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模式的崛起使左右都陷入了困境｜21世纪全球化危机（四）

乐活 2024-10-25 11:20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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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根据2017年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的讲稿整理，总共十三讲｜主讲人：秦晖

最近，一位朋友说，特朗普的上台可以说是美国的这届选民不行。

这挺搞笑的，这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这届人民不行”。显然，我觉得解释这件事不能这样讲，因为你首先要讲为什么以前的那些人民就“行”。

但是，我上一节已经讲了，这次的美国选举，一方面讲它是很规范的，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胜利，同时也是民主派的失败。

有人指出，尤其是反特朗普的人经常讲，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就像当年德国人选出希特勒一样。

我觉得，除了特朗普现在还没有表现出他像希特勒之外，这一届的美国选举和1933年的德国选举，还是有几个不同的地方。

首先，所谓的民主选举选出了希特勒，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因为当时选举时，希特勒只得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选票。他的权力变得很大，是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包括在兴登堡发生的一些错误事件等等造成的。"民主选出了希特勒"的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而今天的特朗普，他获得的选举胜利比希特勒要明显得多。希特勒只得到了三分之一的选票，特朗普得到了一半的选票。

第二，希特勒1933年能上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德国当时的主流左右派，对立得非常厉害，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即使希特勒不当选，魏玛民主当时也是非常危险。当时德国的那次议会的选举，是所谓的主流左右派。左派主要指的是德国共产党。如果德国共产党选举上台，德国的民主估计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与德国共产党对立的，是所谓的常规的右派，他们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允许德共上台的。

因此，希特勒当时能够上台，不是因为他得到了多少选票，而是因为当时的左右派实在是对立得太厉害。如果当时的左右派对立不那么厉害，剩下来的那三分之二的选票，完全可以阻止希特勒上台。

可是这一次美国的选举，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立远远没有当年德国那么严重，也不存在所谓的极端左派，这所谓的左派也不可能是美国共产党。

美国这个不喜欢川普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差别（或者说是对立），根本就没有那么大。

希特勒与其说是民主选举成功上台，还不如说是因为当时德国的主流左右派对立过激，使他渔翁得利。川普就不是这个样子。

何况很多人还指出过，那一次德国选举是利用了魏玛宪法的很多漏洞，这里就不详细讲了。而且魏玛时期的纳粹党，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选举党。纳粹从20年代就开始搞革命，当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党的武装组织，就是所谓的冲锋队。

1933年的选举过程中，很多地方受到了冲锋队的威胁和一些恐怖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希特勒利用了魏玛宪法的漏洞，并使用了冲锋队的威胁手段。

而川普得到了半数的选票和多数州的支持，美国主流两党的对立也远远没有德国那么厉害。美国的宪法毫无疑问要比魏玛宪法要成熟，川普也没有使用希特勒式的冲锋队威胁手段。可以说魏玛共和国当时不取缔冲锋队，是个非常糟糕的事。

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除了选举以外，像冲锋队之类的那种非民主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川普在这方面的手段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川普当选以后的作为是非常不正确的，但迄今为止他也没有超越总统权限，也还没有能够证明他有明显的违宪行为。

当然，他的当选不能仅仅用什么所谓的“乌合之众”，什么以整体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什么铁腕强人以人民领袖的名义破坏民主程序去讲述的。像这样的事，至少在川普选举的过程中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呢？说穿了就是川普当选，与近期英国脱欧等等这些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的前景走向出人意料的这个时代，人们对这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一种结果。

川普的言行的确不正确，但是他这个不正确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是因为以往所谓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引起的反弹。尽管这个反弹是以我们无法认同的方式出现的，但是我们在批评特朗普的同时也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用所谓政治正确的姿态来应对过去25年的全球化的效果很糟糕？

即使没有特朗普的当选，冷战后的25年，整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在冷战之初弥漫的一种极度乐观的情绪，变成了一种极度深度悲观的情绪。

所谓的极度乐观的情绪当然代表的就是福山历史的终结了。福山之前就说从此人类走向了他认为的那个光明大道。到后来大家知道了，最近这些年虽然福山的价值观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是明显变得悲观许多。

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是非常奇怪的事。它使我想到100年前与之非常相向的情形。1918年整个世界在凡尔赛体系下，普遍感到非常乐观，而到了30年代整个世界又弥漫着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

我们知道过去有所谓的民主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说法，现在看起来对民主制度最乐观的时代其实不是冷战以后，而是在那个1918年。

后来很多人都说凡尔赛体系结束的是一场争霸战争，名义上好像与冷战无关，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1918年，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多数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一场公理战胜强权、民主战胜专制的胜利。

一次大战之初这一点还不明显，一方面所谓德奥土保阵营没问题，四个都是帝国。德国还不能算专制，在俾斯麦时代的威廉帝国时代，德国已经有了宪政的成分，虽然相比起英美法而言德国通常被认为是比较专制的。站在德国这一边的奥匈保加利亚土耳其，几乎全是专制国家。站在协约国一方的除了沙俄以外都是民主国家。当时沙俄的存在就好像有点不太协调。

1917年2月俄国发生民主革命的时候，当时全世界都有一个解释，包括中国也有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认为俄国人之所以把沙皇推翻了，是因为沙皇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在一战中态度不坚决。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作为专制政权有点同情那个德奥土保的专制者，不认真打仗，所以这个战争就打得很糟糕。

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的确与俄国当时吃了好多大败仗，战争打得不好有关。因此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以后，人们是非常振奋的，包括中国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

后来人们说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如果回到那个时候去看看人们的真实反应，会发现10月革命最初对陈独秀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

陈独秀在10月革命以后一年多没有发表过什么评论，但是对1917年的二月革命第一时间就发表了欢呼。他的欢呼理由很简单，说俄国人民把沙皇推翻了，这就证明俄国已经彻底站在民主阵营方面了，从此协约国方面就是完全的民主阵营。

原来俄国因为有一个沙皇所以仗打得不怎么样，以后就会更顺利了。一次大战以后就会是真正的民主打败专制。当时很多人注意到沙皇的皇后是一个德国公主，都说沙皇对德国作战不坚决，是因为受到他老婆的影响，甚至把那个沙皇讲成是一个“妻管严”。

当时陈独秀还说，沙皇如果不推翻，他随时有可能跟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现在民主了，就会坚决站在民主阵营这一边，一战就会是公理战胜强权了。

后来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二月革命以后到了不久又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真的是跟德国单独媾和了。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因为出现了民主的失败，就被布尔什维克制度所取代了。同时俄国又退出了战争，与德国这个陈独秀认为是很反动的阵营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等于是给陈独秀打了一个闷棍。

所以陈独秀一直到1919年才缓过劲来，做了另外一种解释，在这个基础上肯定了十月革命。而在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是讲不出话来的。

尽管俄国出现了这样的事，总体来讲，一战还是通过协约国的胜利结束了。一战结束的前后，整个世界相继出现了专制帝国解体。所谓的五大帝国，最早一个就是中国的清帝国。

1911年清帝国解体，紧接着是德意志威廉帝国解体，奥匈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解体，和沙皇俄国解体。

在一战以前中国清朝和中俄这两个专制帝国就解体了，一战结束时，站在同盟国一方的三大帝国也解体了。这五大帝国解体以后，在这废墟上出现的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

包括辛亥以后的最初的民国初年的中国，包括1917年2月以后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也包括凡尔赛条约基础上，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威廉帝国版图内出现的那些新国家，而且德国本身就是魏玛共和。包括奥地利共和国，包括匈牙利共和国，包括奥匈版图内出现的南斯拉夫、捷克等等，这些国家当初出现的时候，都是在凡尔赛条约的民主国家胜利的背景下，搞的宪政民主。

不久之后人们的乐观情绪逐渐消散。首先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很多都运作不良，出现所谓的民主失败。

而这些新兴民主国家，要么恢复了传统专制，比如中国；要么恢复了比原来的传统专制更可怕的集权主义，而且是左的集权主义，就像俄国。而右的集权主义如魏玛共和国则被纳粹所取代；要么出现了像匈牙利的建制党等等。

总而言之都发生了倒退。在倒退的过程中，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也出现了混乱，比如1929年开始持续多年的世界大萧条。

到了30年代人们就非常悲观，而集权政治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取得了支配地位。当时很多人从变成集权的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然后这个新国家又出现这种集权状态。

当然最悲观的一些人，比如众所周知的茨威格，最后就自杀了，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了。

像当时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目前世界还没有悲观到那种程度。但是从当下情况看，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比较严峻的局面，是可以想象的。后面我还要谈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和上世纪30年代的那个世界是相当类似的。

实际上，最近这十年来世界的确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从2008年开始，整个世界经济就处在不太正常的状态。

美国和欧洲先后发生危机，美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走出了危机，但是欧洲直到现在这个危机也还没有过去，不但没有过去，还有加深的可能。

还有2011年出现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后来被人叫做阿拉伯之冬。因为很多被卷入进去的国家，除了第一个卷入的突尼斯结果还不错以外，后面卷入的那些国家，结果基本上都是与愿违。

要么陷入战乱，要么虽然没有陷入战乱，却出现比原来的世俗专制者更厉害的神权专制，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类似于伊斯兰国的那种状态。

从学界来讲，2011年出现的皮凯蒂争论，使得人们重新面对这些问题。之前人们觉得欧洲已经解决了的一些问题，当时就觉得好像还是很严重。还有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倒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最近这十多年来出现的事，和上世纪30年代有点类似。那就是当时人们发现的问题，出乎常规的在左右之外。

以前我们总觉得在宪政时代，有所谓的左右两派在互相指责。左派比较强调平等，就是所谓支持主张福利国家的那种体制。右派主张强调自由放任。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或者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互相争执，正常的民主政治主要就是这两家在玩。

后来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一家战胜了那一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左派战胜右派，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右派战胜左派，真正的问题是这两边最后都受到灭顶之灾，最终出现的是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而是比这两者都更糟糕的一种状态。

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只有中国能毁社hui主义”，正式发表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个题目，换成了它的副标题，叫做“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

其中就提到一件事，说是十年前中国的经济还处在奇迹式的高增长时，当时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西方的左派，特别是经济学的左派（在政治学社会学中当时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挺厉害的），几乎是一片弥漫性的对中国唱赞歌。

怎么唱赞歌？左派称赞中国不搞新自由主义，因为当时西方左派最恨的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称赞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因为西方的右派我这里指的是常规右派了，他们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们反对福利国家。

他们都注意到中国搞的绝不是他们想反对的，而且中国没有搞他们要抨击的那些制度，但是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他们的理论。

比如左派说中国经济搞得好，就是因为不搞新自由主义，似乎觉得中国不搞新自由主义，搞的就是与他们比较接近的一种，类似于福利国家的那种事情。而右派认为中国不搞福利国家，所以它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右派又认为中国既然不搞福利国家，那肯定就是中国比较自由，或者中国就更接近于自由放任。

那么当时的左派称赞中国不搞新自由主义，右派称赞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实际上都是想用中国这个例子（因为中国当时处在高增长时代），来为他们在西方进行的左右论战中提供理论根据。

讲得简单一点，中国不搞新自由主义，而取得了高增长，在左派看来，就证明了福利国家应该是可以的。右派因为中国不搞福利国家，而取得了高增长，右派就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可以的。

当时我在这篇文章中就讲了，我说最后大家会看见，左派和右派其实最后会大跌眼镜，中国模式的崛起实际上使得左右都陷入了困境。

我当时的原话是：它将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迫使自由经济重塑贸易壁垒，搞到最后就是你福利国家也搞不下去了，自由贸易也搞不下去了。

那么现在的特朗普上台，似乎恰恰就是非常准确的，就是按照这个来做的。

因为我们知道之所以现在主流的左右派都说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发现特朗普都不是他们原来所要集中打击的对手。

也就是说左派发现，特朗普其实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者，至少他在国际贸易这个问题上，就是彻底反自由主义的。

现在不是有人说，中国好像变成自由主义者了，在达沃斯鼓吹自由贸易。

那么特朗普你说他是右派，他却反对自由贸易。假如你说他是左派，他又比谁都仇恨福利国家。

大家知道他在美国，上台以后首先要搞的就是奥巴马的那一套福利制度，那套东西，所以特朗普的上台倒真的就是所谓的，既要降低福利标准，又要重塑贸易壁垒，既反对自由放任，又反对福利国家，恰恰就是我十年前讲的那种状态一样。

我们如果冷静下来回顾的话，就会发现，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全球化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的确是和这个判断有关。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既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也不是因为福利国家。

中国的崛起，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中国没有搞高福利，它不需要福利成本，也不需要维持社会福利，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另外一个中国也没有搞自由产权，否则它就搞不成强征强拆。

我们知道所有的福利国家财政上几乎都是搞赤字的，但是只有中国钱多得花不完。

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个常规的景观，对照非常鲜明，就是西方的政府没钱花，中国的政府乱花钱。这个东西你用自由放任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用福利国家来解释也是解释不了的。

那么全世界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这要从这二十几年全球化经济发生的一些问题来加以解释。下面我们就再从政治经济这两个角度展开这种解释。（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