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一波:李泽厚、杨国荣与“后比较哲学”

学术   2024-07-04 18:30   山东  
编者按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的一波先生的这篇论坛发言,谈论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比较哲学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展开从利玛窦到海格尔始,学者习惯用两个模式来描述中国思想,一种模式是关注相同性,另外一种则是差异性。相同性是把西方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投射在中国文化上,是一种求同而非存异的比较哲学方式。差异性是求异而非存同,这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被美化与丑化交替变迁的发展阶段。国家形象具有镜像性,是他者对自我的镜映,西方与其说在描述他者,不如说在表述自己。中国“后比较哲学”已经存在,李泽厚先生和杨国荣先生的很多作品都关涉中国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他们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后比较哲学的方法让比较哲学领域不断纵深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进而帮助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为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启发。

发言专家 | 一波(Daniel Sarafinas),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原题 | 比较哲学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高端论坛。我今天想谈论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比较哲学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展开,并且就两位中国知名学者杨国荣和李泽厚中的哲学视角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谈一下西方中心主义。我们知道,从利玛窦到海格尔始,一些学者习惯用两个模式来描述中国思想,一种模式是关注相同性,另外一种则是差异性,大部分比较哲学都沿着辨析中国和西方思想相同性和差异性的路径展开。

相同性是把西方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投射在中国文化上,是一种求同而非存异的比较哲学方式。自17世纪以来,我们能看到典籍翻译中存在这样的文化现象:比如把“天”解释为“上帝”,把“名学”解释为“逻辑”,把“民本”解释为“民主”。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方式依然数见不鲜,现在流行把新自由主义投射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

第二个方式是求异而非存同。这个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清末民初的时期,许多的中国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给以莫大的重视,同时他们也认为中国哲学没有逻辑,梁启超、胡适等知名学者坚持中国有类似西方逻辑的系统,在这一观念的引领下,他们结合当时先进的西学学术手段,开辟了中国墨家逻辑研究的新范式。从这可以发现,不仅仅是西方人误会了中国,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内化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用西方标准来描述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有人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毋庸置疑、无须置辩的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谈谈正面的求异而非存同。当今著名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洛特主要研究分析哲学,后来转向中国哲学。迈克尔·斯洛特认为西方世界持有的“中国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思想不仅没有误导西方,还可以为西方处理和回答他们认为重要的哲学问题。虽然迈克尔·斯洛特批判西方的思想,赞美中国的思想,但实际上他还是代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他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西方思想的问题,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所以说这还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

这几年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变成了热门的话题,有很多人关注并且讨论这个问题。叶淑兰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被美化和丑化交替变迁的发展阶段。国家形象具有镜像性,这是他者对自我的镜映,与其说西方在描述他者,不如说是在表述自己。西方人描述、表述中国思想,认为西方的哲学与思想存在缺陷或者值得褒奖,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价值判断,很多人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讨论中国哲学,究其本质其实是在探讨西方哲学的得与失。

在这二三十年间,比较哲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张立文教授使用了新的方法,以中解中,用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美国学者安乐哲也取诸此法,提出“我们试图按照中国哲学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哲学,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哲学传统自身的固有假设和其不断进化的自我理解”,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文化本身。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者逐渐摆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束缚,这是当今中西比较哲学里的大进步。

近五年,国内外对于后比较哲学、交叉比较哲学和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讨论日渐兴盛,很多人发现比较哲学的方法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我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家已经熟知后比较哲学的途径,致力于摆脱单纯中西比较的桎梏,李泽厚和杨国荣就是两位典型的代表,他们有类似的思想,并且以渊博的学识以及全面的视角带动中西比较哲学的进步。

不难发现,他们的哲学来源具有多元性的特征。杨国荣先生采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不同哲学传统讨论当代的哲学文化,他不将视野局限在一个维度,而是用三个不同的传统来研究存在于社会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问题。他认为随着中西哲学在近现代的相遇,中国哲学已经无法仅仅在自身的传统中发展,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也成为难以回避的历史趋向。因为中国有特殊的历史情况,所以他们能够包容三个不同的传统来讨论哲学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欧美思想家不同,他更关注中国哲学的本质、特质以及它的指向性问题,这是利用不同的哲学领域或者是传统来讨论解决哲学性问题的有效途径。

李泽厚先生的方法有点不同,他在《哲学大纲》里写过中西哲学的显著区别:“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他融合了康德先验主体性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以“人类视角,中国眼光”来讨论人类总体的历史长河中的问题,形成一个开放且包容的系统。也正因为他以哲学之理念来研究现实问题,所以有很多学者说他是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家。

本次论坛活动的主题围绕翻译展开,我今天讲的内容和翻译是有关系的。李泽厚先生和杨国荣先生的很多作品都关涉中国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他们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后比较哲学的方法可以让比较哲学领域不断纵深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进而帮助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当然,也一定会为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启发。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 | 范昭华(经讲者审阅)

编辑 | 高畅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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