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沪郊农民知青下乡及回城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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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接到顾新华发给我的文章《沪郊农民知青下乡及回城始末》，想起了去年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朱盛镭老师正在编辑《“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一书。他向我约稿后，当时我写了一篇《沪郊青年农民下乡云南农场始末》。今天看见顾新华的这篇文章，使我对这个农民知青群体有了更深的知晓。

1968年毛泽东发表了12·21指示，由此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在当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有近2万知青来自上海市郊农村。他们中大部分人本身就是在市郊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也是当时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这2万下乡云南兵团的上海市郊青年农民（在上海100多万知青仅占0.02%），被称为上海“农民知青”。“农民知青”属于社会底层的特殊知青群体，他们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所表现的坚韧意志和生存能力，引起社会和学界关注。顾新华作为一名亲历者不仅谈到了这批农民知青上山下乡的过程，而且还详细讲述了他们在回城以后为了自身的权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之下我的那篇文章在谈及他们回城以后的经历，没有顾新华讲得那样详细，更没有涉及权益的争取。原来，这才是农民一直以来所要争取和维护的东西。这批农民知青在中国大约160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确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经历应该是知青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发生上海市郊农民也要上山下乡呢？而且是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呢？原因是自1969年10月中央批准建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正值上山下乡动员的高潮。云南兵团立即派出人员前来上海动员并接受知识青年，但是报名前往云南兵团的知青寥寥无几。刘小萌教授所著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13页）一书中谈到：“他们到沪一个月还没有接到人，有些情绪，他们表示可接1万5千人，现考虑郊县去8千人；半工半读去2千人，越快越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接受地人员急于求成的心理，利用上山下乡动员的大势，将上海市郊青年农民招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刘小萌进一步谈到：“自50年代以来，上海市就已经人满为患，不仅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也非常尖锐。”金大陆、林生宝编著的《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事录(第二卷)》中记载，1971年1月5日，当时的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动员2万市郊青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荒唐年代出现的如此荒唐的事情，为以后埋下的隐患。在云南建设兵团接受市郊青年中，上海市郊县去云南上山下乡的人中既有正在学校读书等待分配的应届毕业生，也包括了已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这批农民知青在年龄上差异较大，当年上山下乡去云南农场的时候，大的有二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刚刚满十五六岁。在文化上名义上市中学毕业生，实质上基本以小学毕业文化为主，个别是文盲。这些事实在顾新华的文章里有了充分的展示，他不仅亲自带领这批农民知青到了云南，而且还与他们一起生活了八年之久。

我对于农民知青问题的最初认知是从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开始的。1978年10月16日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发出了第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由此掀起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其中，农民知青成为推动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重要问题。在丁惠民起草的《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中，明确提出了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应该回去。”这里说的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就是指从上海郊县来的青年农民。从1970年底开始上海市郊农民来到云南农场后，人们第一次关注这群人。在大返城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既是对于农民知青问题的关注，也是知青们为了返城的一种策略。提出这个问题意在反映在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解决其他知青回城有着推动作用。

1978年12月29日亲赴云南国营农场处理知青问题的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和省委有关领导碰头。会上云南的张云同志说：“困难是上海，他们把一万多农民弄来了，这些人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到云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本来就是农民。”赵凡同志明确表态：“核实一下，如果真正是农民，应该叫他们回去。”这是解决云南知青问题，当时“最高”领导第一次一个明确的表态。

1979年1月21日赵凡与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参加了已召开多日的四省市（北京、上海、四川、云南）三方（动员地区、接受地区、国务院调查组）会议。会议期间上海在面临巨大压力下同意上海郊区属农民范围的知青，给予退职，其他知青按病退、困退方式，分期分批调回。

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上海郊区一万多农民都可以回去。”

上海市郊农民上山下乡到云南的问题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也终于获得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农场知识青年请愿团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其中第6条明确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上海市打算以5种渠道抽调21000名上海知青回沪，收回上海从市郊县动员来的12000人回原所在社队。上海“农民知青”问题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且肯定了请示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办法。

上海的农民知青，这一特定的历史性的另类称谓。他们在当年的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身不由己的被动员去了云南兵团。熬了八个年头，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返回自己的故乡，好不容易赶上1979年初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这些来自于上海郊县的农民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从顾新华的文章里看到的是他们回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这是我们身居大城市里的人无法感受到的。在他的文章里，我看到了农民知青们一次又一次的提出自己的诉求，一次又一次地到政府所在地的努力，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才换了“镇保”“乡保”和“城保”等社会保障。直到采取多项补助措施解决这部分人员养老金待遇偏低的问题。可惜的是，还留下一个工龄的问题。我说，顾新华，你和你的战友们尽力了！

上海“农民知青”是社会底层的特殊弱势群体，他们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所表现的坚韧意志和生存能力，值得我们铭记。他们在“后知青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更值得我们关注。感谢顾新华为我们讲述了这个群体的那些事。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巳经插队落户在上海浦东了。大概是我母亲是浦东人的原因，我对农村的人和事，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特别是从插队开始，直到今天，我始终和农村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由此以来，和上海市郊农民知青的关系，就属于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况。今天要讲的“农民知青”的故事，也是我多年以来，就一直想找机会，去讲给所有人听的故事。

农民知青，初听到这个称呼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很好奇。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里，有可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用“农民”两字来称呼知青。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未，毛主席发出了指示，全国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个年代既有插队落户农村的插队知青，也有奔赴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兵团或农场知青，还有回家乡务农的回乡知青。知青，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去新疆兵团的支边知青，有过老三届的老知青，七十年代中的新三届小知青之分，唯独没有听说过这个“农民”知青。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上海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由于一些部门领导奇思妙想，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的指示，瞒上欺下在上海市郊农村动员了不少青年农民，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知青种类，我们估且就叫它为“农民”知青吧。

听这名字，顾名思义就会明白，这些知青全都是从上海市郊农村里动员来的，与毛主席指示所指的知识青年浑身不搭界。他们从上海市郊去了云南兵团以后，也和其他方面的知青一样从事着我国橡胶基地的建设。讲句老实话，他们的整体数量，在全国整个庞大的1700万知青群体中，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切莫轻看了这些农民知青，就是这批仅约有18000人左右的农民知青，其起的作用是其他知青群体所无法替代的。在当年丁惠民领导的云南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到了北京向中央领导反映知青问题时，这农民知青就首先被提出是应该回城的一批人，而且它又是全国的唯一。当王震副总理中南海接见知青代表团时，丁惠民就当面向王震副总理反映了上海市政府，当年竟然瞒上欺下，违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动员了上海市郊青年农民，把他们骗来充当知青，送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整整八年之久。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此闻所未闻，令他们大感惊讶。云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在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当场就作出了表态，表示同意让这部分人全部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就是因为同意这个农民知青返城回家乡的批示，就此就打开了知青返城的大闸门。

在上世纪的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插队落户到上海川沙张江公社某生产队。在生产队每天起早贪黑，常年顶风冒雪在田里劳动。生产队里那些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对我嘘寒问暖，关心备至。老队长看我虚心好学，工作踏实认真，就把我视作接班人，手把手地不厌其烦地耐心传授农田劳作技巧。不多久我得到了队里社员大家的信任，担任了生产队里的仓库保管员。由于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随后又被大队领导看中，抽到大队灭钉螺，草药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到了1970年8月，由于公社知青工作的需要，根据我的能力和表现将我抽到公社武装部里的知青办工作（那时知青办隶属于武装部）。就此开始了做知青工作。到了同年11月，接到上面的指示，就开始了动员农村青年农民，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

所以对于这农民知青的来历我是非常清楚的。在1971年初，我参与护送其中的一批农民知青去到云南兵团。后由于家里的某种原因，我就留在了云南兵团里。就此和这些农村知青朝夕相处，同生活，共劳动。几十年来与其中的一些战友建立了生死之交的友谊。以至他们在2000年开始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向上级相关部门上访申诉时，我始终一直在默默关注。直到后来干脆也参与进去，与上海市郊这些农民知青的爱恨情仇，一直以来与我的生活相互交集。休戚与共。今天之所以来讲这“农民知青”故事，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知道，了解这个群体的甜酸苦辣，它们的努力追索。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纷纷紧跟大力响应，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的热潮。各地都积极动员城镇上已经毕业，暂时在家里还没有工作的青年上山下乡，去到祖国的边疆、山区、农村插队落户，或者是去各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那敲锣打鼓送大红喜报通知书的队伍接二连三，络绎不绝。可以说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有过红通通的喜报。

在上海，对这个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做的尤为新颖突出。那个时候，上海从上到下都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忠不忠看行动，各街道里弄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一些单位或厂家商家的领导及一般的工作人员始终都把这项工作放在首位。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全部上阵积极行动起来，这些去动员的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动员办法：什么责任到人，分工包干，轮番上阵。什么一人不去，家庭连坐，停工停薪。什么上门动员，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等。动员的手段花样百出，只有做不到的，没有想不到的，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全社会全民动员的热潮中，时间悄然来到了七十年代。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仍然方兴未艾，反而是越演越烈。凡家里有所谓的“知识青年”的城市乡镇家庭无一能够幸免，几乎可以说是被一网打尽。那些涉事末深，懵懵懂懂的青葱少男少女，身背知识青年标签，被迫在亲人失声痛哭眼泪声中，戴上了大红花，被送到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哭声震天的车站上，成列车地被送往祖国的边远山区，草原海岛，穷困潦倒落后的贫苦农村。

当时上海的有关部门领导为了争功邀宠，竟然脑袋一拍，灵机一动，异想天开，公开地在上海的十个郊县农村中动员那些青年农民上山下乡。他们把那些祖宗三代都是贫下中农出生的农村青年农民，充作了知识青年，动员哄骗他们去了云南边疆。在这中间其实有不少因为家里贫困读不起书的青年农民，根本没有丁点文化。后来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被动员送往云南建设兵团的总人数竟然高达约18000人左右。当时的一个川沙县，在1971年的一年中就先后被动员了数十批农村里，近五千余名的青年农民去充作了知识青年，被分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各师团营连。

应该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海市郊农村的收入相对来说普遍是比较低廉的。农村里男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也仅仅只有几毛钱，农村里面每家的生活水平基本上都不高。很多的生产队大都处于人多地少的境地，青壮富裕劳动力确实剩余不少。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趁机在郊区各公社里通过当年的知青办（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机构）利用各种场合，大肆高调进行宣传。说什么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去当兵，三年即可复员，在那边穿军装又发工资。而且他们专门又制做了精美的各种宣传资料，下发到各公社的知青办公室，专门召集各生产队青年农民进行宣传动员。那些美伦美焕的虚假的宣传资料，有个美丽的西双版纳的宣传片，影片里那个天高云淡，温暖湿润的气候，香蕉菠萝滿山滿坡。那些穿着五颜六色筒裙美丽的傣家姑娘肩上挑着小箩筐，一步一摇，婀娜多姿，摇曳生姿，顾盼生辉的倩影，引得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子，平空生出了无限艳丽的遐想。公社直通田头的高音喇叭里，每天都在反复播放。

从生产建设兵团派来“接兵”的领导则喋喋不休反复说着“云南西双版纳是个美丽的好地方。头顶香蕉，脚踏菠萝，摔一跤还可以抓一把花生”。还有“什么木头多的根本砍不完，住楼房吃大米，电灯电话电影一应俱全”等。在这些狂轰乱炸之的宣传下，把这些本来就见识不多，且老实本分的农村青年农民，唬的一楞一楞的，搞得大家心里都热呼呼痒痒的。动员部门为了做的更加逼真吸引人，他们就仿照参军的各种要求，也故意设置了些什么体检，政审，推荐，限额等较高的门槛，让这些农家子弟都误以为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了，纷纷机不择食，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结果是纷纷上了当。

有些青年的父母怎么也不同意。他们就瞒着家里，偷偷摸摸把户口簿顺了出来去报名。有的死乞白赖地追着拉着工作人员反复地求告。还有的甚至是咬破了手指写下血书，以表示决心。在那段时间内，这上海的所有郊县，都充斥着积极报名去云南边疆，去建设兵团的铺天盖地的高潮。甚至连远离市区的崇明横沙岛，也都有报名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

就是从1970年12月开始，到1971年12月止，在这短短的一年中，整个上海十个郊县就动员了十多批青年农民，每个月都有送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1979年返城以后，有人去各县作了不完整的统计，共约有近18000余名农村青年农民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一般在学校动员的学生，一个年级学生的年龄上下，最多相差也都不会超过四岁。但这些从农村动员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农民，他们之中最大的年龄和最小的年龄，竟然相差了整整17岁。就是这样子，当年动员的有关部门还是把他们一股脑儿全部当作知识青年，统统送去了云南建设兵团。后来我一直在反复想，上海市郊这些出生在贫下中农家里的青年农民，是否他们的贫下中农长辈教育不好他们，才非得要送到那蛮荒困苦的云南边疆，去接受再教育呢？这些上海市郊青年农民，就此在云南边疆整整受了八年缺油少菜，盐水汤拌饭的再教育。

其中更惨的是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就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永远长眠在这片遥远的红土地上了。也还有些农民知青，在这八年艰难困苦生产生活过程中，落了下终身的残疾和无法治愈的疾病。当然，所有奔赴这片红土地的农民知青，全部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贡献给了伟大祖国的橡胶基地建设。

除了最早一批农民知青在1970年12月中旬，到达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从1971年元月开始，上海市郊各县的农民知青大批来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就以西双版纳勐腊六团来讲，就有天下第一团之称，它最高峰时下辖了二十四个营。还有其他的什么团直属警通连，运输连，卫生队，副业连，机械厂等等……这些单位，总人数就一下子就扩充到了一万多人。到1974年，按有关指示，兵团改为农场。这才被拆分为勐腊，勐捧，勐滿三个农场。当时团下面所属的各营同样也水涨船高，都跟着扩充。短时间内人数一下子猛然增多了，随之带来的问题也同样多了起来。

首先表现在那些新建的连队其条件之简陋落后，生活方面的艰难困苦，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在上海动员宣传时讲的花好稻好样样都好，可是到了现在却变成了要啥没啥，房无一间，灯无一盏。一切都像当年南泥湾的三五九旅一样，都须白手起家。很多连队都建在深山老林的夹皮沟里，白天望出去，黑压压的一片大森林，林涛声隆隆，山高陡峭，好似乌云蔽日。到了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大型野兽出没，耳边鬼哭狼嚎，煞是吓人。知青们大都住在这摇摇晃晃，四面透风的草棚子里，睡在树杆架起来咯吱咯吱响的竹板床上，点着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

吃的更是简单之极。天天没油的一大把空心菜，或菜地里摘了十多只老茄子。剁剁碎放进烧开的一锅水里，再把盐巴（那边吃的是岩盐）放进水里涮涮，这就是每天的下饭菜了。更多的时候特别是下雨天，就直接就是一锅开水放点盐巴，这就是著名的盐巴汤。一些分到老连队的农民知青，相对条件稍好一点，住着土坯垒起来瓦房，偶尔会有点油腥下锅，蔬菜供应同样没有。更为糟心的是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所以禁止大家垦荒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当年能熬过这缺油少菜的饥荒八年，完全是凭着大家那个时候的年轻身体。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年龄，恐怕早就死了一大半多了！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71年3月23日，连长叫我带几个人吃好中饭，就去营部接新来的知青。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吃好饭立即带了七个战士赶到营部。韩营长大发善心，将刚到的上海市郊宝山知青全部给了新建的十三连。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建的连队，啥都没有，仅有9家土改时迁移到这边的湖南老职工，还有1970年四月份从上海杨浦区动员来的10名上海知青。2名昆明的老知青。加上1971年元月份从上海川沙县，我护送来的15名农村知青，加起来全连还不到50人。所以营部领导这次就一下子分配了36名上海宝山的农村知青给我们，以增加连队新的劳动力。那天下午开始倒是没有下雨，从营部走过来到五连大约三公里左右，都是顺着大路走也并不觉得累。可走过五连以后，就接连爬了二个坡。这五连到十三连虽然说没有大路了，但撑死了也最多是三公里山路。可是谁都不曾料到，这山里的天娃娃的脸善变，刚一转过弯去老天爷突然就变脸了。那风雨交加，走在这山道上提着行李，扛着箱子，可就遭大罪了。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别看这短短的三公里路，这一下雨踩上去就是滑不溜秋的。可把这些一路上火车汽车，整整走了十天，才刚到云南边疆的宝山农村知青，给了个下马威。这些宝山农村知青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走着走着，你摔我摔，不知摔了多少跤。晃晃悠悠，像踩死蚂蚁那样，一步一挪，整整走了有二个多小时。李连长看见下雨了，就组织连队所有的人，冒着风雨迎接我们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新来的农民知青，才好不容走到连队。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在煤油灯下大家伙彼此一看，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像脸，泥巴糊的东一斑，西一滩的。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估计如果上台去唱京剧的话，就已经用不着去化装了！

可是接下来出乎意料的一幕，让我们大家都猝不及防。这些宝山农村知青一到连队，就被安置在新盖的，且相互连着的同一排草棚子里。当他们看到这荒山野岭，进去后上面还在滴滴嗒嗒滴水的草棚子里，都没有去整理行李。也不清楚是哪一个带了头，开了腔，嘴巴里“哇”的一声竟传出了哭声。好似会传染的一样，一下子竟不分男女，他们全部都加入参加了大哭的“大合唱”。有好几个女的相拥在一起，痛哭流涕，哭得那个真的叫凄惨伤心。这些宝山农村知青，最大的三十来岁了，最小的只有十六岁。现在男男女女，都这样子的放声大哭，哭声真的惊天动地，一下子传出了好几里地！李连长带头开始，带着我们都走进他们草棚子宿舍，试着想去劝慰他们。劝着劝着，可能是同病相怜，先到连队的那些知青，竟然也一起汇合着哭了起来！

是啊，这些刚刚远离了爹妈，连续乘车行了几千公里，猛然来到这完全陌生黑黝黝的地方，又是在这深山老林边上。耳边还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就连这小小的煤油灯，也都是有气无力随风摇曳着，好似随时都会熄灭似的。身处这样子的境地，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伤心。第一天这样哭声震天的“大合唱”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能是很多人哭累了，所以后来也就慢慢停了下来。那曾想到，他们好像是彼此约定好的。到了第二天天黑以后的这个老时间，这热闹的“大合唱”竟又开场了……。我记得很清楚，这样子的保留节目，一直整整持续了30多天。在那段时间内，我们十三连这个奇芭故事竟传遍了整个四营。连韩营长见了李连长还会打趣地问一声“你们连那个合唱团还在唱吗？”我也暗暗地佩服这些宝山的农民知青，他们怎么会有那样的韌劲，竟然坚持哭了三十多天。哭得连队里所有的人，到最后竟习以为常了。但凡他们再“大合唱”我们也不去“欣赏”劝慰了。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哭到了这个时间段，他们也就会自动结束的。

说到农民知青这个群体，应该是云南兵团里的各级领导，以及连队里一致最受欢迎和称赞的。而且他们也是最早最快适应溶入兵团艰苦生活的一批知青。前面讲过，这些农民知青，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在农村田野里劳作。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农村里响当当的青年劳动力了。所以当来到云南兵团后，就很快习惯了连队里每天上山，挖梯田种橡胶这样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肯吃苦会干活最听话，是连队领导及老工人对他们的一致评价。前面说的这个十三连，这些上海宝山、川沙等县来的五十余名农村知青，在度过了最初那段不稳定的日子后，很快就适应了连队的生活节奏。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就脱颖而出，渐渐成为了连队里的生产骨干。好几个表现突出的农村知青，就迅速被领导提拔，担任了副班长，班长，付排长，司务长等职务。在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带领下，班排里的战士，都能努力拼搏，争创先进，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年终营里面检查评比时，这个十三连虽然说是今年刚建的新连队，但是生产任务的完成，连队自身的建设，包括其他政治学习，军体锻炼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营里的各项评比中，名列前茅。为此受到了营领导的一致好评。

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困苦，缺油少菜的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每个星期的两个休息日，是男知青最喜欢的时候。他们爬山涉水，去森林里满山遍野，到处寻找什么樟木树，香椿树。然后就约上几个战友，拿起斧子上山去砍伐。好在那个时候，在这西双版纳伐木砍树，根本不需要砍伐证的，只要你有一把力气就行了。把树砍倒用龙锯锯断成一段段，再想方设法运回连队。虽然说笨重累人，但好在乐在其中。每个星期都是乐此不疲，然后用人工锯成方料板子，叫家里寄来了工具图纸，依样画葫芦，象模象样地开始制作家俱供自己使用。到了最后制作的家具，无论样式还是质量，都已经超过了商场里的家具。女同胞也没有闲着，她们三二搭伙结队，利用休息日到连队旁边的山上或到近旁的森林内，去寻找那倒在地上腐木上长出的木耳菌菇一类，可以果腹的食材。采摘下来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样子一来，思家想父母的心思就淡了不少。但是时间一长，各种有用的木料，可吃的食材，渐渐越来越少了，到了后来，连队周围方圆几公里内，根本都找不到可用的树，可吃的食材了。这下子到了休息天，可实在没有什么事干了，去县城实在太远，况且也没有钱。连队里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书籍可看，那时候更没有什么麻将牌卡拉0K来消遣，这业余生活实在乏言可陈，所以男男女女就谈起恋爱来了。那怕营里、连里三令五申，清规戒律，禁止谈恋爱找对象，这个怎么能制止得住呢。这朝夕相处，鸡犬之声相闻，同生活，共劳动天天在一起，怎么能够不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何况这从上海市郊农村知青来的农民本来就有相当一批人的年龄就大，很快就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考虑到拿证结婚了就失去了探亲假，所以各个连队里，到处可见或明或暗同居在一起的男女恋人。到了后来营，连领导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个可真的就是法不责众啊！

这样子的日子日复一日。一晃来到1978年，这些农村知青大都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这艰难困苦的生活仍然是如影随形，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而且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时候，这些农民知青，他们的脑子里都在思虑，我们的这一辈子，就这样混混沌沌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呢，难道也这个样子，在这远离都市，各方面都落后的边疆大山里渡过吗？他们是早也在想，晚也在盼，总在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带着自己的儿女，回到自己大上海的家乡去！

平地一声雷。在1978年的11月，他们有人在景洪听到了一团的上海知青丁惠民，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讲出了知青的心声。连续写信向中央领导反映我们的艰难困苦，以及在兵团里的不堪遭遇，提出了我们要回家的愿望。他们欣喜若狂，相互传播交流。在各连队里一些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坚决捐款支持丁惠民请愿上访的行动。他们觉得天亮了！看来有希望了。转眼到了1979年，在丁惠民的带领下的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了阵阵阻力，巧妙地和政府有关部门周旋。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北京。并向中央领导当面汇报了云南版纳地区知青的情况，并递交了请愿书，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回家乡去参加四化建设的愿望。经过再三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实事求是，顺应民心，最后终于决定同意让他们返城。

就这样，这些上海市郊农民知青，他们家家携儿带女，带着简单的行李，在离开父母整整八年以后，千辛万苦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我们回来了！

我们又重新回到上海了！

我们再也不会去云南西双版纳兵团了！

他们没有想到，今天发的毒誓，若干年以后竟然被彻底的推翻了！

对第二故乡的思恋，对年青时挥洒青春热血的地方，会那样的刻骨铭心地思念。回城后的这些人一次次地组团回来看看当年的老战友，看看当年的一草一木。这份情，这份爱，在1979年返城时，任谁都想不到的！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大返城的浪潮中，上海市郊的农民知青绝大部分都抓紧了时间，赶紧去办好了相关迁移手续。费尽心思，千方百计携儿带女千辛万苦，在路上整整耗费了十多天，好不容易平安地回到离开了八年的亲人身边，回到了阔别以久的故乡。但是喜悦的心情还没消失，这面临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面前。原来这大部分的市郊农民知青，个个都面临着这户口怎么报，这住的又咋办？这工作又怎么找等棘手的问题。当年他（她）去云南兵团时都是一个人，但是八年以后回来时，却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况且当年就因为家里都比较贫困，所以才会去了云南。但八年以后的现在大家都回来了，这些人的户口、生活、工作等面临的困难又该如何解决呢？这已经是个摆在当前，需刻不容缓解决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的上海有关部门的门每天差不多都能被人挤破。市政府和劳动局信访办接待处，每天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滿为患。不用问这全都是各地返沪回城的知青，他们个个都滿腹焦虑，满肚子怨气，骂娘的摔东西的时有发生。而市郊这些农民知青的命运和遭遇，并不比其他的返沪知青好到那里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刚回来后因为上面还没有说法，所以这户口也没办法报。生产队里就拒绝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都没有什么收入。坐吃山空，天天带着孩子老婆在家啃老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他们的这一回来，让不少家庭，为了吃的住的用的，产生了不少矛盾，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吵，多数人就和父母老人暂时挤住在一起。由于这报户口的问题一下子得不到解决，其他的各种问题也更无从谈起。

我作为当年知青们选出的知青代表，又亲身参加了丁惠民领导的北上请愿。在经历过了北京、昆明等地和各方面的领导打交道，受国务院，国家农垦局等领导当面嘱托，让我们回去以后配合政府有关方面，共同做好知青的稳定工作。所以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主动前往市有关部门，多次向他们反映这些农民知青，目前面临急需解决的困难情况。

当时，上海确实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在大返城的浪潮冲击下，各地的知青纷纷倒流返沪。到1979年二月底，据市劳动局不完全的统计，总人数已经高达五十多万。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增加。这其中就包括云南返沪的市郊各县农民知青约1.5万余人，后续的还在陆续回沪。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立即召开相关工作会议。劳动局，公安局，知青办，财政局，还有其他委、办、局统统与会。市里领导考虑到市郊的这些农民知青，也点名让市农委一起参加。经过好几天的开会研究讨论，并结合了上海的具体困难情况，对这批上海市郊的云南返沪农民知青，由市农委的出面，出台了一个79·2号文件。文件中针对这批从上海市郊去到云南兵团的农民知青具体情况，出台了接受安置的相关政策。这在当时，确实体现了党和政府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关心，也解决落实了这批云南兵团返沪的市郊农民知青的安置。

具体安置内容大概如下：

一、户口可报在原迁移去云南前的派出所所在地。实际上就是报在去云南前的原生产队。规定是那里迁出的仍报回到那里。

二、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原来插队的知青，上调后留下的生活，生产资料，工具统统折价处理给云南返沪的这批人员，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三、仍然回生产队务农。但是如有队办、社办、镇办企业的，则优先照顾安排。

就这样上海市农委一纸“农来农去”的79·2号文件，在当时确实就解决了这些农民知青面临的困难。安排他们到生产队继续去务农。但是这样的安置，毕竟是当时困难境况下的无奈之举。且说了待今后情况有所缓解好转了，政府相关部门再给予适当调整安置。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这样子的临时解决问题，竟然会一直沿用下来变成永久性的解决。政府的相关部门，早已把这些曾作为知青动员去云南，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农民知青忘的一干二净。一直到了2000年前夕，一部分农民知青行将步入退休年龄的时候，他们去社保局问了相关情况才得知，政府有关部门早已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说什么他们属于：“农来农去”。就等同于当地从没去过云南兵团，始终在生产队务农的农民一样，只能享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这就彻底剥夺了他们作为知青应该享有的所有权益。把他们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曾为国家橡胶事业作过巨大贡献的这种经历，完全被忽视了。这个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群体，已经彻底与“知青”两个字无缘了。我们相关部门的领导，已经把他们的贡献给忘记了，也彻底的边缘化了，物极必反，就是因为这样的漠然置之，才导致发生了后面的上海市郊云南知青串联组织起来，实施六县联动，坚持维护自身的权力八年。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些农民知青的生活彻底溶入了农村。一年又一年，混混沌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哪个去想到，自己与当地农民有啥不同。从1979年回城以后，每人每天都在辛苦地赚钱来养家糊口。漫长的二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每天的生活波澜不惊。此时根本也没有人想到，应该去向政府争取一点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

随着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这地处东海之滨的上海南汇因缺少工业支撑，收入就比较少，大部分人只能单靠在土坷垃里刨食吃，生活过的相当的艰苦。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这些本来没有基础的农民知青，也没有老本可吃。其他的人也依靠不上，这些农民知青就把眼睛转向了那些领导。他们认为没有这些领导当年的动员，起码现在的生活可以有基础，也不会这样捉襟见肘，困苦不堪。所以他们中有人就提出了，去向相关领导提出困难补助。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觉得政府真的是太不关心我们这些云南回来的知青了。不管咋说，政府也应该对我们这些，当年去过云南兵团，受过苦作过贡献的人，来点照顾和补偿。南汇当年曾动员了有近千人去到云南兵团，当这想法说出来后，大家在谈起了这个话题时，越说心里就越觉得憋屈，越想越觉得政府应该给我们个说法。这些相同经历的农民知青，就结伴跑到了汇南镇县政府，向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让领导给他们一个说法。这个消息一下子传到了其他镇老战友的耳中，这几十年本来大家一直都有联系。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只几天的功夫，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顿时就传遍了南汇县的每个角落。这些农民知青就聚集到了一起，推举了几个能说会道，热衷于为大家办事的知青作为代表，郑重其事地去向政府提出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南汇县有关部门的领导见到这种情况一商量，觉得他们说的确实还是有道理的，就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在财政情况相当困难的境况下，还是决定对去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人，从当月开始，每人每月补贴人民币100元。钱款虽然不多，但体现了政府关心的一种姿态。这样一来，这第一次的风潮就暂时被平息了。

但是这边按下了葫芦，那边却浮起了瓢。嘉定的农民知青在偶然之下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迅速串联起来，由马陆，黄渡两镇知青带头，一起去找嘉定县政府领导，也提出了要补偿的要求。这嘉定地区城镇工业多，收入也相对高，财政情况相对南汇来讲，宽余的多。所以这县领导马上派人去南汇了解情况，觉得南汇县政府施的这种小恩小惠处置方法很好，在外面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所以就参照了这个办法，大笔一挥，决定对嘉定县云南返城农民知青从即日起，每人每年补贴1500元。

表面上来看，好似解决了问题，这些领导也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措施正好给这些农民知青们尝到了甜头，从而也引起了他们深层次地思考。

在2000年的某一天。嘉定县的马陆镇一个简陋的小木屋内聚集了近二十名左右的人，烟雾缭绕，人声嘈杂，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这些人就是来自上海各郊县的云南农民知青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闵行五个县万多名的云南农民知青。今天齐集在这里，召开首次联席会议，共同来商讨相关维护自身权益问题，这就是史称的“小木屋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上海市郊云南农民知青团结起来，一起去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第一次提起了我们老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会议整整持续讨论了一天时间，大家一致认为，当年被动员去云南兵团，是错误行为，因此各县政府乃至市政府要负这个责任，给郊区农民知青有所补偿。（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进城保的诉求）最终集中统一了思想，选举产生了以黄xx，陈xx，王xx，瞿xx，陈xx，张xx等为各县另时召集人。（恕因大家知道的原因，就不写明名字了）金山县农民知青人数较少，是知道消息了后加入的。会议决定这几个各县的召集人，共同组成了上海市郊云南知青维权领导小组。负责带领各县的农民知青向政府去上访申诉维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时续八年之久，上海市郊云南农民知青维权活动，就正式地拉开了帷幕。

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