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作者：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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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处长江口，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辐射能力强，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但辖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在农业生产方面是短板。同时，上海还具有某些特殊性，譬如上海是最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大城市。上海刚刚解放就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野蛮轰炸达57次之多，尤其是1950年“2.6”轰炸，造成上千人伤亡，并使上海陷入“一片黑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52年12月中央向全国发出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上海不作为“重点建设地区”。1955年12月，上海继续实施“经济紧缩”方针，主要措施是实施“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大批工人和在职人员也被疏散到内地。

1950~1954年期间，上海年均自然增长人口17.6万人，净迁入人口16.7万人，直接导致了上海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到1955年2月，上海人口总量达到699万人，比1949年增加197万人，其中无业社会青年为30余万人。上海市政府按照“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上海为什么强调“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虽然停战了，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徘徊，而上海市则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攻击目标。1952年，上海有1.28万失业工人带家属返乡生产。到1956年又有33,630人返乡（其中1954年2,500人，1955年24,680人，1956年6,450人）。上海青年垦荒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1958年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剩余劳动力支援农业的决议，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具体对象为历年应届毕业生，形式上由垦荒转为插队、插场，涉及多个外地省份，人数为1.3万人，这是50年代期间上海发动的首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1963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报告称：上海计划减少人口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插队安置9.2万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70%，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方向。此期间，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60年代初期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据统计，共有85,155名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交流了上海市组织知识青年跨省插队的经验。上海郊县及农垦系统接收知识青年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跨省插队安排的办法，因此，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跨省插队安排为主，并成为常态性安置办法。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为502.9万人，其中失业工人约为30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而新中国百废待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正是从严峻的失业高峰起步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一大考验。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这不是小事。就业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不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是关系到政府威信的建树，这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一道“必解之难题”，成为“政权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建国以来，国家在就业问题上实行的是“统包统配”就业制度，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一五”期间的就业政策就是在这种就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是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组织城镇无业人员下乡的政策。当时劳动力就业调配的困境，促使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破解这样的困境。于是，徐建春的事迹破茧而出，为全国不能升学的高小及中学毕业生指引了一条就业出路——上山下乡。仅仅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就由个人自愿参加农业建设，迅速形成了国家《发展纲要》和国家就业政策的实施主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散城市无业人口回乡务农，是自上海解放以来就实施的政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上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多的压力，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重。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一种产业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此后，除了1962年比上年减少1万人，其他年份都是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上海历年（部分年份）职工人数统计表（单位：万人）

这组数字表明，1958年到1960年两年之间，上海职工总数增加了32万人；随后，受自然灾害影响，特别是在党中央“紧缩城市人口”的决策下，大量清理城市人口，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又使得上海职工总数从1960年的285.95万猛降至1962年的233.33万，两年之间，职工人数猛降达52万之多，这样的动员力度可谓是前所未有。而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有企业只增加了1万多人，但之后却紧缩了35万人；而集体企业则增加了32万人，紧缩人数却只有17万人，紧缩人口的力度远不及国有企业。

事实证明，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发威的时候，城市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显得相当滞后，大多数市民还没有灾难将临的紧迫感，新的五年计划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中，继续招收了大量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参加城市工业建设，这使得1960年的职工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2万人之多。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就业人员”部分年份统计情况（单位：万人）：

与“职工总数”的数字相比较，“就业人员”数据的波动也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变化。1958年到1960年，除了乡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总体上还是呈现增加态势；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1万人之多；1960年到1962年出现倒退状况，就业人员总数锐减为242.11万人，减少数字达51.74万人。与城市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大起大落状况不同的是，乡镇就业人员的统计却异乎寻常地出现逆势增长的状况。显然，乡镇就是“农村”，是“农业生产第一线”，乡镇就业人员出现增多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这些“紧缩城市人口”的数据之中，还只是那些有工作、有岗位的职工，特别是刚刚从农村招工的青年职工，还不包括同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下放的干部、城市无业人员及其家属等等。如果将当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所有人员计算在一起，那就远不止上述的简单数字统计了。毫无疑问，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上海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因为自然灾害放慢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发生任何社会混乱，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毫无疑问，那些毅然舍弃家身利益、为国家大局作出重大牺牲的人们，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更应该得到历史的敬重！

按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一点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已经有所体现。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发展由于基础相当薄弱，根本不可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上海在全国“一盘棋”中，不是重点发展地区，但由于它的“基地”地位，在大力支援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大量输出技术工人的同时，自身的工业基础也在逐步调整与发展中。

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所载数据，1949年上海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只有57.10万人，尚不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半数（121.67万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49：23：28。此后，除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呈萎缩状况，而第一、第二产业均逐年增加。到1968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39：39：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相当，这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的分水岭。至1978年，上海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达到峰值（240.06万人），此后人员逐年减少；而第二产业则于1991年达到峰值（471.23万人），就业人员数量也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状况。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则异军突起，至2004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竟然是8：38：54。

这几乎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的就是建国以来上海如何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续而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型城市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中，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新生事物，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只有了解这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探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是“前进中的不朽篇章”。

在城市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也是实施“紧缩人口”政策的原因之一。1955年上海“在业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1：1.7，严重超出城市正常发展的比例（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总额达3,290万元，相当于投资建设一座3000人规模的大型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总量过大，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紧缩城市人口的运动势在必行。

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疏散72.1万人口，外来农民是主要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是决定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依据。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工作主要采用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没有正当职业的无业游民、失业工人等都被列入疏散对象，1955年7月，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展开动员和疏散的工作，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这次紧缩人口历时将近一年，共疏散紧缩人口52万人。

1955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人数最多。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安置约30万人。1955年10月，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4月份该移民计划被终止，一共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江西安置移民的实践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按平均每户550元左右的补助计算，上海市政府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

1958年，这是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如炮击金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等。另外就是出现了“精简职工”的提法，这里也包含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动向。在地方志记载中，有关“精简职工”的内容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数据也非常庞大，是特殊形势造成的城市“压缩人口”方式。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运动愈演愈烈，竟至以每年1000多万人口的数量进行动员，直到1963年随着形势缓解而告结束。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要求坚决认真地清理城市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其中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至年底，全国共计划动员1,300万城镇人口下乡，其中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由1958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据统计，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称：除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城市青年以外，估计每年将有百万左右的城市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他们一般是高中、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的安置工作的规划。按照《报告》提出的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

建国前，上海一直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城市需求，如1936年进口大米30万吨、小麦12万吨，这也只是接近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整个50年代中国粮食进口量几乎为零，城市粮食完全由国内调剂供应，这也加剧了上海城市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

这种粮食困境，是全国性的。城市不生产粮食，只能靠农村提供粮食；农村不但为城市提供粮食，而且最大限度地接纳城市闲散人口。可以说，农村不仅拯救了上海，也拯救了新中国，拯救了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上海地区粮食产量年均仅有30万吨左右，很难满足上海本地消费需求，因而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运数量达120万吨的粮食，才能勉强维持粮食需求。然而在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粮食调度非常困难。上海需要的粮食，是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运而来，长途调运使得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当时广西调运来上海的粮食，当地收购价格是11.3元/百斤，再加上运费1.3元/百斤，但是上海仍按11.2元/百斤的计划价格销售，为此国家需要补贴很多钱，仅仅是向上海运输粮食，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城市人口是由国家供应商品粮，但在对粮食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交易，由国家计划调配取代市场交易，承担城市粮食供应的责任，调节城乡之间的粮食统销统购。因而当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时，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便是缓解粮食紧张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1955年3月，中央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指出城市粮食浪费严重，要求适当压缩粮食销量。但是单纯的号召与宣传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国家出台了“粮食定量”政策：城市居民根据职业类型和劳动强度，划分不同等级，按月定量供应粮食，如普通居民月定量为25斤，重体力工人40斤，轻体力工人32斤，职工与脑力劳动者28斤，大中学生32斤，10~18岁居民25斤，6~10岁居民20斤，3~6周岁居民20斤，不满3周岁13斤，缺粮农民28斤，临时人口25斤等。上海的粮食供应压力尤其大，实际的定量标准在各个等级上都低于执行标准2~8%。由于粮食定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群众想出各种办法，掺杂土豆、红薯、南瓜、菜蔬等“瓜菜代”的办法应对粮食不足。

农村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求。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水平。1953年计划从农村收购5.1亿斤粮食，实收2.3亿斤；计划销售3.7亿斤，实销4.8亿斤，实销多于实购两倍之多。城市消费粮食过多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控制城市粮食消费量。然而在实行定量供应后，城市人均粮食供应量只能维持生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没有再减少余地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减少城市总人口数量来降低城市粮食的总需求。

196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0,906万吨，到1978年增加到30,477万吨，年平均增长4.58%。但这10年中的粮食产量不是稳步增长的，而是大起大落，增长最多的年份如1970年比上年增长13.74%，其次是1973年增长10.17%。减产的年份如1968年比上年减少4.01%，1972年减产3.86%，1977年减产1.25%等等。无论粮食产量增加或是减产，其中既有自然规律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有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贡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不用说所谓“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就是将中国知青形容为“失落的一代”也言过其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口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全国人口有76,368万人，到了文革结束的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6,259万人，也即是说在文革十年期间，中国人口总数整整增加了2个亿！人口的增长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那么哪一种压力最为迫切呢？毫无疑问，粮食生产的压力是最大的压力，因为——民以食为天。

然而，也应该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家致力于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文革期间虽然陷入动乱，国民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挫折或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但毕竟当时国民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城市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只是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精简和紧缩，而是转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主要原因就是迅速处理文革期间积压的大量待分配毕业生。自1968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17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还远不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规模精简职工和紧缩城市人口的数字。换句话说，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动因少了，而政治运动的因素多了。正是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也赋予上山下乡运动同样的复杂性。

在年度粮食产量与人口总数之间，总会产生一个“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以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是指每个人当年可以拥有的粮食数量，也称为“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人均粮食产量并非人均实有数量，因为粮食并不是都用于食用，其他行业生产也需要粮食作为原料消耗。所以这是一个参考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富足程度和社会人群的温饱程度。

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208.94公斤/人，这是我们思考知青问题的起点。前三十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虽然是逐步增长的，但起伏很大。1958年达到299.49公斤/人，只差一点突破300公斤的大关。但到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跌落到207.26公斤，这个数据比1949年还低了1.68公斤。此后，由于大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除1968年、1969年的数据略有下降，到1974年终于突破了人均粮食产量300公斤大关，而到了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更达到340.49公斤/人！

从1959年开始，进入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坚决实施“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保证全国人民安全地度过灾荒之年。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部分年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统计表：

这组数据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农业在短短的十年之内，粮食产量就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1958年的19,765万吨，增长率高达74.63%，虽然人口同期增长达21.83%，但人均粮食增长率仍达到43.5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取得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在这十年里，我国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化肥、农药、农机设备等生产量极低，育种、植保等农业技术刚刚起步，农业生产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主要依靠垦荒、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合作化运动，而且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又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首先是由于新中国尚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灾害成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其次，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还要拿出巨额粮食与农副产品偿还外债；再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已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日常党政工作，他们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人口危机负有领导责任，但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坚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大大减轻了城市人口和粮食购销的压力，而且只用了三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1966年使粮食总产量达到21,400万吨的水平，超过了此前粮食产量最高的1958年，虽然同期人口总量达到74,542万人，但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接近了1958年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完全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始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知识青年，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怎能不为自己的参与和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综合1979年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这个时候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没有必要了，而且处理不好还可能会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因此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时转移到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中来，也同样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能因此否认此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既然是历史产生的，当然也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对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总结，就可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由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完全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面貌。周恩来总理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总理，他非常清楚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种经济状况，所以他不止一次在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起点考虑。

上海到底向全国输送了多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是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同属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此后，上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京、天津等城市。以60年代初达到高潮，特别是10万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影响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究竟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这部书，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1955~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1968~1978年，以上山下乡为主导，上海共动员111.3万人上山下乡，其中插队513,771人，兵团农场599,281人；外省市615,517人，沪郊497,435人（不包括回乡知青15.6万人）。

自1955年起，到1978年停止动员上山下乡为止，二十三年期间，上海向全国各地输出知识青年总数达127.7万人，是全国输出知识青年最多的大城市。

“127.7万人”，这是什么概念？1955年上海有近千名青年垦荒队员离开上海（不是拉家带口的垦荒移民），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623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6人参加青年垦荒队。人数虽然少，但这些人是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是他们拉开了上海向全国输送知识青年的序幕！至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5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50人上山下乡。

1968~1976年，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04万人，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下乡人数之多，都远超此前的年代。至1979年知青“大返城”为止，上海共有111.3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8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014人上山下乡。如果按全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计算，则每一万人中就有1,163人上山下乡。

上海人民不仅向全国输送了数量最多的知识青年一代，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为共和国崛起所承担的牺牲和做出的贡献，天日可鉴！

1955年7月，在推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刻，毛泽东在与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谈中，初步提出了一个《十七条》的“农业发展纲领”，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1956年1月23日，《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修改与补充的《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将修订草案分发到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年4月10日经全国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这是在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建设，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奋斗纲领。《纲要》的提出和执行，对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进的作用。《纲要》规定在实现合作化的基础上，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推广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农民的愿望，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到了“知识青年”和“下乡上山”的概念，并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在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应运而生。这就是徐建春的事迹为什么能够在全国知识青年中间产生热烈反响和积极响应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之间从一个徐建春形成数以千万计回乡知青和上百万城市知青积极投身农业建设高潮的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共和国最绚丽的不朽篇章！

从历史背景研讨上山下乡的历史原因，综合当时代的各种起到主导作用的历史因素，就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一代知识青年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改变了中国，实现了“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的梦想。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老知青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