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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本文根据2002年钱理群先生在北大上的最后一课——告别“北大讲台”的演讲整理。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主要讲两个问题。关于“北大失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这就是说，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随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我知道，在现实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没有民主监督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蚀的；又是一个不允许独立、自由思想，压抑批判、创造精神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因此，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讲了两点意思。首先是：“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作出贡献”。这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新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的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文化重建”的任务，又是一个知识大发展，大交融，全人类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样的新世纪是特别呼唤批判、创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强调不要抛弃北大精神，实际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的，诸位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精神，是有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抛弃的。“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传统，在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身上的体现。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本来，北大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即社会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我曾经说过，“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鲁迅所期待的‘精神界的战士’；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因此“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北大放弃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所谓“适应市场需要”的口号下，向实用型的专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学校定位的混乱，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学校教学、研究的水准与品位，距离前述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思想与学术开拓性、原创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类、民族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而让我感到忧虑的北大的“伪精英教育”倾向下所要培养的精英，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假精英”。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士”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报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在应试教育下，诸位吃得“十二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寒窗苦”，好不容易通过“千军万马独木桥”，闯进了北大这个最高学府，不要说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家长，连你们自己，也都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北大这块牌子挤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这也是必然的，能够支撑当下社会的人才，已经不可能是信仰型、盲从型人才，而必然是这样的无信仰的，因而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但又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管理才能，善于和国际资本打交道，高智商，高水平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可以高效率地执行国家意志，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骨干成员。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特点)，立足点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国内，我们应立足于民间，底层，普通百姓，那是国家、社会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之根。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而强调“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则是要强调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为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个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这对北大人或许是尤其重要的，如许多人都谈到的那样，北大学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实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们在前面讲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关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它很不切实际，也很不合时宜，有些话可能会犯禁。同学们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话，已经憋了很久了。也算是我对北大的“告别词”吧，说是“遗言”也可以。说出来，也就是“立此存照”，表明要一统天下也不那么容易，总还有不同的声音。讲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我十七岁，距今已经四十六年了。读到二年级，我们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1958年我就转到人大去了。尽管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但我始终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业余时间读鲁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鲁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北大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样一个梦想，支持着我度过了在贵州十八年艰苦的岁月。1978年，正是我离开北大二十年之后，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到了八十年代末，整个中国知识界惶惶不安，面临着新的选择。当时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选择，叫“三不离开”，第一，不离开中国，不管这个本土多么让你失望，我也要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艰难；第二，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的根据地，我的精神家园；第三，不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这是我的阵地。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个坚守。正是这三大坚守支撑着我度过了之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一路坚持下来，到了现在我最后又要离开北大的讲台。在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学生涯中，除了讲现代文学之外，主要是讲鲁迅，我从1985年开始给81级学生讲鲁迅，一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此刻。就是说北大有二十一届学生，几代北大人听过我讲鲁迅，这是我的北大讲学史中最大的光荣，最引以为豪的。在《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第一次给北大学生讲鲁迅的讲稿)的再版序里，我这样写道：这是连续十几年的“虽有起伏，却从未间断过的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这十几年“外部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而在北大这里，却奇迹般的坚持了心的追求与精神的传递，贯通其间的正是鲁迅等先驱开创的‘北大传统’。”我由而产生了三个“坚信”：“坚信鲁迅的力量：他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坚信北大的力量：不管经历怎样的挫折，它永远是中国的精神圣地”；“坚信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的追求”。我最后说，这是“北大学生启示我的这样的信念”，因此，我永远感激北大的学生，永远怀念北大的讲台。![]()
钱理群在未名湖畔
四年前，我为自己六十年的人生旅程，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属——，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谈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我也在和“社会的顶尖与底层，学院与民间”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受益，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我因此常常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确实是太爱北大，太爱贵州了。但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喜欢我，主要是学生，他们曾把我选作1999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首，或许正因为这样，引起了一些人，一些部门的警惕与关注，于是，就有一种力量想把我赶出北大。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其实，我的批判或骂，就是我最后这几次课所讲的内容，不过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而已。但说不定在有些人看来，我一直到今天还在这里骂北大。我的发言、写作成了“不和谐的声音”，就非得消灭不可。这要感谢北大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你们的支持，在那样一个最高当局点名，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大声讨的形势下，我居然没有被赶走，还在上课。许多朋友都对我说，如果你不在北大，在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你早就被“灭”了。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疾风知劲草”：这就是北大！而且我在被封杀之后，北大讲台成为唯一的精神的空间，唯一的能说话的地方，以至今天我还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继续说某些人最不愿意听的话。除了感谢老师、同学们这些年对我精神的支持以外，我还感到了北大传统的力量，北大精神的力量。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记得这门课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讲的。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课，显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诉学生，人还可以这样存在。同学们或许会从这样的存在中受到某种启示，或者毫无感觉；或者在以后的某个瞬间，回想起在北大的生命历程中还遭遇过这样的一个生命个体，或许早就遗忘，这都不要紧。自己的生命与北大的生命有过联系，这就够了。我是极其珍惜这样的联系的。但无可讳言，这些年我对北大越来越失望。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在北大生存了，我大概是该走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到贵州去，跟贵州师范学院的学生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当时确实很受震动。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贵州安顺的一份小报上，就有篇文章表示了对北大的失望：“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看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中国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还在向往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年轻人，他们眼睛是看着北大的，他们依然把北大看作是“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最后一个精神堡垒”。这些年，我和许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经济的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当意识到北大的表现使这么多年轻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我毫不犹豫地向贵州的大学生表示了我的负疚感，同时又说，请大家相信，北大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北大开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传统总会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传下去的。我当时就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贵州同学对北大的关注和失望，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诉北大的同学：今天我讲出来了。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