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观涛和刘青峰
本文摘自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最初由《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7期整理刊出，标题为该刊所加，段落略有调整。
甲午前，在中文文献中，“世界”一词基本上仍是沿袭传统用法，即指现世社会状态，而且并不常用；随着万国观的去中心化，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蓝图正在形成，这就是：“万国”在竞争互动中演化，最后达到世界大同。1895年后，“世界”一词的使用次数急骤增加，终于在1898年后超过“万国”，1903年后甚至超过“天下”。正当“世界”超过“万国”之际，“国家”这个关键词的使用从此也超过“天下”，“民族”一词的使用次数则随“国家”而急增。到1903年，“民族”和“国家”的出现次数相差无几，则意味着当时视物竞天择为公理的普遍观念对国家主权的肯定。这导致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民族国家”一词最早出现于1902年。在20世纪初的大反省思潮中，人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由专制政体进化到民族国家，才能令中国自立于世界之大舞台，即有了很明确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是1900年以后华夏中心主义解体、民族主义在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中迅速凸显的过程中，“世界”和“世纪”这两个代表着变动的秩序和时间观念的新词，开始在中文中逐渐常用了。为什么“世界”和“世纪”会在这一关头兴起？这是因为，无论是“天下”还是“万国”，都和中国传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秩序相联系；而当国家不再有永恒的道德尊卑等级，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整体一定是变动不已的，故取代天下和万国观的，是以“世界”命名、与“世纪”经常连用的新社会组织蓝图。后来，梁启超这样总结了中国人由天下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变化：“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他在该文一开始，就指出这种天下主义已过时了：“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惟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现代这种有关“世界”价值系统中形成的民族主义，始终只具有工具性和阶段性意义。只要民族主义达到动员目的，或不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进化公理，世界大同这种道德理想就会掩盖民族主义，中国甚至可以再次成为世界新道德的中心，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新华夏中心主义”。“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认识到革命乌托邦的虚妄，“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中国才在对外开放中承认自己是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当21世纪到来之际，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在中国大陆思潮中出现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这并不足为奇；但由个别学者鼓吹以中国天下观和文化来整合未来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却是值得我们反思。确实，中国传统文明和智能，一定可以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在挖掘这些资源时，也应充分重视历史已经给我们的启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从早已被历史抛弃的万国观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中国已尝试过天下观种种变构的结果，最终是80年代的对外开放，才导致30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19世纪的廖平和王韬盼望中国再次崛起，成为可以为万国立纲常的中心，是出于他们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最独特、最高尚的文明的坚定信念。带点讽刺性的是，100多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有再现之势。也许此时重读韦伯在《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alsBeruf）这篇演讲中的一段话是有意义的。该文一方面极力赞扬那些“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的不同文明的传统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些传统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力量。他说：“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