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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的研究等。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现代化深度、迅速发展，我们已经跟思想祖先们如此隔膜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读《韩非子》？ 微信上有一个段子讲，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小区，遇见保安，保安会问我们：“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找谁？”这实际上就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始终要追问自身的身份、历史与关联者。如果要追问我们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发展到今天，未来又会如何发展、走向何处，我们就必须面向历史，以求鉴往知来。 而在中国的历史草创时期，韩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韩非子》五十五篇，更是我们理解先秦历史绕不过去的一本重要著作。简单地讲，它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政治最活跃、战争最频繁的时代，应时而起，试图建立崭新政治秩序的重要著作。韩非与同时代其他的政治秩序设计者一样，尝试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也就是让天下从丧失秩序走向重归秩序。在儒、墨、名、法、道、兵、农、阴阳、纵横、杂家，所谓“九流十家”或通称“诸子百家”当中，韩非子看问题、出主意、提方案、办事情，总之，“应帝王”，都是最有特点的。 对中国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一个循循善诱的人。后人评价孔子是个仁者，就是这个意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样一个仁者，对人比较宽厚、温和、大度，能够择善而从。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很有特点。墨子做一件事情，会一做到底，顽强坚持。所谓“死不旋踵”，死也不旋转足跟后退。墨家所强烈主张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都非常具有时代特点，且与其他各家迥然不同。 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据考证，其身份可能是周代的史官。但他最后看透了春秋时期诸侯相攻、天下失序，不再怀抱希望。因此放弃了官职，躲起来成为隐士。老子骑牛出函谷关，关令尹喜提出：先生有这么多学问，不讲出来，我就不放人。于是老子奋笔疾书五千言，从此不知所终。因而老子是看透世事的，但人们通常认为他是反政治、反社会、反文化的。 儒家是“庙堂之上”，道家则是“江湖之远”。比较起来，韩非的入世跟儒家有得一比，但他也有自己的特点——政治论说力透纸背。韩非不仅像儒家那样重视庙堂之上——大儒试图以仁义之说规训君王，陋儒谋求加官晋爵，而且重视权力，推崇君王之术、帝王之术。但他不止于对君权顶礼膜拜，他还完全穿透了君王权力的隐秘，因此对之进行了极富洞察力的揭示。可以说，如果想了解中国政治的源头、中国政治的秘密，想了解秦何以一统天下，不懂韩非，那一定是不甚了了的。读《韩非子》无疑能了解周秦之变，了解在战国那样一种乱世之中如何去整顿政治秩序，但更关键的是，韩非告诉了人们怎么去思考政治，怎么看待政治中的人物，怎么去处理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权术、智谋、斗争，从而在斗争中取胜。前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政治的事实与走向，理解从分裂国家走向统一国家的政治大势。后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般角度把握政治的特质，理解政治不同于道德、宗教的特殊性。 儒家创始人孔子从伦理角度理解政治，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则从权争的角度理解政治，对这些人际关系是绝对不信任的。不仅不信任，还特别强调人性之恶。在他看来，哪怕睡在丈夫旁边的妻子都不可信，何况掌握重权的大臣？对驾驭群臣的国王而言，君臣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因而，君王一定要采取一切办法，防止臣下弄权、篡权，防止臣下弑君称王。所以他可能要通过法律、依靠权谋，把握政治中争权夺利的优势、趋势和大势。 读《韩非子》，确实能帮助我们廓清边界，从独特的角度理解什么是政治，了解什么是权力，洞察政治斗争的隐秘，深知帝制到来之际帝王握权的命门，从而帮助我们在毫无修饰的情况下去观察、认识和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的权力之争的实质。可以说，在凸显政治本质方面，韩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思想家。 因此有的人把韩非看得很低，觉得他不如儒家温情脉脉，也不如道家透观世事。与前者比，韩非将政治说得让人透心凉；与后者比，韩非太过执着于权争而无法潇洒走一回。 道德伦理生活于其外，提供正当性说辞；政治生活于其里，指引现实行动方向。两者对于人的生活都必不可少，无正当性说辞，便无矫正现实缺憾的精神支柱；无现实行动方向，则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古代社会，这两者的对峙性没有得到解决，要么前者压制后者，成就儒家政治思考模式；要么后者胜于前者，而成就法家政治思维模式。汉代的解决方案是阳儒阴法，但实质上两者的张力并未化解。按照现代的理解，政治生活当然要靠道德来约束，也要靠法治来规范。但是政治归于政治，不直接借助道德约束。不过不要忘了，在人类政治的最初阶段，人们不能够直接意识到法治和自由，不能够直接建构自由、法治之下的民主，因此，也不能够以自由、民主、法治来引导政治。这种情况下，试图为政治生活供给秩序，一方面需要儒家那样的基于道德的设计，将政治隐匿在道德的帷幕后；另一方面就像法家那样通过无须遮掩的权力斗争来保证掌权者利益并强力维护秩序，而不至于陷入战国时期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 这与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相互争战、权力僭越的乱局有密切关系。这样的乱局需要整顿。在儒家视野里，“春秋无义战”，因此需要以仁、义、礼、智破解“天下无道”，以“吾从周”恢复“天下有道”，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理想。但战国后期那种混乱而无序的征战政治，怎么才能得到有效整顿呢？儒家的道德拯救，缓不济急。亟须的是在政治上迅速恢复秩序，以免诸侯政权之间的战争连绵不绝，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样的政治秩序重建，我们不可能设定今天习以为常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秩序，并由此去想象在草创政治规则的先秦时期，初创政治规则的韩非就能够达到两千多年之后，经过人类艰苦探索才达致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视野。 在战国后期的混乱时局中，他知道如何去讨论政治问题，如何去洞察人心、人性，如何去看透道德伦理面纱后的权力之争，如何在权力之争当中维持法律秩序，如何在维持循名责实的情况下保证统治秩序和统治状态，维持一个可以让君主的优势、大势、趋势鲜明显示出来的政治格局。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人们命名韩非的著作为“帝王术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它确实让人醍醐灌顶。在今天，要透观政治的秘密，只要瞧瞧电视连续剧《纸牌屋》就会了然于心。《纸牌屋》中揭示的现代政治权力斗争，既让人匪夷所思，又让人心惊肉跳。此时配之以《韩非子》中关于政治法术的论述，则既可以发现政治现象上古今惊人的一致性，也可以透观《纸牌屋》政治故事背后深沉的政治本质。所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韩非子》仍然是认识政治和权力的参照。有人讲，《韩非子》这本书不能多读，读多了心理会变得非常阴暗，因为它只讲权谋之术。但具体深耕《韩非子》的字句，我们可以读出它所携带的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读这本书，第一要意识到，它是周秦之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周代的特点是大宗管小宗、大宗套小宗，就是大姓套住小姓、大姓分封小姓，大姓掌管天下、小姓掌管地区。到了春秋战国，这种依靠血缘管辖建立起来的秩序被打破了，中国出现了崭新的社会组织办法，那就是以非血缘的军功爵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韩非子正好适应了这样一个变化，建立起以打破血缘亲情为前提条件的、依托于“法”的治理秩序。当然很遗憾的是，韩非子用术，尤其用心术权谋，来辅助这个“法”，没能把“法”的原则贯彻到底。但是总的说来，他确实适应了周秦之变的社会历史需求。第二，需要强调的是，韩非所处的是战国末期，其时中国已经经历了春秋时期的大混乱。一句话概括，春秋战国是中国失序、天下大乱、君臣大防被彻底突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中，韩非与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一样，考虑的是如何收拾这个局面。之前已有儒家——从孔子到韩非的老师荀子，分别从内心秩序到政治秩序、从王道和霸道两方面进行了设计，但是都没有起到效果。也有曾经兴盛一时的墨家与杨朱，设想过诊治时弊的方案。但墨家坚韧而行的十大理念，与中国社会实际太过疏离，因此在一时之盛后，迅速归于寂灭；杨朱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天下加予一身而不取，则是一种彻底的利己，因此完全丧失了济世救弊的功能。韩非必须另辟蹊径，去适应战国晚期试图称雄天下的诸侯们，使他们能够真正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就是周秦之变的最后政治结局。对周秦之变，人们可以说它值得，也可以说它不值得，但首先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今日人们谓周秦之变不值得，是认为大一统不一定好，分裂也不一定坏；而且环顾世界，小国治理的绩效往往较好。而谓周秦之变值得，则指这一变局收拾了长期的诸侯征战乱局，让中国重新建立起了中央王权，而且以大一统的建制为此后中国的制度模式奠立了稳固的基础。在战国末期，统一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政治事实。韩非作为一个韩国贵族，在韩国没被重用，而在出使秦国的时候，让秦王嬴政有机会展阅其五十五篇著作。秦王大喜过望，正像《史记》上所记载的那一句有名的惊人言语：“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想想，一个雄才大略的诸侯王如秦王嬴政发出如此的感叹，韩非子的著作是多么准地击中了意欲统一天下的诸侯王的心门：我要是见到这个人，并且与他交游，死而无憾。看得出来，韩非跟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一碰撞，就相互产生了内心的呼应。因此，读《韩非子》，你可以读出一个思想家何以与一个帝王产生如此深沉的精神共鸣。此外，尽管韩非今天被人们视为不善甚至是邪恶的思想家，但是如司马迁在《史记》里强调的，先秦诸子百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务为治者也”，也就是一心都想求天下大治。因此，韩非著述的目的，其实跟后世人们一贯表彰的儒家所讲的礼制秩序、仁者爱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提供了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案而已。后来秦始皇用了他的理论，一方面统一了天下，另一方面凸显了矛盾，也就是“万世之基业，二世而亡”的尖锐冲突。如果秦始皇能真正贯彻韩非的方案，结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当中有一个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差异问题：思想家的“务为治者也”是设计方案，在方案当中择善而从则是政治家的责任。第三，还要强调的一点是，韩非的“应帝王”，确实包含追求个人发展的意味，这无可指责。但平庸的韩王没有意识到韩非思想的重要，所以韩非到了秦国，且受到秦王的高度重视，从而在战国末期发挥了决定性的精神引导作用。因而在他的存韩与亡韩的论述当中，对诸策略的选择，必然有为了保全自己性命的一面；同时，也心存保护祖国的想法。但第三重含义无疑是最重要的，即适应历史大势去推动天下重归一统。可见，对《韩非子》这部著作，要将小背景与大背景结合起来读，才能真正理解韩非的微论宏旨。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把韩非简单地当作邪恶导师，因为政治本身有它的良善面，也有它的邪恶面。如果说儒家教我们看到了政治的良善面，那么韩非则是展示了这种良善的背面，也就是邪恶面。而且韩非对战国后期政治局势的准确判断，使我们首先基于政治处境透观政治全局，从而完整地认识古代政治或者人类政治的本来面目。因而我们今天读《韩非子》，不是隔膜的，而是有内心呼应的。 另外，读《韩非子》是不是会促成我们急功近利的政治心态，将里面的一些权谋之术作为晋升之阶呢？有可能，但需要辨析。《韩非子》只不过启发我们思考政治，不是说他讲权谋之术，我们就仅仅关注权谋之术，而是要透过权谋之术，去观察他对政治隐秘的洞察、对时局把握的见识、对政治献策的精准、对政治趋势的明了。有人说，韩非不仅一心“应帝王”，而且把人性看得太透，父子相食、“君臣一日百战”，他建立的这种不信任文化是与人不善的，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对促成良性的社会文化不利。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能不能与人为善，取决于实际生活世界中我们自己的决断，岂能归诸韩非的一个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