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 者 | 刘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2期，第24-38页
原 题 | 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20世纪20年代前期留日学生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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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在理论论争与革命实践的交织中进行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论论争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性质问题。先要认清社会性质，然后再选择具体的革命道路，这对当时关心国家前途的人来说是共识。如对于社会性质论争之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王礼锡曾转述当时《申报》上的话：“根本问题未得解答之先”，其他问题“皆如‘不附干之枝叶，漫无归宿，而其讨论之结果，亦将终归于蹈空，无补于中国经济之前途’”。因为“要理解中国的整个社会，决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础，然后能把握其整个”。何干之则认为，“认识了中国社会，才配谈改造中国社会。这问题是实践所引起的，也该来做实践的指针”。他们充分认识到社会性质决定着革命的实践和方法。
王礼锡与何干之等人如此重视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还在于他们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语境中看问题。在大革命受挫后，不同革命党派和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开始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试图从社会性质问题论争中，重新找到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正如何干之所言，“为了检阅革命失败的原因，规定革命的政纲，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各党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也不得不争论辩护中国社会的性质”。
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论战，完全视为革命失败后重新寻找出路的理论再出发，这既是论争当事人如王礼锡的看法，也是当下学界的普遍认识。有关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论争和社会史论战的叙述和研究，大多只着眼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论争。当前的相关研究，虽然论题更为细化，但整体上仍以何干之所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为重要参照。如果回到大革命发生前后的历史语境，我们发现，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早已发生。在北伐之前，知识界已有较多关于中国经济状况和社会性质的论争，尤其是留日学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该走的革命路线时，有较多关于中国经济性质和社会性质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前后参与论争的陶希圣、王学文、郭沫若等，此时都已介入。而且，这些论争并未停留在纸面，而是对论争者的革命道路抉择有实际影响。也就是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并不是始于大革命的失败，而是早在革命实践之前，文化界便已展开关于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的讨论，而这是被我们忽略的。因此，本文试图以留日学生在北伐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论战为对象，探讨在第一次国民革命之前的理论论争情形。该议题除了回应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外，还试图通过留日学生群体，考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和传播路径，2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重组，并适度回应社会经济论战对其他领域如文学社团的影响。
一、从学艺到政治：“大高系统”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中期留日学生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要刊物是政论杂志《孤军》。除了议论时政问题，它自第2卷第1期（1923年12月）至终刊（1925年11月）开设了“经济政策讨论”的固定栏目，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文末有编者详细的述评，共连载15期。这些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现状，讨论中国应该选择的革命之路。这次论争最终导致《孤军》同仁的分化。
《孤军》由留日归国人员陈慎侯、何公敢、范寿康、林骙等创办，参与者有郭沫若、王学文、陶希圣等，也有人称为“孤军派”，他们还出版《社会周刊》，后来以“独立青年党”名义出版《独立青年》，以“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名义出版《中国农村》，等等。既有研究在讨论“孤军派”时基本上都视其为独立的团体，实际上这些人还属于另一个更大的留日学生团体——中华学艺社。
中华学艺社原名丙辰学社，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林骙、周昌寿、郑贞文等四十七人在日本发起，因成立于丙辰年（1916年），故名。早期实行正式社员与名誉社员制，梁启超、蔡元培、张继、熊希龄等社会名流曾任该社名誉社员。出版偏重学术研究的刊物《学艺》。1923年丙辰学社改名中华学艺社，去除名誉社员制度，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继续出版《学艺》杂志发行学艺丛书，并创立学艺大学。该社于1958年解散，虽成立于日本，但对社员的来历并无限制，后来也有较多留学英美的学生加入，不过仍以留日学生为主。到1937年，登记社员有943人，加上未登记的社员，合计在1600名以上。有论者统计，到1946年社员达2000人。学艺社社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历较高，且主要从事科教文卫事业。据1924年基于559名会员的统计，其中担任教授、技师、官吏和校长的人员有241人，占比达43%，接近一半，此外的职业则多为医师、编辑、记者或议员等，是一个颇有精英意识的群体。如梁漱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就刊载于该刊第3期，其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颇能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共鸣。丙辰学社旨在弘扬学术，发行《学艺》主要是为了刊载研究成果，行文章报国之志。这种通过学术救国、而不直接谈论或参与政治的态度，中华学艺社一以贯之。《学艺》所载文章大多为学术论文，中华学艺社发行的丛书在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及整理中国古籍方面颇有建树。
中华学艺社对政治的回避，让部分关注社会问题的社员缺乏发声的平台。1920年前后的诸多问题加剧了这个矛盾，因而，部分人员转而另起炉灶，创办专门谈论政治经济的刊物《孤军》。据何公敢《忆〈孤军〉》介绍，他于1920年应高梦旦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余暇，和当时编译所同事陈慎侯（承泽、福州人）、范寿康（允臧、浙江上虞人）、阮湘（肃清、湖南岳阳人）、李希贤（闪霆、湖南岳阳人）等谈及时事，彼此都有郁郁欲吐而又无从吐露之苦。乃决定绝不倚靠国中任何势力，独立超然地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由陈慎侯提出定名《孤军》”。
《孤军》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华学艺社成员。如林骙（植夫、灵光）是丙辰学社的发起者之一，何公敢（崧龄）、杜国庠（守素）、周昌寿、郭沫若、范寿康都是学艺社正式社员，而且在社中地位较为重要，大多曾任干事。《孤军》发起者陈慎侯，不幸于《孤军》发刊前过世，虽然不在登记社员之列，但他既在《学艺》上连载《国文法草创》，且与学艺社中兴人物郑贞文关系密切。二者都是福建闽侯人，据郑贞文回忆，他结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还是缘于陈慎侯的介绍。郭沫若与这两个团体的渊源都颇深。他是《孤军》同仁，与陈慎侯关系密切，后者过世后，他曾以其为原型创作独幕剧《月光》，后来《孤军》创刊，他的诗作《孤军行》也有发刊词的意味。《孤军》能在泰东图书局印行，是郭沫若从中撮合。据何公敢回忆，当《孤军》经费困难的时候，郭沫若还曾捐助四百元。郭沫若也是学艺的登记会员，与范寿康一道担任学艺丛书的编委，后来还参与筹建学艺大学，并任文科学长，范寿康担任教务长。从这些人身份的双重性可见，《孤军》的创刊是部分社员从中华学艺社分化出来、重新组建的言论平台。至于“孤军派”与学艺社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可从何公敢的一则回忆略窥一斑：
从“学艺”到“孤军”、从学术到政治的转向，在“后五四”的语境中并非偶然。袁世凯死后，他麾下的诸北洋军阀失去管束，渐次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彼此征战，进一步破坏了律法、制度，导致国家局势日趋恶化。这迫使不少知识分子将目光从书斋转向现实。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22年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等大学教员和社会知名人士联署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公开的“好政府”。胡适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关于好人政府的主张。在这个文人纷纷议政的语境下，学艺社部分政治经济专业出身的成员，转向关注政治经济问题。郭沫若从文学转向政治，也在这个潮流之中，如他在《创造十年》中就写道，在创造社的文学事业受挫之后，他身边的人都纷纷劝他“改改口味”，如成仿吾的大哥劝他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政治场与学术场之间的区隔并不太大，文化人从文化领域转到政治领域并无多大的阻隔，这也为部分学艺社同仁从学术转向政治提供了条件。
《孤军》同仁具有一定身份共通性，即大多属于日本“大高同学”系统。《孤军》的实际负责人何公敢就说，“《孤军》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一些朋友的响应，尤其是当时留日的大高同学（‘大’是日本几个帝国大学的简称、‘高’是日本官立高等学校的简称）。他们中具有同感的人踊跃加入《孤军》杂志社附设的‘孤军经济研究会’，形成了《孤军》的基本队伍”。“大高系统”的学生，每年会举办集会，彼此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大高系统”是留日学生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以创造社而言，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大高同学”系统的。郭沫若初回上海创办《创造》季刊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贞文、何公敢等人常去拜会他，这与他们同属“大高系统”的教育背景不无关系。
“孤军派”的大高同学中，有较多学政治经济学的，甚至不少人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学生。正如《孤军》的撰稿者钱履周所指出的，“《孤军》社中人物，不少是日本河上肇的学生（公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除何公敢外，还有杜国庠、王学文、李希贤、史维焕、周佛海等，他们或直接受教于河上肇，或读过其著作。以致日本学者在讨论《孤军》对马列主义的介绍时，直接称这些人为“河上肇的中国学生”。此外还有一个郭沫若，他1921年再度赴日时，李希贤就向他介绍河上肇所编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他当时不以为然，不久却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孤军》上刊载了不少河上肇作品的译文，如赵修鼎译《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计画》《社会革命及社会政策》、大风译《生产政策之社会主义》，等等。无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背景，还是大致类似的知识储备，使得《孤军》同仁在讨论中国社会问题时相对集中，几乎都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
“孤军派”成员很多是河上肇的学生，但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社会主义。《孤军》创立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护法”结束军阀政治，《孤军宣言》称，“《孤军》的职务，是在供给国民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智识，和法律的正当观念”。范寿康与何公敢的《建造新中国的唯一的路》指出：
二人试图通过启蒙民众的思想革命，以及改造国会、护法运动等方式改造社会和国家。何公敢一开始既反对蔡元培等人所提的好人政府，也反对激进革命。他认为好人政府是回避事实，只是在讲道德。对于激进革命论者，他也明确说，“他们所主张用他们所谓革命的手段推倒异己掌握政权一层，我们狠诚恳的提出反对，狠诚恳的希望他们考虑一下”。
但1923年曹锟的贿选行径，让“孤军派”认识到即便护法成功，可能也于事无补，遂转而提倡革命。萨孟武就指出，“《孤军》自第二卷以后，对于政治问题，渐次变其主张，就是由议会主义而移为革命主义。但是这种豹变，是有根据的，是有理由的。……自曹锟贿选之后，国会犯法，种种合法机关，已不可用，我们的路，已到‘山穷水尽’，所以不能不采一刀斩乱麻的方法，出而主张革命”。当和平路线行不通，孤军同仁转而主张革命，以此为共识，“现在的中国，确算是‘八表同昏’，乌烟瘴气到十足了！这种现状不打破，中国是绝对没有好的希望；而要打破这种怪现状，非再澈底的、真正的，痛革一场命不可”。“孤军派”因此从护法走向革命，从理论论争走向革命实践。
改造中国要走革命之路，这是孤军社成员的共识，但如何革命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大家的分歧所在。这正是《孤军》设立“经济政策讨论”专栏的原因，何公敢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他们想通过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对中国经济性质的讨论，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决定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正如当时参与论争的王首春所指出的，“苟吾人不欲此，则对于中国现状，则必思所以挽救之法。余意欲图挽救，必以认识中国实际现状为前提”。
二、经济形态与社会性质论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论：一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同时他又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二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次序大致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最为中国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熟知，被称为唯物主义公式，是不同论争者开展论述的理论前提。
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开始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后者暴露了欧洲文明自身的危机，让中国以“西化”为主要方法的新文化运动遭受一定的挫折。尤其是梁启超在考察欧战之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揭示出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对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该走何种道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社会主义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形式出现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梁启超也称，“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日本留学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正如论者在研究一二十年代之交《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时指出的：
《孤军》是在《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消歇之后异军突起的理论阵地，其主要成员也是留日归国学生，讨论内容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它不同于当时的《新青年》《向导》等党刊，而是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声音杂糅的讨论空间。不过，这些参与论争的人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这就是中国需要变革，大多数人甚至对中国最终要走社会主义路线都有共识。即便是后来与郭沫若展开激烈辩论的林骙，对中国最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并不怀疑。但正如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在于该如何走。按照马克思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大致描述，及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正常情况下，只有当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社会革命的时机才会出现。那么，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无疑是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留日学生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并非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的唯物论，相反，他们对马克思之外的经济理论也十分熟悉，并予以及时介绍。如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资耀华，就曾在《学艺》上发表论文《经济阶段发达说之研究》，详细介绍了基于分配、消费等标准的不同阶段划分方式和主要经济学家如List、Grosse、Müller Lyer、Roscher、Karl Bucher、Engels等人的观点，并指出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达顺序也不尽相同，“或经狩猎、牧畜二时代而进于农业时代，或不经牧畜时代直由渔狩而进于农业时代，且不但其发达之顺序有以异，即其发达之速度亦彼此各殊”。
同样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史维焕，其《吾国经济发达之阶段及其现状》一文虽然较资耀华的论作早出半年，但问题可以说是接着资耀华的讨论而提的。在史维焕看来，虽然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有基于生产、消费等不同环节的差异，但“经济行为之目的”却一样，都是“在采外界之财货以充足吾人之欲望”，“故生产财货为经济生活之起点，而消费其财货，则经济行为之终点”。他在综合研究后提出“自生产迄消费之间之距离远近”为标准，将各国经济发展顺序划为两大阶段：“其一为自足经济时代，其二为交通经济时代，而交通经济时代，又可分为三小阶段；一曰地方经济时代，二曰国民经济时代，三曰世界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现状，“犹在地方经济进入国民经济之过渡期，其进化之行程，较迟于欧美各国耳”。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仅相当于欧洲各国十七八世纪，或是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及明治初年的水平。
在分析彼时欧洲各国及日本的经济发展时，史维焕认为当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主权独立，关税自主，“欧洲各国由地方经济进入国民经济之际，内而中央集权之统一国家确立，农业及手工业均相当的发达，外则不受他国束缚，握有独立关税权，可以藉关税政策及其他方法，实行保护主义，而谋产业之发达”，中国则不然，主权既受制于国际条约，关税更是不能自主，可说是处于半殖民地状态：
吾国今日则不然，国际条约，重重压迫，协定关税之约章，已握生死吾民之权，且各国本条约之规定，具备一定条件，得在吾国设立工厂，敷设交通机关，以彼邦钜额资本及精巧技术，与我幼稚产业相竞，不宁唯是，各国制造品又复大批输入吾国，夺我市场，我虽欲实行保护主义，亦多所阻挠矣。
由此，中国不具备复制西方道路的主观条件，如国家统一、关税自主等。
其次，当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期，企业发展迅猛，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观感也较为正面。“当时人士讴歌资本主义之利则有之，诅咒其弊者实少，故劳资协力，生产顺畅，最近阶级斗争之说出，劳资背离之现象渐生，然其产业已有基础，固不虞风雨飘摇也”。也就是说，欧洲各国经济在由地方经济时代转入国民经济时代之际，利用了资本主义在资本集中与劳动力训练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则不同，“产业未兴，国人鉴于资本主义之弊，已高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矣”。国内产业不兴，但劳资矛盾已凸显，国际资本又将中国作为倾销商品、掠夺剩余价值的市场。在他看来，因为主客观环境不同，中国是欲走欧洲老路而不得，要实行社会主义又条件不够，故而只能选择特殊的道路。
资耀华与史维焕二人的观点，一定程度受京都帝国大学作田庄一的影响。他分国民经济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国民为基础，后期“受国家之政治统制”，“经济团体由国家之统制而成立，且复纳入政治秩序中之经济的交通之全体”。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正是基于此做出的。他有关中国经济发达程度的讨论，之后被张源祥、李超桓介绍过来。
也有称当时的中国经济已达到资本主义程度者。《孤军》的讨论中，杜守素和李春涛二人持此观点。他们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虽然幼稚，但已被纳入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
杜守素和李春涛二人与史维焕一样，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实际上，从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的角度，判定中国内部受军阀统治的半封建性，外受列强殖民的半殖民地性，这个对于总体判断是孤军社同仁的基本共识。此共识部分源自第三国际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杜守素、李春涛文中就直接援引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会议的相关内容，称其“曾明言中国是各国家资本主义国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为判断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据。孤军社成员之间的分歧在于，基于同样的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分析的结果却不一致。如史维焕认为中国才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杜守素和李春涛则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薄弱，但掌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主导权，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杜、李二人的观点，在《孤军》中引起较多争议，他们遭受质疑的地方在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属与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并非一回事。如郭心崧就指出，中国“虽受资本主义之祸毒”，而未获资本主义附带之条件，这包括劳动训练、阶级意识的生成、劳动团结及资本集中等内容，进而言明，受国际资本主义之侵略与自身资本主义之发达是两码事。
王首春试图调和不同观点。他先指出国内学者在中国经济性质上的观点分殊，如中国经济状况仅相当于西方的地方经济时代，或尚处于国民经济第一期，或是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期等不同判断。他认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根源在于中国国情的复杂：
中国的国情如此复杂，不同学者择一而观，难免盲人摸象。在他看来，择其一端或求全责备的列举法都不可取。而应“在一定时点取一定主要经济而观之”，在前后比较中明其推移变化。既要有历史发展的观念，也要能从纷繁的现象中抓住主要特征。在新方法的视野下，他认为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达程度的两种主要观点——地方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着眼于旧式经济与新式经济的差别，盖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时段，“非一种经济所可显示”，“故吾人谓中国经济正在某某阶段，不如谓中国经济正在由旧封建的经济移向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也”。
在这个过渡时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实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一面产业固有发达进步之趋势，而他面多数之产业，均被政治的、武力的优越势力抑压，不惟不得扩张发展，甚至且欲维持其旧有之状态而不可得。”社会状况与经济状况紧密相联，“经济状况不安如斯，社会状态亦然，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对并立，被支配者、被压迫者常处于权势抑压之下，疲弊劳碌而不得安息。”从国内而言，经济发展受阻，社会矛盾尖锐，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加剧了这一矛盾，“更有经济的外的势力加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二者之上，所谓骑马负重，最后负担仍归政治上、经济上之弱者”。王首春指出中国被压迫阶级受到双重剥削，即内部受国内军阀和有产者压迫，在国际上又受帝国主义压迫，揭示出第三世界或者说后发达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困境。
三、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方法
对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析，是决定革命路线的根据。认为中国已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明确提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认为中国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提出先实行资本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更有人试图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直接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将社会主义政策化等不同立场和方法，具体论争又有侧重普遍规律或特殊国情、生产或分配、激进革命或缓和改良、将社会主义作为目的或手段等诸多差异。
让政治经济问题讨论变得复杂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国情，二是马克思对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表述。从中国国情出发，反对遽然提倡共产的主要是林骙。他认为在中国提倡资本主义的，是不明世界资本主义已走向帝国主义的世界局势；提倡共产主义的，则是不明中国国情。他说：
林骙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俄国道路，主张社会主义要中国化。而国家社会主义之路，在他看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马克思对历史发展阶段和革命发生条件的不同表述，也被当时的论争者敏锐发现。郭心崧就指出：“一方面在唯物史观理论方面，则是一位隐忍从顺之进化论者evolutionist。他方在实行方面，则猛然宣言社会组织之改造，非强压的颠覆旧社会秩序不可，是一位急进之革命主义者Revolutionist。”相应地，中国知识界也分成两派，“一是采取进化论的立脚地，谓中国资本主义还未发达，欲采行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一是采取革命论的立脚地，以为中国今日已为社会革命到来之时代，即有所牺牲，在生产阶级看来，没有不合算的，故惟有应时代之要求，准备团结，以图革命而已”。
郭心崧所言“采取革命论”的一派，主要是共产党和共青团。正如杜守素与李春涛指出的，“中国，自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以后，亦随世界潮流，曾一度漫无体系的介绍或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迨近一二年来，一方，因赤俄东方宣传部之得力，形式上已成立一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就是部分知识分子从理论转向实践，“因国中一部分社会主义研究者，鉴于中国社会问题之急须解决，遂由研究的态度突进而主张而宣传而运动：故社会主义之在现代中国，亦已不是理论上中国可否容纳社会主义的问题，而纯是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杜、李在论战中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革命。从上文可见，“一战”后提倡社会主义是世界性潮流，加上杜、李二人对中国经济形态的判断是已走向资本主义，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故革命态度尤为坚决。
杜守素即杜国庠，广东澄海人，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与李大钊相熟。李春涛，广东潮州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与彭湃为好友。杜、李均与当时的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二人先批判了四种在理论上主张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或彷徨或反对的观点。其一为江亢虎，他认定中国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但又对革命中的暴力不无顾虑。其二为梁启超。其三以郭心崧《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为代表，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产业未发达的中国，要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个机会是可能的，就是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列强，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第四派是以肃清为代表的，主张“于民众自觉基础之上，渐变生产方式，以行和平的经济革命”。在杜守素、李春涛看来，这四派都“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杜、李二人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除了资本主义自然崩坏论外，还有阶级斗争说，其根本都在唯物史观，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契合度，判断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因社会的生产力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内，能为扩大的复生产故。故若社会的生产力在该社会之生产关系内，不能为扩大的复生产及不能维持其单纯的复生产，而反变为消极的复生产时，则该社会之生产关系早已非该社会之生产力之发展形式，而已全变为该社会的生产力之束缚”。因此，“对于社会组织之变革固不能悬一定标准，谓社会的生产力必发达至于此一定标准始为生产关系所束缚；唯只能观察该社会的生产力是否已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矛盾，即是否已由扩大的复生产或单纯的复生产变为消极的复生产”。二人将唯物史观从静态的经济形态演变，转化为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由此，评判社会是否具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便不必拘泥于经济水平，而可观察该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不再仅仅着眼于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等表层的生产力，而是关注再生产，即生产力本身是否有进步，其潜力是否已耗尽，是否成为重复性的消极再生产。
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关系，杜、李二人发现，“中国今日确已与其他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先进国，一样的，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矛盾而为所束缚，以至于变为消极的再生产”。“故若绳以马克斯之唯物史观说，则中国今日，确已为社会革命到来之时代，可以无疑”。除了理论讨论外，李春涛后来还将俄国从经济的后进国，反先揭革命之旗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前景和发动社会革命的参照，认为“经济发展的后进国之变革，盖常较先进国急激，是不独俄国为然！现代之中国亦然！”
《孤军》中主张社会革命的也并非只有杜、李二人，如读者来信中，就有人援引罗素有关“中国应走俄国的革命道路”的说法，认为，“目睹今天军阀那样的压迫国民，叫他们无路可走，是无异于制造过激分子。纵使我们今天不采用罗素的主张，将来亦未必没有过激的状态发生。”如果革命必然发生，与其被动卷入，倒不如主动推动，“我恐怕到了那时，一切没有准备，而穿（按，当作措）手不及，要想学俄国那样的有主义、有组织尚不可得。吾为此惧，所以提出来与诸兄讨论”。罗素是早期支持俄国革命的西方知识分子，1920年曾访问俄国和中国，多次发表中国应效法俄国革命的言论。孤军社对罗素的言论关注较少，不过，中国是否应效法俄国走激进革命之路是当时经济和社会问题讨论中的潜在议题。支持激进革命的人基本上都主张效法俄国，反对者则将俄国革命视为反面例证。反对走俄国之路者，部分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像河上肇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就不高，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导致俄国经济的倒退，这类观点对孤军社同仁如何公敢、刘光华等人有直接影响。
对于杜、李二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判断社会革命的时机，潘力山提出异议，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难以继续发展时才会产生，故而应先发展生产力。李春涛则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无时间断”，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一定的惰性，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必然与此前依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社会“能意识的以人为的努力促进新的生产关系之成立”，“故在经济发展的后进国，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冲突，现存的生产关系已颠覆，而新的较高级的生产关系尚未完全的成立时，巨大的上层建筑之全部，遂随伴经济的基础之变动，急激变革，是即所谓政治的社会革命”。即生产关系的惰性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为人为地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郭心崧对杜守素和李春涛的观点做了学理性批驳。他首先指出两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无关，一方面又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与生产力产生矛盾作为社会革命到来之预兆。同时，又从现实层面反驳他们有关中国已资本主义化的判断。郭心崧根据中国当时进出口贸易额的巨大逆差，声明“中国今日之大患，非患于中国资本主义之发达，而患于中国资本主义太不发达耳”。他也并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将两种主义都做了政策性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是一就生产方面着想，一就分配方面立案”。并试图将二者融合起来，主张中国应暂缓社会主义革命，而先求生产的发展，并用社会政策，以规避资本主义的弊端：
郭心崧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与梁启超大致相类。梁启超在考察欧洲一战战祸之后，看到了西方文明自身的危机，所以在探讨中国该走何种道路时，也将超克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视为中国的必然选择。只是，他认为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欧美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产业不发达，因此，中国应先发展生产。在他看来，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尚不凸出，反而是国际性的不平等令人担忧：“所谓阶级者，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压制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而凡居于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压制、被掠夺之阶级也”。在这个背景下，他认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这就是“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而中国可采取的方针为：
这类将社会主义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补充性政策者，在“孤军派”中占有较大比例。正如刘光华（味莘）所指出的：《孤军》杂志的“经济政策讨论”一栏，“发表文章不下三十余篇，除杜国庠、李春涛二先生主张实行共产，郭沫若先生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外，其他程度虽有不同，结局都可说是社会政策”。郭心崧就具体提出劳动者要建立团体契约，以对抗资本家，劳资纠纷通过双方共同组织的仲裁机构解决，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这些将社会主义从目的转化为手段的做法，是当时西方面对经济危机之际，正在着手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之路。《孤军》曾介绍英国劳动党的经济政策，“英国劳动党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主张应当破坏的，但其所采用的手段，则为民主的、渐进的，即以立法手段渐次实行生产分配以及交通机关的社会化”。一战之后欧洲学者在研究战争缘由时，也对战前的劳资矛盾做出反思，认为经济应部分地社会化或国有化。
“孤军派”大多数人偏向改良，这主要是受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河上肇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渐进式革命，反对激进革命，与俄国的列宁主义不同，与日本后来的福本主义也不同。在他看来，较之分配，马克思更重视生产。当经济条件尚未达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时，贸然进行社会革命，不仅不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反而会“招生产力之减退”，并且断言，“时机未至，即行社会革命，必归失败。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虽可成功，然其效果，亦不过限于政治改革而已。详言之，掌握政权之人虽已更迭，然社会之经济组织，仍立于权力者不能任意变更之物质的基础之上，故由政权移动，亦不能变更之也”。也就是说，当经济发达程度不够，即便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不仅不是进步，反而会遭致倒退。“孤军派”中不少人是河上肇的学生，或出身于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对河上肇的观点并不陌生，而且，当时河上肇的著作也被同时译介刊布在《晨报副刊》《孤军》《学艺》等国内报刊上。
“孤军派”大多数人反对社会革命，但对走纯粹的资本主义老路也不认同，而是主张走国家主义道路，与《醒狮》派曾琦等人的主张相似。郭沫若当时也主张国家主义，因而常被视作与孤军社、醒狮派为一路。不过，郭沫若的国家主义与孤军社并不一样。通过辨析郭沫若的国家主义与其他孤军社成员主张的差异，可让孤军社的革命主张进一步明晰化。
郭沫若最早表达有关国家主义的主张，是在1924年与孤军社同仁分头调查“卢齐战祸”（齐燮元、卢永祥两大军阀间的战争）的时候。他在去宜兴的火车上得知，欧战过后，外国的纱又陆续输入，加上日本在上海附近投资了几个大纱厂，导致中国纱厂纷纷倒闭。由此，他看到了后发达国家的新危机，认为这比战祸的善后工作要更为迫切。
在郭沫若看来，日本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是因为有中国这个市场，而中国要发展个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这样的市场，还要面对实力雄厚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竞争。因此，他认为个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了！”这与史维焕的认识是一致的。
郭沫若也认识到，因资本不能集中，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也有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要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欧美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这个基础，然而，“在我们物质的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的赛跑一次才行呢！我们要希望大工业之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的生产力之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他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捷径。
在郭沫若看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曾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此时一切的生产和分配均由国家主导，待生产力充分发达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未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之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一部有主义者（不便尽是生产者，说为精神上的无产者亦可）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则所留下的促进物质的生产力的路迳，自然是舍国家资本主义而没由了！”因而主张先实行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基于此，他将目光转向俄国，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参考，认为“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取列宁而非亚当·斯密（孤军社重点推荐的西方理论家），已可见郭沫若所说国家主义与其他国家主义者的差异。
在《孤军》上撰文提倡国家主义的远不止郭沫若，如上文提及的史维焕也支持国家主义。史维焕借鉴欧洲从地方经济过渡到国民经济的经验，认为主权独立以维持关税自主，及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是经济顺利发展的条件。但“吾国承举世深觉资本主义流弊之后，欲振兴产业，势不能如欧美各国昔日采用纯粹资本主义，以促进国民经济，复不能实行急进的社会化之产业制度，此又中外经济状态相异之重要条件也”。既不能走纯粹的资本主义之路，也不能急切迈入社会主义，只能走特殊的道路：
这种先谋求国家独立，后以国家力量统筹经济发展的思路，正是彼时国家主义者的观点。周佛海认为国营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何公敢、林骙等也都主张国家主义。“孤军派”整体上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他们一度与提倡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关系密切，甚至差点与醒狮派联合组党。
虽然都支持国家主义，但郭沫若与何公敢、林骙等人的主张有较大差异。郭沫若认为应先进行社会革命，在无产阶级的主导下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他经由河上肇进一步转向列宁主义，在其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视野中，“国家”特指“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之后由无产者专政的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提供条件。何公敢、林骙等人反对社会革命，主张对外谋求国家主权独立，对内借鉴社会主义的方法先发展资本主义，为其后建设社会主义积累经济基础。至于如果不实行社会革命，如何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取得真正的民族国家独立这个问题，是何公敢等人无力回答的。
余论：文化人的分化与重组
郭沫若与《孤军》同仁的分歧，在他1924年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就初露端倪。他译完该著后曾致信成仿吾，对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觉得不是马克斯的本旨”。并致信何公敢表明他的看法，认为“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之计画》一文论证太薄弱，而他的结论又来得太仓促了”，他在补充论证材料之后，认为“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并引用列宁把社会革命分为宣传、战斗和经营三个时期的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早日与劳动者联合。他当时想让何公敢将此信于《孤军》刊布，但后者以文章“没有发挥尽致”为由留而未发，直到后来郭沫若与林骙论战时，此信才在《洪水》上发表。
郭沫若与林骙的论战是郭心崧与杜守素等论战之后，孤军同仁之间最为激烈的论争。缘起是林骙发表的《独立党出现的要求》，认为中国党派应该独立自主，这部分针对的是“受苏俄的援助”的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于是写下《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予以反驳，指出中国本来就已经被列强共管，革命就是为了摆脱共管。但二人的分歧实际在于看待苏俄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及中国应否效法苏俄走激进革命之路。郭沫若与林骙多次交锋，之后郭心崧也加入进来。双方对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变得逐渐尖锐。
同时期，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与国家主义者发生论战。郑超麟、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纷纷撰文，对以《醒狮》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予以批评，后来因点名《孤军》，也引起孤军社的反批评。在这个语境下，郭沫若对林骙等人的批评，很快引起瞿秋白等人的注意，并经蒋光慈的引荐，郭沫若与瞿秋白得以面谈。此后，瞿秋白介绍郭沫若前往南方的革命中心广州。郭沫若本与何公敢、范寿康等人一道办学艺大学。它当时举步维艰，郭沫若早有去意，与林骙的论战正好让他趁机脱身，因为后者是学艺大学的校董之一。郭沫若最终南下，选择了与杜国庠、李春涛类似的革命之路。郭沫若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创造社的元老，他的选择影响了创造社群体的历史走向。他前往广州时，便与郁达夫、王独清一道，成仿吾则早就在广州。从这个角度而言，创造社的转变，是在理论论争，以及孤军、学艺等社会团体分化之后做出的选择，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他们从文学转向革命的过程，经历了从理论实践到社会实践的过程，并非偶然。
郭沫若与林骙论争的平台，后来分别转移到《洪水》与《独立青年》，因为《孤军》在与《醒狮》合作组党的谈判破裂之后，便自行组建“独立青年党”，以区别于醒狮派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组建的青年党，《孤军》也改名为《独立青年》。独立青年党后来与陈铭枢合作，前往南京，进入“国军”政治部，后选择与十九路军同进退。1949年后，孤军社同仁大多选择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大陆，而曾琦等《醒狮》派则前往中国台湾或香港等地区。
实际上，“孤军派”早就面临着现实的政治选择。对于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当时不同政治阵营都曾试图拉拢。据何公敢回忆：
郭沫若、杜国庠、李春涛与独立青年党的分道扬镳，孤军社成员分别选择与不同政治派别合作，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南下北上、分化重组的一部分。当时不仅上海如此，北京也是这样。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段时间（按，指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仅政治逼迫学者出头，许多方面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而且各既存势力也在探索改组或重组”。这个重组过程，既发生在文化场域之内，也发生在文学、学术与政治等不同场域之间。不同的政治力量开始与文化群体合作，如研究系与李大钊等人合作，《晨报副刊》成为早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创造社则接到政学系的橄榄枝，《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曾邀请郭沫若等人编辑副刊。张季鸾也曾留学日本一高，跟郭沫若还是前后期同学。不过郭沫若一开始对张季鸾的提议颇有疑虑，因为他认为《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但郁达夫和成仿吾表示赞同，最后创造社便在《中华新报》编辑副刊《创造日》。后来“太平洋社”的人也想跟创造社合作，并共同出版《现代评论》。创造社的最终南下，是重组的结果，而不是开始。
总之，五四运动落潮之后，面对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困境，及中国亟待改变的时局，思想界试图从政治上寻求突破，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改变中国的形势。在这个背景下，一群有着政治经济学背景或关心经济、社会问题的留日学生，从专注学术的中华学艺社分化出来，另外筹组政论期刊《孤军》，并通过组织“经济政策讨论”，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性质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为之后选择何种革命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的讨论，除了引述日本学者河上肇、户泉宪溟等人的观点外，也常涉及列宁、托洛茨基、考茨基、共产国际等方面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与当时第三国际及苏联对中国问题的分歧，形成遥远的呼应。论战各方因对苏俄及社会革命的不同态度而最终走向分化，他们对中国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析，已经触及三十年代社会性质论战中“新思潮派”和“机械派”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论争的主要论点，如有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等问题的论断均已涉及。中华学艺社乃至孤军社成员的分化是20世纪20年代文化人分化、重组的一个侧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讨论，为部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也是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
责编 | 叶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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