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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快到了，是父母的节日，其实不是因为清明儿才想起，而是因为清明更深地思念你们。别人写妈妈的文章是文学作品，可儿写过“姥姥家的山路”“追忆母亲的岁月人生”觉得不是，写的是亲情、是心灵的独白，是你们过往的真实，也是儿无尽的思念。

　　母亲生在解放前，基本属于文盲，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在那战火弥漫的年代，别说母亲读书，就连吃饱饭也是困难。当时，农村少有的私塾也随战火硝烟荡然无存，只求生存，何以谈读书，母亲的少年就无书可读，无学可上。

　　母亲行事干练，说话有理有据，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求人不如求己”等，从这些日常用语，就可看出母亲的为人以及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而她的这些话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只可惜母亲没上过学，否则凭她的聪明一定会学有所成，并能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72年12月，大哥应征参军入伍，到了新疆边防九团（中苏边境昭苏），那时和家人的往来是书信，刚到部队，远离故土家人，思念父母，不间断写信汇报在部队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以免母亲惦念呐！

　　儿行千里母担忧，特殊的年代，母亲思念不已，收到大哥信后，只好找本家的全文兄代读代写，生产队时期不能缺勤，帮忙写信只能靠晚上，母亲说一句写一句，写完后再从头到尾念一遍让母亲听，年复又一年，一写一读就是15年。

　　母亲邮走信后，扳着指头数日子，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儿子的收复信，盼着邮递员来村投递，不失时机站在大门口远远遥望，看到范世明邮递员从石坡道走上来，快速走去询问，你来啦，有没有我儿子的信，有的话很自豪扬长而去，没有的话自然感觉茫然空荡。可以说，邮递员是母亲最受欢迎的人。不过，在那年代只有邮递员，能给母亲带来讯息，一封一封从边疆哨所跨越天山的来信，成为母亲时时刻刻牵挂的欣喜，范邮递员以自己的真诚服务和奉献赢得了母亲的爱戴和尊敬，山村的小王庄石坡道，续写了军民的故事与传奇。

　　儿子当兵，母亲会牵肠挂肚，记得大哥有一段时间未给家写信，家人十分惦念，放心不下。当时，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新疆边防的重点由南疆转移到北疆、苏联对中国新疆的安全威胁更为直接，挑起边境冲突，制造昭苏边境流血事件，中苏关系推向战争。为此，毛泽东向全军提出“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大哥所在边防九团担负着边境的防卫作战任务。

　　回想我读高中周六回家时，母亲因想念大哥，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里偷偷抹泪，曾经和大哥当兵的战友回乡探亲，一并来家看望父母，母亲见到这位穿军装的，竟抱着放声大哭，边招待边说，我想念的我的儿子啊，此间，老乡战友只好转换话题，看着挂在墙上的军照说，阿姨，你儿子兴荣很优秀，刚刚成为预备党员，已任代理排长，然后，母亲指向墙上的中国地图说，孩子，你们部队到底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老乡战友详细指点告诉，后母亲才安心落意，临别时，母亲送到看不见才默默暗下目光……

　　过了一段，大哥回了信，亲爱的母亲，您和父亲不用对儿太牵挂，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当兵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

　　1980年12月，我也如愿地参军到新疆部队，回首写第一封信的内容是，亲爱的父母，离开家乡当兵，是儿唯一的出路，也是我读高中时的追求，更是我对解放军的崇敬和信仰，既然选择了，就要鼓起勇气，扬帆起航，我会自强不息，向阳生长，请父母期待儿新的一番模样。

　　家人收到信后，母亲还是依旧找全文兄代写，母亲在回信中说，儿子你离开家快两个月了，你是12月2日离开的，你走时，父母亲没有送你到“公社”，也未参加“公社”欢送的新兵座谈会，母亲心里也有惭愧，主要是不想耽误集体劳作，望儿理解。不过，你走后，爸和妈时常也想念，现在好了，武装部干部来家说我是“双军属”母亲了，一时总有说不完的激动和高兴。

　　在家时，你懂事听话，从不让妈操心，你寄回的照片我们收到了，全家人都看了，看你站在雪地中穿着军装大衣那英姿飒爽的样子，都说你变得更成熟了，儿子啊：万事开头难，说心里话，很感谢部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加油吧，为你鼓掌。

　　世间的事都有一个因果关系，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思想信念总是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部队这所大熔炉，给了我兄弟俩展示军采的机会，我虽没大哥军龄长，但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成长点，就是思想上积极上进，作风上不怕吃苦受累，无论连队大小工作抢着做，勤奋学习等。大哥先后入党提干，我进修学转业技术，这些进步出于自身的努力外，归根部队的培养，母亲的教育，每当取得一次一次荣誉时，我们兄弟俩即刻给家里写信告诉母亲。

　　我母亲确实伟大，一生省吃俭用，不乱花钱，家养鸡下蛋后自己舍不得吃，积攒够一斤就卖，卖了的钱为儿子买信纸，邮票和信封，剩余用于购盐油酱醋。家里有啥困难，绝对不能让服役的儿子们清楚，她曾因患结核病住院，但每次的信中，老是说家里一切很好，不要惦记，再三叮嘱好好干，要给家争光。

　　母亲一封又一封的口信，十几年如一日，字里行间，传递着是母爱，虽看不见妈妈表情，但她炽热的爱，都跳动着儿子新的希望。

　　我是1984年光荣退伍，刚返家时我帮母亲整理旧物，发现小柜内存放多年的“宝贝”旧信件，轻轻翻着泛黄的旧信，读着大哥和那些似曾相识的文字，依然亲切，恍如隔世，我不禁怀念起写信，读信的岁月，瞬间，母亲珍藏了“古董”的旧信，忽然戳中了我心中的泪点……

　　母亲在世时告诉我，时代在变迁，儿子你要把旧信整理归类，这些全是你们在部队的人生阅历，妈未给你们留下物质财富，这一大堆“宝贝”旧信，作为母亲的一笔精神财富留下来吧。

　　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祖国的新疆也早已进入网络时代，通信条件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可视电话、微信、微博也早已与内地同步，互联网把每个人的距离都拉得那么近，仿佛隔着屏幕就可以触摸到对方，电子媒介也让人们远离了那个书信传情的年代。

　　母亲的口信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但那段母亲口信的岁月，将永远留在我们兄弟心灵记忆之中。

　　四月的江南，小溪边、山坡上，一树树、一丛丛，一人高的带刺灌木，枝条上挂满了一串串手指粗的心型浆果。微风吹来，树枝摇曳，就像无数的红色小灯笼在随风飘荡。

　　这种比所有水果成熟早的野果，大家都叫它刺莓、树莓，也有人叫刺泡、四月泡。它的形状，像极了草莓，只是个头比草莓要小得多，而且都结在带刺的木本植株上。

　　虽然小，但味道却极具特色。相对于草莓来说，它甜得更加浓郁，不带一丝水味；酸得更加清纯，咽进喉咙后，酸爽仍在舌尖上回味。在田里劳作太久太累的人，找一条水沟洗去手脚上的泥浆，就近山脚下摘几棵刺莓囫囵吞下，燥热口渴顿消，人也立时变得神清气爽起来。

　　在草莓到处都有种植和售卖的当下，个头小、还难以采摘的刺莓已经越来越被冷落了，一些年轻人甚至已不知其为何物。但我却总是忘不了它。忘不了它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的刻骨铭心的酸甜，更忘不了小时候采摘刺莓时，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吃中饭，看到二姐腆着个大肚子与正在剁猪草的母亲聊天。母亲跟我说，你姐怀毛毛（怀孕）了，想吃点刺莓，你吃完饭去摘点回来吧。我也早就想吃刺莓了，加上二姐嫁得远，大半年没有回来，想吃点刺莓，我想实在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我三两口把饭吃完，起身便去找堂弟一起去摘刺莓。

　　堂弟比我小几个月，在学校比我低一个年级。平时经常跟在我身后，一起干活和玩耍，两人特别亲近也容易沟通。我俩并排走到小溪边，在溪水里洗过手脚便往对面的小山坡上爬。先找到一棵油桐树，摘下两片最大的叶子，再掐断两片芭茅叶，撕掉两边的叶片，只留下中间的主茎。然后把油桐叶对折过来，用芭茅叶主茎像缝衣服一样把叶子的边缘一针针缝起来，一个装刺莓的袋子便做好了。

　　看到堂弟打着赤脚，我想起隔壁生产队老张给我们讲过的防蛇方法。我要堂弟拿一根棍子，先拨动柴草，然后再去采摘刺莓。他也听过老张讲的这些知识，自然也是相信的。但摘了好一会都不见有蛇，我们便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尤其是看见满树又红又大的刺莓时，我们便都忘记了拨动柴草，直接就跑过去采摘。

　　在摘第二袋的时候，堂弟突然大叫一声：哎哟，有刺扎了我的脚。我朝他的方向看过去，他似乎也看见了，便大叫一声：是蛇！只见一条麻灰色的小蛇不紧不慢地朝着稠密的草丛钻了进去。我跑过去一看，堂弟用手紧紧捏住的那只脚的脚后跟，一个很小的红眼有血渗出。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好在老张早就教会了我们被蛇咬的急救方法。我把系裤子的布带解开抽了出来，紧紧捆扎住堂弟伤口上方的小腿，然后扶着他到小溪里清洗伤口。伤口太小，水冲不进去，我便找了一块瓷片用石头砸碎。选取锐利的尖角，把伤口划开一点，再用溪水反复冲洗，直到伤口洗得发白了，我才背着他往老张家跑。

　　老张家不远，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快到老张家时，我就扯着喉咙大声叫喊：老张，老张，有人被蛇咬了！正在屋后山上挖土的老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下来。他一边查看伤口，一边问我们蛇的样子。听完我们的描述，他跺着脚说，你们真是胆大，这种蛇是蝮蛇，会要命的，好在你们还懂得及时处理。

　　老张把捆在堂弟小腿上的布带解开一会又捆上。在伤口周围反复挤压，又用口在伤口上使劲地吸了又吐，吐了又吸。然后到山上采下一把草药，又从家里拿出一把已经晒干了的草药，放进一个石臼里一起捣碎，敷在堂弟的伤口，用一块干净的棉布包上，再用布带捆紧。做完这一切后，他告诉我们：回家以后，三四个小时再把伤口上面的布带解开，让血液流动，明天下午再过来看一次。

　　回到家里，我们便把这些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母亲立即从家里拿了八个鸡蛋，要我给老张送去。她说堂弟家没有养鸡，拿不出鸡蛋，老张平时给人治疗疖子毒疮、蛇咬蜂蜇，从不收钱，给几个鸡蛋他倒会收下。送过去以后，老张的妻子果然收了下来。

　　第二天，我陪堂弟又去了老张家。老张用清水把先天敷的药冲洗干净，仔细地查看了伤口，又捣了一些草药敷上包好后说，关系不大了，明天再敷一天，后天下午就可以拆掉带子。果然，拆了带子，堂弟便什么事都没有了，又蹦蹦跳跳，生龙活虎起来。

　　从那以后，每次放学路过老张家门口，我都会往他家的方向张望。老张个子矮小，脸上身上都是黑黑的。周围不少人都受过他的帮助和恩惠，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老张，他也总是满脸堆笑地答应着。

　　听父亲和年长的人说，老张很小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去当兵。解放战争时，从战场上逃了出来。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不敢去，老家又不能回，他便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流浪。流浪到我们老家时，看到是偏僻的山区，他才停留下来。因为为人热心谦让，又懂得治疗跌打损伤、蛇咬毒疮，大家便都愿意接济他。不久，他又在一个寡妇家做了上门女婿，便正式安了家。

　　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去老张家的老房子转转。老张两口子已去世多年，他们生下的一个女儿也早已到县城安了家。土砖砌成的房子，风吹雨打，杂草丛生。村子里得到过老张救治和帮助的人，也都陆陆续续的老去。而且现在村子里的人，有个什么三病两痛的，想到的都是去县医院接受正规治疗，谁也不会再想起那时候的老张，就像山上的刺莓，土头土脑的。老张作为那个时期的一种代表，已经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