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发表于2014年。
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吗？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一个永恒话题。
《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详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
皮凯蒂教授的数据显示，正如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学者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财富逐步往少数人集中，资本收益相对劳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这个趋势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之前达到顶峰(美国是例外，它的贫富差距要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达到顶峰)。
在20世纪初的欧美，10%最富的人占社会总财富的46%；从西欧到日本等国家，财富差距从“一战”开始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冷战结束时期，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60多年的持续改善，资本收益占比下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集中度都在降低。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冷战的结束、新一轮全球化的重启，世界的贫富差距重新恶化，不管是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印尼、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财富和收入再次往少数人集中，到今天仍然在继续恶化。
当前在美国，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在皮克迪教授看来，现有的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当然，对于皮凯蒂说的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年代以及未来世界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比如，今天美国1%最富、10%最富的人群跟50年前、100年前的最富群体有多大的重叠？如果“最富1%”、“最富10%”群体总在不断变化、社会阶层流动程度足够高，那么，即使最富1%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越来越高，“拼爹”就未必能保证成功。
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时代”不是一回事。
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凯蒂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凯蒂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
这两轮全球化不仅都经历了市场地理范围的大规模拓展，而且也都经历了改变人类的技术革命。
既然这样，皮凯蒂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
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
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
如果消费分配不很极端而是比较平衡，那么，即使财富分配过度集中，也不会那么糟糕。
道理在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每天吃100顿饭或者大热天穿100件衣服，吃多了会发胖，穿多了会过于麻烦、也太热。
在笔者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
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学Meyer和Sullivan两位教授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底，美国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累计增加了19%，原来前者的收入为后者的5.3倍，最近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恶化了近五分之一；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
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
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消费都因危机冲击而下降，但富人的下降幅度更大。
这两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证了笔者之前的生活感受。从消费的角度看，不平等的现象没有恶化，反倒在改善。
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
我们中国人常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富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对财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实很难有实质影响，但消费是更为直接的，是每个人能感受到的。
因此，财富差距一般都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差距。遗憾的是皮克迪教授只关注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变迁和未来走向，但没有谈到消费分配的变迁史，这是其著作的一项缺陷。
其实，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
同时，因为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交换，收入以猎物、果实的形式表现，所以，收入基本等于消费，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消费分配结构。
即使到了农业社会，多数时期生产为自给自足，货币化交易占比很少，虽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开始分离，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别离谱，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相当，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于研究消费差距。
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第一，资本的崛起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不同有产者之间在劳动收入之外的收入出现分离，因而使得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再同步，可以大为不同。
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根据皮凯蒂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
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
第三，由于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
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如果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的医疗保险，一旦感染上这种疾病，就会大大冲击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改变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而如果有针对此病毒的医疗保险，那么，全家每年支付三十几元保费就能保全病毒风险，这是富人和穷人都付得起的保费，其好处是把消费跟疾病风险隔离开来。
由此可见，19世纪以来不断深化并丰富化的金融革命与20世纪兴起的现代政府社保体系，真正使消费分配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出现分离，后者可以越来越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但消费分配照样能保持稳定、甚至变得更加平等。美国、西欧国家20世纪的经历都如此。
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凯蒂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
可是，社会学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等学者在编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可能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发生了更多动乱。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欧的教会渗透面以及后来的政府福利远大于中国，起到重要的调节风险事件冲击的作用，所以，那些国家的消费分配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消费得到教会和福利补贴较多。
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从国与国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人类进步。
按照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时富国人均GDP大约为穷国的1.5倍，到工业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国人均收入是穷国的4倍，到190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时则超过20倍！
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条件、预期寿命等反映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持续改善。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一些国家先富很多，穷国也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查看1913年之前的媒体和学者的评论，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那时期富国人均收入已经是穷国的10多倍，给中国、印度等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并且也给后者提供了许多可轻易照搬的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
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
当然，到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时，富国跟穷国的差距更大了，成为穷国更大的发展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崛起、成全了“金砖四国”。贫富差距带来发展动力。
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货币化惹的祸？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
从皮凯蒂、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
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
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
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
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
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是这样，顶尖天才的潜力发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停止，因为人体每天的热量需求毕竟只有三四千卡路里，吃多了会长胖，所需要穿的衣服也不会因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大热天穿多了会受不了，等等。
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
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个人成功和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财富的唯一载体，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社会中更加成功的人士。
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
同理，以黄金、银子作为成功、财富的唯一度量，最终也会限制能者的激励，因为这些实物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是不能再创造的，会限定世界财富总量。那样，创业、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
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
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
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后的市值也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等等。
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
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
世界上可以创造的公司数量没有上限，创业者每多创造一个成功的公司就给世界金融财富提供新的增量，所以，过去近200多年里，随着货币化、金融化的深化发展，不仅创新创业者、企业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天赋潜力，而且人类总财富和收入在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在金融化使财富创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财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不能再像人类社会货币化之前那样看待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
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为贫富差距担忧，尽管回头看，过去许多担忧是多余的。
正如皮凯蒂教授在书中总结的，在18世纪末人类还处于农业时，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当时的思想家就担心土地分配差距会使人类走向致命的不平等，“均田地”总是很有号召力。
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分配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观察并判定：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会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者的所得占比只会越来越低，让工人阶级走向长期贫困，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
到今天，皮凯蒂、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
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金融资本家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
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带来了更好的草根群体上升通道，让我们更加靠本事，而不是都要靠“拼爹”才能成功。
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今天的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耶鲁大学希勒教授的金融学课程；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
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
看到皮凯蒂教授《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
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
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