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里，小弄堂的情结（中）/ 作者：张志强

旅行 2024-11-29 00:0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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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仁和里

小弄堂的情结

（中）

张志强

自从有了胶卷也激起学摄影技术的欲望。当年照相机比较昂贵，普通家庭鲜见相机，照相馆大多有120、135上海海鸥牌相机出租，只需用户口本抵押，按小时收费。当时我家尚无相机，只得常去照相馆租借。从小跟着二哥三哥学摄影和印放黑白照片，动手用小木箱制作印相机。起先躲在自家床底下印照片，后来小三子家楼梯下的暗间和松麟家的灶披间，只需把缝隙塞一下，厚毯子把窗口遮住，都成为我们印照片的简易暗室。小三子的同学在四川北路朝晖照相材料商店当营业员，经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给我们，店里偶有处理的照相纸放大纸边角料、用过一次的显影液定影液，打折后只有市场价的半价，我赶忙淘来正好用上性价比较高的印相材料。再后来觉得光印照片不过瘾，又租借放大器放黑白照片，直到最后在复旦大学读新闻学本科中有一门摄影专业技能课程，有放彩色照片暗房技巧，我学的乐不思蜀，还经常通宵达旦躲在自家小房间里放黑白照片。40多年间，随着时代进步，我更换了近十架相机，从1980年代初，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省吃俭用，购买了第一架由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山牌小型135胶片单反相机，又从海鸥DF-300x机械胶卷相机和佳能EOS50e自动化胶卷相机开始，到后来的“傻瓜”低像素数码相机，向佳能EOS6D和尼康CoolpixA等专业入门级高像素数码相机扩展。20多年前，我还心血来潮接盘了一家小型照相馆，并加盟了柯达公司，当了一回兼职“小老板”，后因受到数码相机的普及，照相胶卷行业传统冲印市场深受冲击，才不得不转让了门店。

华山牌135照相机图片

当然，学摄影技术并非一帆风顺。记得中学时一个星期天给邻居家拍照，向同学借来海鸥120-4A方镜相机，一群人去外滩拍了照后兴冲冲拿去众艺照相馆冲洗，哪知隔天去取时被营业员告知，由于相机镜头聚焦功能损坏，2卷胶卷拍出的照片模糊不清、全部作废!顿时，对我的打击丝毫不亚于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拔凉拔凉的。费钱不说，还硬是让这拨人白白去外滩摆拱架一整天啊!幸好，邻居赛珠大姐姐善解我的委屈，还安慰我“别当回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我在拍照以前，特别是进入新闻宣传职业生涯后，事前必须严格仔细检查和反复确认相机的各项性能，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确保万无一失的去完成抢拍新闻照片任务。

师大一附中1966年高中毕业的我家三哥，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是哥姐中读书最用功的一个。1950年代初，三哥有幸成为宋庆龄女士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学杂费全免的学生，小学、中学均在重点学校就读，原本他一门心思考上海医学院，但由于“文革”大学停止招生，当年尚未分配工作在家待业。三哥是个文艺青年，中学和高中期间体育也很优秀，平时喜欢打篮球、单双杠、哑铃等健身运动，由于经常锻炼身体的缘故，“八大块”胸肌腹肌明显凸出，游泳、越野跑、铅球、标枪等体育项目在学校、乃至虹口区比赛中屡屡获奖。三哥还曾拜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师，专门学习吹奏笛子，此后，三哥的笛子吹奏技艺小有名气。每当夜晚、风雨无阻，弄堂过街楼那边传来熟悉动听、音色时而圆润、时而高亢的《我是一个兵》的笛声，那准是三哥在吹奏，那悠扬悦耳的笛声在幽静的弄堂里回荡。在他的带领下，弄堂里的小安、承泰、咪毛、仲明、克宇等许多大小朋友掀起了学吹笛子、口琴，学音乐的高潮。三哥还常被同学和朋友邀请去演奏和现场指导吹奏笛子的技艺，直到1968年分配企业工作。“文革”后恢复高考他考进了上海财经大学。我从小的兴趣爱好受三哥的启蒙影响颇深。

当年仁和里与一墙之隔的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仓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仓库伙房和食堂的窗口正开在仁和里的东过街楼里，每天三顿饭锅碗瓢盆交响曲、炒菜香辣味和军人吃饭说话声直冲弄堂。天长地久、一来二去，弄堂老少居民与这些军人就熟络起来。他们的最高“首长”是杨排长，军棋中有个棋子是排长，简称为“排骨米”，我们都叫这位杨排长为“排骨米”。杨排长非常热情，经常会给我们一些后勤部大礼堂文艺演出票和电影票，使军民关系日益增进，尤其青年男女更喜欢与军人套近。在军人相当“吃香”的年代，个别女青年“暗度陈仓”甚至与军人偷偷隔墙谈起了“恋爱”，当然，结果必定是无果而终、不了了之。我当年还与三哥、小安他们一起被杨排长邀请去他老家玩，复兴东路摆渡过黄浦江到杨家渡，再走20多分钟乡间小路即可抵达杨排长浦东本地的老宅（如今第一八佰伴附近），在他家吃上杨排长亲手用上海本地农民大灶头柴爿煮出的新大米饭，就着红烧肉、新鲜青菜，喷香扑鼻，我连吃了两大碗，这种味道在市区是吃不到的。我们还常去青浦路6号海军仓库宿舍玩。进入大铁门穿过一条两边都是库房的长廊，走到底就是杨排长他们两层楼的宿舍，一楼是办公室、会议室、娱乐室，可以看电视、看报刊杂志、打乒乓球，二楼是军人宿舍，我很知趣，从未上去过。这些远离家乡的兵娃子非常喜欢与我们“嘎山湖”、嘻玩打闹。直到杨排长复原、军人换防，使这段演绎多年的“军民鱼水情”才得以终止。

1968年夏天开始，社会上掀起一股养热带鱼的热潮。我大哥的油轮经大连时他买回家一个小型鱼缸。这只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的鱼缸装有20多条热带鱼，有被誉为“热带鱼中皇后”的神仙鱼、彩色尾巴的孔雀鱼、黑玛丽红玛丽、还有斑马鱼、金丝鱼等。静下心来细细观赏，小鱼儿灵气十足，在水中一刻不停地游动，斑斓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形状，以及庄重贵族范十足的神仙鱼，能让人沉下浮躁的心灵，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安宁。我家的这缸热带观赏鱼一下引起全弄堂热衷于养热带鱼邻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前来观赏。因当时上海市场没有鱼缸和养鱼材料出售，大家就模仿着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制作鱼缸，利用费旧铁皮手工敲成角铁形状，再请弄堂口禽蛋二厂机修车间师傅帮忙用铆钉或电焊固定，配上玻璃，涂上防漏石棉漆，一个简易鱼缸就制成了。后弄堂276号小胡是厂里白铁工，正好病休在家，他制作的鱼缸既美观精湛，又做工细腻，涂上漂亮的油漆，人见人夸，无可厚非获得全弄堂第一名。10号里如福爸爸是造船厂工人，他因陋就简，精心打造了一只底层是铁皮、能架在煤球炉上的大鱼缸，利用做饭烧菜炉子产生的热能，给热带鱼安然度过上海寒冷的冬天。

1970年春节，爸妈在家包饺子，背景窗台上有当年的小鱼缸

我家的热带鱼日常喂鱼换水饲养小鱼都是我在打理，为了买鱼虫喂鱼不知跑了多少地方，还时常扑空买不到。与玩伴一商量，不如去郊区自己捉鱼虫。大家约好去广粤路靶子山挖子弹头的一路，一过中山北路如同进入郊区，见有许多农田沟壑、小河浜便开始寻捞鱼虫，果然有收获。最搞笑的是那天凌晨2点钟，10号文虎按约定来敲我家窗户，我酣睡正香，但听到响声一骨碌爬起，拿起自制的过滤鱼虫纱网杆即刻出门。两人边走边聊，走过寂静的四川北路、宝山路、大柏树，沿逸仙路，不知不觉竟走了三个多小时，从九龙路徒步20多公里来到吴淞上钢五厂附近的农田水沟捞鱼虫。因为事先听人说此地有鱼虫，且一定要天亮之前捞，否则鱼虫见太阳就会死光光。结果因附近水沟遭遇工厂污染严重，连鱼虫影子都没见着，我们白跑了一趟，只得悻悻花上一角五分坐公交52路打道回家，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1974年的9月底，家庭预算购买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准备在国庆二十五周年之际收看精彩的电视节目。正逢我从海丰农场返沪探亲，便与难得回沪休假的大哥（大庆远洋油轮上的“老轨”轮机长）一起骑自行车去四川路、南京路兜兜看看，终于在豫园家电商店看中一台9英寸的英雄牌黑白电视机，花300元把宝贝稀罕物用自行车带回了家，把它恭恭敬敬放在五斗橱左侧的玻璃柜中。

1976年的三哥，背景为家里第一台英雄牌9英寸

英雄牌9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代表着中国电视机制造业的早期成就。在当时，电视机是一种奢侈品，尚未凭票供应，能花300元买回一台9英寸电视机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电视机买回家的消息在仁和里弄堂中不胫而走，记得当时我家是弄堂里第一家拥有电视机。当天晚上，电视节目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仍清晰记得我家前门不足十平米的空地里，竟然挤进了二三十位邻居，凳椅根本不够坐，来晚的人只能站立在后面看。当时电视信号差，图像很不稳定，时常要去摆正拉杆天线的位置，纠正图像。但邻居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直到电视台播出“晚安”字幕，大家这才恋恋不舍散去。回想五十年前，几十个人聚在一起乐此不疲观看屏幕不到23厘米的黑白电视，还不如现在的10英寸的平板电脑大，且图像不清不说，还不时常翻滚并有雪花屏，如今回想起来简直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9英寸电视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却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的记忆和情感，也是回忆过去、感受时代变迁的重要载体。不久，弄堂里的“向阳院”18吋的大黑白电视机更吸引了邻居们，一到下午，众邻居纷纷在电视机前摆放凳椅，占据最佳位置。

说起弄堂西侧的青浦路，就得聊聊连在一起的黄浦路。该路与扬子江路平行，东西走向，西起外白渡桥桥堍的大名路，东至青浦路。长约400多米，宽20余米，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世纪中叶，因位于黄浦江北岸而得名。黄浦路曾是外国使临馆一条街，先后有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丹麦、奥匈帝国等十多个国家在此路开设领事馆，有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旧址（黄浦路106号），有几栋百年优秀建筑和货栈（后为海军仓库）；另有茂昌公司（禽蛋二厂）、英商洋行（茶叶二厂）等少数单位（均已拆除）。沿青浦路、黄浦路走五、六分钟就可抵达我的群力民办小学——黄浦路73号，它是一栋四层楼日式公寓，曾是日本领事馆高级职员宿舍，抗战后为“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现为海湾大厦所在地）。学校门口有一颗高大的白玉兰树，围墙内有个微小的花园，学校对面是俄罗斯领事馆（“文革”前曾为上海合唱团所在地）的大花园。当时黄浦路人车稀少，相当幽静，是去外滩遛弯的必经之地。我们全班56个同学（恰逢195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导致班级超员），大多居住在金山大楼（礼查饭店裙楼）、大沪弹子房、百禄坊、大名路210号大楼、广安里、仁和里一带，还有个别海军后勤部的家属子女，均属大一居委，大一居委会办公点就在百禄坊大弄堂内。民办小学没有操场，课间和体育课我们就把黄浦路当操场，路两头各放上两块砖权当球门，我与同学们一起学会了踢足球，如不小心把球踢进矮竹篱笆围墙的花园里（现为海鸥丽晶酒店所在地），只需与门卫老伯伯打个招呼，就可以随意进去捡球。花园南面浦江堤坝外是“一江一河”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视线开阔，外滩高楼群、外白渡桥尽收眼底，当年浦东陆家嘴无高建筑，能“一马平川”看得很远，还能见到江面上航行的大轮船和大帆船、小舢板，每次捡球都乘机多溜达一会，多看几眼江景。在花园树丛中我认识了什么是牵牛虫，第一次抓到了知了，还把抓来的瓢虫和西瓜虫拿到课堂上把玩，被我们二（2）班班主任朱秀琴老师看到后当场给没收了。

当年黄浦路群力小学的位置

我在花园捡球还蒙受了一场小小的“冤案”。那天踢球有同学不慎将球踢进了花园，当守门员的我兴冲冲与门卫老伯伯打过招呼顺利进去捡球，返回途中见到另外有一只球在草丛中，我猜想不知又是哪个冒失鬼踢进来的，便顺手捡起准备顺便带出交还失主。正当我快步跑向花园门口时，只见三个打扫卫生的阿姨突然拦住了我的去路，为首的那个瘦高个中年妇女凶巴巴的高喊着“抓小偷”，我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赶忙解释“这是人家踢进来的球，我帮他们带出去”。几位阿姨岂容得我的解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什么此球在这里已有好几天了，你分明就是想偷回去玩呗。我这才细看是只憋了气的皮球。一个二年级小学生那孱弱的辩解声怎敌得过几个大嗓门、身强力壮的阿姨，她们大有立即把我扭送去派出所的腔势，仍凭我竭力申辩都无济于事。僵持了十几分后，急的我都快哭出来，连声说我要去上课啦，在她们“围攻”下我奋力挣脱，才得以脱身，听到她们在我身后扬言：“一定要告诉他老师”。当我跑回学校时第三节课早已开始，朱老师没细问就让我入座继续上课。事后，那三个阿姨还是来学校告我的“状”了，幸好朱老师帮我洗白了“冤案”。日后我才知道，为首的那个瘦高个中年妇女一家住在山寿里（以前曾叫三寿里），她的儿子在群力民办小学总部（南浔路）二(四)班念书，四年级开始他们班也来到黄浦路分校上课。他儿子仗着人高马大，带着一帮他班级的同学常与我班同学发生肢体冲撞和推搡，他还曾想“霸凌”我，但被我怒怼了回去。时隔不久我们又冰释前嫌，成了朋友。

箭头所指黄浦路73号为群力小学建筑侧面

三年级开始我们班主任换成了大眼睛的孙巧林老师。孙老师当年高中毕业没几年，20岁的她如同大姐姐般悉心呵护教导同学们。孙老师家住百禄坊，她有个尚未读书的小弟弟很调皮，几次三番带着几个小朋友来黄浦路玩，爬在一楼教室窗户铁栅栏外看着孙老师给我们上课，一边往教室直呼“小头黄金瓜孙巧林”，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闹得孙老师窘态百出，只好将几个小顽童赶走。

每当放学回家，随着习习江风袭来，黄浦路上茶叶二厂茉莉花茶的幽香、禽蛋二厂制作奶油雪糕和糖果的香味扑鼻而来，美好的记忆留在心底至今挥之不去……稍大一点在黄浦路学会了打羽毛球，又在黄浦路学会了骑自行车。

这一切美好而平静的日子随着“文革”伊始，便被彻底打破了。上海“文功武卫”总指挥部占住了原俄罗斯领事馆，自此黄浦路没有了以往幽静的氛围。1967年，上海最大的武斗攻打“联司”的“8.4”行动，“文功武卫”也是从这里出发的。那幢楼的地下室（有铁珊栏的窗户一半在路面），常年关着一批“牛鬼蛇神”，社会上“刮台风”时还抓进一批“流氓阿飞”，整日“逼供信”审讯，闹得鸡犬不宁、鬼哭狼嚎。我们课间休息时常见到那些所谓的犯人双手抱头排队，被头戴藤帽、手持长矛的“文功武卫”战士押解到对面浦江饭店（礼查饭店）去开批斗大会、吃饭的队伍。

另外，海军直属4805厂两派群众组织闹派性，工人上访到海军东海舰队后勤司令部大楼（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旧址），双方数十上百人经常聚集在黄浦路展开辩论，有几次双方一言不合推搡起来，差点就形成武斗，幸亏海军首长及时派出士兵出面制止，才没有酿成失控的场面。

（未完待续）

写于2024年11月27日

鸣谢：张志强先生赐稿分享！

我知道你在看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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