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熹 | 真实与虚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官方私人著述的神化及迷信

内容提要：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有关朱氏家世的第一个文本，续其而成的《皇陵碑》及《孝子皇帝谨述》则是前一碑文的增补修订本，这三通碑文为研究朱氏家世及他本人早期身世提供了权威文献。随着明代专制统治的不断巩固，朱元璋的政治诉求有了新的变化，同时撰写了与自己身世经历密切相关的《纪梦》、《周颠仙传》来宣扬君权神授等天命思想，他的这些反常举动，为其继任者系统虚构和神化其家世身世埋下伏笔。永乐时期《天潢玉牒》和国史《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深谙朱元璋内心的迫切愿望，也清楚神化朱氏先辈的家世身世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朱元璋皇陵碑与后人修纂的有关其家世身世等官私文献内容，对其前因后果及其复杂演变过程作了概要论述。

有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时代的研究，自明代以来，持续不断，热情不减，发表或出版的著述可谓数量众多，然而研读有关文献资料，仍感到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形成新的认识和见解。诸如朱元璋的家世，其先祖勉强可追溯至四世，他自称是“田野间一农民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龙种。但从解缙撰写《天潢玉牒》以来，有关朱元璋家世的记载，就多了虚假成分，出现了所谓祥瑞与神助的描述，神化迷信色彩渐趋浓厚。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修纂的《明太祖实录》，即明代的“国史”，把朱氏家世与圣贤相联系，虚构了朱氏家世与佛道神仙的故事，突出了神佑朱氏的主调。嘉靖以后，在明人著述和笔记之中，出现了极力渲染神化朱元璋家世及其个人经历的倾向，造神的语境愈加浓厚，编造出来的荒诞离奇的“神龙”故事广为流传。在朱元璋家世记载中，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些神异故事，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其用意和目的又是什么？而明清以来的国史、正史和私家著述与野史，为何热衷于记录和传播这些内容？怎样解释或理解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等等，都是明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确实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

研究朱氏家世的第一人是朱元璋，他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当下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传世文本。这个文本不是一个完整记载，下限到龙凤九年（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此时朱元璋正处在创业过程中。在碑文中，朱元璋开宗明义：“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其先君曾告诉他，朱氏“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龙凤五年（即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调兵遣将，攻克金陵，与世居句容的“父母昆弟四十余人，始得与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亲眼看到朱家巷的“历世祖墓”后，他确信“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这说明，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之前，基本搞清了自己的家世渊源。但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后，追尊四代考妣，却不是将自己手撰的家世刻在凤阳《皇陵碑》上，而是授意翰林侍读学士危素代为撰写，且在叙述方式和某些内容方面作了修正，增加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为何要这么做？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认为《皇陵碑》内容，仍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再立《御制皇陵碑》，将真实意图和目的全盘托出。至此，朱元璋对家世渊源与自己身世经历的梳理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果。因此，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委，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三通碑文的形成及内在渊源关系；二、朱元璋最初考订的手稿《朱氏世德碑》与代笔碑文的内容有什么变化；三、朱元璋已对家世碑文作过修订，为什么洪武十一年，亲自撰文，再予确认，其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现存三通《皇陵碑》的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朱氏世德碑》是朱元璋关于朱氏家世的最早手稿文本，发现于先辈大臣家中，其成文于何年何月，因无具体撰写时间，而明清以来的研究者亦未作专门考证，故一时难以确认具体的撰写年月，但从其所载内容下限看，龙凤九年三月，在他称吴王的前一年，追尊其三代世祖，封赠官职，且于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的叙述推断，下限止于此，而缺载凤九年闰三月下旬至洪武元年的内容。因此，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尊封为皇后等内容不见于其记载中。据此可断定，其成稿在龙凤九年闰三月十一日之后。而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奉命撰写的《皇陵碑》，成文于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且经朱元璋钦定；《御制皇陵碑》则完成于洪武十一年四月。所以三通皇陵碑的排列顺序是：《朱氏世德碑》、《皇陵碑》和《御制皇陵碑》。其中，虽然第一通碑文不是全本，但它是朱元璋实地考察句容朱家巷先祖陵墓、拜会朱氏宗族之后写成的权威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朱氏家世的渊源，故具有非同一般的原创性和可靠性，是《皇陵碑》的母本；第二通碑是危素根据朱元璋的授意，摘取钦定手稿内容，经反复推敲修饰而成。危素所谓“兹欲撰文，词臣考摭弗周，则记载弗称，敢以上请”，于是“臣善长以上所录付词撰文”的记载表明，危素是奉朱元璋之命而撰写碑文，其内容是根据“上所录付词”而成，下限到洪武二年以前；第三通碑是朱元璋对《朱氏世德碑》和危素所撰《皇陵碑》的再次修订和重新确认，其下限止于洪武十一年四月以前，以所载内容和时限而言，三通碑文都非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的完整记录。

其次，三通《皇陵碑》的相同之处与差异区别。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详细论证了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容朱家巷通德乡的事实和经过，强调其家世并非显赫望族，而是以“服勤农业”起家。从地望上讲，也不属于沛国范畴。其先祖元代时为淘金户，后为生活所迫，由句容迁徙至盱眙、濠州钟离同居，以“务本”谋生路。他说：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上世以来服勤农业，五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 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为 祖父母，有二子，长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讳世珍。元籍淘金户，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卢，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又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因至钟离同居。先伯父洎先 考君性皆淳良，务本积德，与人无疾言忤色，乡里称为世长。先伯娶刘氏，子四人，重一公、重二 公、重三公皆生于盱眙，次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未已，相继而殁。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都督，重六、重七皆绝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岁甲 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某托猫缁流。二十四岁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为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思乡之思，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居，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母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

爰自金陵、太平驻师，开府为建台之所也，实乡郡焉。连岁征伐，拓境吴楚瓯越，方数千里，由是累膺显爵，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先祖为光禄大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先祖妣王氏吴国夫人，先府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先妣陈氏吴国夫人。以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垄，焚香告祭，遵旧典也。重念报本者礼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书》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备书于石，以传信将来，有所考焉。

从朱元璋备书的、可传信将来的《朱氏世德碑》可知，其文虽成于明朝创立之前，但根据充分，内容朴实，相信没有虚假和攀龙附凤的成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无容怀疑，可以作为研究朱元璋家世的权威文献。

安徽凤阳明皇陵的神道和石像生。明皇陵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是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而修建，初建之时占地约2万余亩，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始建，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竣工，设皇陵守卫及祠祭署管理。皇陵神道总长257米，石像生32对，皇陵碑文为朱元璋亲撰。明皇陵的石刻特别精美，朱元璋也一度在凤阳营建中都。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危素撰文的《皇陵碑》，名义上是以朱元璋“手录大概”而成，但与《朱氏世德碑》记载作比较后发现，其主旨和取向反映了创建大明王朝后朱元璋追述家世的真实心态，内容增加了与其身世经历有关的人和事，碑文结构和形式更接近传统样式。从时限上看，朱氏家世身世碑文的记载止于大明王朝创立。从所述内容看，有增有删也有修订，增加的有“时家甚贫，谋葬无所，同里刘大秀悯其孤苦，与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谨献陵曰皇陵，汝其据事直言无讳”等；铭文是新增内容。删除的有“龙凤年号”和冠以元代职官的封赠，如“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等。其修订未说明原因，如《朱氏世德碑》所载“先考君娶陈氏，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一段，《皇陵碑》修改为：“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朱氏世德碑》所载“岁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皇陵碑》修改为：“长兄侍亲，仲兄、三兄皆出赘，既而复迁太平乡之孤村庄。岁甲申，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长兄与其子亦继殁。”其增删和修订，或据朱元璋自撰、或遵其自述，或为其钦定或授意，当不是奉命撰文者的发挥和独创。

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陵园时，以“孝子皇帝谨述”的第一人称语气，重立《御制皇陵碑》，声称其意是“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世代见之”使“世世承运而务德，必彷佛于殷商”，“谕嗣以抚昌”。朱元璋藉此对自撰和钦定的朱氏家世与身世经历再作删减、增补和修订。其增补有“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试与智者相商，乃告知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奋臂而相戕？’智者为我计划，且阴祷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驸马引儿来接我，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殁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等。所修订处主要表现在修辞和内容两方面，如“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长兄与其子亦继殁”，修订为“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丧”；“同里刘大秀 悯其孤苦……”，修订为“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得与葬地，邻里惆怅，忽伊郑兄之慷慨，惠此黄壤”；“邻人汪氏助为之礼”，修订为“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等等，其所载人和事更加具体，内容增加了其早期身世经历等内容。从不断修订的三通碑文内容可知，尤其是后两通碑文，无论是其内容增删还是修订，都说明随着大明王朝的创立，以及巩固政权的需要，朱元璋对自己家世身世的认知正在发生选择性的记忆和取舍，有的被淡化，如高祖、曾祖、先考等家世渊源不再是强调和突出的重点，而自己的艰难创业过程、神灵的荫佑、国运的延续等内容见诸碑文，成为关注或记载的重点。出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幕后的主导者是朱元璋，朝中大臣或词臣是助推者，两者上下互动，彼此呼应，最终目的就是要突出君权神授思想，维护当朝皇帝的独尊地位，为专制集权服务，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朱元璋建国之前与创立大明之后，其治国安邦之策和政治理念正在发生变化的特殊复杂背景，也是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朱元璋为控制思想意识领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

明皇陵中的御制皇陵碑。碑高20余尺，宽约6尺，有碑文二十六行，每行五十六字。文为楷书，额篆“大明皇陵之碑”。碑文共1105字，朱元璋自述其艰辛的身世及统一全国的过程，并阐明昌运兴盛的道理，文字通俗易懂，感情丰富，是研究朱元璋家世及早期经历的重要资料。

第三，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三通《皇陵碑》，为美化和神化朱氏家世和身世经历提供了基本素材和母本。三通碑文内容侧重点虽各有不同，叙事方式、遣词造句、文风也存在差异，但其宗旨却有一个共同指向，即一个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异军突起，创建明朝，确实非同寻常，似乎有一种神秘力量荫佑。朱元璋起草《朱氏世德碑》时，正是大明王朝的创建时期，他把自己的命运归结为是“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的善报。他曾明确指出，撰写家世的最大愿望是“凡我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翰林危素奉命撰写《皇陵碑》时，贯彻了朱元璋的基本思想，特别强调家世开端，朱元璋能够“奉天承运，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实由祖宗积德所致”。但他未能透彻领会朱元璋的真实意图和潜在指向。其实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朱元璋手书家世的内容已与《朱氏世德碑》有了不同的表述，他宣称：“朕以十五年间遂成大业”，“富有天下”，是仰“赖天地之佑，祖宗之福也”，充分肯定天地神灵护佑是第一位的，而“祖宗仁德”退居第二位。这种微妙变化，表明朱元璋蓄藏已久的君权神授天命思想正式浮出水面，而此时元朝已被推翻，大明王朝已经创立，朱元璋不用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当洪武二年二月，危素奉命撰写皇陵碑文时，其手稿中即有“汝其据事直言无讳”的文字提示，危素似乎未能深刻体会其深意，但奉命前往凤阳诣陵立碑的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却从中嗅到了朱元璋的真实意图，于是他把朱元璋与古代的圣贤帝王虞舜及汉高祖相提并论，并煞有其事地说“臣善长以上手所录付词臣撰文，臣善长等钦承明训，黾勉论次，惟古先帝若虞舜、汉高祖皆起自侧微，以成德业之盛，盖天降大任于圣明，必先有以起之”。接着撰写铭文，盛赞朱元璋：“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监观四方，有道者昌。惟今天子，奋猫田里，叱风驱霆，仗剑而起。”把当今太子朱元璋与上帝并列，这无疑为朱元璋和其后继者编造神化故事提供了理论依据。洪武初期，朱元璋撰写《纪梦》一文，追忆自至正十一年至洪武元年期间，攸关自身命运的“梦”故事，从而将天神与朱氏家世及自己的身世经历联系起来。洪武十一年四月，建造新的皇家陵园时，朱元璋更以皇陵碑记“皆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之戒”为借口，再次“御制”朱氏家世与自己的身世经历，其重点则转向凸显自己的“创业”之艰难，并在“身世”中植入“神卜”内容，暗喻自己非常人可比，而是在神灵的指引和佑助让他作出了命运之中至为关键的决定，从而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刻立于朱氏“皇堂”之中，置于皇祖的地位，巧妙地将颂扬祖德与自我美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神化朱氏家世与自己的身世经历、编造神话故事、粉饰自我，制造舆论埋下了伏笔。

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含蓄地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中植入“神卜”内容，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加快了自我神化与迷信的过程。撰写《纪梦》之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朱元璋遣官祭祀庐山的周颠仙人，刻立御制碑，以示优渥与重视。八月，朱元璋撰写《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强调指出：“今者神神妙用，幽隐于庐岳，独为朕知而济朕……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鲜矣。敢请倏然而显，倏然而隐，使善者慕而不得，恶者见而难亲，岂不有补于世道者欤？”九月，又撰《周颠仙人传》，认为周颠仙的所作所为，攸关“国之休咎存亡之道”，肯定他在明朝创立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对朱元璋玩弄这套政治把戏的用意，明末史学家谈迁的批评切中要害，他说：“国初如铁冠道人张中、周颠仙，于国家无毫发之益，自蒙宸眷，今人犹艳称之不置。神道设教，上欲以祛天下之惑，然其惑也深矣。”而《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洞悉朱元璋的内心世界，也深知这对于当政的统治者和朱氏家族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搜罗一些道听途说或民间传说，不加辨别直接植入朱氏家世和朱元璋的身世经历之中，极力渲染朱元璋得到神佑的虚假史实，想当然地为其先祖涂脂抹粉，开启了神化和粉饰朱氏家世与朱元璋身世经历的恶例。

《天潢玉牒》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完整记录朱元璋身世经历的文本，也是朱元璋去世之后，由外人为朱元璋家族撰写的第一本皇家玉牒。该玉牒按年概要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主要活动，迄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逝世为止。据此可断定其成书时间，当在洪武三十一年以后，永乐十六年修纂《明太祖实录》之前。在朱元璋家世及身世经历的记载方面，《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都编造了很多虚假史实，前者将朱元璋关于纪梦和天眼尊者及周颠仙的故事，植入其身世经历之中，同时虚构与朱元璋身世有关的神话，鼓吹濠梁有王者之气，指出朱元璋能够称帝绝非偶然。而后者作为官方正史，更是肆无忌惮地造假，宣称朱元璋系颛顼之后，朱氏“世居沛国相县”之地，从地缘上将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联系起来，为达到神化朱元璋的目的，更是不择手段，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概而言之，上述两部文献精心设计编造的有关朱元璋身世经历的伪历史，假史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虚构了朱氏先祖系圣贤颛顼之后、世居沛国相县的历史。朱元璋在《朱氏世德碑》中明确记载：“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此段记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三方面的重要史实：一是朱氏的世次，只能追溯到仲八公，之前的不可考；二是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容朱家巷，在通德乡；三是朱氏历世墓在朱巷，高祖泗州、先考葬在钟离，与历史上的圣贤和沛县的汉高祖刘邦没有什么关系。洪武二年二月，左丞相李善长奉命撰写皇陵铭文时，其中有“善长等钦承明训，黾勉论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汉高，皆起自侧微，以成德业之盛。盖天降大任于圣明，必先有以起之”的论述，但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根据，也没有说明朱元璋在家世方面，与虞舜、汉高祖能扯上什么渊源和地缘关系，却非常符合朱元璋的胃口和需要，因此被刻入皇陵碑之中。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曾指出，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明嘉靖末年的文人郎瑛看到朱元璋、危素及孝子谨述碑文后，对朱元璋与汉高祖的家世背景作了比较，深有感触地慨叹：“自古帝王之兴，皆位逼势敌，有以成其私志。汉祖虽微，亦为泗上亭长，岂特有如我太祖不阶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夸张先世，照耀将来，至有妄认其始祖者也，岂特有如我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见天生豪杰上圣之资，不可与常人等也。”此番议论的重点是强调朱氏家世是名副其实的“卑微者”，明太祖与常人不同的特质是真实而不虚荣，不像有些贵为天子者，明明家世卑微，却以“妄认其始祖”和“夸张先世”来标榜炫耀，欺世盗名，其中意味深长。

但朱元璋去世后，其继承者和当世文臣，不顾三通家世碑的事实存在，以朱元璋的《纪梦》和《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为根据，直接把纪梦内容和道士形象植入家世和国史之中，公然虚构朱氏的始祖为颛顼，在地缘上编造“龙飞濠梁”、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再有徙居句容的虚假历史，凭借掌握的公共权力，统治者便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愚弄公众。解缙的《天潢玉牒》，虽从“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记起，但编造了“龙飞濠梁”的神话，从地理上将濠梁与大禹、周世宗与王者之气等扯上关系，并在按语中强调：“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常言荆、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永乐十六年修纂《明太祖实录》时，不问青红皂白，径称朱元璋：“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积善，隐约田里。宋季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这段有关朱氏家世的记载，从根本上颠覆了朱元璋御制碑所载的基本事实，编造了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家世神话语境，代替了原本真实的家世记载。

第二，精心设计和编造了朱元璋身世经历与佛道神仙的故事。历史就是胜利者的“黑板擦”，任由其捏造和篡改。帝王从来都是造神和用神的高手，朱元璋更可谓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耐人寻味的举动是撰写与自己身世有关的《纪梦》故事，把自己的“梦”公诸于世，为道士周颠仙立碑立传，歌功颂德。这种异常举动和意向，在追述其创业艰难经历时有所表露，但未列举具体内容，而他的继承者或御用文人，却毫无掩饰，如获至宝，将这些内容稍作修订，直接移入《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之中，从而代替朱元璋完成了未竟的“意愿”。这些神仙故事，一是朱元璋降诞与黄冠道士的“白药丸”。《天潢玉牒》记载：“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降诞。适遇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髻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简拨白丸置手中，太后问曰：‘此何物也？’道士曰：‘大丹，你若要时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二是朱元璋生病与道士摩顶子时能食的故事。《天潢玉牒》记载：朱元璋出生后“不能食，淳皇求医归，有一僧奇伟，坐于门侧，曰：‘翁何往？’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至夜子时自能食。’淳皇谢，许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朱元璋“常遘疾，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抱归，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项。’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三是“一龙”与“好人”的故事。《天潢玉牒》记载：“后十年，迁钟离之西乡，时至正丁丑（至正无丁丑，当为“至元”三年，1337）。俄有一老翁造门曰：‘你家有一龙。’时太祖正在侧。”《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既而徙居钟离之西乡，后迁太平乡之孤庄村。太后常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四是“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的故事。《天潢玉牒》记载：“又迁太平乡县庄村，复有一翁指淳皇：‘好一个八十公公 到了。’归仁德追封尊号，年符其数。”《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一日黎明，仁祖坐于东室檐下，上侍侧，有道士长髯朱衣，持简排垣栏，直入，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初见道士突入，颇不悦。闻其言异，乃留之茶，道士不顾而去，既出门不见，时莫知所谓。及上即位，迨上尊号，推其年数，适符其言。”五是紫衣道士护佑朱元璋的故事。《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岁甲申（至正四年，1344）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疠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与仲兄极力营葬事。既葬，念仁祖、太后常许从释氏，乃谋于仲兄，以九月入皇觉寺。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散遣其徒游四方。上遂西游，至合肥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屠下，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六是老儒“贵相非凡”的故事。《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朱元璋“又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负书箧甚困，上闵其老，谓曰：‘吾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上遂历游光、固、汝、颍诸州凡三年。时泗州盗起，列郡骚动，复还至皇觉寺。上所居室，夜复数有光，僧皆惊异。”而《天潢玉牒》记载此内容时，系之甲申年九月条，并称朱元璋“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不见，众咸异之”。与实录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另外，还在朱元璋返回皇觉寺的1345年条下，增加了“有红衣道士在寺西北，言：‘这寺中有好人’”的内容。等等。上述六则故事，有五则与佛道神仙有关，一则与深谙星历术数的老儒有关，这些内容均不见于朱元璋自述或代笔的皇陵碑家世记载，而在朱元璋去世后，却出现在皇家玉牒或国史之中，其意向和目的有二：一是说明朱元璋的身世非同一般，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始终受神仙护佑的“真命天子”；二是告谕天下，他的察天观象之术，不是后天成就，而是荷蒙“神人”指点传授，故此能够洞察天下的风云变幻，高深莫测，无与伦比。

第二，极力掩饰朱元璋未受教育的经历。朱元璋是否受过教育，明代文献闪烁其辞。《朱氏世德碑》未载此内容，在他自述中有“朕居寺时甫两月，未谙释典……归则无家，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当时活命都成问题，不可能谙习“释典”。《皇明本纪》说他“复如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他自己曾说：“朕于幼时，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学业，故兄弟力于畎亩之间，更入缁流，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然虽不知圣人之道何如，其当时善人之言，彼虽不教我，我安得不听信之？忽遇群雄并起，于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数年间，获众保身。又数年，众广而大兴，以统天下。时乃寻儒问道，微知其理。”这段自述表明，朱元璋幼年时，以家贫“无资求师”，应是事实，不是谦词。但《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其家世时称，“及上稍长……既就学，聪明过人”，后半句称朱元璋“聪明过人”的确如此，毫不夸张；但前半句“及上稍长……既就学”，含糊其辞，与朱元璋的自述相矛盾，应当是“后天之学”才对，而不是“稍长”就开始学习了。实录为 掩盖其青少年时期“目不知书”的文盲经历，刻意植入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公然为朱元璋的“学历”造假，编造子虚乌有的“稍长既就学”的内容，为贤者讳，确实有损“实录”的权威性。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朱元璋确实聪明过人，富有睿智，其口才表达天分、刻苦学习精神、超强的领会能力、实际的写作水平，则非圣明之君相提并论，是一个天才。对他的语言水平和构思能力，解缙在序顾禄诗时曾说：“高皇帝睿思英发，顷刻数百千言。臣缙载笔从，辄草书连幅不及停，比进，财点定数字而已。”著名词臣宋濂的别记赞朱元璋：“帝为文，性或不喜书，诏濂坐榻下操觚受词，食顷滚滚千余言，出经入史，与解缙同。”明代文人黄景昉则感叹：“不谓开创雄主，兼妙篇章，千古来未有其比。”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文义”作过系统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文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学问所致。”由此可见，朱元璋博通古今的学问都是后天勤奋学习的结果。因此，《明太祖实录》的画蛇添足之举，不仅不利于凸显朱元璋的伟岸形象，反而会严重贬损国史的文献价值，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天潢玉牒》和《明太祖实录》继三通皇陵碑之后，作为系统记载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经历的两部史料，无疑是研究朱氏家族历史、朱元璋的开国创业过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文献，但由于修纂者过于强调其政治性和皇权神授的天命思想，编造虚构朱氏家世渊源，将一些神化和迷信朱元璋身世的内容强行塞进朱氏玉牒和实录之中，把朱元璋当成“神仙”来吹捧颂扬的做法，无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方面，由于弄虚作假，使人们对朱氏家世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其严重后果是上行下效，有关朱氏家世的各种神话，充斥官私文献之中，不胫而走，难免使百姓对当政者的公信度产生怀疑，扰乱了人们正常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这些荒诞不经、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严重损害了“国史”实录的公正形象，令人对其权威性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其原始文献价值大打折扣。明人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曾对明代实录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政治需要、统治权术攸关江山社稷，固然重要，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掌控者可以随意编造历史，指鹿为马，强奸民意，愚弄社会公众。

通过以上对朱元璋本人和由他人代笔的三通皇陵碑文的解读，并将其与解缙撰写的《天潢玉牒》和国史《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朱氏家世和朱元璋身世经历记载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初步可以得出如下不成熟的结论：

第一，三通皇陵碑文的内容基本可信，是研究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与早期经历的重要参考文献。朱元璋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是一位“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的盖世明君，同时，他还是朱氏家世的第一位作者，由他撰写或钦定的皇陵碑共有三通，其中未刊而藏于民间的《朱氏世德碑》，其下限止于龙凤九年，而所载内容却朴实准确，没有修饰或雕琢的成分，反映了朱氏家世的真实状况。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著《明书》中强调：“帝王之兴也，莫不光美所生，荫及支庶，其关巨矣……明太祖不附名族，只以己所确知之四世，追尊帝后，卓哉见欤？”大明王朝创立后，朱元璋又对皇陵碑作了两次修订完善，而这两通皇陵碑文，尽管其语气、结构以及行文格式上有所不同，内容有所增删修订、调整和补充，尤其在第三通皇陵碑中，增加了朱元璋身世及经历的内容，然而在记述朱氏家世方面，仍然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朱氏家世的渊源及其基本情况，可作为研究的重要文献。

第二，朱元璋去世后，撰写的《天潢玉牒》和修纂的《明太祖实录》，是有关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与经历的两部完整文献资料，由于编造虚构的神话迷信充斥其中，故使其文献参考价值受到很大影响。前者为私人著述，后者为体现官方意志的“国史”实录，因受政治指向、编修目的、修纂者观察角度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其所载内容侧重点明显存在差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天潢玉牒》的编撰者解缙，不仅独立撰写了第一部完整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的记载，而且他还参与了《明太祖实录》的修纂工作。据此可以断定，在朱元璋家世、身世的记载方面，他作为朱氏玉牒的起草者或编撰者，无疑在编造虚构朱元璋神话故事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发挥了负面作用。山东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黄冕堂教授曾指出：“元明之际的文人为朱元璋这个布衣天子编造神话传说格外卖力，有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有的巧为粉饰，锦上添花；有的荒诞不经，离奇可笑。”仅就记述朱元璋家世身世与经历而言，这两部文献的共同点是：较为系统地记载了朱元璋的家世；虚构了朱元璋与神仙的各种故事情节；朱元璋撰写的关于“梦”和道士的内容被巧妙地植入家世和身世经历的描述之中；朱氏家族与佛道神仙融为一体，亦神亦人，莫辨真伪，达到了预期的造神目的。两者的差异是：前者为个人著述，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学术见解，权威性有限；后者作为“国史”，体现的是官方意志，朝廷共识，由此造成的政治负面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朱元璋家世身世及经历记载内容前后所发生的变化，并非偶然，它所反映的是统治者心态的微妙变化和政治诉求的不同。朱元璋龙凤年间撰写朱氏家世，为的是封赠祖先，光宗耀祖，以为创建大明王朝作准备。大明创建后，朱元璋令危素代笔撰写《皇陵碑》，派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前往皇陵立碑是告慰列祖列宗，“赖天地之佑，祖宗之福”，实现了创立大明王朝伟业的宏伟政治目标。洪武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前往皇陵督办新建的“皇堂”时，他偶然之间“秉鉴窥行，但见苍颜皓首”，不由得想起往日艰苦奋斗的辛酸经历，于是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为借口，特述自己创业的艰难和不幸遭遇、奋斗历程，另立一碑文，美其名曰“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实是借机将自己的创业经历与先祖的家世碑并列，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而以中央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他作为政府和国家最高首脑，正统的皇权主义者的总代表，再也不用顾忌什么，而是大肆鼓吹自己能够建立大明伟业，主要是“荷上天眷佑，海岳效灵，祖宗积德”，即天地神灵的眷佑是主要的，而“祖宗积德”由第一位退居第三位。但朱元璋并不满足于这些，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御制《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九月御制《周颠仙人传》，宣扬道士与大明王朝的特殊关系，自古圣明君主亲自为道士作传，歌功颂德，实为罕见，朱元璋可谓是其中之一，其真实目的无外是向天下表明，他才是真龙天子，神仙道士都是其臣下，听命他并为他服务。其实朱元璋的这些前后不一的异常做法和举动，为解缙所洞悉，也为他撰写《天潢玉牒》、神化和迷信朱元璋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以“靖难”篡夺皇位的朱棣，为了洗刷“窃贼”的骂名，巩固来之不易的皇位，达到编造“嫡出”和“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的目的，不惜再修、三修《明太祖实录》，反复篡改其内容。为了神化明太祖，在记载朱氏家世及朱元璋身世经历的记载中，更把朱氏说成是颛顼之后，这样朱氏先世也由不可考而成为圣明君主之后，其地望乡里也由江左句容追溯至沛国相县，终于与汉高祖扯上了关系，重新论证朱元璋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具有优秀基因和血缘的“神人”，其实质同样是在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命天子之后，自然也是“真命天子”。神化乃父的本质目的即神化自己，为的是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起朱姓天下的正统地位，以巩固新兴王朝，江山社稷永续，这就是解缙和朱棣千方百计虚构编造朱元璋家世的真实动机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