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2024年第4期目录/摘要

摘 要：周幽王并非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幽王之后，有携王。携王在位二十一年，且得到诸侯大臣普遍拥戴，最后为晋文侯所杀（前750）；携王死后，晋文侯等拥立平王，但诸侯拒绝承认，天下虽无共主，而西周未亡；平王复居京师三年之久，亦为西周之延续。宜臼（即平王）曾两次称王：第一次为申侯、曾侯、许男等拥立（前771），并未得到诸侯大臣拥护，旋即放弃王号；第二次为晋文侯、郑武公等拥立（前750），即位后三年，东迁成周，方为东周之始。晋文侯生于穆侯七年，他杀殇叔自立在周携王五年（前766），幽王被杀之次年（前770），他尚未即位，不可能助平王东迁；晋文侯在位二十年而非三十五年；郑桓公死于幽王之乱，其子武公东迁，数年后灭郐、灭虢，始建立新郑，也不可能在前770年助周东迁。《竹书纪年》所谓“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称“周亡王九年”，体现出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并不符合事实。《竹书纪年》说幽王灭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清华简《系年》说携王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两者完全吻合。从武王伐纣至平王东迁，西周存续时间为二百八十一年而非二百五十七年；东周起始时间为公元前747年而非前770年，平王即位应推迟二十年，在位时间亦当相应减削二十年（实际在位三十一年而非五十一年），东周肇始之年当后移二十四年。周平王以幽王嫡嗣自居，而将即位时间“通前数之”，以显示其正统地位，于是，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周亡王九年”的史实因此湮没不彰。平王非周室中兴之主，而是继幽王之后导致周室衰微的又一关键人物。

关键词：周携王；平王东迁；两周积年；清华简《系年》

作者简介：赵生群，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子虚”文学史：从赋中人物到小说篇名

摘 要：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为假托人物，托“子”姓而名“虚”，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代言人之意，梁园即“子姓之墟”。子虚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影射梁王僭礼越制的行为，意图劝谏梁王。“子虚”又引导我们从地理学层面的虚设梁园走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在诗词的世界，因天生具有彰显君臣际遇和崇尚虚静无为的秉性，“子虚”化为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的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为小说篇名的代言人，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自从司马相如创设“子虚”之名起，这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便开始驱使后代文士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关键词：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记》；凭虚构象

作者简介：王思豪，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从“经文”到“经义”

关键词：读书革命；读经法；经文；经义

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

酒与古代佛教僧人之戒律实践

摘 要：佛教戒律经典及其他经典文本都明言禁止僧人饮酒乃至从事酤酒、酿酒等与酒相关之活动。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实，在佛教从印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从犍陀罗经中亚再到东亚的广泛区域内，沿途各地的僧人在寺院生活中都有饮酒或酿酒、酤酒等行为。从僧人这一行为可窥见古代佛教僧人日常宗教实践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张力。对于这种明显违反戒律规定的行为，僧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将其合理化，如以解经学的方法，对酒的定义、犯饮酒戒应满足之条件及饮酒戒之性质，均提出新的解释，并通过僧传将僧人饮酒的行为塑造成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这也提示我们，经典文本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经典文本约束僧人的实践行为，实践行为也促使僧人们对经典文本作出新的诠释。

关键词：佛教；酒；戒律实践；经典文本

作者简介：王磊，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论元代南北医学融合

摘 要：元代孙允贤撰《医方大成》，之后经熊彦明增补而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对于南宋金元经历一百五十多年分裂后南北医学文化重新融合的问题，过去学者多集中于金元北方医学南传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南方医者接受金元北方医学理论后对《局方》的批判，此为一个方面。《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所引方书，提供另一方面的了解，南方医者将南北医方融合一书之中，代表南方医者在接受金元北方医学传统时，也同时传承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尽管金元医学四大家医学影响往后医学发展极为深远，但是南宋以来南方医学传统仍然在元明两代保存其活力，此却为学者忽略。

关键词：《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孙允贤；熊彦明；元代医学；南北医学传统

作者简介：范家伟，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 要：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以“秩序”为思考视域，以“正名”为理论方法。在还原“公共秩序”视域的基础上运用“正名”方法，堪称探究荀子人性观念的内在要求。在荀子那里，“性”有“本然之性”“自然之欲”两种内涵，“伪”有“知虑之伪”“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三层意蕴。所谓“善”，指在平正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善”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得到满足的“基础善”，以及“义”之独特价值获得实现的“究竟善”；与之相应，“恶”指的是在混乱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恶”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的“基础恶”，以及“义”之独特价值无法开显的“究竟恶”。与之相应，“性恶”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根本恶”由“性”之流弊推衍而来，“基础恶”道明的是“性”之无法自治，“究竟恶”意味着“性”对“究竟善”的全然遮蔽。在荀子那里，“礼义之善”源自圣王“道心”的考量与筹划，并通过“教化”而归于常人“智心”的理解与认可。总之，在荀子那里，“心”为良善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人生活的达成奠定了基础，堪称其人文理想中融通性伪、沟通圣凡、贯通始终的枢纽。

关键词：荀子；性恶；伪善；礼义；心

作者简介：王玉彬，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

——论荀子哲学体系对周秦之变的理论助推

摘 要：周秦之变是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主题，规定着先秦诸子的思维理路与思考方向。处于周秦之变中的诸子如何应对社会的转型与时代的变化，这是先秦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作为身处战国晚期的荀子，他主要通过天人相分彰显人文理性精神、援法入礼弱化宗法伦理、以性朴欲趋恶导向制度建设、圣王合一尊君王权威四个方面建构起了适应和助推周秦之变的哲学体系。从荀子到韩非之间的这种弱私门、张公室、强君权的思维理路，既是战国时期家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然难以调和的体现，也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度正式确立前在思想领域发出的有力先声。

关键词：周秦之变；天人相分；援法入礼；性朴欲趋恶；圣王合一

作者简介：李友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十论、墨义、后墨学流派

摘 要：墨学的互洽逻辑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演绎基础之上，而是以构建平等之爱的治理理念与乱世背景下的治理实践的内在统一为支撑。墨子早年师从儒者，墨学对儒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在认同基础上的重新阐释，儒墨两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对立统一与互洽共生的关系。墨学以义为载体，论述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墨家之义不是仅存在于墨学的某个具体主张中，而是以其整体思想的形上之道为依据。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在对二家之义的比较中追溯先秦义利思想的本源，可以为墨家之义及其义利等同的理念提供一个新的阐述视角，也有助于理解后世各墨学流派所秉持之义的异化。针对原初之义的遮蔽及由此遮蔽所产生的后墨学流派的政治主张进行有限推断，可以见出墨学不同流派在理论实践与治理环境的互洽中的表征形式存在必然性与合理性，而这种现象亦符合墨学“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的表述。

关键词：墨学；义；互洽性；先秦思想；后墨学流派

《齐物论》的天籁物化与吊诡两行

摘 要：只有诉诸深入系统的文献脉络疏理，才能理解《齐物论》中的丧我、天籁、真君、是非、两行、物化等等创造性概念的丰富意义，进而阐发《齐物论》的核心思想。《齐物论》文本的开头与结尾，主要在于处理如何齐观“物我平等”，并迎向万物“自化互化”的无穷演化。而《齐物论》文本的中间部分，则主要处理如何齐观“是非平等”，并迎向观点脉络“因是因非”的无穷转化。然而整体言之，“齐物”的“物我两行”，与“物论”的“是非两行”，应该也可以在“吊诡两行”的思维方式中，再度构成诠释循环。如此一来，“吊诡两行”构成了理解《齐物论》的关键。

关键词：庄子；是非；吊诡；两行；物化

作者简介：赖锡三，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枫树槭树辨：

民族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必要正名

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 Acer 属树木种类最多、覆盖面广泛的国家，Acer 属众树（如三角枫等）和金缕梅科之枫香树在中国古代都被称作枫树。枫树是传统文化中凝聚着“乡愁”的重要树种，也是咏秋文学的重要意象，在具有文化象喻的众木中占据着较为独特的位置。不过，在我国编订完成的《中国植物志》中，有关编写人员脱离文献事实，不顾古代训诂大家的定论，依从日本人小野兰山等的所谓“考证”，将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品种改称“槭”。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的民族文化记忆，导致大众与丰富深厚的枫树审美积淀产生疏离，使那些优美的咏枫篇什和枫树意象所营造的审美境界失去附着的语词，进而淡出人们的情感世界。其实除了辞书之外，作为树名的“槭”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只有两三条，这样的文献依托和俯拾皆是的枫的记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可见，“槭”是一个影响范围极其有限的地方性树名，并没有进入到传统文化叙事中。基于这样的事实，若将 Acer 属品种仍称为“枫”，枫香树回归它的“枫香”本名，则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不至于割裂传统。

关键词：植物分类；枫树；槭树；文化记忆

作者简介：刘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元史·太祖纪》与“金史”关系初探

摘 要：关于《元史·太祖纪》之史料来源，将其与《金史·卫绍王纪》《宣宗纪》《哀宗纪》比勘，初步揭示《元史》《金史》具有相一致的内容，但并非构成直接传抄关系，而应是两书各自所据的原始文献取材的对象相同。《元史·太祖纪》底本为五朝实录的《太祖实录》，元初编纂《太祖实录》搜集关于蒙古征金的史料时曾钞撮“金实录”。从忽必烈时期设置史馆编纂成吉思汗历史的具体背景中考察，又对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全面解读，得知耶律铸诗赋序文及若干条小注根据金朝实录写成。耶律铸于至元十三年（1276）“监修国史”，主持蒙古诸汗实录的编纂工作，遵循王恽《论收访野史事状》提出的“亡金实录内采择肇造事迹”思路，以金实录为材料，撰修太祖等人创业事迹。

关键词：《元史·太祖纪》；太祖实录；耶律铸；《双溪醉隐集》；金实录

作者简介：陈晓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文学与校雠

摘 要：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或隋唐的性质。与后世重视的史识、史实抑或史德相比，魏晋南北朝“修史”更加重视的是史“笔”——即“文”也。本文选取王仲荦（1913-1986）名著《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史学大家”与“淹通文史”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包含“文”的后者更为重要；第二、文献校雠是与史学著作并行不悖的工作；第三、王仲荦是章太炎高门弟子，学术自有传承。其中，早年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关系，已经透射出文史兼通的治学特色，而《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木兰诗》《拟怀古》等南北朝作品的分析，更是这一特色的具体展现。同时，王仲荦对于《南齐书》的校勘，与域外荻生徂徕批识有暗合之处，也贯彻了章太炎的“五朝学”理念。

关键词：王仲荦；南京大学中文系；章太炎；木兰诗；拟怀古

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 | 刘奎

“狂歌”与“鸣盛”：明初诗人身份转换与台阁书写意识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