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岭｜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文学与校雠——从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之关系说起

学术 2024-08-24 18:30 山东

摘要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或隋唐的性质。与后世重视的史识、史实抑或史德相比，魏晋南北朝“修史”更加重视的是史“笔”——即“文”也。本文选取王仲荦（1913-1986）名著《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史学大家”与“淹通文史”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包含“文”的后者更为重要；第二、文献校雠是与史学著作并行不悖的工作；第三、王仲荦是章太炎高门弟子，学术自有传承。其中，早年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关系，已经透射出文史兼通的治学特色，而《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木兰诗》《拟怀古》等南北朝作品的分析，更是这一特色的具体展现。同时，王仲荦对于《南齐书》的校勘，与域外荻生徂徕批识有暗合之处，也贯彻了章太炎的“五朝学”理念。

作者 | 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2024年第4期，第153-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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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王仲荦与南京大学中文系

梦断江关四十年，重来已是愧华颠。

兰成纵有凌云笔，回首前尘半惘然。

王仲荦（1913-1986）先生于1943年入职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上举这首诗，就是1979年前后，王先生重返中央大学旧址时的怀旧之诗。1946年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合并于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前身），系主任是伍叔傥。直至1947年夏，由胡小石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王仲荦先生离开中央大学中文系入职山东大学历史系，在中央大学中文系前后约四年。其中，1945年秋，由系主任伍叔傥建议，王仲荦用《西昆酬唱集注》一书申报副教授，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托汪东评审，得到非常好的评价，王先生于33岁（虚岁）升为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100期，作为新修订本《宋书》专辑，其中有张忱石与刘统两位作者怀念王仲荦的文章，也揭橥了王仲荦与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的一段重要学术渊源。其中，王仲荦对张忱石说：“我原来也搞文学，在中央大学是中文系，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而王仲荦的弟子刘统则回忆：

《西昆酬唱集注》是先生年轻时完成的第一部作品，1945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申报副教授，先生将这部稿子送审。当时的系主任伍叔傥阅后，感慨地说：“用这本书升教授也可以了。”

这里前后多次提到的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伍叔傥是“瑞安十大才子”之一，是黄侃先生弟子。伍叔傥也曾经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讲授《文心雕龙》，精于六朝骈文，他在日本讲中古文学的讲义由京都大学近藤光男等油印，近藤光男在《讲义跋》中称瑞安伍先生：

尝谓考证之学亦俟文章而显，可谓至言也。……先生口操南音，听者仿佛游于六朝之世。

正是在这样一位“考证”与“文章”并重，同操“南音”的系领导的青睐之下，王仲荦先生升为副教授。关于赏识王先生的伍叔傥，还可以多说两点，第一，他曾经在东京教过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爱新觉罗·浩）之女慧生的中文课；第二，伍叔傥与章黄学派关系极近，黄侃曾经送伍叔傥自己手书的《南齐书·文学传》扇面一幅。

审核王仲荦先生职称材料的汪东（字旭初），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亦为章太炎先生早年弟子，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并称章门四大弟子。这些在六朝古都赏识王先生的师友们，似乎昭示着“史学大家”王仲荦的另外一面。

史学大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成名著，都是基于1952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相关课程的结晶，王先生的成就与山东大学密不可分，此一层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如同王先生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章黄学派的关系一样，当下，如果我们尝试复原近代以来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包括王仲荦的著作）之得失，必须在结构性差异的对比中，“弥合”一些我们学术研究中、日用而不知的概念裂隙，这就好比拼合一幅古画，弥合它的裂隙可以更好地重现原本有章可循的学术系谱。山东大学的“史”与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时代）的“文”，是构成王仲荦学问“淹通文史”的二源。

二、“文”：魏晋南北朝断代史书写的特殊性

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王仲荦卓然大家。长期以来，王先生都被海内外视为“第一流的中古史学者”，至于他作为学者身份的多重性与多元性，却被不自觉地忽视了，产生了裂隙。或者换一个角度说，除了中古史成就之外，王仲荦其他成就的“多元性”更多地被视为了“点缀性”。

关于上述这一点，王仲荦的夫人郑宜秀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学界每每提及的是先生史学鸿著，诸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以及先生所主持的南朝五史的校点工作。但先生之学问实际上是淹通文史。早年随太炎先生，专攻小学，著有《西昆酬唱集注》，并曾编写《联绵辞典》（未完稿），先生本人亦工于声律，咏唱酬答，清隽自然。

这里其实涉及了本文拟将论述的三个核心议题：1.在“史学大家”与“淹通文史”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包含“文”的后者更为重要；2.文献校雠是与史学著作并行不悖的工作；3.王仲荦是章太炎高门弟子，学术自有传承。

延续这一思路，我们基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中古研究著作展开叙述。一种经典的研究著作，抑或一门显学（譬如近十几年的“中古史”），人们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其中有一些“标识”可以指引我们对学科整体进行反思。例如，中古时代的“文学批评”，就对中古正史（从三国到南北朝）的“文”之意义，给予了超出文学的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史传》云：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刘勰就将正史《三国志》放在魏晋以来“文”的传记延长线考察，得出了“文质辨洽”的极高评价。在陷入片面“求真”的史学怪圈之前，中国中古传统史学“文质”兼备的特征，正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反映。

1908年以后，王仲荦的老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给朱希祖、沈兼士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稿本甲、乙两种藏上海图书馆，其中“稿本乙种”对于《史传第十六》云：

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将“史”与“文”的对立，重新纳入融合的视野，这也发掘出中古学术吸引人的一面，使得这种类型的合理性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

当时的另一位学者徐浩《廿五史论纲》，谓《三国志》“行文雅洁，清微淡远，妙造自然”；谓《晋书》“丽辞奇句”；谓《宋书》“叙浓湖赭圻之战一二万字，竟似演义小说”，“其博洽多闻之处，不能掩也”。

进一步考察南北朝八书的作者：《宋书》沈约、《南齐书》萧子显、《梁书》姚思廉、《陈书》姚思廉；《魏书》魏收、《北齐书》李百药、《周书》令狐德棻、《隋书》魏征——不难看出，这些作者几乎都在现代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占有一节，甚至一章的地位。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史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王仲荦夫人郑宜秀女士所指出的“淹通文史”之潜在特质，今天的中古史学界，在强调“新方法”与“新史料”两大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开拓性进展，唯独在“书写”的一面，尚待努力。更加圆通的做法，是应该接续魏晋南北朝时代特质——“文”，以及王仲荦先生这样“淹通文史”的撰写理论。

汪荣祖《史传通说·晋代之书第十二》云：

史氏遣辞华丽，俳偶相配，寄意玄珠；史赖文存，未必“史道陵夷”也夫？！

汪氏论述中的“史赖文存”，可谓善于中古学术者之言。对于“文”的尊重，到了初唐也如此，麦大维（David McMullen）说道：

皇帝、宰相、官方学者、普通官员乃至他们以外的广泛文人阶层，都对文章怀有敬重之心。此外，终唐一朝，关于儒家“文”的思想相较其他学术领域发生了更多变化。

如果说唐代整个社会对文怀有“敬重之心”，那么回溯到魏晋南北朝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认为，魏晋南北朝“修史”的第一原则，并不是后世过分重视的史识、史实抑或史德，而是史“笔”——即“文”也。将魏晋南北朝与隋（初）唐融合、打通的思想，从王仲荦另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书名也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了“魏晋南北朝史”的书写特殊性。正如林·亨特（Lynn Hunt）说，历史也“依赖于对事实之一系列阐释的文学重建”，就中国史的书写来说，文学对于重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要性尤其凸显。

三、史中有文：《魏晋南北朝史》“文学”小议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曾经评价《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史中有史”，而我觉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可谓“史中有文”。概而言之，王先生自己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质辨洽”的史家文风，因此这部《魏晋南北朝史》通读下来，毫无一般教材的凝滞感与晦涩感，全部一气呵成，充分展示了“文”的力量。

其中，如果就章节框架而言，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大致放在了第十章《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与宗教》（子），以及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经史集）。第十一章又分为三节：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第二节《文学》、第三节《艺术》。如果提炼这三节的共同性，那么可以说是以作品或者文本为纲。这里的文本是广义文本概念，包括了具有文本阐释意义的绘画与石窟艺术等。

经学著作与史学（地理）著作合并在一节，而给予了文学与艺术各一节的体量，不得不说是王仲荦精准地捕捉到六朝集部著作的崛起以及其重要性。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经学与史地著作的阐述中，王先生也充分注意到了它们不同于汉唐经学或者汉唐史籍的浓厚的“文学性”。

首先他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经学“是在继续发展中”的，并不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部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或者断代史，过分强调清谈与玄学，而忽略了六朝经学的高度成就。述及史部时，王先生认为南朝沈约《宋书》与萧子显《南齐书》的文笔“典驯尔雅”，北朝则《北齐书》“多记当时口语”，“写得比较生动。”我们今天读中古史觉得北周人物不如北齐之畅快淋漓，一方面固然因为西魏北周以来的宪章姬周，但另一方面诚如王先生揭橥《周书》与《北齐书》写作方式与文辞用笔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是“史中有文”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例。

在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之中，王先生对《西京杂记》《华阳国志》《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著作的阐述中，就充分注意到了它们的“文学性”。

譬如针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西京杂记》“以葛洪所造为近是”，王先生则从“文风”与“笔调”两个点切入，指出其与葛洪另一部名著《抱朴子》存在差异的原因——《西京杂记》是钞录性质。同时“从文学而论”“是一部好书”。

又如在整体分析《洛阳伽蓝记》之后，对其定性如下：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出色的地理著作，又是一部抒情的文学作品。这部书的文体，接近骈俪，但不流于浮靡雕琢。它能够以静雅洁净的语言，繁简得宜的记叙笔法，表现了纯熟的艺术技巧。

王先生精准地把握到了《洛阳伽蓝记》文本体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史地与文学。它的六朝式骈俪文风时刻体现在对具体的北魏寺庙、洛阳商市的描述中。此后，林文月女士将《洛阳伽蓝记》这两种维度总结为“冷笔”与“热笔”，成为《洛阳伽蓝记》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其实我们细味王先生上举引文，就已经点明了这种“冷”与“热”。更值得留意的是，王先生为了正文阐释《洛阳伽蓝记》的流畅感，而把对杨衒之的姓氏详细考证，移入注释中，可谓得六朝文气之精髓。

又如，王仲荦细审《颜氏家训》的南北文学与文学批评之见解，认为：

他（颜之推）对南朝文学批评形成一种风气，非常赞许。……他对北朝文坛上文学批评风气的不展开，所谓“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是不以为然的。

这里“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出自《颜氏家训·文章篇》，如果“以王解王”，用王先生在另一部著作《北周地理志》的解释：“此所谓山东者，皆颜氏入周以后，指旧齐之地言之。杜甫诗：‘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亦泛指潼关以东之广大地域，此盖犹存周齐东西分治时旧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引卢文弨云：“难，乃旦切。”并下按语：“击难，攻击责难也。《世说新语·文学篇》：‘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攻难即此击难也。”王仲荦与王利器两人的意见一致，即颜之推赞许的是魏晋南朝蓬勃发展的文学批评，而非北朝缺少论辩的学风。近年来，中古文学界有一些文章，片面强调十六国北朝的文学发展，实属矫枉过正，固然在文化史与政治史上，十六国北朝相当重要，但在文学史上正如王先生理解颜之推的分析那样，北朝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整体上远逊于南朝。

上举例证可以看出王仲荦“史中有文”的学术关照。至于《魏晋南北朝史》中《文学》本身这一节，其具体的文本分析我们留待下一节，这里将其细目列举如下：

五言诗的形成/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文学/东晋南朝的玄言诗与山水诗/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鲍照/东晋南北朝的民歌和故事诗/永明诗人与新体诗/骈文的发展/《文心雕龙》与《诗品》/《文选》/宫体诗/庾信与北朝诗人/神话和志怪小说

简而言之，虽然限于全书布局，《魏晋南北朝史》无法展开谈论六朝文学，但在这一节中，王先生还是展示了他“淹通文史”的修养。

当时另一位史学大家吕思勉，其著《两晋南北朝史》的第二十三章《晋南北朝学术》第六节为《文学美术》。吕思勉对于“文”采取了叙述考正的行文，而不是王先生分细目阐述的风格。

像王仲荦这样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中，给予“文学”独立的位置，与我们熟悉的日本东洋史学者的做法颇为不同。例如，1932年京都弘文堂，世界上第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魏晋南北朝通史》出版，它出自京都学派冈崎文夫之手，此书分“内编”和“外编”，没有“文学”的位置。再如，1974年在讲谈社初版，此后不断重版的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一书也没有独立章节涉及“文学”。不过，虽然京都学派东洋史学者对于中古的纯文学涉猎不多，但他们对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人物传记却非常重视。例如日本《中国人物丛书》中有：永田英正《项羽》、狩野直桢《诸葛孔明》、吉川忠夫《刘裕》、宫崎市定《隋炀帝》、藤善真澄《安禄山》、砺波护《冯道》，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此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欧美）魏晋南北朝史学界，近年来对“文学”的重视及其相应的写作处理方法，反而颇有与王仲荦类似之处。例如，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China Between Empires：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一书的第九章章名设置为WRITING，中文版译为《书写》，在这一章中陆威仪也有文学叙述方面的尝试。

2019年末，姗姗来迟的《剑桥中国史》六朝卷英文版终于面世，主编之一的南恺时（Keith N.Knapp）教授曾经于1982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这一卷的第27章和第28章，都是关于文学的部分：The world of Prose Literature和The World of Poetry。这两章作者分别是李安琪（Antje Rithter）和陈美丽（Cynthia L. Chennault）。笔者承担第27章的中译，其中涉及大量关于东晋南北朝文章的讨论。该书2024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四、木兰诗与哀江南——王仲荦的六朝文学研究举例

如果说上一节我们分析了王仲荦在经部与史地典籍的“史中有文”观点，那么《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第二节《文学》则集中体现了王仲荦具体而微的六朝文学观。这里，我想举南、北文学各一例（北朝民间文学、南朝贵族文学）来说明王仲荦对六朝文学的深入理解。

被范文澜称为“足够压倒南北朝的全部士族诗人”的《木兰诗》，是魏晋南北朝民歌的不朽名篇。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文学》一节，在《东晋南北朝的民歌和故事诗》部分对其展开论述。王先生的基本判断是：1.《木兰诗》“在北方的民歌里，艺术成就最高”；2.《木兰诗》“继承与发展了北方民歌的优秀传统”；3.《木兰诗》作品年代，“完成是在隋代或者唐初”。

其中第一点几乎是所有学者、读者所公认的，这首最为杰出的北朝民歌所歌咏的主人公花木兰，她的形象不断出现在后世的中外戏剧、电影中，甚至一度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关于第二点，王仲荦尤其举了《木兰诗》之前的《折杨柳歌辞》：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王仲荦认为《折杨柳歌辞》给《木兰诗》开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提供了塑造材料。第二点与六朝文学研究大家如曹道衡等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例如曹道衡就认为《木兰诗》：“起首八句和《折杨柳歌辞》第三、四曲如出一辙，前六句几乎全同，只是改‘敕敕何力力’为‘唧唧复唧唧’。”

第三点关于《木兰诗》年代的考证，则极好地体现了王先生“淹通文史”的治学特质。他一共细分了五点支持“隋代或者唐初”之说，现将王仲荦观点概述总结如下：

其一，“万里赴戎机”以及“当窗理云鬓”等非常工整的骈偶句，不像庾信、王褒到达北朝之前的作品（风格）。其二，此诗不像是府兵制度尚未形成以前的作品，更与唐初府兵制度“当给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二万五千”吻合。其三，“策勋十二转”反映了隋承周制，有勋官十一等；唐有十二等，第十二转为“上柱国”。其四，西魏北周虽然仿照《周礼》行六官，但不设“尚书郎”，隋文帝废周官，方有尚书郎。其五，针对《乐府诗集·木兰诗》下引《古今乐录》“木兰，不知名”之说，王仲荦认为这是后人注《古今乐录》的注文，不能认为是南朝陈代的文字。

给出这五点考证之后，因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的考证毕竟不是只凭名物制度便可以得到确证，深谙此道的王先生随即又下一转语：

不过，我们一方面说《木兰诗》最后完成在隋代或唐初（高宗以前）。另一方面，可能在北朝初期已经流传于民间，《木兰诗》的许多塑造材料，在北朝民歌中也可以探索到。就是木兰的名字，如韩擒虎的父亲韩雄，小名就是韩木兰，可见这是北朝流行的名字。所以说它是北朝的作品也可以。然而它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到了唐初才最后完成。

这里，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隋初名将韩擒虎父亲韩雄字木兰。实际上，韩雄就是武川镇宇文泰麾下的大将。《韩木兰墓志》收载在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此书约在《魏晋南北朝史》成书约十五年后方才正式影印出版，不得不佩服王先生的先见之识。笔者曾经于2023年8月至内蒙古武川镇遗址考察，深有感触地认为花木兰为六镇的鲜卑或鲜卑统御下其他胡族女性的可能性更大。

为了更好地分析王仲荦“淹通文史”的六朝文学研究特质，我们在北朝民歌之后，再举他如何阐释由南入北的南朝贵族文学的代表庾信。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庾信出生于建康，年十五为昭明太子东宫讲读，十九岁为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侯景之乱时，庾信奔江陵，梁元帝派其出使西魏，庾信被羁留于长安，历仕西魏、北周。王先生采取了前后期来说明庾信的文学特色，前期是四十二岁以前，以南朝宫体诗创作为主。后期是四十二岁以后的作品，由于政治与生活的巨大变化，作品也起了巨大变化，——这一以入北前后为界的文学划分法，王先生与曹道衡等文学史家一致，也与历史上对庾信的评价大体一致。然而，庾信文学技法最成熟的后期作品，包含了无法明言的家国之思与人生愁苦，两座高峰分别是《哀江南赋》与《拟咏怀》，而“哀江南”是两组作品共同的主题之一。

例如，王先生举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句，他精准地指出典故出处，“鹑首”乃襄阳、江陵的分野，“秦”即谓西魏，并责备萧詧的“叛梁”。同时，他自己被迫出仕北朝，“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轻”（《拟咏怀》第五首），六朝贵族的“忠孝”均无法达到。这种痛苦与自责，是《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触渊源。

又如，王先生举庾信《拟咏怀》第十七首：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

作为中古第一流文士的庾信，羁留在长安胡地，只能把家国之思暗暗寄托在文字之中。而王先生则充分解读了这一串庾信的“暗码”，说道：“这首是指公元567年北周大将元定的军队在江南被陈兵所围歼的事情，诗前面八句都是形容北周军队战斗力之强，用来陪衬最后两句南侵的失败，以说明南朝的不可轻侮。”《拟咏怀》，顾名思义，是模拟阮籍意蕴悠远的《咏怀》诗，其中这第十七首的“隐含之意”，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只解释了“古典”，即“都护”“疏勒”等，对于“今典”——北周与南陈之间的战争之事，没有能像王先生这样精准地一语道破。

今案，公元567年为陈临海王（陈伯宗）光大元年、北齐后主（高纬）天统三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和二年、后梁明帝（萧岿）天保六年。具体来说，这一次是有意投奔北周的陈湘州刺史华皎以及后梁君主，请求北周出兵攻陈。掌握北周朝政的宇文护派出襄州总管宇文直，统领陆通、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鲜卑兵马助之。面对这次三方联军，该年五月，南陈掌握朝政的陈顼首先派出名将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西征，六月，又以司空徐度总督建康中央军，步道趣湘州。也就是陈朝以举国之力对抗这次北周联军的入侵。北周、后梁水军首先被吴明彻击败，元定统帅陆军，进退无路被俘虏。这一仗，《陈书》称：“获万余人，马四千匹。”但《资治通鉴》对这一史料有怀疑。总之，这是魏晋南北朝后期，南方少有的一次大胜，因此，身在北地的庾信用“暗码”写入《拟咏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

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说：庾信模仿阮籍《咏怀》的二十七首著名的《拟咏怀》生动体现了他的诗歌风格。概言之，这种风格就是文学骈俪性与历史典故性，后者尤其需要理解庾信的今典。王先生对《拟咏怀》第十七首的分析，无疑是非常精准的一次“破译”，也体现了“淹通文史”对于理解六朝文学的重要性。

图1 王仲荦《南齐书》校勘记手稿一页（徐俊先生提供）

五、章太炎门生与《南齐书》校雠

与中古史研究领域近十多年重视“二新”：新方法、新史料不同，王仲荦那一辈学者，更多地在上述的“淹通文史”以及“校雠考订”基础上展开他们的魏晋南北朝研究。与王仲荦同年出生的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有一方印章“晋永和后二十六癸丑生”，因为他们都是生于1913年。程千帆先生提出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其实远绍乾嘉，近承章黄学派。

就文献校雠领域，程千帆有煌煌四册《校雠广义》，王仲荦则点校中华书局老版《宋书》《南齐书》，并担任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这一节，我想就南朝正史文献问题谈一谈包括王仲荦在内的“章太炎门生”的校勘思想。

其中，关于《宋书》，丁福林说：“王先生点校本是采用多个版本互校，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法。”而关于《南齐书》，王先生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为底本进行点校，由中华书局宋云彬编辑整理，于1972年出版，广受好评。

与王先生同属章太炎门生弟子的朱季海，撰有《南齐书校议》，其自序评价同门王先生这部点校本云：

寻绎萧书，兼及校记，始知点勘之勤，有度越治平诸子者矣。

在海内外诸多《南齐书》版本之中，有一种日本所藏南监本，王仲荦未能寓目，但是，在某些校勘考订之处，王仲荦却可以与这种版本“暗合”，显示了他继承章太炎以来高超的校雠之学。

这一版本是：明万历年间南监本的日本覆刻本（约成书于1704-1705年间）。其最大的优点是附有日本儒生荻生徂徕的句读与眉批，这一点从每卷末刻入“右正误凡几，补版凡几，荻生茂卿谨识”可一目了然。昭和四十五年（1970）七月，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此书，书前附有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和刻本南齐书解题》。

然而，中古文史学界长期以来，几乎无人利用过它来校勘《南齐书》，仅仅京都大学川胜义雄讲授《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时，使用过荻生徂徕的批识，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术语（据福原启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后记》）。笔者《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批识辑考》曾经辑录这一版本的荻生徂徕批识并加以考订，现列举其中几则辑考，与王仲荦《南齐书》校勘进行学理上的比较。

如南监本《南齐书·天文志上》云：“十二月庚辰，月犯昴星。”荻生徂徕批识云：“‘二’字可疑。”因后段亦曰“十二月”，按例故此处无重复之理。王仲荦点校本改为“十一月”。

又如南监本《南齐书·州郡志上》豫章郡下云“豫宁”。荻生徂徕批识云：“‘章’旧作‘宁’。”王仲荦在没有机会见到日藏南监本之时，凭借敏锐的文献洞察力在校勘记中说：“此豫章疑亦豫宁之讹。”

又如南监本《南齐书·州郡志下》安固郡下云“南桓[陵]”。荻生徂徕批识云：“一本以‘南桓’与‘陵’为二，非。”百衲本作“南桓”，王仲荦点校本补“陵”字，并校勘记云：“盖益州南新巴郡有桓陵，北阴平郡有北桓陵，故此云南桓陵也。”今案，南桓陵属秦州，非益州也。自前秦苻坚以太子苻宏为北秦州刺史，后秦州便有南北之称。南齐永明时虽只云秦州，实南秦州也，因彼时尚有氐人杨氏为北秦州刺史。

又如南监本《南齐书·百官志》云：“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荻生徂徕批识云：“‘侍郎’当作‘常侍’。”王仲荦虽然没有得见这份日藏本批识，但他根据《册府元龟》卷四五七，指出“员外散骑侍郎”亦作“员外散骑常侍”。

又如南监本《南齐书·王延之传》，云：“转署外兵尚书外兵部。”荻生徂徕批识云：“‘部’当作‘郎’。”王仲荦校勘记云：“‘尚书外兵部’不可解，疑是衍文。”今案，荻生徂徕以“部”改“郎”，审上文“北中郎法曹参军”，度此处当是“尚书外兵郎”一职，南朝范晔等人均做过此官。荻生徂徕与王仲荦跨越时间与国度，不谋而合。

然而，也有不少日藏南监本的批识，可以补1972年版《南齐书》校勘。例如，南齐王融有《上疏请给虏书》：

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其中最后一句“六汉一统”极为费解。古籍向无“六汉”之理，此文当从上“三秦太（百衲本作“大”）同”作“漠”字，盖《楚辞·远游》云：“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洪兴祖补注：“谓六合也。”王融此处“六漠一统”典当出于此，百衲本误。

同样指出王融此处“汉”当作“漠”者，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忠夫。他在《北魏孝文帝借书考》中说：“和刻本《正误》作‘六漠’。‘六汉’不见于典籍，‘六漠’则有之，如《楚辞·远游》：‘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

可以补叙一笔的是，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仲荦先生无法见到同时期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南监本《南齐书》影印本，那么，2017年中华书局最新修订本《南齐书》，没有能好好利用这些海外校雠上的珍贵版本，就令人费解了。

王仲荦曾经于1930-1936年师事章太炎，1938年于上海的太炎文学院供职。关于校雠训诂，章太炎曾云：

训诂治学，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壁垒一新。

章太炎在这里用了中古的典故“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强调了善用校雠训诂之妙，但是这种基于校雠的释史思想，与民国以来至今仍然风行的疑史思想，是本质不同的，对此，章太炎又云：

余于星期讲习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有事也。

王仲荦、朱季海、程千帆等章黄学派的传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正是继承了“核其同异，审其是非”的校雠学传统。王仲荦在给朱季海的一首诗中称：“兰陵尊绝学，衣钵早相传。”前一句“兰陵尊绝学”指的是章太炎，后一句“衣钵早相传”字面上看是礼赞朱季海，但是从五言诗的指向开放性来看，也可能是他们的互指。或者说，今天我们读这句诗，更倾向认为是王仲荦的互指与共指——继承章太炎的衣钵。

六、结语：“五朝学”视野下魏晋南北朝研究

王仲荦两部中古制度史的著作《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是章太炎的“命题作文”。尤其是《北周六典》写作之前，章太炎给了两点中古文献上建议：第一，利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第二，广泛参考金石墓志资料。那么，文献之外，吸引王仲荦投身其中的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魅力又在哪里呢？与晚清“清流”张之洞等人的“哀六朝”不同，章太炎是推崇六朝之文、六朝之人与六朝之魂的，他的名文《五朝学》有云：

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顾炎武粗识五朝遗绪，以矜流品为善，即又过差。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

虽然章太炎只是谈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但这五朝的“时代精神”即代表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精神”。其背后的另一学术理路就是学术与文辞并重，绝不将“学术”凌驾于“文辞”之上，章太炎甚至认为《晋书》《宋书》等正史的文辞之美，不亚于六朝骈俪正宗《文选》（《国故论衡·论式》），这是研究六朝文史之辞的一个著名论断。章太炎所持的“广义文学观”在我们前面几节分析王仲荦的著作中也多有体现，可谓打上了深深的“章门印记”。《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开端就云：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庞石帚对于这句话的笺注，即认为章太炎持广义文学观“其容至博”。这一观点，是章太炎基于小学音韵训诂而言，即“以文字为准”的一种“文”论。时代介于章太炎与王仲荦之间的钱基博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章门此义乃含着“体国经远之言”。

2023年6月22-25日，美国耶鲁大学主办召开了“深陷中间？第三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220-1600年）”，本次会议的英文名称为：Stuck in the Middle？The Third Middle 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220-1600）。大会闭幕式上，主持人王锦萍尤其提到“文学学者的贡献”，认为文类的变化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却被中古文学的华丽辞藻所淹没了。实际上，我们回顾四十多年前王仲荦先生的这部《魏晋南北朝史》，他已经非常前沿地关注到了文学、文类与魏晋南北朝历史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在国内外学术界，较早就有T’ang Studies或“唐研究”的融通之举。魏晋南北朝研究，有没有可能顺延章太炎到王仲荦、程千帆以来的传统，基于校雠、文史而形成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史”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呢？当然，本文并不是企图以一个广义而略带模糊的Six Dynasty Studies代替既有的、成熟的中古研究范式。一个时代的内在的固有平衡与张力是后世回溯它的一个原点，在充分理解魏晋南北朝的特征之后，我们期待着像王仲荦那样更有普遍历史原动力的溯源研究，作为纽带以衔接当下看似泾渭分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史之学。

编辑 | 高畅

责编 | 刘培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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