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奇 | 她是经典著作《呼啸山庄》的翻译者，也是巴金“先生”多年文化挚友（作者：韦泱）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杨苡于1919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中。父亲杨毓璋是银行家，主管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可惜天不假年，在杨苡即将降临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年，父亲因劳累而过早病逝。杨苡生前没能见过父亲一面。也因此，在三个兄弟姐妹中，她成为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特别的宠爱。杨苡兄妹三人，大哥是杨宪益，二姐叫杨敏如，都成了知名学人。她最小，本名为杨静如。母亲希望子女在校好好念书，回家认真阅读，将来成为报效祖国的有用之材。

杨苡（右二）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左一）、姐姐杨敏如（右一）的合照。（来源：《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其实，杨苡就读的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一座教会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当然，母亲不让子女在兵荒马乱的年岁，到外面去参加社会活动，也是出于保护孩子的良苦用心。而母亲自己则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呼朋唤友，与小姐妹们一起赶制棉衣棉裤送往前线，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1935年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给了杨苡极大的心灵震动。此后的一年多里，她都沉浸在那场运动带给她的抗日救亡热情之中。她身边有个来自东北、名叫林宁的同学，因为单身住读在学校，少了家庭的约束，显得自由自在，令杨苡羡慕不已。那时，林宁和同学们唱抗日歌曲，编写墙报，游行集会。林宁还写信给巴金，把这一切向巴金汇报。巴金回信鼓舞和支持她们。不久，林宁奔赴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巴金获悉后，称赞林宁“这条路走对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杨苡和多位爱好文学的女生，像林宁那样，正在悄悄地读巴金的小说《家》。可她越读心情越苦闷，越读越感到孤独和彷徨。她是多么向往小说中自由生活的年轻人，他们敢爱敢恨，投身社会。他们在奋不顾身地与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着抗争。

青年杨苡

杨苡联想到自己，不能离开家门，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一样，不能飞向广阔的天地。更不敢如小说中的觉慧那样，走出那个和他的“家”十分相似的自己的“家”。难道就这样甘于钻进小小的“极乐窝”，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贵族阔小姐的生活吗？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想到这里，杨苡热血沸腾，不可自制。于是，她大胆提起笔来，给大作家巴金写信，开头便是“巴金先生”。那一年，17岁的杨苡还是一个中学生，她给巴金写了平生第一封信，开启了她与巴金先生漫长而真挚的友谊之路。她把心里的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信纸上，向巴金坦露困惑与向往。

很快，巴金给杨苡回了信。那是一个让她兴奋无比的日子。她一个人躲到一个僻静之处，胸中像揣着一只兔子，扑通直跳。她屏声静气而又小心翼翼地拆开信，用了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完这封信，又一遍遍重复读了数次。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多想对同学们大声宣布：“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来信啦。”可她不能。这可是一个“花季少女”的隐私啊，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更不能让母亲知道。而在她的心里，真像做梦一样的幸福。她一直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未来是美好的。”她把信悄悄珍藏在一只小巧的精制铁箱里，上了一把小锁，锁住了她内心的秘密。

“十七岁确是翡翠摇曳的岁月，是容易心跳脸红的，傻乎乎的年龄，是值得回忆的。”多少年后，杨苡如是说。

鸿雁往还，这就开始了一个普通小读者与一个知名大作家的纯真友情。少则一页素纸，多则写满十七页的文字。这样的通信，“没有丝毫功利的动机，不掺任何杂念的絮叨，只是把心上掠过的快乐、烦恼和痛楚，一股脑儿交给读信的人，绝无顾忌，也不必设防。”当年，杨苡就是这样想的。

左起：赵瑞蕻、辛笛、巴金、黄裳、杨苡，摄于武康路 （来源：巴金故居）

记得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巴金大约给杨苡写过十多封回信。可在1938年底，入侵天津的日军突然闯进英法租界，肆意搜查抢劫。那时杨苡刚去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家里有母亲守着。形势危急，家人性命难保。母亲迫于无奈，只得将女儿留在家里的一摞巴金来信及其他各种信件，乘着月黑天高之夜，不忍心地全部烧毁了。当杨苡后来知悉此事，真是痛心欲绝，可已无法挽回。

上海市档案馆修复的萧珊老照片

也就在这一年，杨苡经巴金介绍，与巴金的女友萧珊开始通信。巧的是，第二年，萧珊也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她俩成了闺蜜般的同学。之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1940年夏天，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21岁的杨苡才第一次见到了心中的偶像，比她大15岁的巴金先生。巴金那时成熟潇洒，干练利索。只是不太爱说话，见到女性更是有点腼腆。这是巴金最初留给杨苡的印象。多少年过去了，她都清晰地记得。

以后，杨苡从昆明转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生活随着地域的迁移，也是一种颠簸不定的流亡。慌乱之中，又丢失了多封巴金给她的信件，也是痛惜不已。1944年初夏，巴金和萧珊在贵阳结婚后，刚回到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杨苡和还在热恋中的赵瑞蕻，一起去看望了巴金夫妇。杨苡一见到萧珊，就欣喜地叫她“新娘子”。1956年的夏天，杨苡得以随丈夫一起，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临行前，她和赵瑞蕻一起带着三个孩子，第一次到上海武康路巴金寓所拜访，算是向巴金夫妇作短暂告别吧。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年都会去武康路巴金寓所探望巴老。每次告辞，巴老总会颤颤巍巍地将大家送到门口，倚门而望，目送着客人离去。图为巴金寓所外景。

1987年5月，杨苡把手头的六十封巴金来信，编成《雪泥集》，由巴金先生的两位老友，辛笛先生和黄裳先生分别给集子命名与题签，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杨苡在《前记》中写道：“我们三人都可算是巴金先生几十年来忠实的读者、学生与朋友，这册书简出版也可说是纪念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几个人的历经艰辛而始终不渝的友情。”巴金自己也说：“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巴金 （来源：巴金故居）

2010年1月，在纪念巴金辞世五周年之际，在资深报人虞非子（徐坚忠）先生的热心策划操办下，《雪泥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增订再版，增加了初版时漏收的一封信，初版后巴金新写的六封信，共计六十七封书信。辛笛先生写了《再版序言》，他说：“这些信简能在今天流传下来，实在太珍贵了。就中更可以看到巴金先生向往光明的坦荡心怀，他在任何时候，都是鼓舞人前进，要永远怀着一颗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心，这就富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虞非子先生在《再版后记》中强调：“存一份历史的真实，能将这样一份珍贵的史料完整地呈现在读者和历史面前，尤为难能可贵。”

我曾随上海韬奋纪念馆原副馆长上官消波先生，为拍摄“文化人书房”而到达南京。与出版人董宁文见面后，就说一起去看看杨苡。因考虑到她的年岁已高，怕过多打扰，就说见机行事吧，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在董宁文的带领下，我们一行驱车到南师大杨苡寓所门前，未及进入，就听得家里很是热闹。宁文说，他先进去打前站，如能拍就招呼我们进去。不一会儿，宁文出来说，巧了，今天是杨老虚龄百岁生日，家里来了不少祝寿的客人，让我们再等等。等客人走后，杨苡答应见我们，也同意拍摄，这让上官喜出望外，赶紧取出相机和三脚架，扛进门内。

杨苡从内屋走到书房，宁文一一向老人作了介绍。杨苡说韦泱认识，还挺逗地说，宁文带过来的人，哪能有坏人呀。可见杨老记忆力之好。我真是佩服杨老的随意和风趣。杨苡坐下后，第一句话就说：“认识巴金先生八十多年，最近老想着，还要写写巴金先生。”老人一口一个“巴金先生”，说得我们心头热呼呼的。

其实，杨苡已经写了不少关于巴金的诗文，如《坚强的探索者》《巴金的心愿》《真像在做梦》等，还写了《梦萧珊》《梦李林》。她把这些文章结集起来，出版了《青青者忆》一书。而杨苡的文学创作起步更早，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儿童文学的写作，发表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今天我做值日生》等作品，一直到1940年代大学毕业，开始一边从事外语教学，一边从事翻译工作，并将翻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先后有译作《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尤其是《呼啸山庄》，一版再版，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经典。

1997年11月22日，杨苡、赵瑞蕻夫妇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巴金。

杨苡记得，巴金先生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她和丈夫赵瑞蕻一起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临别时，巴金握着她的手，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杨苡感到，巴金的手很温暖，一直暖到她的心里，暖了她整个的一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