出：‘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封禅》篇）此即‘位体’之义。”
文论家和史学家的文学理论，是从理念形态和观念上阐述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而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纂者则是在实践上体现对文学的理解。他们认为属于文学作品的才收入文学总集和别集，不属文学的则不收入总集和别集。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是我国第一部诗文总集，自觉而明确地辨别了文体的边界。其“区判文体”之功，被萧子显写进《南齐书·文学传论》里，也被罗宗强先生许为“其时文体论之集大成之作”。惜其书已佚。据学者勾沉，书中收有诗、赋、颂、七、箴、铭、诔、哀辞、设论、碑、图谶、史述、符命等十三种文体。在挚虞看来，这十三种文体都属于文章、文学的范畴。
挚虞的这种文体观念，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认识，也代表了当时人共同的文学、文体观念。曹道衡先生曾指出：“从来的编选者都不可能任意决定他的文学观和选录标准。因为任何人的文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取和改造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到总集的编选来说，编选者对前人众多的作品究竟选录哪些，不选录哪些，这虽然由他的文学观来决定，但他的文学观本身却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早在他文学观形成之前，他已从接受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一类作品是好的、某一类是较差的；某些作品是名篇，某些则不是的想法。”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实是对汉魏以来文学实践和批评传统的总结，后来的总集多“继轨”“取则”。《隋书·经籍志》就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也是分体编纂，共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八体。其文体分类方法，就是取则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今存挚虞所列十三体（实际当不止此数），有十二种都被《文选》收录，只有“图谶”一体，《文选》未收。其实《文选》里两次提到图谶一词：“且许昌者，乃大运之攸戾，图谶之所旌。”“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兴之兆，图谶垂典。”或许萧统并不认为图谶属于文学体裁，所以没有将其单独列为一体。这也表明，《文选》并不是凡文体皆录，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属于文章之一体的才收录，否则就不予收录。很显然，《文选》也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
北宋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则是继轨《文选》。《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文苑英华》也是分赋、诗、歌行、杂文、诰、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颂、赞、铭、箴、传、记、谥册、哀册、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八体，文体的排列顺序，也与《文选》相同，先列文学性和审美性较强的文体，后列应用性文体。文学性文体，赋居首，诗歌杂文居次；应用性文体，先列用于庙堂的诰诏，最后列追悼类的墓志祭文。文体的次序，也体现出一种文体等级观念。而《文苑英华》的文学观念与《文选》相同。当然，《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也有增减变化，如增加了歌行，而未录《文选》所列的“七”体，表明歌行一体日益增多，而“七”体则逐渐式微。
稍晚于李昉近半个世纪的姚铉编《唐文粹》，纂集“唐贤文章之英粹者”，“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同样也是审美性和应用性文体一并收录。
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诗文，分赋、诗、骚、诏、敕、制、诰、奏疏、表、笺、铭、颂、序、记、碑、传等六十一体，体现出与《文选》《文苑英华》以来相同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首次用文体功能标准，将各体文章分别归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更鲜明地体现出文学性与应用性一体的文学观。
明清时代的文论家、文选家，也都是坚持同样的文学观念。元苏天爵的《元文类》、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收录规模虽有大小之异，文体分类有繁简之别，都无不收录文学性和应用性诗文。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确立了三级分类法，第一级分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著述门主要为议论、抒情文体，分论著、辞赋、序跋诸类，属于文学性的文学创作；告语门为公私应用文书，下分诏令、奏议、书牍、哀祭等类；记载门为史传类叙事文体。曾氏将文学性（著述门）与应用性（告语门）文体分开，体现出一种自觉而明确的文体意识。他将二者等量齐观，又体现出古人一直禀承的大文学观念。用金惠敏教授的表述就是“无文学的文学理论”。
再看别集收录的文体。先唐作家的别集，大多是后人所辑，唐宋人文集多是同代人所编，最为近实。如韩愈文集，为其门人李汉所编。朱熹《校昌黎先生集序》说：“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辞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由此可知，韩愈诗文集只收赋、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等文体，而不收学术著作《注论语》和史学著作《顺宗实录》。柳宗元《柳河东集》为著名诗人刘禹锡所编，也是收录诗赋等纯文学和表铭碣诔等应用性文体。
欧阳修晚年亲自编定的《居士集》，仅收录诗、赋、杂文、论、经旨、诏册、碑铭、墓表、行状、记、序、传、上书、书、策问、祭文等文体及作品，而易学著作《易童子问》、日记《于役志》、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叙释》、诗话著作《六一诗话》、金石学著作《集古录跋尾》等都未收录，这表明欧阳修对文体和非文体、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是有明确区分的。在欧阳修的文学观念中，应用性文体记、序、传、书、碑铭、墓表、行状、策问、祭文等都属于文学。其他唐宋作家的诗文别集收录的文体范围也是大同小异。
最有意思的是，北宋人的文集，都不收词作。词在后世，被认为是最正宗的文学作品，甚至把宋词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但北宋人却视词为游戏文字，称其“方之曲艺，犹不逮焉”，虽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到了南宋，随着词体认识的变化，词才被认为是跟诗一样的文体，而被收入别集之中，成为文学家族的成员。词不入北宋文集更表明，宋人的文学、文体意识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他们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就不收进诗文别集中，反之，凡是文学作品，则一概编入。
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是包容的，又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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