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杰 | 现代作家日记研究面临的两个紧迫任务

1912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有这样一段简短的记事：“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故买存之”引起了笔者阅读《越缦日记》的兴趣。读了以后，又断续地看了《薛福成日记》《严复日记》《胡适日记》《鲁迅日记》，以及能够到手的现代作家日记。几年来，阅读日记随手摘记的感想、史料，竟有了满满的几厚册。百年文学发展的历史图像也骤然间变得生动起来。此时，笔者对鲁迅“故买存之”的学术内涵，也开始有所感悟。认识到：日记的私密性叙述形式，使作家拥有了独特的话语空间，思想自由驰骋。他们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记事、写人，直言快语，避免了公开话语中的某些顾忌，展现了个人批评独有的棱角与风骨。现代作家日记，为读者提供了作家思想与创作的原生态样本，作家自我灵魂的搏斗在日记里展示得刻骨铭心；日记里的作家评论，有时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却鲜活，尖锐，有着一针见血的精彩；百年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史料，在作家日记里刻下了深浅不一的辙印。总结现代作家日记研究的经验，把日记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融为一体，现代文学研究的立体性、学术性将会得到较为深刻的呈现。

作家日记是一个相对独立而自由的话语空间。百年来的作家日记，博大厚重，内涵丰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提供了社会变革与文学演进内在的历史真相，逼真地展现了作家的精神风貌。“五四”时期作家不同的思想状态，1940年代后期社会生活剧变在作家思想上的投影，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的受难与警醒，在日记里都有着真切的展示。

“五四”时期，胡适日记、鲁迅日记、吴宓日记，是他们当时生命情状的原生态表达，极具阐释价值。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由此拉开。1916年的胡适日记，生动地记录了胡适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投身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历程。

1916年2月3日，胡适与梅觐庄讨论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提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首次提出文学改良从三事入手。4月5日日记，胡适又考察《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问题，对掀起新的文学革命急不可待，连声追问：今日之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4月13日的日记更用《沁园春》诗句，惊天动地喊出：“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4月18日的日记，胡适甚至把《沁园春》末句，改为“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宣誓似地表达了推进文学革命的决心。到了7月6日的胡适日记，已经出现了《文学改良刍议》的刍形。在日记里，胡适还对他的主张的拥护者、反对者，作过精辟的分析。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胡适主张用白话文作诗作戏曲小说，当时能够获得友人的理解，这使他兴奋异常。7月6日的日记就表现了他有了叔永支持的喜悦心情：“叔永后告我，谓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决然作此实地试验，可喜也。”而参加7月6日谈话的，也有的朋友对胡适的主张并不理解。胡适在7月13日日记中说：“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站在当时思想的制高点上，友人的反对不仅没有挫伤胡适的锐气，反而使他看到这位朋友的“全无真知灼见”，只是“少年使气”。1916年胡适日记的价值在于：它让人们感受到，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不是胡适的突发奇想，而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思想的升华凝结。

鲁迅思想深刻，是非分明。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鲁迅愤而辞职。7月3日鲁迅日记中的“上午赴部与侪辈别”一句，记的就是他去教育部辞职的事。鲁迅当时投入新文学创作，是在《新青年》编委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进行的。仅1917年8月，鲁迅日记中就有三次钱玄同来访的记载。8月9日日记：“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8月17日日记：“晚钱中季来。”8月27日日记：“晚钱中季来。”钱中季即钱玄同，中季是钱玄同的字。据学者考证，钱玄同与鲁迅的交谈，实际是来动员鲁迅投身于新文学创作。次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终于诞生。并且如鲁迅所说，从此，他的创作竟“一发而不可收”，以小说创作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

胡适以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学术姿态，以“此业吾曹欲让谁”的气概推进五四文学革命；鲁迅则隐而不彰，以特有的思想深度和韧性推进新文学创作，他们的日记共同表现了强烈的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吴宓的精神则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吴宓日记写作的时间很长。他的二十册日记，记录了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留学期间，他和当时国内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处于隔膜状态。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维护者，面对国内新旧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痛不欲生。1920年4月19日吴宓的日记，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文化冲突中值得再三品味的文献之一。日记里记录了吴宓精神上的痛苦，极度的绝望：“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机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盖国之治乱，世之升降，其因果皆有定律，天运难逃，毫厘不爽。今国中之盲动纷扰者，皆所谓背道而驰，不特缘木求鱼，且大有后灾；必至使全国皆成土匪窟巢、禽兽世界，外人乘机而来，瓜分之、吞灭之。……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而已。”“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俗人固不可与道，即同心知友，偶见面谈及，亦只楚囚对泣，惨然无欢。更思宓一身之进退，回国以后，当兹横流，何以自处？种种苦恼磨折，此时皆已洞见。且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吴宓决定“自戕其生”了。但当他到了河畔，只见汽车往来如梭，电子照耀如昼。又过桥至南岸，沿河而上，寻找轻生之处，走了约半里路，这里“疏林黑翳，已无人迹，即下至水滨，乃见北岸电灯之光，映入水面，万道金蛇，依然光明。方迟疑之际，忽背后有人声，则男女一双，为桑中之约者，由林中走出。又汽车频过，露室之旁，亦有巡警执手灯探行。宓乃长叹一声，废然而返”。“今晚既尚非宓死期，遂木然归寝。”

对于一位知识者来说，轻生是件绝对严重的事情。吴宓的痛苦在于：他欲轻生而求之不得。吴宓日记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他身在异国读书，并无学业与生活上的困难，为什么却只求速死？日记展示的原因虽然极其复杂，但从根本说，应是这位真诚的爱国者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困惑。第一，在吴宓看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此一番热闹，国家的一线生机已绝”，“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国家已经面临被“吞灭”的前景；第二，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鼓吹的新文化，只是对西方文化“病毒”的“虔诚趋奉”，国家“陆沉之劫运”已在所难免；第三，吴宓决心轻生，也是对回国后自身境遇的担忧。他预想，出现在他眼前的，将是“邪说流传”，“人伦破灭”。吴宓忧国伤乱，魂梦不安，从而发出了“吾生何乐”的哀叹。这段日记，不仅仅是吴宓个人的心理感受，也应该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保守的传统文化思想卫护者在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是历史转折时期两种文化思想交锋所表现出的极端冲突形式。吴宓的学术思想偏于保守，他对新文化运动多有误解，甚至不顾事实进行攻击。但是，他言论里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弊端的批评，也自有其值得尊重的内在逻辑。日记浸润着吴宓人生的悲悯感和苍凉感，隐约中能够读出作家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九十年前发生在吴宓身上的这一生命细节，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沉重而深刻的。冷静地承认并接纳与自己不同的想法及存在，才是文化发展的动力；而强制性的压抑永远无法解决复杂的文化思想冲突问题。激进中带有专制色彩的话语霸权，时常片面而浅陋；而传统文化守卫者的保守观念中也自有民族文化延续中的合理性因素。文化交锋中的宽容，才是思想沟通的最佳方式。这是人们从吴宓日记中感悟到的有价值的思想果实。值得庆幸的是，吴宓当时在美国遇到的却偏是他求死不得的文化环境，才使我们没有失去这位学养深湛的学者。可是，此后吴宓的经历依然跌宕起伏，带给我们的依然是一串长长的叹息。

“五四”文学变革在作家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响是可以理解的。1940年代后期一次作家遇刺的具体事件，在特殊的情景下，同样引起了他们精神上的强烈震撼，甚至构成了作家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环节。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闻一多被刺事件对许多作家的精神刺激是难以承受的。从朱自清、叶圣陶日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暗杀事件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在现代作家中，叶圣陶、朱自清思想倾向进步，但党派色彩并不鲜明。朱自清甚至对共产党还有过误解，政治上持中立立场。如在1933年5月8日的日记中，他说：“冠英来谈，共产势已衰，士兵无盐，数月足软，医药设备差。”但当获知闻一多被暗杀后，他的立场立即变得鲜明、坚定。朱自清1946年7月17日日记中说：“报载，一多于十五日下午五时许遇刺，身中七弹。他的三子与他在一起，亦中五弹。一多当即身亡，其子尚未脱离险期。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

叶圣陶1946年7月17日日记同样态度鲜明：“报载闻一多亦被刺于昆明，气愤之至。当局以如此手段对付呼号民主之人，岂复有存立之道！”在叶圣陶日记里，个人的谴责、气愤，又迅速地转化为知识者的集体性焦虑，终至变为共同行动。同日日记又云：“梅林来，言闻一多为文协理事，今遭惨杀，宜开会员大会商量应如何表示。余请其与诸友接洽后再定。”四天以后，即1946年7月21日，叶圣陶日记就具体记录了作家的集体抗争：“午后二时，至花旗银行，文协借彼开会员大会，讨论对于李、闻被杀事件之对策，到者颇众，欧阳予倩方自桂林来，马彦祥方自北平来，尤为难得。四时开会，余为主席。郭、田、沈、洪十余人发言，皆悲痛激昂。欧阳及马君谈桂林、北平近况，皆窒息万分，毫无自由空气。结果通过对国人宣言一通，对外国作家呼吁书一通，并募捐赠李、闻家属等件。”

叶圣陶日记中的“岂复有存立之道”的预言果然很快应验。闻一多被刺事件在继续发酵。两年后，对当政者的彻底失望，促使一批作家密聚香港，乘船北上，毅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叶圣陶的《北行日记》就记录了这批作家奔赴解放区的心路历程。

“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的日记，是特殊年代他们的心灵记录。强大的摧毁性暴力人们是无法抗拒的。杨沫日记、陈白尘的《缄口日记》、贾植芳的《解冻时节平反日记》、师陀日记、俞平伯日记等，虽然所记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是对这个无法无天、是非颠倒、真理缄默年代实录式的呈现。杨沫的一则日记，记录了1966年8月23日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真实场景：“这天上午，老舍也来了。……下午约三时，女红卫兵(多是中学生)来了一群，个个头扎两条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她们一来，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B同志(这时他似乎成了主宰文联命运的主人)招呼大家到院里去。烈日当空，天气特别闷热。我也只好从我们那间‘学习’的小屋里，走到院里来。这时，只见萧军已被揪出，有几个女学生手握皮带，正向萧军身上猛抽。萧军先是挺立着，后来被打倒在地了。我们许多人(有文化局的人，也有文联的人，因为两个单位在一个大院里)围在旁边看。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想退走，可是好象有什么命令不许人们走开。我正惶乱地犹豫着，这时骆宾基也被揪过来，挨着萧军，同样被皮带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接着，一幕更加怵目惊心的景象出现了：大院里一堆堆站着的人群里，不知什么人高喊一声：‘XX站出来！’于是被喊者就急忙从人群中站了出来——站到大院当中，有人立刻把一块用铁丝系着的大木牌子，挂在被揪者的脖子上，接着：喊一个人的名字，就站出来一个人——赵鼎新、田兰、张季纯、江风、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还有一些人一大概总有二三十人‘走资派’、牛鬼蛇神’吧，从南到北站成了一大横排，一个个都被戴上写着他们名字的、再加上‘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名称的牌子。那些造反者高喊一声某个人的名字，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又喊一个人，我又哆嗦——似乎既为被揪者哆嗦，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哆嗦。真是吓人！在这一大排人里面，后来又加入了老舍——他也被人喊着名字揪出来了。我有点瞠目不知所措了-一天！这个老人受得住吗？”人们悲痛地记得：天才的文学大师老舍就是在这则日记记述的事件之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的读者。巴金在《随想录·我的日记》一文中对杨沫日记评价极高。他说：“把当时的情况记录在日记里保存下来，发表出来，杨沫同志似乎是第一个。作者的勇气使我钦佩。”

杨沫日记是截取瞬间突发事件的真实记录，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力。俞平伯的日记则是另一种类型。日记里既不写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不直接写自己感情的大起大落，而是像写流水帐一样，记录了从1969年7月18日至1973年12月12日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具体“琐事”。如：7月18日通知俞平伯写检查，学部将有批判会，21日下午写完《认罪与悔过》(6500字)交出，23日下午学部开批判会，9月3日学习班结束。又如：10月7日宣布将到五七干校，11月5日全所移至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1971年1月11月宣布回京。日记还详细记述了自己经济情况的变化：1972年5月10日，“发还远自六八年至七一年一月所扣工资，将存款解冻”，“12月发给抄物资，(赔)偿金2400 之许”，“16日发还查抄杂物(书籍在外，后又发还若干)，1973年1月31日文学所成立领导小组何其芳组长，毛星副组长，取消连排班活动，12月12日军宣队宣布领导小组暂停活动。”俞平伯日记的特点是只记事、记人，没有评价。在自我防卫心理下的不作评价，反而更真切地凸显了他心底深藏的隐痛，也间接地对抗了那些自以为真理尽在其手者的傲慢。素来与人无争的“五四”老人，命运竟是如此地折腾着他，越发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

上述作家日记，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同反响，到共和国建立前夕一批作家的北上，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的受难，再现了不同时期作家精神生活的原始状貌，从而为研究、把握他们创作的总体特征提供了某些现实依据。

现代作家日记，是一座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的现代文学史料库。

第一，关于日记与创作关系以及作家精神生活的记述。日记和作家的创作密不可分。有的日记本身就是作家创作的组成部分。徐志摩在日记中写下的情思，灵感碎片，不少已经化为优美动人的诗章。巴金也坦率申明：“我年轻时候很少写日记，我只记得1926年在上海写过两三页日记，夹在一本书里带到法国，后来在沙多——吉里创作《灭亡》就作为杜大心的日记写进了小说第十二章”，“灭亡的续编《新生》后一小部分是根据一位朋友的日记改写成的”。1916年胡适日记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草稿。而晚清作家刘鹗的日记，也不妨看作是对《老残游记》创作历程的抒写。他的乙巳年十月初三日记，就用“撰《老残游记》卷十一告成”的简要文字，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作家日记里的上述内容，能够使研究者直接获取大量有关创作主体的各类信息，把握创作主体的精神脉动，进而理解作家创作风貌形成的内在动因。日记里的感性材料介入文学史研究，将有可能改变板起面孔研究作家的套路和格局。

作家的喜怒哀乐，日记里也有着具体、生动的呈现。如叶紫在贫病交夹中的离开人世；郑振铎因恐史料遗失抢购图书后所遭遇的逼债之苦；“反右派”中冲锋陷阵的郭小川后来又因为妻子险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困惑；丁玲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作上的忧虑等等，这些日记，都是作家自我心灵的对话，在日记以外的著作中是极难见到的。

当然，除了上述生活中的困境、思想上的尴尬之外，作家日记中也收藏有他们的欢乐。1957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过后，出现了国家政策调整的时期。1963年4月，在出席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时候，老舍与巴金在北京相逢。宽松的文化氛围，激起了老舍以巴金的名字入诗的热情。老舍日记这样记录着：4月15日，晚雨，在同阳翰笙约沪、宁诸友吃饭时，写下了“雨夜思巴蜀，光阴惜寸金”。4月17日，与陈白尘、欧阳山、杜埃相聚后，老舍又写下了“云水巴山雨，文音金石声”。埋头诗把两位老友当时舒畅的心情，尽收在这机智、俏皮的诗句里。这一类展示作家精神层面的史料，小细节见真性情，值得咀嚼品味。

第二，独具个性的作家评论。在自由的心态下，日记作者对评论对象能够做到有话直说，文字清爽。日记中少有公开发表的评论文字中的俗话套语、言不由衷的敷衍和曲意奉迎。1930年代，青年学者季羡林的作家评论就写得朝气蓬勃。即使对于成名作家的作品和演说，他的日记中也见不到那种诚惶诚恐的礼让谦恭。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季羡林，第一次听胡适演讲后，就直率地在日记里写出了对这位学术权威的最初印象。一方面，季羡林指出胡适“眼光远大”，“说话态度声音都好”；同时，也不客气地对胡适提出了批评。日记中说：也许为时间所限，胡适讲演的“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无系统”、“浅薄”、“不深刻”的论断，尖锐泼辣，率真坦诚，少年豪情见于笔端。季羡林当时的见解，也许正道出了胡适终生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明显弱点。季羡林对巴金的评论，则可能和自己的身世有关。他认为，巴金“是很有希望的一个作家”。季羡林在1933年2月20日的日记中说：“我要作的文章——因看了巴金的《家》，实在有点感动，又看了看自己，自己不也同书上的人一样地有可以痛哭的事吗？……看《家》，很容易动感情，而且想哭，大声地哭。其实一想，自己的身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声哭的，虽然也不算不凄凉。”这则日记实际上写出了《家》当时所以能够征服青年读者的秘密。那些和《家》里身世相近的青年读者，他们感同身受，才会“想哭，大声地哭”。对《家》的推崇并不意味着他对巴金永远的一味赞扬。1934年3月25日，季羡林因为《文学季刊》抽去了他的文章，就发牢骚说：“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坦率的背后是作者的自信与勇气。

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出于对鲁迅的尊重或别的原因，在对鲁迅作品的公开评论中，越来越难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在作家日记中，却保存着一些对鲁迅作品个性化的解读。季羡林1930年代在日记中说：“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其实从昨天就读起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季羡林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作者对待，有疑问就在日记中提出，这既是读者的权利，也是对鲁迅的真正尊重。在何其芳1960年代的日记里，也保留着他对鲁迅早期杂文的看法：“直到五点多钟才有时间读了一点鲁迅的《坟》，读《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内容自然是好的，但以文章而论，似乎写得老实一些，不如后来有些文章写得有特色，并不怎样吸引人，是鲁迅早期的文章也有些比较平常一些的。也还是从长期写作中文章才更写好的。”季羡林、何其芳在日记里直率地写出他们阅读鲁迅作品的感受，表明他们的日记中依然保留着健康的文学批评。

浦江清日记对老舍，徐志摩的评论，同样坚持着独立的批评立场。如1929年2月5日日记就表达了对老舍小说的不满：“佩弦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文平平，无甚特见。……老舍君笔头甚酣畅，然少剪裁，又多夸诞失实，非上等作家也。”又如1932年对徐志摩诗的评论：“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呜呼！逆流不可以不出矣。觉明云：‘恐出而无销路，奈何！’”浦江清对老舍、徐志摩作品的概括也许还值得讨论，但他畅抒胸臆，直吐心声，让后人参照比较，仍具有文学批评积累的特定价值。

胡适日记对作家的评论文字，少数虽似敷衍，多数批评则不留情面，近乎苛评。1923年10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评论郭沫若：“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1937年2月10日，胡适日记评论曹禺：“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易卜生、欧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胡适对郭沫若、曹禺的评论，同样是一个有意味的学术话题。

1931年1月24日胡适日记，对陈梦家、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有着画龙点睛的评说。日记中说：“读《梦家诗集》，这里面有许多好诗，小诗有很好的，长诗如《都市的颂歌》也算是很成功之作。此君我未见过，但知道他很年青，有此大成绩，令人生大乐观。梦家的诗颇有--些不很能明白的句子，但大体上看似有绝高天才。他的爽快流利处有时胜似志摩。”“又读昨日新出的《诗刊》第一号，其中也有绝可喜的诗。一多有一首《奇迹》，很用气力，成绩也很好。志摩有一篇四百行的长诗——《爱的灵感》——是近年的第一长诗，也是他的一篇杰作。”日记还说：“新诗到此时可算是成立了。我读了这几位新作者的诗，心里十分高兴，祝福他们的成功无限！他们此时的成绩已超过我十四年前的最大期望了。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这几年来，一班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我这个当年垦荒者来这里徘徊玩赏，看他们的收获就如同我自己收获丰盈一样，心里直高兴出来。”这段以新诗“垦荒者”心态写下的诗评，对新诗历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比较而论，1960年代作家的日记，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直率评论相对薄弱。沙汀的一则日记对巴金思想的理解，倒是显示了他的顿悟，卓见特识：“休息当中，看见新寄到的《上海文学》。一口气读完了巴公的文章。这是他在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前一部分，在谈到作家的顾虑，批评界的框框和棍子时，问题提得相当直率。我觉得，他这篇发言，是经过好多苦恼才写出来的”，“巴金显然有不少闷气。当他谈到自己白发日增，记忆衰退，而又急于想写东西的时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前一向来信，说相当疲倦，现在我似乎更理解这意义了。”从巴金当时的文章，到“文化大革命”后《随想录》的写作，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金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忧郁和沉思构成了《随想录》的底色，这是一位思想家晚年创造的具有反思品格的文化价值体系。

日记中有见地的评论还有一些。如胡风对解放区作品的评论，丁玲晚年对姚雪垠著《李自成》的解读，郭小川对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有褒有贬，都自成一家之言。

第三，各类现代文学史料的收藏。现代作家日记中，收藏着各类具体的现代文学史料。比如，“五四”以后，作家之间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文学主张各异，各走各路的分化已不可避免。1923年10月，胡适日记、徐志摩日记就分别描述了他们与郭沫若、田汉等人的会面与分手的具体细节，耐人寻味。先是徐志摩、胡适主动去访问郭沫若。他们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问郭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郭沫若家里当时还有客人，田汉、成仿吾在座。胡适等人主动访问郭沫若，明显地表达了一种善意。郭沫若当时生活的状况，给徐志摩的感觉是：郭沫若“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日记显示，客主之间当时关系较冷淡。徐志摩日记称：田汉“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仿吾亦下楼，殊不谈话”，造成了“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使胡适“甚讶此会之窘”。

对于胡适之“窘”，郭沫若显然有所觉察。第二天，郭沫若就领着大儿子回访徐志摩。徐志摩日记用“今天谈得自然的多了”来记述会面时的气氛。紧接着，郭沫若又宴请徐志摩、胡适。徐志摩10月15日日记称：“前日(指10月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适自南京来，故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一卒飞拳投詈而散一骂美丽川也。”这则日记中的“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一句，还见于胡适日记。胡适10月13日日记的描写较徐志摩更详细：“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渴(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在郭沫若、胡适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后，10月15日，又是徐志摩与胡适回请郭沫若，田汉夫妇作陪，交谈融洽，大谈神话。胡适日记还记载，1923年12月18日，他们又“到郑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这几则日记，展现的是作家之间关系的自然形态，可以让读者从感性上认识“五四”后作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把各流派作家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述为誓不两立的对立关系，看不到双方由联合到分手的具体过程，文学历史的叙述就失去了原本丰富复杂的内涵，变得枯燥、简单、贫乏。

作家日记中有关早期出国考察的史料，以及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史料(包括作家思想变化、开列学生阅读书目、辑佚、校勘等)，同样值得重视。薛福成是早期出国考察的作家之一。他的日记所涉内容相当广泛：“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这位近代外交家、政论家、散文家日记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近代知识者思想的蜕变过程。薛福成1890年(光绪16年)的日记，记述了自己“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之命”之时的视野。那时候，他还误认为中国古圣人无所不能，而所创“实事求是之学不明于天下，遂令前人创述之精意，潜流于异域”。但是这次出访，却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了异样的世界，承认“彼师其余绪，研究精益，竟智争能，日新月盛”，“泰西各国，殚亿兆人之智力，潜窥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日臻富强以雄视宇宙”。薛福成1891年1月28日日记，因为直接感受到了英、俄、法在中国四面皆修铁路对中国本土的威协，因而惊呼：“环中国之四境，凡有陆路毗连之处，将无不汽车电掣，铁轨云连。一旦有事，则彼从容而我仓卒，彼迅捷而我稽迟，彼呼应灵通而我进退隔阂。吁，其不可以早为之计哉！”包括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在内的一大批作家早期出国考察日记，仅就文学史料价值而言，就值得有志者进行专题评论。

在一些史著的表述中，解放区作品多被误读为止于颂扬，对民族文化反思的深度不够。荒煤的日记提醒人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该历史地、有区别地评价解放区作家的思想状况。抗战胜利后，荒煤随同延安鲁艺的文化人，准备跟随徐向前去开辟鄂豫皖根据地。8月25日到达清涧城。荒煤在这个县城看到的，不仅苍蝇多，卫生差；而且，县里虽然有文化馆，但“书室紧闭，从破碎的窗棂往里看，只有两个书橱，还是零零落落几本书，一县文化，由此可见。”，此情此景，让荒煤心事沉重地反省：“深感改造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人民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已是我们掌握政权十年的地方了，……看到一些小孩，脸色那样苍黄，瘦弱，爬满了苍蝇，实在难过。”荒煤日记里对于已经解放十年的解放区县城的落后状况的忧虑，表明他对改造国家、提高国民素质的艰巨性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史料显示，解放区有此认识的作家并非荒煤一人。

《吴虞日记》、《朱自清日记》、《浦江清日记》，都收录有一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具体史料。《吴虞日记》手稿中关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国文、外文等学科招生、考试情况的记述，无疑增加了读者对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期的感性认识。吴虞1921年8月27日的日记“记附”中开列的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吴又陵、胡适之多人名单，凸显了学校的学术阵容。日记列表保存的包括向警予、蔡畅等留法女生姓名志愿一览表，表明了当时学校的外向型办学宗旨。大学文科学生现代文学阅读书目的遴选，同样是一项有意义的学科建设工程。1939年，闻一多、朱自清就共同开出了一份大学生阅读书目。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高校教师共同确定的学生现代文学阅读书目。朱自清1939年1月13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书目产生的过程：“下午在闻家商谈大一学生之课外读物事。定书名如下：《鲁迅选集》、《从文选集》、《茅盾选集》、《巴金选集》、《志摩选集》、《日出》、《塞上行》、《欧游杂记》、《蒋百里文》、《汉代学术史略》、《胡适文选》、《人生五大问题》、《诗与真》一集、《人物评述续编》。”在五四新文学发生二十年后，由两位在高校任教的现代作家、研究家拟定的这个阅读书目，也许并不完整，但书目已经初步确立了许多现代作家的历史地位，对现代文学研究基本格局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影响。

除现代文学阅读书目外，日记中有关现代文学研究其他方面的具体史料也俯拾皆是。如研究鲁迅日记中购书、赠书目录，可以获知鲁迅学术研究的兴趣，他的未来学术研究的走向，以及他在不同时期和友人交往的情况；研究抗战时期郑振铎、唐弢等人日记里进行抢救性购书的具体细节，可以真实了解在民族危机时刻知识者可贵的献身精神。日记中关于作家经济收入、支出的相关记录，也可以使读者对当时作家的生活状况一目了然。

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件大事。这部著作出自清华大学教师之手并非偶然。浦江清1949年1月的日记，就给我们提供了解放不久创立这门学科的最初信息。1月4日，刚刚获得解放的清华大学中文、外文两系教师召开了联席谈话会，会上“有人强调先谈两系的共同态度。结果讨论到一个共同的了解是：批判的接受古文学及外国文学，共同创造并发展今天的新文学。‘今天的’三字后来又改为‘人民大众’四字。我认为这一个态度太偏重创作，忽略了研究，到底大学教育不宜抛开研究。席中空气不够互相容忍。”会上提出的“共同创造并发展今天的新文学”的动议，在教材建设方面就具体落实到了王瑶身上。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自序中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他正在清华讲《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浦江清的日记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自序相互印证，准确地说明了解放初期确立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过程。

日记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当然不限于上述类型。比如，单是近代以来涉及文学语言变革的史料，就可以构成一个诱人的重大学术课题。由文言向梁启超新文体的蜕变，从五四白话的出现到左翼作家大众化语言并不成功的倡导与实践，再到1940年代赵树理大众化文学语言的新探索，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还有，田汉、郁达夫、徐志摩、夏济安等人日记里爱情语言的轻灵纯净，作家甜美、凄冷语言的冶炼，都有着抒写性灵的精致。

目前，20世纪中国文学，还仍然是一个音调未定的传统。文学史研究与日记研究的融汇，可能会使研究更趋全面，客观，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真，甚至形成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带来已有研究结论的局部改写。在肯定现代作家日记整理与研究成绩的同时，应该看到，目前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进一步开展对日记的发掘与抢救。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日记的发掘、整理，带有抢救性质，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性。《施蛰存日记》整理者沈建中说，“曾寻访赵清阁先生的日记，而当我走近时，那些丰富饱满，现代文学史家们苦苦寻觅的文字随着她的故去又倏忽消失，令人憾叹”，“文人日记的行踪时隐时现，极易湮没，若求其流布，便不可放过那些短暂的机会”。《师陀日记》的整理，就险些错过了这“短暂的机会”。受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委托，2003年我着手编《师陀全集》。翻遍师陀的作品，却没有发现他的日记。后来，陈女士抱来一摞大小不一的旧笔记本，让我随手翻翻，看看还有没有用处。经过几天对笔记的细读、分辨，我竟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旧笔记本里，抄录出了师陀十几万字的日记。师陀日记长于记事，要言不烦，有时三言两语，就描绘出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特定生活场景。如1967年1月的一则日记，在《批斗石西民》题目下写了这样一段文字：“16日或17日游行，至锦江，倒下，气喘。造反派小头头把他拉起，又走，骂他装死。又倒下，又骂，一摸鼻息，即用黄鱼车送医院。医生诊断，已死。”就这样，一位对现代文化建设做出过贡献的文化人竟突然在“游街”中离我们而去。这一则看似平淡的记事，其价值早已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身。

从日记整理的实践看，抢救日记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扩大日记的搜求范围：从单纯限于向作家本人、家属搜求日记，要尽可能地扩大范围，进行“田野调查”，跑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馆，乃至走向民间。晚清翰林院侍讲、《各国政艺通考全书》总校兼总纂恽毓鼎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三十六册，写作时间长达三十六年(1882-1917)。1960年，恽毓鼎的儿子恽宝惠将《恽毓鼎澄斋日记》手稿“归之北大图书馆”。日记整理者史晓风“看到了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手稿的几百页复印件”，经过十多年的“辛劳甘苦”，“终于完成”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恽宝惠将日记“归之北大图书馆”，如果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时印出手稿复印件，这三十六册日记也就不可能重见天日。2006年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是近年出版的一部内容丰富、踏实，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郑振铎日记全编》整理者陈福康，虽然有郑振铎家属的鼎力协助，但是，整理工作仍然历尽曲折。1982年他在《文献》上看到刘烜的《郑振铎〈日记手稿〉》一文，获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有郑振铎日记手稿，开始去北京图书馆查阅手稿，整理工作才取得了进展。陈福康回忆说：“我在北图查阅时，却不是那么顺利。我是连续好几年一次次上京，才陆陆续续地通读了全部郑振铎的日记，及部分其他手稿的。当时，除了须有正规的学术单位的介绍信以外，还必须得到北图善本部领导的批准。为此，我与北图善本部的先后几位领导李致忠、薛殿玺等先生硬缠软磨，感动了他们，并结下了友情。我至今还保存着几页他们写的‘批条’，可留作纪念。”多亏有了陈福康在图书馆善本部的“硬缠软磨”功夫，我们今天才能够幸运地读到这部完备的《郑振铎日记全编》。

徐志摩日记的整理，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本传递过程。顾永棣说，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罹难后，徐志摩的《府中日记》、《留美日记》保存在海宁干河街徐志摩家新宅内。后来，占领海宁的日军把徐家新宅作为办事处，一个叫冈崎国光的日军从徐家拿走了《府中日记》、《留美日记》，回日本后送给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松枝茂夫。几十年后，日记又经过多人之手的转递，才幸运地回到中国，由虞坤林整理出版。徐志摩日记传递过程情节曲折，生动，竟像是一部有声有色的现代传奇。当代文化研究者李书磊，把旧笔记、旧日记的搜寻有意识地延伸到了民间，也收到了较好的研究效果。

日记整理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理工作过于粗糙，存在着篇名疏漏、错字太多、体例不统一等问题，影响了已经出版日记的学术质量。金巍《关于吴宓日记》(《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6月28日)一文，就对《吴宓日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对所有日记整理者的必要提醒。

第二，加强对作家日记内容真伪的辨析。作家的日记或由家属整理的作家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辨伪问题。鲁迅在阅读了《越缦堂日记》后说，“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鲁迅的感受是值得信赖的。阅读某些准备给别人看的日记文本，要保持相应的警觉，以抵御日记作者美化自我的诱惑。作家去世后，由家属整理的日记，因为对日记内容作了改动，从而就可能造成日记文本本来面目的流失。保存有丁玲日记原稿的蒋祖林，对陈明发表丁玲的《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一文就提出了异议。陈明发表于199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被整理的丁玲日记文字是：“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丁玲日记原稿则是：“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蒋祖林说：“由此可见，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蒋祖林还说：“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蒋祖林的态度是诚恳可取的，整理者轻率地把丁玲的话当作毛泽东的话来使用，则违背了史料整理的基本原则。

和辨析日记真伪问题直接相连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确处理作家日记的删改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作家逝世后日记出版时被家属删改，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删改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受篇幅限制对日记的“摘录”与“选取”。已出版的叶圣陶日记的编选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叶圣陶日记共四部，其中一部题作《圣陶日记》，约四十万字，选入《叶圣陶全集》第19卷的只有五个片断。整理者叶至善说：这五个片断字数总共不足十万，“摘自不同时期”。整理时“采用选录的办法，删去了只记日常琐事的那些天”，“选取的五个片断，又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摘录体例”。类似的“选录”方式也发生在徐志摩日记的整理过程中。整理者在整理徐志摩《留美日记》(1917年)时，曾将徐志摩记在一个月内七、八、九、十日内容相近的日记，也全部合并于七日一天之中。

我们理解家属或整理者的良苦用心。但是，作家日记的出版，采用“选录”“摘录”的方式却是值得商讨的。选录者的眼光不同，“选录”、“摘录”的内容会千差万别。看来是“日常琐事”的细微末节，其中就有可能透露出了作家生活的某些重要内容。作家的烦恼、辛酸、收获、惊喜，也许就在这“日常琐事”的记述里。将四十万字的日记，用“摘录体例”剩下不足十万字，对于叶圣陶研究者来说，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如果由于受到字数的限制，暂时无法全部出版，最好的办法还是在选录日记出版的同时，仍然保存日记原稿，以便日记原稿日后有与研究者见面的机会。

作家日记被删改的第二个原因，通常是以“不适宜在现在发表”为理由，对日记内容进行堂而皇之的删改。在《浦江清日记》整理中，协助家属出版这部日记的吕叔湘，在《浦江清日记·跋》中就告诉读者，浦江清“解放后几年的日记涉及一些人和事，不适宜在现在发表，没有辑录”。陈白尘日记的整理，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整理者陈虹十分惋惜地说：“不少杂志社抑或是出版社纷纷来信约稿，希望我将父亲在牛棚中的全部日记也就是说，包括当时被我删去的那十分之九的内容，一字不改地照原样发表(特别是不再出现XXX)，这一愿望当然也同样是父亲生前所留下的遗嘱……然而我考虑再三，还是回绝了一目前毕竟还不到时候！”

“不适宜在现在发表”、“目前毕竟还不到时候”中的“现在”，“目前”，指的都是让读者等待。我们尊重整理者的决定和选择。当然，日记整理和研究都有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要对不适宜“现在发表”日记的内容进行认真思考和分析，如果所涉内容并非特别敏感的现实问题，或政治上早已有过结论的问题(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或时间距离已经久远的学术分歧，则还是应该让日记早一天完整地和读者见面。如果实在不适宜“现在发表”，我建议可以选择王元化出版《九十年代日记》的方式。王元化在《九十年代日记》后记中说，日记自己写给自己看，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刊行，就需要使上面说过的第一类变为第二类日记”。为了变为第二类，王元化对日记作了这样的处理：“有的只能割爱，有的加以删削；但为了尽量存真，有时则需运用案而不断或意在言外的笔法，委婉地说明。”王元化还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存真的妥帖方案：“为了弥补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王元化提出的方案自有其合理性，显示出了一种豁达中的慎重，具有借鉴价值。

和整理工作相比较，目前，日记的阐释显得明显滞后。在日记阐释方面给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钱伯城的郑振铎1957年日记研究，以及商金林对朱自清日记中梦境的解析等。日记阐释是日记研究中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需要专门研讨，此处不赘。

要而言之，以私密性为特征的日记抵制了从众的诱惑，发出了较多有见识的声音，给时代留下了作家曾经拥有的生命传承记忆。作家日记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贬值。在深化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现代作家日记这片丰饶的学术原野，人们应该像阅读现代作品和其他史料那样给予足够的关注。在通常的情况下，日记虽然并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学术话语，但它在与公开发表的评论文字的相互比照中却可能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公开发表的研究文字自有其优长。但要警觉到，一些公开叙事的声音有时充满了权威性同时也充满了虚弱，甚至变为一种言不由衷的传声筒。日记却拒绝定于一尊的独断性，它七嘴八舌，充满了个性特色。日记记录的看似是小细节，但也可能带来研究的大发现，大突破，给读者留下一片精神驰骋的绿洲，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感动。作为强烈的感性生命骚动的现代作家日记，是值得我们认真解读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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