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阮元在经学语境中建构了彰明卓特的文章学理论。在阮元文章学的建构历程中，声音观念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乾隆后期，阮元的骈体溯源论已于骈偶之外，把握到经籍文辞音韵相谐的文体特征。嘉庆年间，随着清代古音学家对经籍韵文的研究日渐深入，阮元有意识地在文章学中引入古音学成果，将音韵相谐的文体认知，落实为以用韵比偶为核心的文章理论，阐发了韵偶合一的理念，并初步构建了文统论。道光初，阮元基于学海堂文笔之辨的理论创获，沿循顾炎武“音韵之辨”的思路，提出“韵即声音”“声音即文”等命题，揭示了“宫羽—韵—平仄”这条声音的历史演变脉络，重构了韵偶合一的理论，完善了文统论。阮元文章声音理论的发明与建构，接续并超轶了中古时期的文章声律论，其理论路径亦有别于清代的古诗声调论与古文声气说，展拓并深化了中国文章学的声音面向。
清代乾嘉年间，既是经学复振的时代，也是文章学昌隆的时期。在经学取径上，持守程朱之道的宋学家，与师法许郑之学的汉学家渐呈对垒之势；在文章理论中，取法唐宋、标举义法的桐城派，与推尊六朝、高张《选》学的骈文家时有合战之论。进言之，汉宋之争与骈散之辨实相裹挟。值此风会之中，作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的阮元（1764-1849），以小学为根柢，以《选》学为指归，从文笔之辨、声音理论、文统理论等层面，做出了多重面向的探索，建构了彰明卓特的文章学理论。龚自珍较早拈出“文章之学”作为阮元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独谓一经一纬，交错而成者，绮组之饰也。大宫小商，相得而谐者，韶濩之韵也。……以沉思翰藻为本事，别说经作史为殊科，是公文章之学。”龚自珍提炼出的阮元文章学要旨，是从“经纬相错”与“宫商相谐”两端划定“文”之义界，前者为奇偶，后者即声音。
声音是阮元文章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在阮元文章学自发轫至成熟、自模糊至彰明的历程中，声音理论的演进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由此观之，阮元文章学的建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撰写《四六丛话后序》为标志，第二阶段以嘉庆十八年（1813）著述《文言说》为分界，第三阶段以道光五年（1825）倡论《文韵说》为节点。随着对声音的体认不断深入，阮元形成了韵偶合一的理论创见，构建了以声音偶对为基础的文的谱系。阮元在声音面向上对文的意蕴发明，深富理论创新意义，对晚清、民国乃至今日的文章理论都有着深远影响。
历来关于阮元文章学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早期的研究基本解决了阮元说了什么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则深入剖析了阮元为什么说的问题，学界进而注意到阮元文章论中的经学话语，深入讨论了阮元怎么说的问题，还有论者继续探究阮元这么说有什么影响的问题。穷源溯流，胜义迭出。近十余年，清代文章学中的声音理论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由于桐城派格外讲求格律、声气、诵读等声音层面的问题，学界关注较多。而关于阮元文章学中的声音理论，学界间或涉及，迄无专题研究。声音在阮元文章学中究有何种蕴涵，其生成与发展之迹若何？阮元文章学与清代古音学有何关系？阮元在中国文章学的声音理论传统中有何创见？这些问题尚有讨论空间。
一、音韵相谐：阮元早期文章学的声音论述与古音学资源
清代是骈文创作的中兴时期，骈文作手蜂出，理论大备。乾嘉时期，骈文与古文争胜，大体经历了“求对等、争正统与融骈散”三个阶段，欲争正统，主要依循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思路，沿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依经立说，寻求骈偶在早期经典中的依据。刘勰论《易》之文，谓“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即为此说之宗。乾隆十四年（1749）吴宽谓“《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已为偶句滥觞”，乾隆二十三年（1758）袁枚以《禹贡》和《文言》中的语句为例，诘曰“非其骈焉者乎”，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程杲为孙梅《四六丛话》作序，立论率皆沿此路径。
第二条路径是征于自然之奇偶与人文之文质，论证骈俪合乎自然之理。此亦源于刘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之说。袁枚于乾隆年间已有“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之论。其经学依据为《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与“阳卦奇，阴卦耦”等语，故其理论路径仍是援经为证。但此种论述不免自陷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逻辑中，势必导向“右韩、柳而左徐、庾”之一偏，故袁枚亦对“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乾卑坤之义”颇致不满。至凌廷堪则明言“不欲陋而欲华，不取奇而取耦”，表明了推尊骈体的文统立场。至嘉庆三年（1798），吴鼒辑成《八家四六文钞》，其骈体观凝萃为“一奇一偶，数相生而相成；尚质尚文，道日衍而日盛”，则略见融通骈散的旨趣。然综观诸家对骈文的溯源探本之论，多切中偶对一面，对声音层面较少发明。
阮元早年论文亦循此脉络。他在1788年为其师孙梅《四六丛话》撰写后序，推源溯流，可视为一篇简要的骈文发展史。其论骈体渊源，亦大抵采取宗经的话语策略，开篇征引《考工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的论述，强调了文饰的必要性。继言“天经错以地纬，阴偶继夫阳奇”，亦与袁枚之论调相合。在这一时期，阮元对文饰的推重，是基于孔子的文质之辨而达到的认知，从“以质杂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质，乃称𢒰𢒰”的表述中可窥一斑。因之，阮元对尚质的古文提出质疑：“使其文章正体，质实无华，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谈；黼黻青黄，见斥庄生之论也。”可见阮元承袭其师凌廷堪之观点，在“质”与“华”之间更倾向后者。
相较于此前的骈文尊体理论，阮元不仅强调偶对，还把握到先秦经典文辞在声音层面的和谐：“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经。《典》《坟》《邱》《索》，无非体要之辞；《礼》《乐》《诗》《书》，悉著立诚之训。商瞿观象于《文言》，邱明振藻于简策，莫不训辞尔雅，音韵相谐。至于命成润色，礼举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此论可见早期阮元论文大旨，实为《文言说》之先声。阮元从《尚书》中摘取“辞尚体要”，从《文言》中掇拾“修辞立其诚”，称引经籍的文饰传统，强调文饰对于文章的重要性。同时，内容上的“训辞尔雅”须与形式上的“音韵相谐”相辅相成。阮元更以藻采与音律并举，而归本于自然：“比青丽白，卿云增绣黼之辉；刻羽流商，天籁遏笙簧之响。”他敏锐地体认到经籍文辞音韵相谐的声音特性，虽未进一步阐发，然较之时人在骈文溯源时偏重偶对，实已在声音面向上别有会心。
阮元对文章声音的敏悟，实得力于乾嘉古音学的长足进展。清代学术尤称迥迈前人之处，端在古音之学，而清代古音学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先秦典籍中韵文的重估，这一经学的动向引导着文章理论的新变。
为考证古音，清人在《诗经》以外，对经传韵文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如顾炎武作《易音》，全面梳理了《周易》经传的用韵情况。江永《古韵标准》踵之，“以《诗》为主，经传骚子为证”。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更博采《周易》经传、《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尔雅》《论语》《孟子》《楚辞》《国语》《大戴礼记》等早期经典中的韵文，以为《诗经》韵部之参证。江有诰作《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诸书，取材益广。以上诸书虽为考订古音而编，但也推进了知识界对经典中韵文的重估。进一步说，清代古音学促进了学界对先秦经典在声韵层面上的重新认知。
清代古音学为文章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从顾炎武开始，古音学进入了文章学的话语，六经打开了声音的面向。顾炎武不仅执《易传》用韵考证古音，还施于论文。如论“孔子作《易·彖、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指出《易传》用韵的特点。其语境虽是针对诗歌用韵不合古法而发，但这一讨论将古音研究延展至“作文之法”的层面，具有开示来学的意义。顾炎武将此方法贯彻到其他经书，认识到由于古今悬隔，经书的韵文多被遮蔽，提出了“五经中多有用韵”的命题，激活了经传文本的声音面向。顾炎武论《易传》之韵云：“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至于“本不用韵”的《尚书》《礼记》《孟子》，乃至先秦诸子、司马迁论赞，顾炎武亦指出用韵合于古音之处。此种对经书中韵文的认识，对后来文章家启迪甚大。阮元对于《文言》用韵的发明，正是清代古音学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乾嘉古音研究取得突破进展之际，阮元始终能与当世一流的古音学家交游论学，既为其因声求义的训诂学提供了依据，也为他的文章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阮元对诗赋韵律早有颖悟，五岁即从母亲林氏识字，肄习“四声属对之法”，龆龀能诗。至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应会试首次入京，即拜谒同乡前辈王念孙，从习小学，自谓“先生之学精微广博，语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乐以为教。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三年后，阮元进士及第，历仕乾、嘉、道三朝，适逢汉学鼎盛，与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交游甚密，对顾、段、王的古音学服膺备至，多就古音问题展开讨论。
在古音分部问题上，阮元崇信段、王的理论，至道光九年（1829）犹称“古韵之分合，近惟金坛段氏《六书音均表》十七部为最善”。次年，阮元获见王念孙的二十一部古韵，又称“其分廿一部，甄极《诗》《骚》，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陆氏者”，备极推许之意。在用韵体例上，阮元早年即预闻王念孙发明《诗经》“随处有韵”的理论，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门下臧庸犹致书阮元，讨论古书文辞“字字皆韵”的现象。臧庸不仅传承了钱大昕“《诗》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韵，韵不必在句尾也”的精审判断，也发展了孔广森和王念孙关于句中韵例的深入研究，可以说为阮元“《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的论证，以及《文韵说》声音理论在句中韵律上的延展，提供了古音学的学理支撑。
综上，阮元早期对文的源起与流变的认识，既受当时骈文溯源论的影响，认为骈散同源而归本六经，同时突破了时人偏重偶对的骈文理论，敏锐体认到经籍文辞音韵相谐的声音特性。自顾炎武以降，清代古音学家对经籍韵文的重估，以及在古韵分部理论和韵例上的新见，都为阮元文章论在声音面向上的突破提供了理论资源。
二、韵偶合一：《文言说》声音面向的转关与限阈
阮元的文章观念在四十余岁时发生丕变。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将泛泛而论的音韵相谐落实为经籍用韵，其观点的成型以1813年撰写《文言说》为标志。阮元以为《周易·文言》因“奇偶相生，音韵相和”之故，实乃“万世文章之祖”。这一次理论总结是阮元文章学的转关。阮元在道光十九年（1839）七十六岁时为《揅经室续集》作序，回顾了撰写《文言说》时的心态：
从中约略可见阮元认知移转之动向。对文的重新定义，乃阮元平生得意之笔，故在晚年仍津津乐道，并付之实践，以为世范。
《文言说》的论证兼采训诂学与音韵学的方法，既实践了阮元“经训之与词章，一源也”的治学旨趣，也呈显出乾嘉学术的“文学导向功能”。若按《揅经室集》的分类，《文言说》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经之文，却是用经学话语写就的文论。《文言说》在辨析文之义界时，是以“文字训诂的方法论证‘文’的本义与基本特征”，而在分析《文言》用韵时，则吸收了古音学的成果。
阮元在1786年入京以后，对经书声音的认识日益深入，且在二十余年间始终预闻古音学的前沿进展。因此，《文言说》乃能以用韵为钤键，合用韵与比偶为一，推源文始，直溯上古未有纸笔之时，提出口传流行之说：“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阮元据《说文》《左传》以辨析“言”“语”之别，因而推想《文言》为文之用心：“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并在《数说》《名说》等文中反复申述此观点，从文章的发生学层面确认了“耳治”之于“目治”、声音之于文字的优先性。
落实到训诂上，阮元将文理解为修饰，而不止于“错画”，亦兼蓄声音层面的考量。《说文解字》释文之本义为“错画也，象交文”，阮元援以证发“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这是从视觉上的偶对一面来论证的。不止于此，进而将《文言》之文解释为修饰，则是将声音纳入文的内涵，其论证却颇为周折。首先，阮元以《左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证，说明《文言》的生成具有“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的声音特点。其次，观“以文其言”可知，阮元将文理解为修饰，可能是暗用《广雅》“文，饰也”的训释。
基于以上论证，阮元从文章的写作层面指出，“为文章者”必须考虑“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否则仅为“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而有违于“孔子之所谓文”。因此，阮元把文解释为修饰，一方面将比偶和用韵对举，统合了文在视觉与听觉两个层面的外在表征；另一方面，兼释了“修词以达远”与“协音以成韵”这两种文的生成方式。
由此可知，阮元之所以独重《文言》，而非《易传》中明显为韵文的《彖辞》《象传》和《杂卦传》，一是出于其文字的标记意义，二是看重《文言》兼具用韵与偶对的文饰性。如果说，在1788年，阮元申论文饰之切要，将“音韵相谐”视为一种自然之趣，犹符同于顾炎武“化工之文”的判断，则至于1813年撰《文言说》时，已将“协音以成韵”视为一种有意调适唇吻的工巧。
阮元在《文言说》中初步论述了韵偶合一的理念。比观《文言说》与《四六丛话后序》，训文为饰而特重修辞的旨趣是一贯的，其精进之处，即在于将笼统的音韵相谐指实为《文言》的“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同时，较为宽泛的“古人所谓文”，亦得以落实为“孔子所谓文”，即体现为用韵和比偶的嵌合。《文言说》所举26条偶对的例证，几乎都属于有韵之文。虽则《文言》也有韵而不偶、或偶而不韵之句，但既韵且偶者当为主体。因此，当阮元得到“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的结论时，其中的“用韵”和“比偶”两方面并非断然两橛，而是相辅相成、不可离析的有机整体。
基于以上认知，阮元初步构建了文统理论。一般认为，《文言说》意在推尊骈文，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此。阮元作《文言说》，意在厘定文的分界，建立文的谱系，主要讨论的乃是源而非流的问题，故阮元在《文言说》中所论文的外延，大约可包括《诗经》《楚辞》以及汉赋，而不及于南朝以降不以入韵为主的四六文。进言之，阮元撰《文言说》时已经跳出了萧统选文的拘囿，而上探至“孔子所谓文”。阮元的这一立场，与其《文选》学取径一致。
注重《文选》，是扬州学派共有的学术蕲向，而阮元特重《文选》学的训诂学面向，形成“将《选》学与汉学纳为一体的理念”，推重“有学之文”。阮元每以“扬、马”代指《文选》，其用意不仅是标举两汉辞赋，更在于申明文章与小学并重的衡文路径。他认为“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论及两汉文家，亦谓“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其衡文重点在于小学根柢，并进一步从文章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视魏晋之际为重要转捩点：“经训之与词章，一源也。汉魏以前，其学不分，故司马《史记》遍释《尚书》，相如《凡将》、扬雄奇字，皆为其文之根柢，左太冲《三都赋·序》亦云‘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由是可知，《文言说》提出用韵比偶为文的论断时，其指向乃在源而不在流，在正而不在变，“骈音丽字”的特征主要适用于三代两汉之文章。而阮元使用“文章”概念，则有征于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等经典论述。基于此立场，阮元对“自梁、陈以后，乃以靡曼失之；三唐词章愈盛，经训愈微”的现象颇致贬抑，对南朝以降四六文“溺于声律”而“元音尽泄”的靡敝文风亦加微辞。南朝四六文不主用韵，专尚比偶，阮元谓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是仅就文章流变立论，而并不能将之纳入《文言说》声音理论的阐释范围。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显示，阮元此时对声音的体认，犹仅措意于韵脚，尚未涉及文在音乐韵律层面的内涵。
综上，以1813年撰写《文言说》为标志，阮元将音韵相谐落实为《文言》的用韵特征，在声音面向上促成了文章学的转关。《文言说》以训诂学为方法，以古音学为资源，训文为修饰，提出韵偶合一的理论创见，并在溯源意义上确立了文的听觉之于视觉的优先性，拓展了清代文章学理论的声音面向。但是，囿于韵脚的声音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言说》的阐释效力。
三、韵即声音：《文韵说》声音理论的重构
自《文言说》提出用韵比偶为文的命题之后，其理论的阐释效力也因用韵而自设局限，虽则补苴了刘勰声律理论的不足，却不免与萧统选文的标准扞格。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广州建立学海堂，并于其中大力开展关于文笔之分的理论辨析。自此至道光三年（1823），阮元以文笔策问为题，令诸生作答，阮元之子阮福受命首拟一篇，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相继作文论证，后纂入《学海堂集》和《文笔考》。随着对南朝文笔论推源溯流的考辨日益深入，《文选》所录《楚辞》以及六朝骈文在文的谱系中的位置，亟待重新确认。
从推源的角度看，阮福延续了《文言说》的思路，将《系辞传》引入论域，从用韵比偶的角度辨析了辞与文的关系：
阮福通过考辨《系辞传》的用韵和对偶情况，一方面指出“辞亦文类”，另一方面又认为二者不能等同。从大类上看，辞与文同类，而均有别于言语；从小类上看，辞与文亦有别。与此同时，学海堂中精通古音之学的曾钊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对《文言说》中“词亦言也，非文也”的修正，其意义在于从推源的层面上将《系辞》乃至《诗经》《楚辞》纳入了文的谱系。阮元欣然采纳了这个结论，在1825年撰写的《文韵说》中即以二者并称：“孔子《文言》《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
《文韵说》提出“声音嗟叹以成文”的命题，标志着阮元对韵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收功于学海堂中阮福对韵的疑问。阮福提出，《文选》收录不押韵之文甚多，何以为文？阮元乃在《文韵说》中重构了韵的内涵。
阮元对韵字内涵的重新思考，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是对音与韵的辨析。这一考辨始于顾炎武。在古音研究的基础上，顾炎武引用《诗序》的声音论述以及郑玄的笺释，指出音与韵的古今之别：“《诗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笺》云：‘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按此所谓音，即今之所谓韵也，然而古人不言韵。”经过考证，顾炎武推断出“自汉魏以上之书并无言‘韵’者，知此字必起于晋宋以下也”，“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颙、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在顾炎武的基础上，段玉裁依据金石学成果，进一步说：“古言‘均’，今言‘韵’。”并引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录商钟铭和周曾侯钟铭“有‘韵’字”，来证明“韵字古文有之”。阮元在嘉庆七年（1802）已获睹宋代王厚之的《钟鼎款识》，并于嘉庆九年（1804）编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故在《文韵说》的随文注中引以为证：“王复斋楚公钟篆文内实有‘韵’字，从音从匀，许氏所未收之古文也。”段玉裁、阮元试图用金文证明商代以至战国时期已有韵字，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但在对韵字内涵的论证上，阮元仍延续了顾炎武的逻辑，认识到《文言说》所论韵实际上是六朝以来的后起概念。因此，重审韵的概念，首先需要复归于上古的声音概念，而进入汉儒将语言与音乐混一的语境中。
由于汉语的语音在声音的高低抑扬、节奏的长短快慢、韵律的强弱轻重等方面与音乐有天然的共通之处，汉儒分析语音往往结合音律，二者的理论往往共用一套术语，这在《礼记·乐记》的郑注和《诗序》的郑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这一理论语境，阮元以《诗序》及郑笺为支点，将六朝声律论追溯至郑玄“声，谓宫商角徵羽也”的五声之说，以五声的韵律性比类于六朝以降的四声、平仄，对韵字作了历时考察：“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进而综论为“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从而推演出“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宫羽”与“宫商”两个术语在《文韵说》中各出现了5次，体察文意，似有微别。“宫商”取自郑玄“声，谓宫商角徴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汉儒多用之，为五声的省称，故可泛指音律。而“宫羽”一词，六朝以来多用之，除《文韵说》中引用的沈约“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之语外，沈约在答复陆厥时有“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之论，刘勰有“商徵响高，宫羽声下”之语，潘徽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之说。诸家及阮元用“宫羽”一词，可能是因为在五声宫调系统中，宫声最为重浊，羽声最为轻清，意在强调声音轻重高低的协调。由此可见，阮元指出古人但有声音之“宫羽”（即五声之缓急、清浊、轻重等二元分别），而至南北朝称韵（包括韵脚与四声），唐以后则有平仄，从而揭示了“宫羽—韵—平仄”这条声音的历史演变脉络。因此，《文韵说》的声音概念，既上承上古之宫商角徵羽五声，又中包沈约之四声论及刘勰所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的和与韵二者，还下接唐代以降的平仄韵律。
《诗序》中的“情”也是阮元完善其声音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文选》选录了子夏《毛诗序》，阮元遂摘取“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与“主文而谲谏”二语，称美其文“有抑扬咏叹之声音，且多偶句”，将声音嗟叹这一情感因素纳入文论范畴，以为“孔子《文言》《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遂与刘勰“形文”“声文”“情文”之说，以及陆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文论传统接续起来。情感因素的加入，更强化了《文言说》中“协其音，以文其言”的主体性面向，故阮元强调“自古圣贤属文时，亦皆有意匠矣”，提出“汉魏以来之音韵，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经”，既批评了沈约只知今音而不知古音的骄矜之失，亦可视为对顾炎武“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之说的修正。
阮元将韵的概念扩大为声音层面的调谐，重新举例论证了“《文言》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的观点，不仅弥补了《文言说》仅着眼于句末用韵的理论缺陷，还重构并深化了《文言说》中初步揭示的韵偶合一的理念。《文言说》犹拘牵于句末韵脚，故与偶对之句不能尽合，而《文韵说》扩大了韵的内涵，将句末韵、句中韵与平仄同时归入韵的范畴。因此，用韵与比偶翕合无间：有押韵脚之偶对，有句中入韵之偶对，有平仄相应之偶对。视觉层面的对偶与听觉层面的韵律相辅相成，可以说是韵中有偶，偶中有韵，韵不离偶，偶不离韵，基于《文言》《系辞》的韵偶合一理论遂得以完全落实。
同时，“韵即声音”的认识使阮元的文统建构更加完备。《文言说》所论之文的外延，包括四声之论兴起以前的文章，即自《文言》以至《文选》所收东汉以前之文。而《文韵说》的论域更扩展至四声之论既起之后，虽不押韵但讲求平仄韵律的骈文，即“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涵括了《文选》所录东汉以降不押韵脚而讲求四声平仄的骈文。同时，阮元此前提出的唐宋四六文及明清四书文“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的观点，未能得到《文言说》的充分支撑，经由《文韵说》的声音理论则得到了有力论证。至此，阮元完善了从《文言》《系辞》《诗大序》，到《楚辞》、汉赋，直至六朝以降四六文和明清四书文的文统建构，从考镜源流的意义上确认了骈文的正统地位，与桐城古文谱系异辙相抗。
综上，承继《文言说》打开的声音面向，阮元进一步吸收古音学成果，沿循顾炎武“音韵之辨”的思路，借鉴并反思了六朝声律论的得失，撰著《文韵说》，发挥《诗序》的声音之论与郑玄的五声之说，将韵脚与句中的平仄统合涵纳于声音范畴，重构了韵偶合一的理论内涵，使其文章理论更具阐释上的包容性，从而建构了更为完备的文的谱系。
余论
在中国文章学的发展历程中，声音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话题，阮元接续、拓展且深化了其内蕴，兼具总结性、体系性与新创性。回顾中国文章学的声音传统，将阮元的声音理论作纵向的审视，可以发现它是对中古时期沈约、刘勰和萧统等人理论的传承与超轶。南齐永明间，沈约等人发明四声，是基于对当时语音的细微辨析，从“宫羽”“低昂”“浮声”“切响”等层面，审视了语音和音乐的共通之处，并将之理论化，且以八病为衡文标准，确立了南朝声律论的基本面向。钟嵘批评八病之说徒使“文多拘忌”，刘勰则将诗歌韵律理论引入骈文理论，以为“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以“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区分句末之韵与句中之和，又以“飞沉”“动静”“选和”“作韵”等术语，以及“吃文”“讹音”之文病，将语音与音乐的关系深度嵌合，扩充了声音理论的内涵。
阮元传承并重审中古声音理论的得失，上溯孔子《文言》、子夏《诗序》，斟酌汉儒五音宫商之说，建构了以声音比偶为核心的文章谱系，以“韵即声音”统摄韵脚之韵、句中之韵与平仄之韵，并创造性地阐扬了韵偶合一的理念。此是阮元在中国文章学上的一大贡献。
若将阮元的声音理论作一横向比较，亦可凸显其理论的独特价值。清代是文章学理论的总结期，声音理论并非阮元所独创。康、雍、乾时期，以王士禛和赵执信为代表的古诗声调理论，承续了明代以来的复古诗论而自成体系。阮元在早年担任山东学政期间，已指出“古诗平仄转折体例尤密，渔洋、愁谷言之虽甚详，不若多读古人古体诗，便自得音节”，似乎已认识到王、赵二人的古诗声调理论在古音学上的疏失，因而更重视引导生童在“古人古体诗”中潜心涵泳，自行揣摩古诗音节声气。与之相较，阮元的理论以清代古音学为依托，理据更为充分。
清代中后期，古文的声音问题同样受到桐城派的关注，逐渐形成了有体系的文章理论，以刘大櫆的古文诵读理论以及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总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理论为代表，延及方东树、姚莹、梅曾亮以至曾国藩，自成统系，影响甚大。桐城派的声音理论主张揣摩古人声气，而归之于诵读实践，其面向不以押韵为主，而以节奏为宗。而阮元的声音理论则以上古音为参验，以训诂学为方法，富于小学的学理支撑，昭显出浓郁的汉学底色。因此，阮元尝试了一条既与桐城派古文家异趣，也与王士禛、赵执信等诗论家殊科的声音理论构建与实践的路径，开创了以经论文的新向度。
总而言之，阮元文章学中的声音理论是文论传统和学术风潮结合的产物。阮元在嘉庆年间重提南朝的文笔问题，重视文章的声音面向，提倡文笔之分，与清代古音学的学术动向，及其个人精研小学的知识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清代古音学的长足进展，是阮元声音理论生成与展开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而阮元实事求是、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以及他饱含地域观念与经学旨趣的《文选》学，则是将古音学引入文章之学的强大内驱力。如果说，就南朝文笔论而言，“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那么不妨说，清代中后期的文笔之辨，实起于古音学既兴之后。阮元则试图牵挽二者，将古音学援为构筑文章学理论的重要依据，为清代文章学引入了源头活水。阮元基于文字声音特性的文章学理论，既是对六朝文论的接续与超轶，也为后世树立了以经论文的范型，展拓并深化了中国文章学的声音面向。
编辑 | 高 畅
责编 | 叶杨曦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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