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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出生于1925年4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人。当代华文文学大师，创作以散文为主。本文选自其散文集《关山夺路》。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郭班长工作认真勤奋，那时处理过军人违纪，沿用谷正伦时代的老模式，侦讯，制作笔录，或者违纪者写悔过书，盖手印。然后郭班长问他：你愿意送回原部队处理呢，还是愿意打五个手心？大多数人立刻把手伸出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长下手不留情，他双手抡起，重重落下。他用这个板子打过二十几个校官，不计其数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脑子里有个小谷正伦。但是总觉得狂澜已倒，自己立脚不稳。夜晚，有人报案，他说一个军官尾随他太太进入客厅，坐下不走。郭班长带着我前往处理，进门一看，还是个少校呢，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长问他：“谁请你进来的？”他说主人的太太请他来的，太太坚决否认。“你怎知道太太请你进来？她对你怎么说？”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太太好几次回头看他，他受到鼓励，一路跟进了客厅。郭班长听了，脸色一沉，吩咐我“出枪！”我把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退后一步，子弹上膛，班长同时取出手铐。他一脸茫然，反复分辩“她还给我倒茶呢！”我差一点笑出来。原告被告一同带回队部，连夜侦讯。要少校写悔过书，他说不会写。要他在口供上写名字、盖指纹，他用拿铅笔的方法拿毛笔。侦讯完毕，原告回家，郭班长对那被告说：“你私闯民宅，意图调戏良家妇女，我送你到警备司令部。”他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班长说：“你不愿意？那么换一种处分，我打你五个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这么着，他跪着，班长站起来，居高临下，打了几下，他的手掌肿高，面无人色。工作完毕，夜静无声。郭班长颓然坐下，他说太累了！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他对我说，这种人也当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们得给我个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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