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漂泊，岁月如歌，临近花甲，感慨颇多，沉浮世事，无恙生活。昨晚看到微信朋友圈发晒故乡过年民俗民风，不禁使我思念家乡，思念家乡亲人，家乡的那条老街，家乡的那条小巷；思念儿时伙伴，儿时玩水的鱼塘；思念家乡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从春夏到秋冬，四季之中家乡让人惊艳的是现在。腊月，此刻的家乡，年味浓浓，不禁思念起了故乡，淡淡的乡思乡愁，浓浓的乡音乡情，思乡的感觉不经意间爬满了心头。仿佛闻到了家乡儿时的年味，年味，打开记忆的闸门，任由那些回忆倾泻而出……

　　童年的年味是有期盼的。从前，人们常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确，儿时的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一迈进腊月的门槛，过了小年，就开始扳着指头来个倒计时。儿时的年味藏在声声童谣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碾糕米；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锅肉；二十七，缝新衣；二十八，去挖沙；二十九，打壶酒；三十后晌吊灯笼，大年初一扭一扭！”走在小巷唱，跑在大街也唱。懵懂无知的少年哪管家里有钱没钱，不知“小孩过年，大人遭难”的艰辛，就知道过年就意味着可以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放炮，尽情地玩耍，一唱起那盼过年的歌谣，如同提前在嘴上过了回年，打霜落雪的天气也不觉得冷了。

　　童年的年味是有趣的。放假了，在生产队院里屠宰场围着看杀猪，自制拔猪鬃的铁钩子，在屠夫拔完猪鬃的空闲，赶紧抢上去偷拔几缕猪鬃，过年后，卖给供销社换几个零花钱；捞点猪大肠的剩余脏油，找一条破布条子和猪油一起塞在猪蹄壳里，做成“油灯”，晚上用火柴点着，拿着“油灯”哼着小曲，听着“油灯”滋啦滋啦燃烧声，蹦蹦跳跳着满街跑着玩，那开心劲，现在我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

　　童年的年味是幸福的。快过年了，意味着又可穿新衣。母亲总会在父亲卖掉部分猪肉之后去供销社扯些布匹，找裁缝师傅。总记得裁缝师傅一边拿着皮尺给我们量尺寸，一边笑眯眯地说：这孩子又长高了。那时的人们总爱把年龄与吃饭穿衣联系在一起，意思是，孩子大了开销也大了，当家人的负担更重了。至今仍觉得，母亲和姐姐蹬缝纫机转动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响，仿佛世上最美的音乐，甚至觉得母亲烧熨斗弄出的烟味居然也那么好闻，甚至认为那也算是记忆中的年味。按照惯例，新衣服缝好之后还得收到柜子里，等到大年初一“闪亮登场”时才穿。当然，过年的新鞋也是少不了的，那是母亲白天忙里偷闲和油灯下熬更守夜的杰作，用白面作糨糊粘成的鞋面，用隔板加旧布，再加千针万线纳成的鞋底，穿起来既轻便又暖和。纳鞋底总是挺费劲，母亲习惯先用锥子扎一下，然后再用针纳，每纳一针，就把鞋针往额头上划拉一下。我想，可能是针在头发上划一下，沾点头发油，纳鞋更轻松。我甚至想，母亲额上那一道道皱纹就是因为一次次划拉，而日积月累形成的吧？知道做鞋的不易，穿鞋就格外将惜，不必说，新鞋同样要等到大年初一才穿，过新年，穿新鞋，走新路，那心情也是新的。不必说，过一回年，我们就长大一岁，父母就衰老一岁。当初的我们并不懂得这些，只知道欢欢喜喜过大年，只关心大年初一会不会下雪，能不能穿新衣裳、新布鞋出门。

　　童年的年味是甜的。快过年了，就得备年货。那时做豆腐、蒸年糕、摊煎饼。黄豆、小米、黍子、红枣、红豆等五谷杂粮之类的原料那不是你操心的，父亲和母亲早就存留好了，万事俱备，只等推磨、推碾子了。推磨和推碾子不仅是一项重体力活，而且也是过年的重头戏。石磨和碾子不是家家有，年货却家家得备，因此，推磨和推碾子往往得预约，得排轮次。那推磨和推碾子的活儿不是单枪匹马吃得消的，于是你帮我、我帮你成为常态，边推磨边摆龙门阵，有推的，有筛的，热热闹闹的，也不觉累。我们小孩有时也凑个热闹，帮大人推推磨和碾子。即使是累，那也是累并快乐着，这一切，都因为身后有一个年在等着我们去过。接下来点豆腐、蒸年糕、摊煎饼、煮肉……这些年货很是繁琐，父亲和母亲总是要忙到深夜，我们往往也心甘情愿地跟着熬夜。

　　童年的年味是香的。真正甜蜜的记忆家里杀猪吃肉，也许是平常过得太苦，儿时的味蕾最敏感的就是香，而这种，只有在家里来亲戚或过年时才得以品尝。儿时的我们有个爱好，叫做“围锅头”，就是围在灶台旁边，眼睛骨碌碌地望着锅里煮的肉，渴望能捞到一点好处。至今仍记得父母亲在煮肉时的情景，把生猪肉切割成四方块和猪下水一起放在锅里煮，年年看到母亲亲手缝的调料包，不知包里都放得什么调料，放在煮肉的锅里，随着灶火的加热，肉香飘香四溢在整个院落和胡同里。快煮熟的时候，父亲总是拿刀子割一块块瘦肉让我们姊妹四个尝尝，香啊，真香，现在想起来，嘴里就流口水，馋啊！家里做豆腐，父亲用勺子舀了卤水，在热气腾腾的豆浆上面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圈儿，不厌其烦地点豆腐的情形。在所做豆腐形成豆花时，父亲不忘给我们来点豆腐脑喝，这一碗碗的豆腐脑真清香啊。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尝到这个味道，现在家家户户也不自己做豆腐了，父亲已走了二十多年了，母亲也快九十了……

　　童年的年味是快乐的。崩爆米花是过年的序曲，那时候，每年冬天那带着“粮食放大器”的老头儿，用那一声声春雷似的炸响和那一阵阵带着香甜的白烟，开始为过年炒作气氛。母亲总是会叫我们瓦点玉米去排队。那香喷喷的爆米花简直让我们在心里乐开了花。印象最深的是哄抢那散落一地的爆米花，“轰”的一声巨响之后，不等白烟散开，便一哄而上。你抢我家的，我也抢你家的，就跟如今抢红包差不多，全凭手气，全凭眼疾手快，一抢而空，其乐融融。跟着炒作年味的还有母亲，那时候葵花子很少，过年前母亲和姐姐总是炒花生、西胡瓜子、南瓜子和玉米粒……大年三十守岁，大年初一吃完饭闲逛，得有零嘴儿烘托气氛，常常抓一把花生瓜子放在新衣服口袋中跑出去玩耍。平常生活清汤寡水，过年就来个“吃香喝辣”弥补一下。这些“香”都离不开母亲们的一番“炒”作。民以食为天，节以吃为主。平常，人们总是挺节俭，到过年却尽可能地“奢侈”。平常有啥好吃的，母亲总爱说：“那是留到过年吃的”，哪怕是平常有好烧的柴火，也成母亲嘴里“留到过年烧的”，尤其是留存的芝麻秆，留着摊煎饼时烧火用。似乎，人们一年四季都在为这一天而忙碌，过年这一顿大餐似乎也浓缩了人们一年四季的辛劳。

　　童年的年味是整洁的。小年后，是父母最为忙碌的时候。除了扫屋子，扫院子，洗碗筷，洗橱柜，洗桌子，洗板凳……再把家里的东西放置有序。那年头，虽然穷点苦点，但过年还是挺讲究的，母亲常说“过年干干净净，一年不受穷”，意思是人再穷也不能懒惰，该打理还得打理，该清空还得清空，无论是房间还是心间，都该干干净净地过年。过年不能让灰尘垃圾留在家里，更不能让坏情绪留在心里……

　　在记忆里，过年有太多太多记忆，无法用文字一一书写下来，比如赶集买炮仗、放炮仗，捡哑仗炮，贴对联、贴神圣，串亲戚，包饺子、吃大锅菜……都在脑海的记忆里。眼下，腊月已经过半，农历兔年只剩短短一截尾巴。又快过年了，可不少人都感觉年味淡了，没有儿时的年味了，没有过去的年味了。的确，相比之下，年味还是儿时最浓，食物还是儿时的味道最香，只因那时浓浓年味里有着浓浓的人情味，特别是亲情，更让人回味。

　　岁月过得很快，如白驹过隙，一晃，我已经从一个朦朦胧胧记事的儿童变成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农村过年的习俗，家乡过年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习俗作为“四旧”早已被扫除，有的习俗随着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被逐渐丢弃。节日中有的属于娱乐性质的习俗，被新的娱乐方式所代替。中国的传统民间节日氛围愈来愈淡，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十年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各类“洋节”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成为一些年轻人追求的时髦。许许多多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知之甚少。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过来人，还对记忆深处的民间节日和家乡的风俗；还深深记得儿时年的味道，无论走到哪里，甚至海角天涯，也不会忘记儿时过年的味道，家乡“土里土气”过年的味道，我喜欢的味道，终身忘不掉的味道！过年，儿时的年节，有一丝丝挥之不去的怀念，这也是在外漂泊游子深深的情感。

　　上世纪60年代，我扬中老家是生产队唯一的四合院，青砖黛瓦，坐西朝东，占地不足一亩，前院是五架梁的门屋，大门居中，穿过中门，直达“口”字形天井；后院是七架梁正屋，中间大堂敞开；南北各有两间厢房。四合院精致紧凑，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的特色，院前和院后各有一条长河，河外是大片的农田。那里有我的童年和难以忘怀的风景。

　　四合院最早是我父亲的曾祖父一家住，他有三个儿子，我家是长子老大一脉，住前院；老二、老三住后院及厢房。

　　我出生时，自己的曾祖父母和祖父都已去世，我曾祖父辈的，只有“老三”一人活着，我称三太太，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住后院。三个叔祖父结婚后，四合院开始显得局促，我记事时起，南侧加盖了两间厢房，三太太独自住在大堂所隔的房间。

　　四合院位于生产队中心位置，大堂有八仙桌、古木椅和长条凳，记得生产队常常在此读报纸、学文件、开大会。这里不仅是住家，也是生产队公共活动的场所。

　　四合院四代同堂，三太太辈分最高，威望也最高。他读过书，当过会计，从溧阳退休，喜欢穿长衫大褂，不抽烟不喝酒，是四合院的大家长。他几乎每天到街上的邮局看报纸，了解国内外的大事，还帮别人写毛笔字。他处事公平，四个家庭发生纠纷，总是公正协调，并特别关心有困难的家庭。他培养儿子和侄子学会瓦匠手艺，至今技艺远近有名。支持我父亲年轻时外出学纺织技术。他说，多学一门手艺，就多掌握一项生存本领。我很小，他就教导我，长大后，不管在哪里工作，都不要跟别人比吃、比穿、比赌，要做一个阳光实在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话，至今我言犹在耳。

　　我的三家祖父母尊老爱小、善良本分。四合院人数最多时，大人连小孩有20余人，小孩中，我有一妹一弟。但四户人家团结和谐，亲如一家。

　　其中我家得到的关照最多。有几年，我母亲带我弟弟跟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留守在家，他们教我们做饭、喂猪，带我们生病时去医院。有时看到我们连续吃少米的“粯子粥”“酱油汤”，会送新鲜的饭菜给我们。农忙时节，生产队晚上分粮分草，他们不辞辛苦帮我们一起挑回家。我们到了上学年纪，三太太陪我们去报到，帮我们交学费。

　　四合院的大人个个勤劳。夏日的清晨，红红的太阳在小鸟清脆的鸣叫声中缓缓升起，广播刚刚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他们就在队长的口哨声中，早早地下地劳动，露水湿透衣衫。中午，烈日当空，在一片波涛起伏、长满庄稼的农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有时摘下草帽扇风、擦汗，又继续埋头前行。太阳慢慢靠近西侧长江边的圌山，才陆续扛起钉耙锄头，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不久，家家升起缕缕炊烟，炊烟袅袅，越过林梢，飘散在村庄和田野的上空。

　　秋收秋种，他们脱粒晒粮、清沟理墒、施肥覆膜，几乎每天“开夜工”。

　　我有时被他们带到田边看管，从小就学会了割草、插秧，还学到不少农村谚语，每当看到“水缸出汗蛤蟆叫，蚂蚁搬家山戴帽”，就知道“必是大雨要来到”。

　　四合院的孩子相处融洽。我们大一点的经常在一起游泳、放风筝，到稻田抓黄鳝、捉螃蟹，爬树摘果、掏鸟窝。有时看到一群群的燕子在水田上空盘旋，就知道我们的“邻居”又在衔新泥，到四合院的屋梁筑新巢，它们叽叽喳喳，送来春天的气息。

　　四合院的夏夜令人难忘。当晚霞的光彩渐渐暗淡，树上的知了欢快地鸣叫，天空闪烁一颗颗明星，大家开始聚在一起，边吃饭边乘凉，邻居常常过来串门，谈东论西。孩子们有的坐在桌上，有的爬在椅子上，听大人讲故事，有时捉迷藏、抓萤火虫。我玩累了就躺在竹床上，仰望星空，看满天的繁星和高高的月亮，闻丝丝凉风送来农田的稻香，听远处阵阵蛙声虫鸣。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飞雪来临，广袤的田野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四合院的屋檐时常挂满一串串的冰凌，宛如错落的水晶帘。我们在天井堆雪人、打雪仗、敲冰凌。有一次，我手捧晶莹的冰凌，忍不住舔了一口，寒气瞬间袭击全身。有时我们捉麻雀，在后院大堂的筛子下面撒一把米，用一根筷子撑起一侧，我们躲在旁边的小屋，手握扎在筷子上的细绳，静等麻雀来吃，不一会，果然飞入几只饥饿的麻雀，我们拉倒筷子，筛子乘势罩住麻雀。

　　四合院过节比较热闹。尽管当时生活清贫，但端午节，家家在天井包粽子，小孩一齐戴香囊、扎五彩线，幼儿还围红肚兜、穿虎头鞋。中秋节，家家做馅饼，整个大院洋溢着面饼的芬芳。三太太有时拿出两块月饼，切成小片，分给各家孩子吃，至今想起仿佛还闻到月饼的馨香。春节，孩子们到各家拜年，比谁要的花生、瓜子和糖果多，外出追看舞龙灯、唱凤凰。

　　我奶奶常年生活在二墩港，有时给各家送来江边新鲜的粽叶。她做的南瓜饼、包子和馒头，别具风味，各家都爱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扬中乡镇工业兴起，四合院几个长辈被招工进厂，我父母也从外地回家乡工作，负责一家镇办厂，村里许多人既忙农业生产，又在企业上班。

　　我放学了，除了拾粪、割草积肥，喜欢把四合院的方桌拼起来打乒乓球，偶尔学吹口琴、笛子。晚上热衷听《岳飞传》《杨家将》评书，刘兰芳说书绘声绘色，让我从此爱好历史、崇拜英雄、喜看小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也吹进了四合院，大人们更加忙碌。但百年沧桑的四合院难以满足生存需要，终于在1980年被拆，我们几家先后搬进了全县率先新建的“将军楼”。不久，我考取大学，三太太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离开扬中后，深切感受到家乡变化，我们村已经是一派“满眼风光”的居民小洋楼，所在的新坝镇一跃成为全县最富裕的镇。据记载，当时扬中四合院散布全境，少数已被保护。岁月不居，花开有声。扬中民居从草棚，到瓦房和四合院，再到别墅楼的变迁，记录了扬中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每当我回家，走在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小路上，就常常想起昔日四合院的生活。四合院消失了，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老一辈正直善良、勤劳吃苦、和睦相处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