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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发表于2011年。
西方发生危机，解释也有两种，右派老说是福利国家搞多了，左派老说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监管不力等。这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因为这两种弊病的确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危机说穿了就是借债借得太多，而且美国是个人借债比较多，消费借债尤其在次贷问题上，欧洲是国家借债太多了，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但是这两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福利国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续的，理论上讲不应该导致现在的这种状况。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都可以建立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理论上讲你都不可能得出这个国家要破产的后果，为什么现在会造成这种后果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都要为老百姓说话的结果，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对左右派都是只喜欢一半的，左派上台，老百姓就寄希望于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希望他们增税，右派上台，老百姓寄希望于他们减税，但是不希望他们减福利，因此左派上台以后福利增加了，但是税收增加很困难，右派上台税收可以减，但是福利不能减，这么一来一回折腾几次，国家肯定就要破产。所以当前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不是什么自由放任危机，我这里讲的不是说这两种制度没有它的问题，而就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我在中国也算是很典型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搞下去，民主制度是搞不下去的。但是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以前都是这样，而民主制度没有崩溃?如果搞了民主，老百姓坚决不愿意增税又坚决不愿意降福利，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两百年呢?我们也知道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老百姓接受增加税收，接受降低福利，这个例子都是很多的，为什么以前他们可以接受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呢?最近这二十年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专门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反向的尺蠖效应”，就是左右派的两种理论，除了它的学理层面还有它的现实可操作层面，都一样的。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搞，很可能左右派都要为皇上着想，左派为皇上横征暴敛，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你没有办法保证，右派为皇上推卸责任，但是皇上横征暴敛的权力你照样没办法制约。在民主国家有相反的一面，但是这个事情在以前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原因是假如老百姓真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很快就会出问题，一旦有问题，老百姓并没有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是会接受的，不管是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福利。但是最近这二十年，西方的那些人就好像感觉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策的危害，就把这个窟窿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点我认为和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全球化给西方提供了一个透支的非常强大的机制，使它可以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造成的大亏空不断地用全球化的游戏向全球透支，把它盖住，以至于盖到最后这个窟窿越来越大，结果这个窟窿最终爆炸，就发现这个事情最终不可收拾。比如在美国，全球化如果是全球贸易、全球投资，这些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金融全球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了一个很大的全球进行透支的杠杆，就可以把这个窟窿都盖起来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这里讲的是全球化的深化就是由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转向金融全球化。还有广度的一面，全球化除了深度以外，加入全球化游戏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像中国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一个，但是中国的确是块头最大的一个。中国既有左派，也有右派，但是左右派玩游戏的规则和西方是截然相反的，西方的左右派老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中国的左右派，得势的一般来讲都是要拍皇上的马屁的：左派上台，国家就要横征暴敛，右派上台，国家就要推卸责任，但是左派上台并不能够对国家进行福利问责；右派上台也不能真正限制国家的权力。这种状况下就出现了国家的聚敛能力越来越大，但是国家推卸责任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我们现在要讲福利、要讲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福利观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福利政策不可能有希望，中国人一定要把感恩型福利观改成问责型福利观。福利是老百姓的权利，老百姓可以向国家要求福利，这是老百姓的一个诉求，国家给了不是恩情，国家不给了我就应该问责。这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本质的特征。福利国家不是皇恩国家，瑞典这样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提供的，你听哪一个瑞典人感恩戴德?相反的，瑞典这个国家也不是没有右派上台的，自由党派就执政过，自由党是很不喜欢福利国家的，但是它也不能不搞，因为搞福利不是你的爱好，而是老百姓逼着你搞。如果没有建立问责型福利观，感恩型福利观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制度的。所谓感恩型福利观就是我给你一点你就要山呼万岁，我如果不给你，你也不能问我要。我们以前的典型案例就是只要你不饿死，你就得感谢领袖，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领袖。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有福利?!而且这种背景下你就不能阻止国家聚敛的能力远远超过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差，中国这个生产过剩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天生就是要依靠外需的，不要说西方人透支，西方人真不透支了，中国还真是个问题。2008年以后，美国人的心理其实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人从2008年到今年，储蓄率从0.8%到今天已经变成了6%了，但是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就开始说美国人现在要储蓄了，这对中国的经济是个很大的威胁。现在这两个形成一个互补，你说全球化造成一个透支功能，这也要有人愿意让它透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道理来指责西方霸权，因为这种全球透支不是他抢你，是他向你借钱，是你愿意借给他的。而且你借给他是有你的体制根源的，你如果不借给他，你解决不了你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情况实际是两种“尺蠖效应”造成的互补。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里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在民主基础上的，要么是福利国家，要么是自由放任)，都不可能有前途的。这种游戏如果一直玩下去，只会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后果。我去年(2010年)在德国和莫德罗聊过三个小时，我当时就曾经讲过昂纳克寓言的一个假设故事，现在东德人很不满意，原因就是东德人在剧变以后原来的制造业垮掉了，但是新的制造业并没有崛起，虽然他们有高福利、强势工会，整个收入也跟西德差不多。德国主要用于东德的上万亿欧元的团结税，基本上都用于福利，制造业投资很少。关键在于，现在可以把东德人养得和西德人过的日子差不多，但是东德人是吃福利的，仍然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莫德罗说，东德与西德的收入水平还差30%。这样的说法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东德的劳动人口现在基本上跑到西德就业了，东德的所谓的30%其实不是30%，莫德罗有点夸大，就是差了百分之十几，在议会中他们是有变动的。老实说主要就是因为你是吃福利的，吃福利的人和就业的人相差百分之十几，这就是很共产主义的一种制度。本来东德可以有另外一种办法，东德甚至吞并了西德都是有可能的，莫德罗说不可能，说他搞的那套原来已经失败了，如果搞民主光投票东德就投不过西德，西德人口有六千万，东德只有一千多万。我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成功地把民主制度镇压下去了，但是他跑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逛了一趟红磨坊，最后对花花世界感兴趣了，不管什么理想了，要搞花花世界，但是专制也要维持，东德人照样没有自由，但是他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制造一个最佳的投资环境，就是对西方的资本开门，西方当然也要对东德的商品开门，然后农民的土地想抢就随便抢，工人不准有工会，把东德人当做农民工，把整个东德变成一个血汗工厂，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就和今天的东德截然相反，西德的资本根本不用跑到罗马尼亚和中国，西德的资本家根本不用雇用什么土耳其的或者是东欧的劳工，而会一窝蜂地拥进东德，在东德制造十倍的烟囱，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这样的话，在东德会造成经济奇迹，在西德就会造成现在在东德面临的问题，就是制造业垮掉，而且福利制度也不存在了，强势工会也没有了，整个西德原来的那套制度将不能维持。在这种背景下西德人只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自己搞一个柏林墙，把你的资本挡住，不让它过来，你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它过去，维持你封闭的体系的自我运作。但是如果是这样，你的道德代价就会很高。第二，如果你不做这一步，你要跟东德竞争，就必须降低你的人权标准，福利和自由都得降，都得学习东德的那一套制度，讲得简单点，就是福利国家必须向血汗工厂看齐，如果是这样，等于西德就被东德和平演变了，实际上还等于是被东德统一了。第三，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要这样搞，很可能会发生社会爆炸，因为在民主国家无论是降自由还是降福利都是非常危险的，就像现在我们在希腊这些地方看到的。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在西方国家就会造成社会爆炸，那么东德仅凭武力也有了统一西德的可能。但是我跟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假如最终是这样一个状况，莫德罗先生你觉得这符合你的理想吗?莫德罗是一个左派，而且至今为止他还是认为福利搞得不够，还是为左派的理想呼吁。如果在这种背景下，显然是东德胜利了，但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胜利，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就是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人道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有谁希望看到呢?我想左派不希望看到，右派恐怕也不希望看到。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格局面临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以民主为前提的，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全球化的确造成了以前人们没有碰到过的现象，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会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片面全球化，就是资本、贸易、金融的全球化，但是民主并没有真正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民主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有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问题，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都不希望所谓中国的民主是被西方人强加的或者更不希望出现一种类似于伊拉克式的或者当年日本式的，由西方人向我们来输入民主的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加速自己的民主进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的崛起不能以血汗工厂为代价。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有它的实力，这一点我是充分估价的，我甚至认为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打败西方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格局打败西方，对于西方不是好事，对于中国也未必是好事，对于全世界都不见得是好事。如果要避免这种局面，我们又不希望是西方向我们强加民主，中国人加快自己的民主进程，中国人用自己的改革来解决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局面，这是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我再讲一个关于反美的问题，我理解的美国外交，作为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右派说美国人的外交是为全世界的人民服务的，这是胡扯的;左派说美国人的外交是为一小撮寡头服务的，这也是胡扯。美国人的外交就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既不是只为一小撮美国寡头，也不是为中国人服务或者为美国以外的人民服务。因此，美国外交完全可能做出有利于美国人民但不利于中国人民的事，但是，我们怎么对付呢？我们能够用皇帝和所谓的国家主义来对付呢？老实说很简单，当年谭嗣同就讲了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现在列强欺负我们，而且列强当时有一个理由和今天的美国是一样的，说中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有解放中国人的责任。谭嗣同就讲了一句，意思就是说，其实西方还是想在这个背景下渔利的。但是谭嗣同并没有说我们就要搞一套我们中国独特的价值观，更没有说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中国。其实西方的人权不能适用于中国，有一句话是最典型落实的，那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逛公园的权利是西方人的权利，这是中国人不能享受的。谭嗣同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民主，“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民主这个事如果我们不自己搞，那就后患无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