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谈古代文学论文的写作

搜集、积累材料,根据汇集的材料对研究对象与问题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写作论文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论文有了充分的思想内容,下笔就方便了。这里先说搜集和积累材料。

搜集、积累材料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先有了一个研究对象和目标,就根据它来有系统地搜集有关材料。二是事先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那么可以划定一个范围(不宜太大),在此范围内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留心考察,积累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然后从中获得并确定论文的题目。我在40年代后期刚开始做研究工作时,以汉魏六朝诗歌为范围有系统地读书,在阅读中于六朝乐府诗《吴声歌曲》、《西曲歌》方面,发现材料、问题较多,于是就以它为专题研究对象,后来写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

搜集材料,要力求广泛,旁搜博采,不怕麻烦,肯下工夫,要有竭泽而渔的毅力。我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时,除读有关诗歌集子和正史音乐志外，通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等正史,翻读了《三通》、《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浏览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读了一部分有关地理志、类书、笔记小说等,从各方面得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我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重点放在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方面,其中多民歌,现在一般称作乐府民歌。我研究它们,注意联系其历史文化背景来广泛搜集材料,所以获得了不少为前此研究者所忽视的有价值材料。

阅读文献时,要注意利用前此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我读《汉书》等正史时,就翻读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镒《晋书斟注》。碰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文字,就细心查看这些较详注本中提供了什么材料或线索,再跟踪追查,颇多收获。要多方面地阅读有关文献,搜集材料,须借助于目录学。我研究乐府诗阅读有关地理志、类书时,就是根据《四库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翻读。一些杰出文史学家的著作、论文,往往善于从多方面搜集、综合材料,并从中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我们要注意在这方面向他们学习。从这些优秀的著作、论文中,可以学习到许多写论文的方法。我在四十、五十年代进行研究和写作时，从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杨树达、余嘉锡、萧涤非诸前辈的著作中,在这方面获得很多启发和教益。

搜集、审读材料时要仔细谨慎。有些重要的材料要一字一句地细心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我在研究乐府诗时,感到《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特别是它包含着丰富资料的小序、题解)是最重要的资料,细心反复阅读,并参证其他有关文献,由此认清了不少现象。后来研究《文心雕龙》,为学生开设“《文心雕龙》研究"专题课,对该书反复研读多遍,对全书五十篇逐步融会贯通,对其中不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俗话说,熟能生巧,对研究的对象也是如此。对过去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材料,有原书存在的,要尽可能加以复核。古代不少学者引用材料,，往往仅凭记忆下笔,因而引文与原文时有出入。古代编纂的不少类书,引文常有删节。如果不查核原书,仅仅根据这些引文,那会影响理解、立论的精确程度。现代学人引用材料,一般说来比古代要严谨些,但作者众多,学风各异,还是尽可能查核原书为好。还有一些伪书伪作,前此学者有辨伪论著的,要注意吸取。有些伪书伪作,反映了作伪者那个时代,也仍然有其历史文献价值。

搜集材料,要注意获得一些对研究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我在读唐代高仲武所编《中兴间气集》时,看到有一条编者评孟云卿诗的评语,其中说起他根据孟云卿的诗歌复古主张,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两文来加以阐发。孟云卿的诗论和高仲武这两篇文章均失传。但从《格律异门论》这一题目,可知该文是阐述格诗(即古体诗)与律诗(即近体诗)二者门径不同，由此可知以沈千运、孟云卿为首的中唐前期的这一复古诗派,是以提倡古体诗、反对近体诗为主要宗旨。又如唐传奇《虬髯客传》,过去多认为系出自唐末文人杜光庭之手。我在读唐末苏鹗所撰笔记《苏氏演义》时，发现苏鹗曾说:“近代学者著《张虬翳传》(即《虬髯客传》),颇行于世。”唐宋人所谓近代,常指时间上比较接近的前代。苏鸮与杜光庭都是唐代末叶人,他不可能称杜光庭为近代学者,因而认为《虬客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杜光庭。我们阅读材料时一定要细心,培养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对解决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

搜集材料,不能一而就,要靠长期的积累。于此要有恒心和耐心。要花工夫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自己的心得体会。积累的材料、心得丰富了,分析问题、写作论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要写一部长篇的论著,更是应该如此。过去不少著名学者的不朽著作,在材料积累上往往会花去数十年的时间。

在搜集积累材料过程中,我们逐步涌现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到一定阶段,搜集的材料比较丰富、充分了,便可对某些现象、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论证。

分析问题,一定要照顾全面,切忌片面性。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他以陶渊明诗歌为例,指出陶诗并不都是浑身静穆,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劝告人们不要只读选本,因为选本经过编者的选择,往往不能看出作者的全人。的确,某些选本(特别是一些份量小的选本),往往只能显示作者的某一方面。我们进行研究,一定要注意照顾全面。例如李商隐,他不但擅长写情意缠绵的《无题》--类爱情诗,还写了一部分关心国事、政治性颇强的诗篇,像《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重有盛》等。他还重视李白、杜甫关心政治、社会的诗篇,说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钜鹿公启》)的话。这后一方面比较容易被忽视。又如白居易对诗歌的看法,其名篇《与元九书》,强调讽谕诗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则肯定闲适诗,而对感伤诗、杂律诗评价不高但在他的其他诗文中,不少场合对感伤诗、杂律诗作了赞美与肯定。如果仅就《与元九书》分析,是不能看出白居易诗论的全貌的在分析指出某个作家、批评家的多种现象时,也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其主次。例如陶诗的思想内容,确有关心现实、金刚怒目的一面,但表现宁静的田园生活和诗人恬淡的心境,毕竟是其主要方面。再如《文心雕龙》一书对汉魏六朝时代昌盛的骈体文学的态度。我们看到,刘勰对此时期诗歌、辞赋、各体文章的重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他重视声律、对偶、辞藻、用典等骈文修辞因素,并细加研讨:《文心雕龙》全书又是用精美的骈文写成。由此可见,刘勰对此时期的骈体文学是支持和肯定的,这是其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刘勰对晋、宋、南齐时代浮诡靡丽的文风进行严厉的抨击,并提倡宗经,企图参的经书朴实的文风来挽救时。总之，他是在肯定骈体文学的前提下主张变革的改良者,不是骈体文学的反对者。

分析问题,一定要掌握前此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方能把研究工作推向前去。如果不了解前此研究成果，自以为提出了新见,可能人家早已讲过的,也可能是已经被否定的看法,这样就不好。例如《木兰诗》的产生时代,过去有多种说法。后经现代学者考证,此诗曾被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释智匠是南朝陈代人，《隋书·经籍志》已有记载,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更具体指出此书智匠撰于陈光大二年。这是过硬的证据，因此,说《木兰诗》产生于隋唐时代,无疑是不住了。又如李白《蜀道难》的主旨,过去也有不同说法。经现代学者考订,此诗被收入殷璠《河岳英灵集》,而该集编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蜀道难》必作于此年以前。这也是相当硬的证据。因此,如果再说此诗是为唐玄宗因安史乱起奔蜀(事在天宝十二载以后)而作,也就不可能了。

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要力求有较充分的证据,避免孤证与证据薄弱,这样始有较强的说服力。上文提到中唐沈千运、孟云卿一派诗歌的创作倾向为重视写作古朴的五言古诗,除掉高武为他们的主张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这派诗人作品,除孟云卿有少数近评外,均为五古:杜甫《解闷》诗说孟云卿论诗主张师法李陵、苏武,世传苏、李诗均为五古;擅长五古的韦应物称赞孟云卿诗“高文激颓波”(《广陵遇孟九云卿》);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其上入室一人即为韦应物。这些证据合起来,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参见拙作《元结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又如关于《虬髯客传》的作者,除上文述及的《苏氏演义》称作者为“近代学者”外,还有其他证据:-些较早的典籍如《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不署《虬髯客传》的作者名氏,洪迈《容斋随笔》始署为杜光庭;杜光庭是一位编辑家,其所编《神仙感遇传》(此书收录《虬髯客传》,但文有节录)、《墉城集仙录》等大抵辑录他人文字成书。这些证据合起来看,说杜光庭并非《虬髯客传》的作者,就较有说服力了(参见拙作《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在证据不充分时,不要急于下论断,要采取存疑的态度和假设的语气。

分析问题,不但要阐述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而且应进一步指出其形成原因,即不但要明其然,而且要明其所以然。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使论文更具有深度。这里举若干例子。例如汉乐府诗《雁门太守行》叙述的不是雁门太守的事迹，而是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原来现存古辞只是利用原来曲调歌咏另一位地方长官。这种利用原来曲调描写其他题材内容,叫做因声作辞,在汉乐府相和歌辞、六朝乐府清商曲辞中是比较多见的。这类汉魏六朝乐府中一部分现存歌辞内容与曲名及其本事不相符合的现象,过去曾引起不少读者的误会;但我们只要掌握因声作辞这把钥匙,不少疑难便可解决了。这里需要理解乐府诗的体例特点。后世的词(长短句)也多有这种情况。再如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说它“其源出于小雅”这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阮籍诗内容颇多涉及求仙,与楚辞接近，为什么说它源出小雅?原来《诗品》说某家诗源出某集,是从“体”(着重指语言风格)立论。阮籍的诗语言很质朴,不像国风、楚辞那样有文采,所以说它源出于质朴的小雅。如果我们认清了《诗品》评述诗人继承关系的关键在于体制风格,问题就容易讲清了这里需要了解《诗品》全书的评价义例。

上面说的是应了解掌握作品的体例、义例,方能认清表面看来似乎矛盾欠通的现象。还有一类疑难现象,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诸如社会风气、士人心态、创作风尚等情况才能认识清楚。例如《诗品》评述汉魏至齐梁诗人,把陶潜置于中品,这引起了后世不少人的非难,有的甚至随便认为传世的《诗品》版本文字有误,陶潜原在上品。实际《诗品》著者钟嵘身处南朝,当时骈体文学昌盛，文人写作,绝大多数崇尚华美的辞藻。《诗品》把辞采华美的曹植、陆机、谢灵运等置于工品,把“世叹其质直”的陶潜置于中品,正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创作风尚和文学批评标准。南朝大多数文人对陶诗的评价是不那么高的。唐宋以来,创作风尚、批评标准起了巨大变化,陶诗的地位才崇高起来。再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提出他的李杜优劣论,认为李白的长律(五言排律)较杜甫远远不如,其成就还没到杜诗的藩篱,何况堂奥。这也引起后人的非议和疑问。原来,唐代中后期文人喜作五言长律,以此炫耀作者的才华和学问,形成风尚,擅长长律的人不少,中期有杜甫、元稹、白居易、张祜等人,连古文家刘禹锡、柳宗元均喜写长律,直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此风不衰。明了了中晚唐时期的这种诗歌创作风尚,那么对于元稹用是否擅长长律为标准来衡量李杜诗的成就和优劣,就不至感到奇怪了。上面说的对许多乐府诗的体例要有所了解,需要在诗歌领域有比较广阔丰富的知识;这里说的要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不是泛泛的一般历史书上所提供的背景,而是具体细致的背景),就需要更为广阔丰富的知识。探讨文学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深入考察和分析,就较能获得中肯甚至精辟的看法。这也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搜集了较充分的材料,并且经过分析,有了自己的看法,便可进入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还会碰到原来准备、酝酿不够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搜集补充材料和构思分析。

论文先要确定题目,明确论述的主题。我的体会，一段时间内最好划定一个范围,进行系统阅读,积累材料和心得体会,这方面的积累丰富了,酝酿成熟了,在此基础上就某一或某些问题进行论述,提出已见,往往能写出较扎实深刻的论文。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先定一个题目,匆忙找一些材料写成文章,大抵不能写成颇有深度的论文。平时积累愈深,就愈能写出好论文。这正像一位作家,具有长期的丰富深入的生活体验和思索酝酿,而不是先定一个主题、走马看花地找些材料,就比较容易写出好作品。论文题目和论述范围,一般不宜太大、太广,对于学识准备不足的人来说,尤应如此题目不大,较易掌握充分的材料,进行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如果对于一个个的点缺乏清楚的认识,缺少扎实的微观基础,匆忙地做宏观分析和研究,往往容易蹈空。宏观的研究和把握也需要,但要注意有较好的准备和较坚实的基础。如上所说、有的论文,虽然研讨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要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和分析,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结合宏观把握。这样看来,宏观需要微观作基础,微观往往要结合宏观的背景来考察和分析,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章要写得精警,写两三篇论文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要勉强拉成一本书。勉强拉成书,水分增加,精警反被冲淡了。当然,一些讲义和普及性的读物等,须有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某方面的知识，不在于发表创见,那也是需要的,可以别论。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观堂集林》、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中的不少论文,都非常精辟,篇幅不长,但解决了重要问题。

一篇论文下笔之前,要有一个通盘考虑。论文分为几节或几个部分,每节讲些什么,包括使用的主要材料和自己的看法,最好写一个简单大纲,做到胸有成竹,就能顺利地写下去。短论文可以不写大纲,但通篇如何安排,也要动笔前胸中有数。论文的观点,不但要有创见,而且要表述得明确。一篇论文特别短论文,不能解决许多问题,要注意论点的集中和单纯,不要纷繁枝蔓。如果谈几个问题。要注意有步骤地分别谈清楚。观点要力求客观合理,通过掌握大量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证得来,才具有说服力。有些新看法,虽证据尚不足,如果持之有效,言之成理,也不妨提出来供进一步研讨,这时宜采用推测口吻。时下有些论文,竭力追求新奇,缺乏有力的论证,立论片面甚至荒唐,这是不可取的。采用别人的看法,除普及性的读物与教材等外,一般应注明出处,不要掠人之美。

论点要有充分的论证,才具有说服力。证据要有力、充分，上文已经述及。论证问题,要分清层次，一步步地进行,使读者印象清晰,易于接受。拥有丰富充分的材料,要精心组织安排,哪些在前说,哪些在后说,要注意步骤和层次,一切服从于讲清问题,阐明看法。这方面的组织安排是构成论文逻辑力量的重要因素,需要匠心经营,需要通过不断实践来磨练,同时注意向前辈优秀的论文学习经验。材料固宜充分,但也不宜堆积过多。不少次要的基本内容重复的材料如果引用过多,使文章显得累赘,反而影响文风的鲜明性和可读性。对于诸多次要的但也有一定价值的材料,可以运用附注、附录、另编资料汇编等方式来解决。

论文的语言,应当明朗、准确、流畅,有可读性,学术论文不是文学散文,宜于客观冷静地进行论说,使读者明白情况和事理;不宜于抒发作者主观的感情,或表现丰富的文采。由于性格、兴趣的差异,有的作者的论文写得生动而有文采,自可别具一格,但要注意避免因追求文采生动反而使观点不够明朗准确,以辞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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