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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现代思想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虽然如此，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在基本上大致可分三个类型：第一是社会主义；第二是保守主义；第三是自由主义。当然，在这三个类型之中，每一个类型又可以作次级的划分。例如，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有温和与激进之分。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接近自由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演变成极权主义。同是保守主义，有国粹派与玄学派之别。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更是多形多样。作者在此并不准备讨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之演变史，因而也就不预备替这些思想做分类的工作。作者在此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守主义与极权主义二者对自由主义构成的联合打击。“胡适思想”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所以，前述二者对自由主义的联合打击，在实际上就是对胡适思想的打击。可不是吗？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迫害之不遗馀力，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照这些光景看来，若干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倒退五十年，与倭仁徐桐之流为伍了。许多人对于左右这两种势力之联合打击“胡适思想”一定感到惊异。然而，这却又是很明显地摆在大家眼前的事实。从表面看来，左右两种势力，来源不甚相同，形态多少也不一样：一个激进，而另一个保守。为什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呢？稍作深入一点的观察，我们立刻可以发现：这是由于左右两方面的思想在背后有基本的共同之点。作者现在将二者的思想之基本的共同点列举在后面。坚持绝对主义的人，总自以为所持是唯一的最后的“真理”。绝对主义，在从前是“道统”；在今日则是独断，强天下以从同的“教条”。“道统”不二；“教条”则为“统一思想”的准绳。权威主义以绝对主义作柱石；而绝对主义则靠权威主义来维护。依权威主义来说，是非真假是靠一“长老”来决定，或以一“经典”为准绳，或由置身于一个非自由的组织之上的少数分子来代办，来配给。狂激分子之明目张胆标尚“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保守人物在这方面却也不免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走。狂激分子认为只要是“主义好”，为了实行这样的“主义”，任何手段都可采取。同样，泛道德主义的保守分子认为只要是“行仁义”，克尔文式的手段是可以采用的，他们都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成为正确”这一种哲学的崇奉者。依此说法，群体是目的，个人是手段。价值只寓为群体之中，个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于是，个人应当为群体牺牲。许多人以为这种说法有什么“哲学基础”。其实，一句话说穿：这种说法是少数搏取权力的野心人物为了从神经细胞的活动方面驱策人众从事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而编造出来的。狂激分子口里所说的“群体”是非历史性的横断面的集体。保守分子更在这种横断面的群体之上增加了历史的因素。近来更有人鼓吹文化的“全体主义”。在文化的“全体主义”之下，个人的相对价值更形减缩。他们说：“汝实无物，文化实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者，是把自己，自己所属的团体、种族、文化，看作世界的中心；并且从这一中心出发，看人、看事、看世界；把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团体、种族、文化，当作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是非真假的裁判者。于是，这种人所作的论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论断：言政治，只有自己的组织好；言文化，如果因衰落而内心深藏自卑感，便夸张自己的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要办出口货。左右两方面的思想在背后相同的基本之处至少有上述五点。我们现在再看“胡适思想”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胡适先生对于“胡适思想”的开场白。从这一开场白作出发点，“胡适思想”展开如下：一、主渐进的：“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又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二、重具体的：“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三、反教条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四、个人本位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五、存疑的：胡适先生的思想与治学，常常不忘疑字。他早年致力介绍赫胥黎的思想。赫胥黎致金司莱的信，经胡适先生的摘译，早已为人熟知了，此处不赘。六、重实证的：“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七、启蒙的：如果说胡适先生是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这话并不为过。胡适先生不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但却是一位十足的启蒙主义者。无论就他的行为看，就他的言论看，都很积极地表现了他在中国启蒙运动中所起的创导作用。当然，最大的例证，要算白话文运动。对于作为一位启蒙运动人物的胡适先生之评断，作者认为罗素先生的评语最富睿智。罗素先生说：“谈到中国现存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士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则抱着无畏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子的热情。他顾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直到目前为止，就作者所知，在一切对胡适先生的评断中，没有比这更公正的了！处于这样紧要的关口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今后究竟应须排除“胡适思想”呢？还是要采取“胡适思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诉诸任何种类的情感与情绪，必须诉诸经验与理知。有人将中国目前的动乱归咎于五四运动及胡适思想。在一切反对的论证之中，没有比这一论证更经不起翻驳的了。中国那一套出自静滞农业社会的政治，伦教，文物制度之不能适应全世界走上科学文明的新形势，远自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即已露其端，摇摇欲坠，破绽毕露，险象环生。到了五四时代，可谓“败象大露”，五四运动一起，不过是下个讣文而已。如其不然，几千年古老而坚强的文教建构，哪里能够被几个书生一喊就垮？事实上是这样的：古老的建构倒了，而强有力者们又不肯自我适应，走五四的道路，行科学与民主。他们一味地顺着下坡路滚，所以酿出目前的动乱，这怎能怪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呢？所以，把中国目前的祸乱归咎于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简直是倒果为因的不明事理之谈。与其情感用事，责怪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不如擦亮双眼，把古老中国的一套，与西方的科学文明比较比较吧！近四十年来，中国国运的起伏隆替，几乎可以拿胡适思想之消长作个记录的寒暑表。在这四十年里，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回头说也是一样：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正是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反之，中国的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也就是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回过头来说也是一样：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从个中消息，我们不是可以看出中国是否需要胡适思想之薰陶吗？我们在前面说过，胡适思想是主渐进的，重具体的，反教条的，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的，与启蒙的。这种思想，既不堂皇壮观，又非玄不可及，而是平实易行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大致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你要反，如何反得了？反了又有何益？生活在这种思想氛围里的西方人，过着自由、平等、康乐和幸福的日子。可是，生活在半神话半玄学氛围里的人，却长期为贫因、动乱和暴政所折磨。两相对照，优劣之分，何其显明！作者不是预言家。作者的思想方式也不助长我作任何预言。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一个国邦，岂能长期在情感的发泄和历史的浪费之中存在下去么？作者提出这个问题，要求重理知的人士再思考。（完）殷海光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本书是殷海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其思想集大成之作。书一出版就震惊了思想界，但很快被当年的台湾当局封禁，历经波折才被解禁。
自80年代末引入内地以来，本书已影响了几代人，后因种种原因，绝版长达7年。现重新出版，新收录殷海光学生、著名哲学家陈鼓应万字长文作为导读，并增补了殷海光先生两篇重磅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