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戚悦:杜诗翻译的边界——以迈克尔·伍德《沿着杜甫的足迹》为中心

学术   2024-10-05 10:31   山东  


编者按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戚悦研究员的论坛发言。戚老师结合新译迈克尔·伍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沿着杜甫的足迹》(Michael Wood, China’s Greatest Poet: In the Footsteps of Du Fu),表示通过翻译消除隔阂,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可能的。她指出不同语言的文化之间要实现对话,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语言的翻译和转换,现实中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能否成功实现,经常取决于翻译的成功与否。因此,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中,恰好存在“翻译的边界”问题。就杜诗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而言,如何把握翻译的尺度,其边界何在,如何掌控,又如何突破,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发言专家 | 戚悦,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 题 | 杜诗翻译的边界——以迈克尔·伍德《沿着杜甫的足迹》为中心


各位老师、同学好!我是《文史哲》国际版的兼职编辑。感谢编辑部给予我此次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老师对《文史哲》国际版的支持。
我的参会论文是《杜诗翻译的边界——以迈克尔·伍德〈沿着杜甫的足迹〉为中心》。这篇文章是我专为此次论坛写的,我正好翻译完了迈克尔·伍德的这本书,也是对我翻译工作的一次总结。
2020年,BBC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可能都看过。这个纪录片时长只有58分钟,却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长期以来在西方得到较多译介、接受度较高的诗人是白居易,而在国内我们公认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西方的接受度一直没有白居易高。这个纪录片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反响很快也传到了国内,不仅有很多中国观众观看这部纪录片,而且中国外交部网站、人民网、新华网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重要媒体都发布了相关报道和评论,国内学者也从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杜甫研究等多个视角,对这部纪录片进行了一些分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杜甫热”。《杜甫研究学刊》之前刊过一篇文章,研究了西方三部论杜著作,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部就是这个纪录片,作者把这部纪录片作为论杜著作放进去一起研究了。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同时也是纪录片的主持人,叫迈克尔·伍德,他在纪录片拍摄完之后写了一本书——《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沿着杜甫的足迹》(China’s Greatest Poet: In the Footsteps of Du Fu)。从内容来看,该书与纪录片重合的部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因为纪录片中有许多访谈的片段,而书中则主要展示了伍德本人对杜甫和中国文化的认识。这本书是在去年下半年出版的,我有幸承担了它的翻译工作,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伍德对杜诗的翻译处理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说:“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文化是全球性的,而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够突破翻译的边界,与我们所有人对话。”突破翻译的边界,这确实是令人鼓舞和向往的境界。不同语言的文化之间要实现对话,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语言的翻译和转换,现实中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能否成功实现,经常取决于翻译的成功与否。因此,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中,恰好存在“翻译的边界”问题。就杜诗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而言,如何把握翻译的尺度,其边界何在,如何掌控,又如何突破,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本书和纪录片一样,引用了大量杜诗,但迈克尔·伍德基本不懂汉语,他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本硕博都是在牛津接受的教育,学习英国历史和英国文学。他说自己从中学起就喜欢上了杜诗,当时他在二手书店看到了葛瑞汉的《晚唐诗》,开篇就是杜甫的《秋野》,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如今他已经70多岁了,从那时到现在,他看了众多杜诗译本和杜甫研究著作,最终决定要拍一部关于杜甫的纪录片,并在拍摄完成后写下了这本书。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和读懂杜甫,伍德参阅了大量杜诗译本,对相关译文既有删减和增补,更精心挑选词汇和调整语序,乃至改变句型结构和表达方式,可以说付出了巨大努力,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传达效果。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两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和埃兹拉·庞德。
林纾的翻译影响很大,钱锺书先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林纾的翻译。他说林纾的翻译是让他决定学习外国语文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他看过梁启超的翻译,觉得索然无味,在读过林纾的翻译后才觉得西洋小说那么迷人,真正让他觉得西方文学有意思,让他开始想要学习这些作品。以前我觉得林纾的译文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他虽然不懂外语,却精通汉语。但最近我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觉得可能他的译文如此精彩,不光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把汉语文章写得精彩,其实正是因为他不懂外语,无法直接阅读原文。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随心所欲地发挥创作才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来润色译文,让语言的表达变得更为生动出色,进而达到“迷人”的效果。
大家都说译者是带着镣铐跳舞,我深有体会。我翻译过不少书,当我回想自己作翻译的过程时,发现面对原文,很难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英语越熟悉,就越能够区分各种表达的细微差别,进而会思考:为什么作者选择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而不用其他表达方式?作者对每一个词汇的选择,对每一种句式的构造,仿佛都具有深意。林纾就不一样了,他没有这么多顾虑,而是随心所欲地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增、删、改,有时甚至予以重写,他关注的只是最核心、最基本的含义,显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如果说译者的翻译创作是戴着镣铐舞蹈,那么林纾脚腕上的镣铐显然要轻便得多,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镣铐,最多只是划定了一个区域,不能走出舞池而已。
埃兹拉·庞德的情况与林纾相似,甚至比他更为夸张。林纾至少还有懂外语的助手在身边,可以直接把外语翻译成汉语,讲给他听。若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林纾还能随时询问并获得解答。在这个过程中,原文经过了两次转化——助手的转化和林纾的转化,跨越了两种语言——通常是英语和汉语。而庞德的翻译则要经历三次转化,跨越三种语言。庞德不懂汉语,他的中国古诗译本《华夏集》(Cathay)是根据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笔记完成的;而费诺罗萨也不懂汉语,只懂日语,那些笔记是其在日本学习中国古诗时写下的。《华夏集》出版时,庞德甚至在扉页上将李白称为“Rihaku”,其实这是“李白”二字的日语发音。所以,李白的诗歌进入《华夏集》,实际上经历了日本人的转化、费诺罗萨的转化和庞德的转化,跨越了汉语、日语和英语三种语言。而且,当庞德拿到这份笔记时,费诺罗萨已经去世了,即便庞德对笔记中的内容有疑惑,也无从询问,只能靠着自己的理解克服所有难题。尽管如此,庞德翻译的李白诗还是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比如欧洲有一位雕塑家曾表示自己一直随身携带《华夏集》,并在谈话中经常提起弓箭手和“北门”(north gate),其实在李白的笔下本来是“胡关”。当然,有许多学者批评庞德的译文,但也有许多既懂汉语又懂英语的人赞赏他的译文。更重要的是,对于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来说,庞德的译文充分展现了李白诗的魅力,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美妙,显然也就跨越了“翻译的阻碍”,真正突破了“翻译的边界”。庞德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表示,如果《华夏集》中的作品是庞德本人之作,那么他将成为当世最伟大的诗人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翻译是颇为成功的。
伍德对杜诗译文的改写和改译,总体上可以视为类似林纾和庞德的翻译,因为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非常相似的。虽然他不懂汉语,但是懂英语,他的专业是英国历史和英语文学,他本人又在BBC做了几十年的纪录片,是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和主持人,他非常明白英国的观众和读者想要什么、什么样的译文更容易打动他们。而且,较之林纾和庞德更胜一筹的是,伍德对杜甫及其作品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林纾只有助手的口述,而庞德只能依靠一份前人留下的笔记,但伍德阅读了大量的杜诗译本和杜甫研究著作,他甚至沿着杜甫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其心灵之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杜甫之异域知音。
《沿着杜甫的足迹》一书出版后,曼彻斯特大学为之举办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伍德为现场的观众朗诵了一段被他改译后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两句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洪业的翻译是“如果我的命运都如此艰辛,普通人会更加悲惨”(If my lot is so bitter, / That of a common man must be worse.)伍德将其改译成了一个反问句:“如果我都过得如此艰辛,那普通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悲惨?”(If my life is so bitter / Then how much worse is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当他念到这两句时,现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伍德对杜诗改译的成效提醒我们,有时候“突破翻译的边界”确乎是可以期待的。
欧盟前任驻华大使郁白正在做杜诗法语全译本的工作,伍德提到自己和郁白的交谈,说郁白“对翻译的价值持乐观态度,甚至充满希望,认为译本越多越好”。我相信,伍德本人对翻译的价值也会持乐观态度,因为如果没有众多的杜诗译本,伍德便不会知道杜甫、了解杜甫,更不会拍摄一部讲述杜甫故事的纪录片,写下一本追寻杜甫足迹的著作,进而让更多的西方观众和读者对杜甫产生兴趣。郁白曾说:“我越来越相信翻译的价值,中国文学未必晦涩难懂,他与外面的世界也存在真正的交集,二者能够照亮彼此,东方和西方之间没有隔阂。” 当然,至少现在看来,说东西方之间“没有隔阂”或许过于乐观,但通过翻译而尽可能消除隔阂,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显然是可能的。迈克尔·伍德对于杜诗的译介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
谢谢各位老师。

录音整理 | 黄小霞(经讲者审阅)

编辑 | 高畅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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